第七章 一个有价值且合适的场所：科学博物馆建筑大楼和临时空间
戴维·鲁尼
导论
伟大的博物馆是实体的象征，是文明的体现。它们蕴含着我们的成就，并成为我们的成就。它们是我们用来体现世界的有形影像。它们是时间机器：我们的文化被保存，并被投向暂时遥远的时空。甚至在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科学博物馆建造之前，南肯辛顿博物馆的价值已经很明晰：博物馆建筑物作为人类科技文化的灯塔照耀着其他文化。威尔斯在他伟大的早期小说《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中描述了时空旅行者穿越到了802701年，那时人类文明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毫无前景的两极分化的时代，这种分化发生在受技术影响的地下生物摩洛克斯族与颓废而懒散的埃罗伊人之间。[1]小说的核心象征是“绿瓷宫殿”，包含恐龙和化石、机器和火柴，这些是时空旅行者与自己文化唯一的有形链接：“显然，我们处在近代南肯辛顿废墟中！它原本是人类对抗自然的建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无情地送回土壤中，变成废墟。”
1895年，在南肯辛顿皇家科学学院完成8年学习后，威尔斯发出了呐喊。这篇文章的核心是：有多少科学博物馆建筑与常设展厅是它的建造者与使用者精心计划的结果？多少是因外部力量而形成的？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和员工一直以来都知道在创建、展示和维护实物现状与地位的过程中砖和砂浆的力量。科学博物馆建筑大厦被长久规划并进行详细设计。然而结果很少符合它的初衷，正如现实世界往往随着时间与理论发生碰撞一样。如果建筑大厦塑造了访问对象，谁的愿景将被清晰表述？多久前与之相关？
1936年的一次访问：东楼的“电气照明”展
1936年12月15日，娱乐记者在《泰晤士报》上呼吁媒体为科学博物馆推出的一个新的名为“电气照明”的临时展览做宣传。它在展览路的主入口举行。这场展览特意以一种互动展览的方式来推广工业和技术的最新产品。正如核物理学家卢瑟福爵士的开幕致辞，该展览“不仅会激发科学家的兴趣，而且还会激起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兴趣”。[2]
某位记者非常喜欢这个展览。他看到，只要按下按钮，伦敦布什大厦和圣保罗大教堂的模型就会显示出整个照明体系。他可以探索机场夜间飞行所需的照明。他看见彩色灯光对花、纺织品和图片产生的效应，并知道哪种类型的灯具在室内能提供给人视觉上的愉悦。按历史顺序排列的照明技术藏品装点着商店的橱窗，交相辉映，引起了他的注意。所有这些让他愉悦的明亮灯光都是由威廉·欧迪策划展览的。威廉·欧迪是一位有抱负的年轻助理主管。他有电气工程的背景，获得科学博物馆助理主管这位职位已经五年了。他是电灯制造商协会的成员，这个协会控制了英国绝大部分电灯供应网络。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是沃尔特·琼斯（Waltter Jones），他是一位高级管理者，以公众服务工作闻名并得到尊敬。1936年，该记者来参观的博物馆是什么样的呢？博物馆的物理架构——建筑物、布局、展示技术——怎样影响他的主观与客观观念呢？
1910年，贝尔委员会已经注意到：
具有特色的新建筑不久将被建立在南肯辛顿站点，用来储存科学和地质博物馆的收藏，并以最符合其预期目的的方式展现出来。[3]
一年后，贝尔委员会称，科学博物馆“也应该是有价值且合适用以保存科学进展和发明历史中值得纪念的仪器的场所”。[4]1912年，贝尔描述了这样一个有价值且合适的建筑。科学博物馆的创建有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东楼应该立即开建；其次，吸取了第一个阶段的经验之后，中楼建设应该紧随其后；最后，当有增加空间需要时，西楼应该开建，并完成科学博物馆的总体建设。约翰·利芬在其他地方评价道：“贝尔对科学博物馆收藏的评价是‘令人炫目的优秀典范’，或许他对建筑物的分析也是这样的。”[5]尽管贝尔的总体规划没有引起争议，但贝尔没有预见到大楼建设工作的时间由于外界力量引起了巨大的延误。
贝尔认为，前两个阶段将会在1922年完成。东楼建设始于1913年，但由于战争，1915年停止。1920年，弗朗西斯·奥格尔维馆长沮丧地写道：“考古学、工艺美术和自然志都储存在宫殿里。物理和机械科学、工业上的应用科学仍在荒野中！”[6]两年后，东楼再次开工，但这次开工只是因为外部的空间压力，而不是由于科学争论的压力。帝国战争博物馆正在为它的藏品寻找一个新地址，它随后搬进了水晶宫直到1924年租赁结束，那时它又同时需要科学博物馆的西展厅。事实上，在奥格尔维表达沮丧之情之后的10年或更长时间，科学博物馆仍然面临严峻的空间容纳问题。东楼最终在1928年开放，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巨大的中央天井直通三楼，由被灯照亮的边区展厅环绕；西翼有一堆长长的有屋顶的立方体；北边大厅从一排排长窗户中获得光线。但是科学博物馆其他的藏品仍放在1862年国际展览的建筑物里，正如1933年里昂指出，“40～45年前就是不恰当的、危险的”。[7]图7-1是来自1914年科学博物馆的年度报告，显示了1913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博物馆的位置。
图7-1 1914年科学博物馆年度报告中科学博物馆位置平面图
注：此平面图显示了正在施工的东楼（1928年完全开放），南展馆和西展馆是1862年国际展览的遗产。
无论展品是否在戏剧化或危险的环境中储存，科学博物馆的专题展览一直都在进行。早在1926年东楼完全开放之前，其空间被提供给国家物理实验室和科学工业研究部来展示他们的劳动成果。由于展览只持续一周或10天，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给工业研究协会来有效地展示他们研究工作的成果。但亨利·里昂认为结果“相当成功”，“展览吸引了很多观众，宣传了参展机构，让人们感受到科学博物馆总有新的东西展示给观众欣赏”。[8]1936年，“电气照明”展览展示了科学博物馆的建筑结构及其与展览内容的关系。1936年2月，欧迪的计划获得馆长麦金托什的授权。欧迪提出了一种活泼、互动的展览方案。观众首先看到历史相关的部分，经过一系列照明技术“实验”展示后，到达中心，两个足够大的演示房间展示着最新的照明技术。进入演示房间，观众可以观察蒸汽管的尖端放电和几年后将要在公众场合推出的荧光灯[9]，然后就看到路灯、泛光灯照明演示。这是一个非常有野心且符合时代需要的计划。20世纪30年代，照明是建筑师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方面，良好的自然采光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事实上，科学博物馆前面长排的高窗被整合起来就是为了给里边展览的玻璃罩盒子提供最佳的光线。自英国1916年夏天首次向前调整时钟以来，日光就可以被“保存”了。另一方面，随着炽光灯技术逐渐成熟和新的电子放电灯（包括荧光管）效率提高、亮度和颜色增加，电器照明越来越引起建筑贸易的兴趣。
除此之外，照明设备在博物馆环境下作为学习的促进因素（或阻碍因素）被提出来。1937年4月，《电气时代》（The Electrical Age）杂志描述：“走入没有尽头的阴暗展厅去看令人情绪低落的埃及木乃伊没有什么意思，中国文物收藏就更没有意思了。”这些都是博物馆的早期形象，在具有逻辑思维的年轻人头脑中，博物馆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无论如何都应该避免的场所。然而，正如一位“电气照明”展览的评论家所说，新方案和新展品与过时的观点混在一起。“10岁的詹姆斯和年长者或者技术人员一样能找到乐趣，他们通过指令，反复转换开关来观察各种灯光效果。”在这里，作为博物馆展览主体和建筑方法的灯光成为吸引年轻人和对大众进行教育的救星。不止这些，展览将是救命稻草。“每年成百上千的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视力衰弱，不充分且不匹配的人工照明浪费了成千上万英镑。这就是“电气照明”展览试图消除的状态……”[10]
欧迪和他的同事想要在科学博物馆的前厅举办这个临时展览的原因之一就是展示空间的修饰力量。此次展览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有关电气照明的永久展厅。科学博物馆的欧迪和电灯制造商协会的琼斯知道，设置在地下室的展览将会很少有机会获得媒体报道，而出现在前面主大厅的临时展览作为高调的“预告片”将会保证获得公众的关注和足够的观众。[11]宣传布置甚至细化到临时展览专用信纸。“这是伟大的资产”，欧迪给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特别要吸引媒体去关注举办此次展会的重要性，这些重要性将此次展览与那些不是很显著的专题展览区分开来，那些不显著的专题展览在其他博物馆也很普通。”[12]这是一次很受欢迎的展出，“所有的元素都让公众感兴趣，留给观众如此特殊的控制权应该会吸引年轻一代”。图7-2展示了1928年新博物馆建成开放时的入口大厅，当时入口大厅正在展示一个室内科学仪器展。[13]图7-3展示了8年后在同一地点的“电气照明”展览。很明显，该展览聚焦在宣传、行业支持和展灯技术的创新使用上。与早期图片进行对照发现，展览中电气照明的使用引起了更多视觉冲击，这会让观众产生更大的融入度，也更能吸引观众。
图7-2 科学博物馆专题展览入口大厅（展厅1）
注：图中所示为1928年展示的国王乔治三世收集的科学仪器，那时这些仪器刚刚到达科学博物馆。
图7-3 入口大厅的“电气照明”展览，1936年展示的新型照明技术
展览看起来效果不错。该展览历时5个月，大约有250000人参观了此次展览（在这个时期平均每天约1600人，是参观科学博物馆总人数的45%），近150000人次因为使用互动灯光水平测试展览中的某个展品而被自动记录下来。科学博物馆提供给人们一个可以用感官以及他们的大脑参与科学概念的物理空间，这是很重要的。“科学博物馆已经被要求保留这些测试结果并作为重要结论的依据。比如，科学博物馆如何实现一个有用的功能，就需要大量的统计数据来作为科学研究的支撑材料。”[14]这个有力的论据表明物理空间与公众科学具有相关性。科学博物馆的东楼在20世纪开始就设计好了，但直到1928年才开放，展品一直以来都是利用日光照明，用玻璃箱封装。1936年的展览需要通过黑暗的背景来体现展览的戏剧效果。大楼如此崭新，但也如此难得地证实了这种需求的正当性，于是，它被整修以适应新的要求——日光被遮挡，人造光被释放。建筑物适应了这种改变。人们喜欢欧迪塑造后的建筑，观众需要更多来自建筑物本身的新鲜感。
1951年的一次访问：中楼的科学展览
1951年5月4日，观众因为一个专题的科学展览开幕式而前往科学博物馆。这个科学展览是英国展览节的一部分，它位于科学博物馆现存场馆西面的一个新楼里，可从博物馆巷子，即分开科学博物馆馆址和隔壁自然博物馆馆址的私人小道抵达。截至9月末，展览容纳了许多珍贵的展品并吸引了超过200000名观众。访问者数量比预测的要低（那年有许多附加展览，或许因为主要集中在伦敦南岸从而使它失去光彩），但是只要有部分科学教育的成功，那它就是科学博物馆管理——边缘策略性游戏——的胜利。最后，科学博物馆大楼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
里昂见证了世界大战干预科学博物馆第一栋大楼建设计划的结果，并希望这种延迟给中楼的建设提供一些刺激。中楼是贝尔计划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建造的。关于建造第二栋楼的最根本的理由是：让目前科学及工业实践在科学博物馆中体现出来。这个目的因为空间的短缺在那时没有实现。贝尔委员会和科学博物馆管理层从1910—1920年一直强调这个计划，但它从来没有从不堪重负的政府那儿获得资金，并且进展缓慢。1931年，关注焦点发生了微妙的转变。那年，里昂和工程建设办公室的首席建筑师理查德·艾利森（Richard Allison）一起参观了慕尼黑的德国博物馆。两人都想从欧洲大陆的相关部门吸取经验。[15]里昂认为贝尔的方法已经过时了。东楼完工日期一而再地被延误，导致博物馆严重背离1912年的设想。无论什么时候，展厅空出就可能被占领。然而在慕尼黑，博物馆的类似主题已经按照逻辑组合在一起。南肯辛顿博物馆的建筑位置随机且不合逻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楼将不再被计划用作容纳新材料的新建筑。整个科学博物馆地址需要进行长期的策略规划：总体规划整个藏品的最终布局，无论何时只要有基金可用，这个规划便可实行。这是博物馆在物理布局上体现科学与工业主题分类的一个方法。但分类法的问题在于它们要反映当时的时代和时代的变化。如果整个科学博物馆大楼可以在短期内建成，并且分类法仍然流行，它可能会起作用。但现实世界并不是这样的。在对慕尼黑的访问两年后，里昂退休了，看起来他的计划受到了阻碍。新馆长麦金托什似乎更关注基金安全。1937年，南肯辛顿皇家艺术学院对新住宿的需求迫使政府重新考虑整个区域。根据这些建议，科学博物馆的中楼获得了更高的建筑优先权。但全球风暴很快让当地政治黯然失色。两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计划停止了。
1945年，随着和平的到来，赫尔曼·肖接替麦金托什，再次把注意力转向中楼的计划，科学博物馆终于在黑暗隧道的最后找到了一些光明，正是可怕的战争为科学博物馆发展提供了动力。1951年的英国展览节意在振奋民族精神，其中展览的关键部分是科学展览。组织者需要摆放空间，欧迪意识到了这个绝佳的机会：“1947年我开始行动（在肖进一步热情的推动下），为英国展览节开始建造中楼。”[16]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工程建设部试图阻止这个想法。例如，1948年有一位官员告诉肖：“我一直希望1951年的提案将会作废！”[17]但肖没有理会他的悲观想法。在欧迪的操纵下，欧迪的想法得以通过。
1948年8月，肖写信给政府申请在东楼西扩展区的第四层为这次展览提供35000平方英尺的空间。东楼自20世纪20年代被占用以来一直未完成。如果中楼在1950年年底完成，那么又可以提供一个200000平方英尺的空间。尽管这种妥协已经被拒绝——因为工程建设部不可能迅速做出反应——但肖仍然在他的信中建议：“即使在最后时刻雇佣外部承包商，这个问题仍可能被解决。我一直在咨询科学博物馆的一位主管，他和承包公共工程的大型公司之间有私人联系。这种咨询严格来说是非官方性质的，没有任何入侵工程建设部职责范围的企图。”但管理机构比桶还臃肿。教育部部长个人支持肖的建议，他的官方说法是：“我们很满意肖和主管们的结论是基于严格的事实根据而得出的。”工程建设部的官员局促不安。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展览节的最高领导人）被他们的观点吸引，教育部门也高兴接受，结果达成了一个协议：1950年年底建成新中楼的地下室和第一层，同时搭建一个临时的屋顶。1949年，大楼开工了。
在急需的中楼部分开建的同时，展览也要求使用东楼的西翼。这栋楼一直没有建成：1921年在只建了一个临时骨架外墙的时候，它就被占用来缓解展览空间的压力。[18]现在是时候来完成它了，而且欧迪也计划这么做。欧迪是在科学博物馆里开设“科学展览”这个决定的背后支撑者。欧迪以他在20世纪30年代策划“电气照明”展览和展厅的经验为基础，开始了一种新的博物馆展示范式。这种范式以电气照明为基础，直到现在，这种范式仍然有效，且对全世界博物馆建筑物理特性的变化影响深远。[19]现在，中楼已开建，欧迪正在计划什么样的展览将最终进入东楼的西翼展厅，而且，不像19世纪20年代流行的那样用长排的窗户来获取最大限度的日光。他认为：“中楼一层空间应该没有窗户。既然高效荧光灯可用，博物馆规划师不应该屈服于难以适应且限制性强的日光……多种类型的展品和投影对光强和光照方向的要求太多样化了，这是最难满足的。”[20]相反，他指定了一个普通的没有窗户的幕墙，来让他随意操纵人工灯光，这在后来的农业展厅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图7-4 在科学博物馆和地质博物馆之间的“科学展览”入口的建筑模型照片（档案工作17/388，国家档案馆，基尤，惠允转载）
中楼启动了，东楼也最终完成了。在博物馆闪烁明亮的灯光下，欧迪已经设法通过全球和地方政治使他的世界观不可磨灭地印在科学博物馆的一砖一瓦上。它远离1912年贝尔设想的科学博物馆，甚至远离里昂和麦金托什20世纪30年代的全面整体规划，但它是在所有三个阶段的基础上建立的。看起来建筑在慢慢变化，建造者们也在变化。1950年3月，展览节建筑设计师将“科学展览”入口前院的设计提议送到了工程建设部。图7-4显示了一个模型：这是一个原子世界。顽固尖刻的工程建设部总是说没有足够的时间。一位高级官员看到照片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种处理很糟糕，但剩下的时间太少了，以至于我们很难让展览节建筑设计师重新设计。”[21]12个月后展览开放，欧迪设计的星光已经高高地挂在天上了，第一批参观“科学展览”的观众开始慢慢走进新装饰的博物馆巷，一瞥未来。[22]
1963年的一次访问：中楼的航空展和帆船展
1963年7月10日，记者挤进科学博物馆最新建筑的三楼观看航空展厅的开幕，5个月之前展示出来的帆船展厅在其楼下。航空展厅的顶层结构一定程度上看起来像要升到天空一样，一套新安装的自动扶梯将观众从大厅入口一直送到悬浮在飞机棚中的飞机上。《星期日泰晤士报》在提前观看了报道之后说：“一场反对无聊的战争的展览正在科学博物馆进行着……飞机被悬挂在屋顶模拟飞行时的状态，而不是放在一排排玻璃柜中，并且舰船和小船以真正的远洋客轮的形式来展示。”这个展览有个明星人物，“发动这场‘战争’的人是博物馆里58岁的兰开斯特门将威廉·托马斯·欧迪先生（图7-5）。他认为英国传统的博物馆是‘糟糕的’”。[23]
图7-5 威廉·托马斯·欧迪（1905—1981）1966年9月的照片
注：此照片拍摄于他离开科学博物馆成为安大略多伦多管辖下的科学中心的执行馆长之前。
随着“科学展览” 给科学博物馆带来新的希望，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了中楼剩余部分内容的规划上。肖于1950年去世，新馆长舍伍德·泰勒接管了一套尚未成型的计划并卷入了内部冲突中。1951年8月，对新翼展厅布局的一套新鲜提议被送到科学博物馆主管们那里讨论。欧迪觉得正在进行的规划已迷失了方向，他决定对这种境况发起攻击。他说：“这么多看似开放的批评使我停下来重新思考整个事情。”[24]他的观点概述了科学博物馆终极形式中的环境角色和个人政治。主管们希望为展览设计一个连贯的计划，但是他们一直密切关注分配给自己的收藏空间。空间就是一切。但肖曾面临额外的外部挑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的员工只有部分返回，大量的展览空间被用在了其他更急需的地方。最终他厌倦了主管之间自相残杀式的争斗，并开始发展自己的空间分配计划。欧迪回忆说：“我相信事情就在肖的面前发展，他是在复杂的计算中突然去世的。”
它确实是复杂的。欧迪说：“这是一个时间问题。”除了内部政治外，科学博物馆为了获取展览援助而必须与外部机构（如化学或电子行业）打交道，这些机构往往因为争夺最佳展览地点而在后期展览和商业操作中任意支配博物馆。在这种复杂之外的是实际展览的复杂性，欧迪在要求去掉某些展厅的灯光时表达出这种观点。他对挫折和政治权术做出如下总结：“我观察到，在各种自然限制（如不恰当的展厅大小或条件）以及有偏见的因素（如所谓与电子、化工和天然气工业达成一致，只有后者达到提供商品的阶段）的影响下，考虑安排的逻辑性看起来正在减弱。我们能否因此用没有偏见或者不那么有偏见的思想重新开始，并考察几个基本问题？”他注意到，所有这些政治活动和关于空间分配的内部争夺的失败者都是观众。“我认为，我们过于关注准确的百分比，过于关注在部门责任间对公众设置人为障碍，过于关注通过提供预定空间对假定慷慨的工业进行安抚，但这些空间后来又被披露并不适合它们的主题。”
向主管们征求意见的结果是收到了欧迪和其他人的强硬回应。舍伍德·泰勒为一个全新重组并拥有完整中楼的科学博物馆拟定自己的计划草案。如果像欧迪的建议那样，计划的实现全依赖时间的话，科学博物馆的外形（如麦金托什在1931年的设想）就是试图将科学与工业的物质文化描绘到三维建筑上。舍伍德·泰勒以宽泛的分类来预设空间。三楼储藏航空运输、物理学和通信设备。二楼是水运、化学及其应用（如摄影、玻璃和陶瓷）设备。一楼分成“地与天”及“工业”区域。陆地运输与能源占据两层高度的第一层展区。除了长期的儿童展馆，地下室还有采矿和冶金展厅，但空间预设不仅仅依据这种分类。舍伍德·泰勒有一套能表明基本布局的“固定位置”：地下室的采矿展厅是固定不变的，在那里已经建成示范矿井；横梁发动机摆放在东厅地板上（用特别的地基通往地下室），不能去其他别的地方；中楼的底层是唯一一个有充足空间展览全尺寸的公路和铁路运输设备的地方等。科学博物馆的问题在于其对象的特性。它们只是不喜欢被抓住并被迫塞进部门的框框里。每个部门都有它自己的主管（和日程安排），加上自己的内部机构和建筑，这确实使得馆长的工作非常棘手。舍伍德·泰勒1955年发布了布局草图，当时他正病重，附带发布的还有一系列的指导和他对他还没有完成设计的歉意。像他的前任肖一样，舍伍德·泰勒在完成一个所有人都同意的、理性的计划之前就去世了。他于1956年1月逝世，年仅58岁。舍伍德·泰勒的计划被搁置了。
在布局草图上，很少有哪个地方引起的争论比中楼的顶层更多。它是黄金地段，有两个候选对象准备占用顶层：航空方面（欧迪）和天文方面（亨利·卡尔弗特）。一方面，卡尔弗特希望用楼梯将天文展和屋顶的天文馆连起来，并在现有建筑屋顶的西端设置一个天文观测台。另一方面，欧迪要求有一个飞机库风格的自由空间，可以用来展示整个飞机。在这个建议下，如果要建设天文馆，那么要到一楼停车场去建设，通过楼梯与二楼的天文展厅连接起来。舍伍德·泰勒曾暗示航空计划有优势“把各部门很好地结合在一起”。[25]卡尔弗特尖锐地反驳道：“我强烈反对将天文观测台建在屋顶上，而天文馆建在建筑物另一端的地下室，并且天文仪器介于两者之间的这一安排。”[26]但馆长并没有被说服。1956年1月，舍伍德·泰勒去世后，卡尔弗特立即游说他的继任者莫里森-斯考特。卡尔弗特解释道：“我给前任馆长写了一份关于建筑物的计划，但他因健康不佳而没能给予考虑。”他的“王牌”是激起博物馆之间的竞争。“我有几个大型望远镜，观众非常感兴趣……但是如果采用前任馆长的计划，那些大型望远镜被展出的机会将会很小。那样我就会建议把它们送到格林尼治，那里的国家海事博物馆正在一个旧的天文观测台上建造一个天文博物馆。”[27]
但争论并未结束。天文学和航空之间的争论，最终是通过外部压力解决的。战后，航空收藏搁置在帝国理工学院古老的西展厅，帝国理工学院想把旧建筑拆除，建立一个新的航空部门。科学博物馆的飞机急需更换空间。正是这种压力最后推动工程建设部重新开始建设中心大楼。中楼的顶层给了现实主义的航天员，而不是理想主义的天文学家，政治精明的欧迪已经确保了自己的藏品第一个被新区收藏，并占据了最好的展厅空间。1960年，莫里森-斯考特离职加入自然博物馆，中楼最终开始建设，并于 1961年9月移交给科学博物馆进行装修。
莫里森-斯考特像欧迪一样，是一个科学博物馆内行。电气工程和通信方面的主管戴维·福利特在1937年欧迪的照明展览快要结束的时候加入科学博物馆。1960年，他的第一个项目是完成欧迪最新的工作——新航空展厅的设计：18000平方英尺，比当前放置飞机的场所大50%；悬臂式屋顶适合悬挂20架全尺寸飞机；比地面高出9英尺的中央通道使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展览，包括放在下面的含有较小手工制品的玻璃陈列台空间。这个展厅连同下层的航海相关部分，是欧迪对科学博物馆展示的最剧烈的干预。当展厅形成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向访问记者阐述其博物馆设计的理念。拉乌尔·恩格尔（Raoul Engel）在《发现》（Discovery）杂志中写道：“这个设计理念可能会使我们维多利亚时代的前任吓得半死，他们甚至会认为取悦公众的需要是匪夷所思的！那样的话，我们成了异教徒；我们坦诚地着手取悦并鼓励非专业人士，我们希望他们除了学习还要开心。”[28]恩格尔提前参观了楼上的航空展览，这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具有极大影响并富有想象力的馆长的崇拜之情”。中楼给欧迪的最好回馈就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欧迪在建成的科学博物馆建筑大楼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966年5月，天文展厅终于开放了，在二楼，没有天文馆，到天文观测台有一段很长的路。欧迪的影响力和想象力获得了工程师们的欢迎，但他在1956年和1960年两次希望得到馆长的职位，都被拒绝。1966年秋天，在“电气照明”展长达30年后，61岁的他辞职并前往海外。
1981年的一次访问：填充区的威尔康医学史博物馆
1981年12月，观众参观科学博物馆时，在科学博物馆看到了南肯辛顿博物馆从未关注的一类展品。走上新建大楼展厅的第五层，人们可以观看到内脏科学的相关展品。亚历山德拉公主为威尔康医学史博物馆剪彩，这个博物馆配有空调和专用的展厅，储存着闻名世界的人工制品中的部分精品。
亨利·威尔康（Henry Wellcome）——科学和医学研究的赞助人、慈善家、企业家和商人，同时也是一位收藏家。他在19世纪后期有了构建博物馆的想法。他构思的博物馆“出于演示物品的目的……精确展示从最初的生命胚胎到今天完全发展的人的进化和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显著的变化”。[29]威尔康医学史博物馆在前一年的临时展览之后，于1914年在伦敦威格莫尔街、牛津街以北对外开放，到1936年他去世的时候，威尔康已经积累了一批大约100万件的人工制品——超过罗浮宫人工制品数量的5倍。[30]很少人——当然不是普通大众——在他活着的时候有机会看到威尔康的藏品。他的博物馆专门为专家和研究人员服务。威尔康医学史博物馆不是特别热衷于向公众广泛开放，每个月仅允许几十名观众参观。“许多人参观博物馆就像游**者一样。”他在1929年这样说。和主流博物馆“安排流行娱乐从而满足那些希望观看奇特和令人好奇物品的人”相比，他的博物馆是为了“有智慧的人”。“那些真正关心展出物品并对它们感兴趣的人，他们的参与完全是为获得有利信息。”[31]但是即使在这些专家之中，这个博物馆也是过时和不受欢迎的。[32]威尔康于1936年去世，之后的40多年间，尽管博物馆本身及其相关的图书馆一直保持对外开放，并且活跃在位于尤斯顿路的新威尔康信托基金大楼中，但还是有部分藏品被他的遗产委托人分散到了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33]
然而，威尔康对“游**者”寻求“满足奇异和好奇的物品”的厌恶精神依旧存在。1966年，正式的信托基金会政策指出，博物馆和图书馆应该“为医学历史高年级学生提供设备和材料”，威尔康大楼里的空间仅用于“促进医学和教育研究的发展，仅因为材料可供使用，将其用于边缘感兴趣的学科，也是与信托政策相违背的”。[34]信托基金会集中资源建立大学医学史系。在1967年的一次“专家研讨会”之后，人工制品博物馆怎样或者能否适应大学教学逐渐变得不明确。一位研讨会出席者和医学史的发起人于1968年成立了向信托基金会提出建议的医学小组，他就是格林纳威，科学博物馆的化学馆主管。从最早参与1967年的讨论开始，他就已经有了对这个收藏的计划了。虽然威尔康博物馆在1969—1972年进行了翻新，但有阳光的地方仍是有限的。信托基金会的委员们已变得越来越担心威尔康博物馆在其负责人弗雷德里克·波因特（Frederick Poynter）的带领下，倒向民粹主义，这样就违背了威尔康的意愿，并且使得收藏成本变得越来越昂贵，空间越来越匮乏——而所有的这一切，只是为了大众而并不是为了高级研究。那时，高级研究是历史图书馆的关注焦点。基金会担心他们的博物馆藏品，并开始到处寻找更加适合的地方。
1972年1月，威尔康信托基金会的历史顾问小组为威尔康博物馆的藏品提出了一个策略。两个月之前，格林纳威写信给信托基金会，提议将藏品转移到南肯辛顿，使科学博物馆覆盖它们当时还没有涉猎的生物和医学史。科学博物馆有自己的空间、员工和技术来保证威尔康的遗产被最大化利用，但是现在的言论不得不转变了。严格的学术关注已经落伍了，公众参与开始了。威尔康博物馆每年仅仅吸引约20000个观众，科学博物馆在简报注释中这样解释：“远少于主体价值的利益。”1972年1月，信托基金会委员们再次认为“威尔康博物馆的藏品应该被转移到科学博物馆以保持其更新，并且向公众大规模展出，这些是信托基金金融资源不可能提供的”。[35]
然而，威尔康博物馆所提供的机会激起了一个博物馆学的问题，这个问题与科学博物馆展览中观众的科学和技术经历有关：医学的所有历史都应该展览吗？“人们普遍认为现代物理和化学的起源与现代医学的起源密切相关。”科学博物馆这样解释。医学科学和技术是国家博物馆的一大空白。“在同一栋建筑里，通过展示医学的历史以及物质科学和工程的历史，公众将认为医学是理性的和可接触的，物质科学及技术与人类相关。”从实际角度考虑，这个提案被反对。这需要15000平方英尺的展览空间，而这并不容易获得。而且还需要存储和保护收藏的空间，尽管威尔康信托基金会准备协助。信托基金会的资助也可以对藏品进行历史性的研究，并且专门的大学院系的成立也能提供专家员工，他们可以被招募来为新主题工作。总的来说，这个想法似乎很好。唯一严重的问题是，南肯辛顿建筑缺乏空间。但在同一时间里，科学博物馆正在洽谈拓展东楼，并创建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新专用展览空间。[36]
东楼和中楼完成后，扩大科学博物馆的计划就回到了贝尔1912年报告的第二部分，但是由于前两栋建筑拖延了很长时间才能完成，所以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最后一个阶段才被考虑，那时中楼的装配工作已经完工，东部展厅也再次开始进行展览。主要计划是向西扩展到女王门，同时调整科学博物馆的主入口，首次提供一个宽敞的、适合介绍科学博物馆主题服务的空间。[37]然而，这并没有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威尔康翼展厅被建在中楼的西边，占据剩余位置的一半，用来容纳现代科技展品展览。2003年11月，和女王门相对的威尔康沃尔夫森大楼开放：一座小的办公大楼容纳了公众科学交汇中心。主要入口仍然在展览路拥挤的正东面。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确有一个建筑扩展项目极大地扩展了旧东楼的展览空间，光线透过一栋结构独立的建筑，射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展厅中。有两个额外的楼层出现在屋顶之上，最顶层悬在现有东楼的屋顶上，同时提供了大量的自由空间。[38]
填充区的计划始于1968年。当时，戴维·福利特和主管建筑师正在工程建设部讨论东区扩建的选择方案。这位建筑师曾在国家艺术馆填充过庭院。这是一个有创造性的方案，如果在30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20世纪30年代，试图为中区寻求资金的事还在进行着，一家报纸报道了教育委员会主席斯坦诺普勋爵建议“科学博物馆最好放弃横向扩张及向上扩张的希望”。科学博物馆已经目瞪口呆，他仍指出，“这与现代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建筑相悖。超过两层，或者最多三层，人们不会走上去，并且，这种高层展厅是‘不可访问的陵墓’”。[39]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科学博物馆的时尚是建筑向上发展；中楼拥有四层和地下室，由一组自动扶梯相互关联，并且一些最受欢迎的展品被安置在顶层。对戴维·福利特来说，横向和纵向的扩张都是受欢迎的，并且在1973年退休之前，为科学博物馆的新楼建立基础设施是他最后的动作之一。
玛格丽特·韦斯顿接替了戴维·福利特的职位。玛格丽特·韦斯顿长期担任科学博物馆策展人，她于1955年加入科学博物馆，当时舍伍德·泰勒正在中楼项目的内部斗争中挣扎，科学博物馆正在锚定赋予其藏品的重要内涵和历史范畴：接管“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藏品”。[40]填充区对容纳问题给出了回应。1974年，玛格丽特·韦斯顿将较大的顶层和下边楼层的一部分分配给了威尔康博物馆。大楼建设工作开始于1975年。1976年，科学博物馆向媒体宣布接管藏品，并于1977年得到合法批准，不久后新区就被移交了。[41]1981年12月，随着“医学的科学与艺术”展厅开放，新威尔康医学史博物馆在科学博物馆中获得了永久存在的权利。《泰晤士报》记者梅尔·刘易斯（Mel Lewis）在新展厅中发现537个陈列柜的内容“迷人且冷酷”[42]，其同事艾格尼丝·维笛歌（Agnes Whitiker）前一年报道其姊妹展厅“医学史一瞥”非常适合“对医学感兴趣的青少年”。[43]20世纪30年代，关于高层博物馆建筑的“陵墓”这一评论在这个高高的医疗展厅里看起来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路易斯只选择了人类的头骨这个人造制品来证明这个观念的错误。
结论
1896年，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美国现代主义建筑师，说：“建筑形式应符合它的用途。”28年后，温斯顿·丘吉尔在建筑协会颁奖晚宴上说：“我们建设我们的建筑，然后它们成就了我们。”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建筑史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认为这两种深刻见解都站不住脚。相反，他建议：“首先我们设计我们的建筑，然后它们成就我们，而后我们再塑造它们，反复循环。功能一直会改变形式。”[44]他投入一生的时间来搞建筑，他不将建筑看成一成不变的，不认为在剪彩之后建筑就再也不会改变，再也不会有问题。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欧迪1936年的“电气照明”展给科学博物馆东楼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那是为了得到有价值的宣传和观众数据而在大前厅进行的一次尝试。这次尝试是预定在地下室的永久展的一次预演。23年前，东楼就已经被设计好，但时代在变化。欧迪重新塑造它的亮度、带窗的大厅来迎接新的展览技术并为它的主题开拓空间。到1951年已过去15年了，欧迪的农业新展厅开放，这开启了博物馆展览和照明技术的新模式，这个模式直到今天仍然是新颖的，它也导致旧的东楼被重新塑造，这是20世纪前10年和20世纪20年代从没想过的，更不用说被批准了。旧的东楼做了如下改造：用一堵没有窗户的墙来挡住日光。功能永远革新形式，毫无疑问，战后节约是更好地应对措施。我们已经在当地，乃至全球看到了空间策略的结果：失败者和胜利者达成交易，争夺领土。欧迪参与了这场游戏并赢了，至少在砖瓦和泥浆方面，他的游说最终导致中楼的建成，为此他获得了优质的储存空间。当然金钱也发挥了作用：转移奥斯顿路的资源优先权，南肯辛顿建筑物进行扩展，将医学史引进科学博物馆。
除此之外，观众试图找到他们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科学博物馆的建筑物、内部布局、故事及历史。斯图尔特·布兰德也说：“当我们讨论建筑物时，我们是在讨论很久前因为未知原因所做出的决定。我们和不知名的前辈争论，结果失败了。我们希望最好与既成事实的建筑相妥协。”[45]一个有价值且合适的场所将永远排在前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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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G.Lyons，‘A Memorandum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Museum’.
9.See W.E.Bijker，Of Bicycles，Bakelites and Bulbs：Towards a Theory of Sociotechnical Change（Massachusetts：MIT，1995），chapter 4，for a history of fluorescent l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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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Letter，O'Dea to Jones，22 April 1936，**D，ED 79/47.
13.Light and Lighting，January 1937，p.22.
14.Advisory Council Annual Report for 1938，p.9.
15.**D，Z 188.
16.Confidential memorandum to Director and Keepers，29 May 1951，**D，Z 183/1.
17.Letter，Procter to Shaw，26 July 1948，**D，ED 79/181.
18.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13 February 1950，**D，ED 79/181.
19.See，for example，his obituary in The Times，24 November 1981，p.12.‘A Worthy and Suitable House’175.
20.W.T.O'Dea，‘The Science Museum's Agricultural Gallery’，Museums Journal（1952），pp.99-301，on p.299.
21.Memorandum，from Eric de Normann to R.Auriol Barker，22 April 1950，in TNA：PRO，Work 17/388.
22.Notes of meeting，27 July 1948，and subsequent Festival/Science Museum correspond-ence，in TNA：PRO，Work 17/388.
23.Sunday Times，3 February 1963，in **D，Z 183/2.
24.Confidential memorandum by William O'Dea to Director and Keepers，29 May 1951，**D，Z 183/1.Subsequent correspondence cited is in this file too.
25.Memorandum，from Sherwood Taylor to Calvert，20 November 1954，**D，Z 183/1.
26.Memorandum，from Calvert to Sherwood Taylor，24 November 1954，**D，Z 183/1.
27.Memorandum，from Calvert to Morrison-Scott，23 June 1956，**D，Z 183/1.
28.Discovery（March 1963），**D，Z 183/2.
29.Ghislaine Lawrence，‘Wellcome's Museum for the Science of History’，in Ken Arnold and Danielle Olsen，eds Medicine Man（London：British Museum，2003），pp.51-71，on p.59.
30.Lawrence，‘Wellcome's Museum’，p.51.
31.Henry Wellcome，in Great Britain，Royal Commission on National Museums and Galleries，‘Oral Evidence，Memoranda and Appendices to the Final Report’（London：HMSO，1929），quoted in Ghislaine Skinner，‘Sir Henry Wellcome's Museum for the Science of History’，Medical History 30（1986），pp.383-418，on p.400.
32.See Lawrence，‘Wellcome's Museum’，pp.65-69，for an examination of the museum's users.
33.For the dispersal of parts of Wellcome's collection，see Georgina Russell，‘The Wellcome Historical Museum's Dispersal of Non-Medical Material，1936-1983’，Museums Journal86，（1986），Supplement 1986，pp.S3-S15.
35.Trustee Minute，10 January 1972，quoted in Bembridge and Hall，Physic and Philanthropy，p.143.
36.Set of briefing notes，1972，**D，Z 191.
37.Memorandum，Follett to Keepers，4 January 1973，**D，Z 158.
38.Ralph Mill，‘The Science Museum East Infill Scheme’，The Structural Engineer（February1978），pp.29-35.
39.Birmingham Post，10 May 1939，in TNA：PRO，ED 23/883.
40.Set of briefing notes，1972，**D，Z 191.
41.Briefing note，Lance Day，22 July 1977，**D，Z 207/15.
42.The Times，18 December 1981，p.21.
43.The Times，29 November 1980，p.5.
44.Stewart Brand，How Buildings Learn：What Happens After They're Built（London：Phoenix，1994），p.3.
45.Brand，How Buildings Learn，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