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科学博物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02
对于科学博物馆来说，1954年是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对航空藏品的关注已经过去，因为在中楼完成之前，对帝国理工学院的安排使西展区得到了保护。第二，舍伍德·泰勒决定将天文馆从中楼分离出来。[100]这个分离行为使包括天文馆主管亨利·卡尔弗特（Henry Calvert）在内的很多工作人员感到不安。舍伍德·泰勒的理由是，该分离可以保证迅速完成这两个项目，但这并不表示天文馆认输。[101]最后，1954年后期，财政部批准建成中楼。[102]这个批准激起又一轮对新大楼建设和老展区重建计划的强烈兴趣。
天文馆与科学博物馆的分离给展区的分配和科学博物馆未来的扩建带来了显著的后果。天文馆的中楼没有被批准后，哪里适合天文馆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舍伍德·泰勒的计划得到了科学博物馆咨询委员会的批准。他计划将天文馆建在未来西展区的地下室——紧靠中楼的地下室。这解决了一直困扰天文馆多年的重大问题：怎样才能在科学博物馆关闭时，得到特别的访问权。西楼完成后，通过这个新的位置，穿过街道，就可以访问科学博物馆。另外，这个计划很重要，因为它降低了中楼的楼层。因为天文馆和天文藏品不再占用中楼的空间。[103]如果没有做此决定，航空藏品目前的展览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决定对科学博物馆实际的物理结构影响较大，因为它为飞行展区提供了空间。自从1963年开放以来，飞行展区一直是科学博物馆的标志性展区。
天文馆是中楼建设延迟的主要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科学博物馆建设延迟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两个方面：一是缺乏独立且政策连贯的领导部门；二是缺乏行政和财务的自主权，这是科学博物馆面临的部门间斗争的根本原因。缺乏一位长期任职的馆长使得部门之间的交流变得复杂。且随着馆长们的个人议程不断变化，科学博物馆的长远目标缺乏一致性。另外，受托管理委员会（Board of Trustees）的空缺导致科学博物馆职员在部门内部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并且也放大了馆长职位不断变更的影响。这种情况将科学博物馆置于和其他宝藏馆不对等的地位，在许多方面，降低了科学博物馆对政府的影响力。
许多人认为，由于各种原因，文化机构需要从政府那里获得管理的自由。对于大多数的机构来说，需要建立一个受托管理委员会，作为政府和机构之间的缓冲剂。最早的一个例子是，1753年成立的大英博物馆由受托管理委员会管理，然后由受托管理委员会直接报告给议会。同样，在20世纪初建立的国家海事博物馆独立于政府部门，这是一个很高的特权。1934年，这个博物馆被受托管理委员会掌管。[104]科学博物馆与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直到1984年才实现类似的独立。[105]从历史上看，科学博物馆在教育部的控制之下，其任何重大项目必须获得教育部、财政部和工程建设部的批准。在此期间，科学博物馆确实有一个咨询委员会，但它并没有真正的实权。虽然委员会的建议都得到教育部普遍的认可，但委员会对教育部之外没法施展影响力。这种关系是天文馆及中楼扩建延误的根本原因。
财务独立对科学博物馆的发展也很重要，虽然科学博物馆成功地赢得了一些小额捐款，尤其是展品捐赠。但是，它没有取得过像其他国家宝藏馆那样的成功，它严重依赖财政部的建设资金。比较而言，大英博物馆、泰特美术馆、国家肖像馆和华莱士收藏馆都从约瑟夫·杜维恩（Joseph Duveen）那里得到了建设新展区或者翻新老展区的捐款。[106]国家海事博物馆里女王宫的装修由詹姆斯·凯尔德（James Caird）出资，成本超过了80000英镑。这既不是他捐款的开始也不是他捐款的终结，他的捐赠还包括300000英镑的藏品和创建凯尔德信托公司。[107]杜维恩和凯尔德的捐款时间段大致就是科学博物馆积极寻求捐赠天文馆的时间段，但科学博物馆仅仅获得20000英镑的借款。没法找到捐赠者导致科学博物馆进退两难。
关于独立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国家海事博物馆创建后的几年内，女王宫逐渐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其余部分正在转变用途，由国家海事博物馆使用，这个决定是由受托管理委员会做出的。该委员会由斯坦诺普勋爵或杰弗里·卡伦德（Geoffrey Callendar）馆长主持。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的干扰，所有费用都由凯尔德出资，包括景观设计、图片清洁以及为了表达对凯尔德的感谢而建立的凯尔德圆形大厅。[108]从本质上说，如果受托管理委员会或卡伦德想要一些东西，凯尔德愿意支付，事情就搞定了。因为他们的独立性，他们的计划不需要得到一系列部门的评价和同意，而科学博物馆却不得不进行这些洽谈。
缺乏固定的领导阶层也给科学博物馆带来了问题。20世纪的科学博物馆有11位馆长，1930—1960年有5位：亨利·里昂（退休于1933年）、欧内斯特·麦金托什（退休于1945年）、赫尔曼·肖（逝世于1950年）、舍伍德·泰勒（逝世于1956年）和特伦斯·莫里森-斯科特（辞职于1960年）。与其他国家宝藏馆相比，科学博物馆馆长的变动是比较频繁的。这段时间其他藏馆馆长数量为：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两位，国家海事博物馆两位，泰特美术馆两位，华莱士两位，国家艺术馆三位，大英博物馆四位（其中有一位是约翰·福斯代克爵士，任职达14年）。各位馆长在科学博物馆都有自己的议程。更重要的是，每个变化都会打乱专业（及个人）的关系，这些关系在跨部门谈判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没有受托管理委员会，科学博物馆在过渡期就没有受托管理委员会的指导，或者在馆长去世后没有受托管理委员会提供支持，科学博物馆只能依靠公务人员来指导，这大大影响了其未来的方向。这导致科学博物馆执行力不断减弱。
与国家海事博物馆对比，这些结果更为显著。国家海事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杰弗里·卡伦德爵士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参与该项目，一直到他1946年去世。他的长期参与实现了国家海事博物馆的创建和最初布局的完成，他保持着与一大批政府工作人员的关系。其中，他与三个人的关系特别要好，因为他们与国家海事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都有很大的关联。最年长的是斯坦诺普，他是国家海事博物馆信托基金会（1927—1934）和国家海事博物馆受托管理委员会（1934—1959）的主席。此外，1930年，他加入了国家肖像馆董事会，于1941年被任命为常务委员会主席。[109]对科学博物馆来说很关键的一点是，他是1937—1938年教育委员会的主席。[2]同样重要的是威廉·奥姆斯比-戈尔，保守党和工党联合政府的议员。他在1938年继承了父亲的职位，成为哈里克男爵。1934年6月29日，他在工程建设部任职期间推动了对国家海事博物馆条例草案的二次审阅进程。由于没有“国家海洋探险”展的声明，他被麦金托什在投诉信中称之为国家海事博物馆的“首席产科男医师”。[110]正如前面提到的，威廉·奥姆斯比-戈尔于1936年1月推迟了中楼的建设。此外，他积极关注许多其他主要宝藏馆，如大英博物馆和威尔士国家图书馆，并于1949年任常务委员会主席。[111]最后一个是埃里克·德·诺曼（Eric de Normann）爵士，他是工程建设部首席建造师。用利特尔伍德（Littlewood）和巴特勒（Butler）的话说，他是国家海事博物馆发展的关键人物。他在职业生涯中一直致力于国家海事博物馆的工作。[112]所有这些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参与国家海事博物馆的工作，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卡伦德的在职以及与卡伦德之间的友谊。此外，这些人都卷入了机构的竞争，特别是科学博物馆和国家海事博物馆之间的竞争，他们的个人偏见影响了他们的专业判断，他们夸大了科学博物馆的其他缺点。
很显然，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环境造成了科学博物馆计划的延误，但这些因素确实没有降低延误的程度。总体而言，贝尔报告的第二阶段延迟了三四十年，而第三阶段由女王于2000年开启，正好在贝尔报告被提出整整88年后才被启动。幸运的是，科学博物馆在南肯辛顿之外扩展了存储空间及展览空间，否则它容纳藏品的能力将会受到限制，并且远远超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受限情况。
收集战争留下的藏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收藏材料繁多。大件物品，如飞机和坦克，小件物品，如防毒面具和收音机，或者微小物品，如战争办公室里的海报和小册子，这些物件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被收藏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藏品收集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空白时期，尤其是帝国战争博物馆还没有开放前的时期（该博物馆直到1917年才开放）。科学博物馆担心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展品收集又会造成这种空白期，于是在战争早期就开始收集藏品。
1939年9月，帝国战争博物馆向财政部提出申请，要求扩大科学博物馆藏品的覆盖范围以包含目前的战争藏品。10月，财政部批准了这个申请。科学博物馆开始努力收集材料。[113]1940年4月，英国上议院要求常务委员会考虑如何将战争物资分配给各个机构，这些机构主要有帝国战争博物馆、国家海事博物馆、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和科学博物馆。常务委员会的报告给出了略带倾向性的指导。常务委员会赋予了所有博物馆优先权。帝国战争博物馆被赋予收集具有流行或壮观特性资源的优先权；国家海事博物馆被赋予收集海军资源的优先权；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被赋予收集个人小纪念品的优先权；科学博物馆被赋予收集技术资源的优先权。[114]这个报告使帝国战争博物馆、国家海事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该报告还包括资源的收集措施，以及建议设立处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代表服务部及博物馆。委员会在1945年召开第一次会议，明确早期事务为保存资源。如前面所讨论，空军部是第一个积极搜集资源的服务部门，而科学博物馆是第一个收集和展览物品的博物馆。除上述的三个博物馆外，其他博物馆对在战争期间产生的资源同样有兴趣：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对设计及服装有兴趣，国家美术馆在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的指导下展览了战争艺术家的作品。[115]在战争期间，工作人员和安全性问题使得收集藏品非常困难，但战后，藏品的收集速度和可能性大大提高。
那么，如何衡量一个博物馆收集藏品的能力，并且使得这些藏品能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庞大而复杂的事件呢？对于帝国战争博物馆来说很简单——收集一切相关藏品。国家海事博物馆的解决方案与帝国战争博物馆是相似的——收集任何与海军相关的藏品。科学博物馆创建出一套更加复杂和多样的标准。科学博物馆不像帝国战争博物馆那样收集引起轰动的物品，它收集能展示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或者是对教育展览非常有用的展品。这种划分并没有消除体制冲突，但其他因素却能，如科学博物馆的空间限制减少了战后冲突的发生。
正如在前面章节中所讨论的，戴维一直积极收集藏品，并且创办了“和平与战争中的飞机”展览。这次展览中的藏品都成了永久性的藏品，大多数展品都是模型，如惠特利 5号重型轰炸机（Inv.1940-11）和汉普敦 1号双发动机中型轰炸机（Inv.1940-26）。一些其他藏品也被收集，如剑鱼式鱼雷轰炸机ⅩⅦ号（Inv.1940-76）。此外，戴维曾在20世纪30年代收集了几款飞机的模型。这几款飞机都是现役飞机。戴维领导帝国战争博物馆进行收集工作。戴维继续努力收集藏品，直到“和平与战争中的飞机”展览被关闭。但随着战争的结束，他又尽快恢复展览。1945年，他从战争办公室获得了一架缴获的 V1火箭（Inv.1945-77）。[116]在随后的几年中，他获得几款模型，其中包括兰开斯特1号轰炸机（Inv.1946-206）和一些发动机，其中包括奔驰DB 605 A1（Inv.1947-181）。通过收集碎片而不是完整的飞机，藏品的收集能够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并且科学博物馆没有面临储存空间的担忧。这种模式持续了近十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策划中楼的展览。当科学博物馆有更大的空间时，它便开始寻找完整的飞机，包括飓风（Inv.1954-660）和超马林喷火式战斗机（Supermarine Spitfire，Inv.1954-659）。这些标志性的飞机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航空物品收集的结束。收集工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直到科学博物馆获得V2火箭（Inv.1982-1264）。[117]（图3-4）
图3-4 V2火箭到达位于劳顿的大物品存储室（拍摄于1982年）
传统的学科，如航空学，能使藏品现代化。战争期间，一些学科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核物理。藏品不得不进行重组或创建。简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展品材料的收集工作对科学博物馆来说是困难的，因为收集必须是有选择性的。但尽管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相关物品仍然在博物馆的展区中得到充分的展示。从贝利的桥梁模型（Inv.1947-185）到海军部的海军燃气机（Inv.1949-175），在大多数展区，战争期间科学和技术的文化遗产得到充分的展示。在规模上，科学博物馆永远不能够与帝国战争博物馆或国家海事博物馆相匹敌，但它已成功地达到了它的目的，因为它把战争中的许多重要技术进展纳入了进来。
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地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各博物馆在提高专业化水平、加强气候控制、完善保护制度等方面积累了经验。许多进展得以发生是由于先前系统的不足，比如科学博物馆缺乏副本记录，而副本为物品提供了更好的保存方式。然而，这些进展被炮火中断，它不仅造成了科学博物馆屋顶的坍塌，还影响了其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发展计划，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种挫折。虽然许多博物馆战后都能够继续战前的思路，但科学博物馆却在其领域内面临着巨大变化。科学博物馆无法像帝国战争博物馆那样通过不断增加访问服务来减小这一变化。相反，它专注于创建临时科学和技术发展方面的教育展览。它通过聚焦展示现代科学产物，而不是收集当代科学产物来保持它作为国家（甚至国际性）博物馆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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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也被称为牛顿-爱因斯坦屋，关于科学博物馆的文章里有描述，即专门设计的一个旋转的建筑，用离心力来修正重力定律，用来演示重力理论。
[2] 任命他所引起的利益冲突的讨论，请参见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