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雄心和焦虑：科学博物馆（1950—1983年）
斯考特·安东尼
从战后参观人数来看，科学博物馆的受欢迎程度是毋庸置疑的。1950—1983年，观众数量从每年不到一百万增加到每年超过五百万。南肯辛顿博物馆的藏品大幅增长，增长幅度让人难以置信。此外，两个新的区域中心也成功建成。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荣耀与焦虑并存的时期。每位科学博物馆的馆长都必须处理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应该怎样把科学呈现给公众？出于什么目的呈现？科学博物馆应该对过去的研究报以多大的关注？科学博物馆是否应该支持新的科技？科学博物馆在教育方面应该处于何种角色？它应该怎样被正规化？这段时间的困惑就像科技的进步速度一样与日俱增。
英国展览节（1951年）
举办英国展览节是为了给科学博物馆新的推动力，让科学博物馆从战后的低迷状态走出来，以获得长远的发展。对于新馆长舍伍德·泰勒来说，该展览节在用新的展览手法激发公众兴趣方面非常有用。英国展览节大量借鉴巴黎探索宫（the Palais de la Decouverte in Paris）已用的方法，展出的许多展品都是模型而不是历史实物，主要用更容易理解的故事来展示展品之间的联系，而展品的标签处于次要地位。展览不是为了科学人员或者专业科技人员设计的。策展人伊恩·考克斯（Ian Cox）解释道：“它的目标观众是那些普通大众。虽然他们并没有接受过特别的科学训练，但对科学事物具有强烈的好奇心。”[1]伦敦运输局的《庞奇》（Punch）和《伦敦新闻画报》（London Illustrated News）是众多给予考克斯外部群体支持的代表，它们提供给考克斯从漫画到立体摄影的各种需求。像20世纪末“科技中心”的先驱一样，科学展展示了舍伍德·泰勒的特色展览方式。就像舍伍德·泰勒所说的：
一位精通音乐盒及其历史的专家，也许并不精通如何在公众展览上摆放音乐盒或者选择说明标签的标题和类型。我们应该在目前的情境下走得更远。那些不得不在19世纪发明的展览和印刷方式上花费工作时间的博物馆职员，可能很容易在无意识中接受远离大众的标准。[2]
对于舍伍德·泰勒来说，展览节是舍弃旧的管理理念的一种方式。有序的科学展览品与“只有技术积累的小古董”形成对比。他警告说，这种小古董让博物馆处在退化之中。[3]科学博物馆的历史伴随着科学展览的每个阶段，并展示了科学博物馆进一步发展的前景。
然而，展览节对科学博物馆的影响只是暂时的。科学展是临时的展览，观众必须付费，且必须由南肯辛顿站点隔离出来的独立入口进入。科学展没有让资深主管留下深刻印象，也没影响他们。它通过实物化的形式表现出了舍伍德·泰勒和他的资深馆员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与理解。这让舍伍德·泰勒进一步确信他需要更高的管理权威去为科学博物馆重新定向。
在展览节期间，由布赖恩·皮克（Brian Peake）设计的充满了现代主义视觉气息的六边形石墨阵列在科学博物馆东楼的新古典主义南墙展出。这个展览吸引了213000位观众，比因为政治原因所鼓吹的预期人数少，但仍占了科学博物馆每年总参观人数的五分之一。迈克尔·弗雷恩（Michael Frayn）审慎地把这个展览节描述成一个“欢乐盒子”，和所有的“欢乐盒子”一样，其最令人高兴的就是它的包装。[4]科学展览是科学博物馆自己的“欢乐盒子”，当皮克董事会结束任期之后，被推迟的科学博物馆重建进程得以恢复。（图4-1）
图4-1 1959年科学博物馆楼层平面图草图
注：因为只有东楼在使用，所以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平面图就没有改变过。
对于前任馆长赫尔曼·肖来说，举办这个展览节的最大作用就是启动了从1914年就悬而未决的建筑项目。这个展览节给予了科学博物馆绕过工程建设部的特权，自己雇用私人承包商重建新的展览中心。然而，私人承包商并没有在展览节中楼的地下室和一层建筑中安装博物馆展厅所需的永久灯光和供暖设施。直到自然博物馆将其哺乳动物藏品临时放入这个中楼时，它的设施才得到改善。事实上，中楼直到1961年才完全建成，最终的中楼展厅直到1968年才对公众开放。
舍伍德·泰勒的管理（1950—1956年）
如果说英国展览节给博物馆畅想机构未来的机会，那么1952年的“百本炼金术书展”则让员工有机会了解舍伍德·泰勒的内心想法。“百本炼金术书展”是一个有争议的展览。因为尽管炼金术可以被认为是化学的早期形式，但在战后初期它不是一门受学者尊重的学科。此外，通过展览书籍，舍伍德·泰勒在筹划一类展览。这类展览是由他对科学史的研究和他个人对卡尔·荣格（Carl Jung）工作的兴趣所激发而成的。舍伍德·泰勒对于炼金术历史的兴趣不仅是由化学引起的，而且是由宗教信仰等一些不寻常的因素共同激发的。舍伍德·泰勒是炼金术和早期化学史协会的奠基人之一。并且从1937年开始一直到他去世，他通过协会杂志《炼金术和化学史》的编辑来促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在1945年出版的《四重视觉》（The Fourfold Vision）中，舍伍德·泰勒试图去平衡科学和他的信仰。科学博物馆的资深馆员认为，这种科学和精神信仰的混合会威胁到科学博物馆作为一个科学机构的名誉。“百本炼金术书展”可能是科学博物馆第一个由多米尼加的一位修士出席开幕式的展览。这位修士名叫维克多·怀特（Victor White），他是一位心理治疗新疗法的专家。
尽管舍伍德·泰勒明白他对炼金术的兴趣在他的同伴看来很不寻常，但他仍然是一位合格的领导。除了作为牛津科学史博物馆策展人成功的十年任期外，他还写过儿童教材和流行作品，如《科学世界》（World of Science）。舍伍德·泰勒对科学史的兴趣对于科学博物馆未来如何管理和展示藏品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并很快被其他策展人学会了。对于科学博物馆的定位，教育部门描述的重点与舍伍德·泰勒阐述的内容值得进行简要对比。
教育部门的观点：
科学博物馆是国家的科学和工业的博物馆，其宗旨在于通过它的藏品去展示科学的历史及科学在技术和产业各个分支的应用。[5]
舍伍德·泰勒的观点：
如果惊奇和敬畏感是理论科学（如天文知识）合适的献礼，那么我们就应该唤起这种惊奇和敬畏感。如果需要对提供给人类当前生活水平的应用科学成就进行赞美，那么这种成就就应该作为历史及其进展过程的一部分被展示出来。在这种观点下，科学博物馆的宗旨也许可以被简单的阐述为去展示科学的成就、奇妙之处、重要性和历史。[6]
舍伍德·泰勒的观点不受欢迎的范围远远超出资深馆员，因为它威胁到了科学家和专业的科技人员。舍伍德·泰勒对博物馆展览的硬性标准要求很高，他认为，造成视觉疲劳的展览会阻碍博物馆教育使命的达成。他想让科学博物馆从店铺陈列、广告、海报、电影和连环画中学习一些创意。例如，舍伍德·泰勒买来菲利普-捷克·德·卢森堡（Phili-ppe-Jacques de Loutherbourg）的画《卡尔布鲁克代尔之夜》（Coalbrookdale by Night）去展示冶金史。这激怒了弗莱德·莱贝特（Fred Lebeter）——化学馆副主管（主管冶金方面的工作）。莱贝特抱怨说，《巴洛克和浪漫主义》（Baroqwe and Romantic，1801）画作才代表了典型的18世纪中期的场景。因此，《卡尔布鲁克代尔之夜》画作对于实际冶金进程的说明意义不大。[7]莱贝特和他的同事反对舍伍德·泰勒将博物馆拨款的八分之一花在一个与科学博物馆无关的艺术作品上。相比之下，舍伍德·泰勒认为科学博物馆可以并且应该平衡一下艺术展览和艺术教育。尽管如此，他还是给莱贝特写了一封道歉信，这在科学博物馆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舍伍德·泰勒关于科学的实践、目的和展览方面的独特想法在更具有学术氛围的牛津科学史博物馆得到发展。但科学博物馆缺少宽容的氛围。当舍伍德·泰勒接到任命的时候，科学博物馆正处于混乱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博物馆的修复压力使得前任馆长赫尔曼·肖在职位上去世。“科学博物馆处于失控状态，”政府部门承认，“科学博物馆最需要的是一位能够控制员工的管理者。”[8]
舍伍德·泰勒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有C.P.斯诺（C.P.Snow）的支持。斯诺的支持意味着，尽管先前宣布行政管理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但教育部的官员还是任命了舍伍德·泰勒。而在他的前任看来，他只是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他可能会发现科学博物馆的管理工作占用了大量用于个人爱好的闲暇时间。[9]在推荐舍伍德·泰勒的时候，斯诺还是有点担心“他可能会被这个职位的管理负担压垮”。[10]舍伍德·泰勒到达科学博物馆不久就在牛津科学史博物馆申请了一个初级职务。[1]很尴尬的是，牛津科学史博物馆劝说他撤回申请。虽然他是科学博物馆战后引入的英雄人物，但像他的前任一样，舍伍德·泰勒也在职位上去世了。
舍伍德·泰勒在1951年成立了“科学博物馆考虑儿童需要委员会”，该委员会产生了长远影响。舍伍德·泰勒邀请了教育心理学先驱菲利普·弗农（Philip Vernon）来研究儿童对博物馆的反应、博物馆对儿童的影响，以及博物馆可能产生的效益。这项工作推动了一系列成功的变革。科学博物馆开始每月向学校发行非正式的简报，并制作特别指南去发展特定的观众。喧闹的演示使得公开讲座充满活力。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对中央展区新儿童展厅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图4-2）
图4-2 1963年，一个孩子正在操作儿童展厅里的一个1924年的电梯模型
在某种程度上讲，舍伍德·泰勒也树立了科学博物馆科学史家的榜样。凭借可观的档案资源及政府的支持，科学博物馆已经成为英国科学史研究中心。
特伦斯·莫里森-斯考特的管理（1955—1960年）
1956年5月，舍伍德·泰勒久病去世，科学博物馆处于相当严重的混乱之中。行政部门没有制定任何关于科学博物馆未来的政策。[11]咨询委员会的主席霍尔斯伯里（Halsbury）伯爵在采访之后给斯诺的信中写道：
科学博物馆早就成了无舵之船，员工士气低落，政策决定姗姗来迟。由于工作的需要，工程建设部的建设计划刻不容缓。候选人员应该是夜中行船的船长，他经验丰富，很清楚掌舵的技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博物馆有各种类型的馆长，从退休的军人到牛津的知识分子，却没有一个博物馆内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现在必须处理的问题。我们不想再要业余人员了。[12]
霍尔斯伯里是一个性格强硬的人，他在1951年就成了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他是著名大法官托尼·吉法德（Tony Giffard）的孙子。在他父亲的强迫下，他成了一名会计师。之后，他辅修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化学学士学位。[13]1949年，在布朗·弗斯研究实验室（Brown Firth Research Laboratories）和迪克唱片公司（Decca Records）辉煌的职业生涯后，霍尔斯伯里（已经在1943年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成了国家研究发展协会（National Research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第一任执行会长。这个协会的建立是为了探索公共部门的革新。他决心要给科学博物馆找到合适的人，而在他看来，那个人就是自然博物馆的一位相对低级别的助理馆长——特伦斯·莫里森-斯考特（Terence Morrison-Scott）。自从1921年在伊顿相遇之后，他们就成了朋友。霍尔斯伯里对莫里森-斯考特的社会和科学立场印象深刻。莫里森-斯考特是一个“带有令人舒适的私人特性的传统伊顿公学人（Old Etonian）”，也是排外的雅典娜俱乐部的领导成员。令霍尔斯伯里惊奇的是，莫里森-斯考特为了某个人放弃了前景广阔的职业而去从事科学工作，并顽强地坚持，直到发表作品从而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也可能如霍尔斯伯里所感到的惊奇一样，某位与斯诺关系紧密，又沉迷于科学的人影响了斯诺，从而使斯诺在两年后写下了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的瑞德报告。
尽管有霍尔斯伯里这样强大的支持，莫里森-斯考特也险些得不到这个职位。他的面试被描述为“令人失望的”。他承认，他对教育没有兴趣，并且如果科学博物馆的金融和政治情况不能快速得到改善，他将会离开。相比之下，挑选小组的一些成员被爱德华·克里斯托弗·鲍恩（Edward Christopher Baughan）的表现所吸引。鲍恩是一个专注细节和有深度的人，他是皇家军事科学院的化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被迫研究运筹学之前曾在曼彻斯特跟随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学习。
霍尔斯伯里没管这些，他向斯诺宣称：
……鲍恩可以操控好任何运行良好的演出，并贴上自己的标签，而且他了解关于演出的一切。但他对科学博物馆了解甚少，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将“沉淀”并观察六个月。然后，他将开始对科学博物馆施加影响。然而，科学博物馆并非一场运行良好的演出，而且在他“沉淀”期间，科学博物馆不良好的状态还将继续，它需要及时采取很多行动。我认为对于员工来说，看着他们的新馆长“沉淀”起来并不好。
相比之下，霍尔斯伯里说，莫里森-斯考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博物馆内行，而且这种评价在博物馆业界是被接受的。斯诺认为霍尔斯伯里的论据是有力而不可抗拒的，所以莫里森-斯考特得到了这个管理职位。
霍尔斯伯里向斯诺坦白说，莫里森-斯考特“具有某些先天不足”，他有不敬之情，在面试中也不会改变他一贯的行事风格。这种咄咄逼人的风格导致他没有赢得主管职务，也不能赢得比如给车间工作人员加薪等改革的支持。尽管莫里森-斯考特成功地向政府申请到将对科学博物馆的拨款从2000英镑提高到8000英镑，但他却不能招到他想要的合适的员工。在某种程度上，莫里森-斯考特在科学博物馆馆长职务的工作从本质上看是对自然博物馆馆长职务的培训，因为莫里森-斯考特更适合作为一位动物学家。当他的导师加文·德·比尔（Gavin de Beer）爵士在1960年退休的时候，莫里森-斯考特很高兴地回到了他之前的博物馆当馆长。
很明显，一直到1965年，由霍尔斯伯里任主席的咨询委员会不想再重复前面的失败，再去试着任命一个外部的人员去管理科学博物馆。戴维·福利特（1960—1973年的馆长）和玛格丽特·韦斯顿（Margaret Weston，1973—1986年的馆长）都是博物馆内部人员，并且都可以称得上是科学博物馆历史上最成功的馆长。在莫里森-斯考特离开之后，科学博物馆相对稳定的23年中，大家对馆长的谈论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太空竞赛和科学博物馆的广泛吸引力
20世纪60年代初，新闻界要么忽略科学博物馆，要么贬低它。杰拉尔德·里奇（Gerald Leach）在《卫报》（The Guardian）上写道：“科学博物馆就是将五六个看似相关的摘要分散地贴在国家艺术馆的墙上。”[14]英国报纸贬低高度互动的北美科学中心，并认为科学博物馆需要在新旧科学上进行折中。因为十二岁的孩子对原子、星星和太空之类的东西感兴趣。所以媒体认为，科学博物馆需要的是新科学而不是旧技术。
公众在太空竞赛方面的兴趣使科学博物馆更多地关注现代科学取得的成就。1962年，约翰·格伦上校的太空飞船“友谊7号”在中楼一个匆忙准备出来的展厅中连续展览了两天。科学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以容纳蜂拥而至的25000名观众。警察被调来管理一直延伸到克伦威尔路的长龙。理查德·丁布尔比（Richard Dimbleby）为英国广播公司的《全景专题》（Panorama）特别节目采访了那些兴奋的观众。“友谊7号”可以说是当时科学博物馆最有吸引力的展品。1965年，当执行美国第一次亚轨道太空飞行的“自由7号”从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和美国国家航空博物馆（National Air Museum of the United States）借来时，科学博物馆试图重复1962年的成功。公众对这类展览的热情让科学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在1965年达到了150万。人数的增加也与中楼的竣工和随后展览空间的增加有关。参观人数在1970年达到了200万。
组织太空竞赛展览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冷战”时期的外交文化。这个富含寓意的“友谊7号”来到科学博物馆是美国信息服务部门（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发起的全球巡演的一部分。观众拿着在美国制作的资料观看在美国制作的影片。出于同样的动机，1970年，尼克松总统把从月球上采集的岩石样品包上英国国旗赠送给科学博物馆，并指出，它们应该在科学博物馆展示给公众。事实上，科学博物馆经常让自身陷入“冷战”时期的文化氛围中。在安东宁·诺沃提尼（Antonín Nowtny）总理的任职期间，科学博物馆与布拉格的国家技术博物馆建立了实质的联系。
在租借“自由7号”之前，科学博物馆也确实试图涉及空间科学展。自1953年以来，博物馆就再三要求政府投资，在中央展区的顶层建造一个天文馆。理由是：天文馆可以使宇航教育成为可能，并且可以提高国威。政府也许并不缺乏依据地认为，天文馆是“一种昂贵的玩具”，从而不考虑这种提议。[15]1958年，也就是苏联人造卫星发射的第二年，杜莎夫人开设了英联邦的第一个天文馆，于是，相关的争论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中央展区的顶层被重新指定为航空区域。
20世纪60年代，科学博物馆的一个大型太空收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英国经济和政治的相对衰退。人们排队去看太空展览，但是展示给他们的英国的展品很少。英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天线”（Aerial）在科学博物馆展出“友谊7号”的同一年发射进入太空。但科学博物馆只允许展览人造卫星模型。面对经费和专业人员的缺乏，科学博物馆很难掌握最新的科技，其解决方案是更加充分地利用模型。来自英国广播公司和松林制片厂（Pinewood Studios）的捐款使科学博物馆开始推动像《神秘博士》（Doctor Who）这样的通俗科幻电视节目的制作。1972年和1973年的冬天，戴立克人的公共画为科学博物馆引来了额外20%的观众。轰动一时的展览并不总是展示科技的演进过程，但展览确实解释了为什么科技那么令人兴奋。更大的意义在于，稳定扩充的展览空间刺激了外部专业人员和外部基金的增长。但《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抱怨说，科学博物馆新钢铁展厅的发起者把发展史简化为简单的介绍，并使这个展厅成了宣传秀。[16]这种指责有些故意夸大其词。科学博物馆的原子能、天然气、石油及化学工业展厅与核能的推广、北海天然气和石油的发现及帝国化学工业公司持续的工业力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像计算机或者空间科学这些领域，国内取得的成就不太大，展览的问题也会更严重。（图4-3）
图4-3 1972年12月，科学博物馆展出的英国广播公司“电视的视觉效果”展中的“神秘博士”[由乔恩·帕特维（Jon Pertwee）饰]和戴立克人（the Daleks）
科学博物馆的专业化
1967年，中央展区的修建与戴维·福利特任馆长期间最重大的内部改革——建立科学博物馆服务部门协调并进。简单地说，科学博物馆服务部门把科学博物馆的员工工作室、摄影室、设计公司、出版社、教育服务部门、新闻工作室和场馆公众区集合在了一起。建立科学博物馆服务部门的理由很简单：日益增长的观众需要更广泛的服务。在欧洲，只有罗浮宫（Louvre）可以比科学博物馆吸引更多的观众，但是南肯辛顿站点直到1965年才开设了一个公用衣帽间。科学博物馆对公众的需求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咨询委员会总结道：
科学博物馆的员工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不知道观众的年龄构成、吸引他们来科学博物馆的原因、最令观众感兴趣的藏品和介绍方法、成年人对参观展厅和戏剧演讲的兴趣持续降低的原因，以及将会促进科学博物馆未来发展的其他知识。[17]
除了解决这些知识空白之外，科学博物馆还试图通过加强信息服务、提供更广泛的出版物、组建专业的出版工作室以及发展自己的教育节目来建立其与观众之间更紧密的联系。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内部设计团队，科学博物馆可以更快地推出新的特别展览并刷新参观人数记录。20世纪70年代，科学博物馆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学博物馆服务部门创建的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部门自战争以来就按无馆长的模式进行管理。这样的工作一般会吸引一些年轻人，因为他们抵触科学博物馆过于正式的工作规范。他们认为，科学博物馆的展览方法相比于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以及自然博物馆是古板的，并且是二流的。因此，对科学博物馆服务部门存在批判思想的年轻人与那些拥有相当技术专长却对科学博物馆的意义所在缺乏兴趣的老员工之间存在摩擦。20世纪60年代，科学博物馆扩大的“服务”角色由期望值不同的更年轻的一代扮演。但讽刺的是，当采访到这个方面时，这些年轻人在情感上倾向于记住这些老员工。有一个反思评价说，这些老员工相当实用的专业知识是科学博物馆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言论说，科学博物馆缺少了他们的专业知识会变得更加贫乏。（图4-4）
图4-4 1964年，由罗伯特·韦特莫尔（Robert Wetmore）为新化学馆设计的互动式元素周期表
科学博物馆服务部门的出现也是一种行政上的变化，它伴随着一些有趣的政治后果。科学博物馆在减少主管们日常职责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担任新部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日益成为科学博物馆后勤与行政部门及外部专业人员的联系枢纽。戴维·福利特曾任科学博物馆咨询委员会的秘书。他的继任者，玛格丽特·韦斯顿曾代理科学博物馆服务部门的第一任主管。事实上，玛格丽特·韦斯顿把她的成功归于对科学博物馆的全面理解，科学博物馆在这之前的情况可以用“一潭死水”来形容。（图4-5）
图4-5 取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版的一位观众传单里的科学博物馆二楼的平面图
探索展厅和银禧周年纪念庆祝会
科学博物馆对1977年的25周年银禧庆祝会的主要贡献就是“探索展厅”（The Exploration Gallery）。探索展厅的目的是，通过展示为每个主题做出贡献的各种科学学科，去补全科学教学所需的专业化方法。[18]探索的实践就是把像阿波罗10号指挥舱、一套18世纪潜水服和一个CT扫描仪之类的物品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调查指出，人类的前沿知识都是一系列有创造性且相互影响的有吸引力的知识。探索展厅不仅展示了科学博物馆如何迎接北美科学中心的挑战，而且以超前的意识指向“发射台”。探索展厅引领了一段意义深远的实验时期。通过三年的设计，科学博物馆使永久展厅和临时展厅的区别变得模糊，并提出了如何同观众的兴趣保持同步的建议。最重要的是，探索展厅是一种潮流，它取得了让人欢欣鼓舞的胜利。
把1977年看作科学博物馆战后发展周期的结束可能是恰当的。为银禧周年匆忙准备的庆祝会使科学博物馆从英国节开始的发展过程告一段落。在这期间，展览的方式被彻底改变。中楼完工，填充展厅正在建设中，一个新的图书馆已经建成。约克的国家铁路博物馆（National Railway Museum）也已经开放。科学博物馆的收藏范围也因国家摄影、电影和电视博物馆（现在的国家传媒博物馆）以及威尔康收藏馆的捐赠得以扩大。
然而，收藏范围的扩大带来了日益紧张的预算和人员需求。1973—1987年，南肯辛顿博物馆的展览空间增加了15000平方米。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强制撤销了科学博物馆62个职位。所有的职位空缺被外部的承包商和商业基金所填充，这导致主管和员工的影响力相对减弱。这些外部的影响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凸显了出来。外部影响的长期后果是，科学博物馆在玛格丽特·韦斯顿退休之后难以继续成功地任命内部人员。
1973—1977年，赞助展览所占的展览空间只有396平方米，但在1983—1987年，这个数字涨到了4643平方米。快速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和突然的思想转变加速了这种趋势。1977年之后，由于科学博物馆的基金和管理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争论的问题，原本已无可争议的问题变得具有争议性，这个争论过程到1983年的国家遗产法颁布时达到顶峰。这个法案取消了政府对科学博物馆的直接控制。科学博物馆虽然已经远远超出战后的蓝图，但是可能还没有完全实现其他的愿景。
玛格丽特·韦斯顿的管理（1973—1986年）
1955年，玛格丽特·韦斯顿被任命为科学博物馆的高级职员，这是很具有革命性的。她管理科学博物馆的时期更具有标志性。玛格丽特·韦斯顿称她自己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这阻碍了她进入高级行政部门。第二次世界大战阻断了她从格洛斯特文法学校（Gloucestershire grammar school）进入牛津剑桥（Oxbridge）学习，她虽不情愿但却热情地投入工程学的学习中。她被科学博物馆从伯明翰的通用电器公司聘来完成一个新的电气工程馆。虽然时间非常紧迫，且玛格丽特·韦斯顿还面对着同事一定程度上的不赞同和不合作，但是这个馆仍然是成功的。玛格丽特·韦斯顿说，戴维·福利特很快发现了她的才能并且尽力提拔她。玛格丽特·韦斯顿被戴维·福利特派往新的儿童馆工作，之后，她成为科学博物馆服务部的首任主管，后于1973年升任科学博物馆馆长。[19]
当玛格丽特·韦斯顿成为馆长的时候，她已经充分了解了科学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员工以及外部赞助商。在负责公共关系的时候，玛格丽特·韦斯顿曾安排过皇室成员参观科学博物馆并且经常接触资深工商业者。1983年，玛格丽特·韦斯顿引进了包括戴维·阿滕伯勒（David Attenborough）、约翰·哈维·琼斯（John Harvey Jones）和丹尼斯·鲁克（Denis Rooke）在内的杰出人物，并将他们安排到重量级的受托委员会，这是她具备公共关系阅历的直接结果。玛格丽特·韦斯顿使科学博物馆与工业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事实上，科学博物馆在这一时期迫于压力与工业的紧密合作，可能会使其受到损害。与其他类似的机构不同，科学博物馆没有断绝与工业的联系。因此，科学博物馆政策的改变转变了它与工业的联系，而不是断绝联系。事实可以证明，科学博物馆并不赞同这种联系。科学博物馆经常呼吁工业担当国家责任、建立威望以及促进科学教育。在未来，随着英国企业文化经历根本的变化，这种关系将会变得更加契约化。
像“发射台”这样的新项目一样，玛格丽特·韦斯顿看到了由戴维·福利特申请的新项目所取得的巨大推动作用。当在采访中被问到对开设国家铁路博物馆怎么看时，玛格丽特·韦斯顿很快地给予回复。她在出任馆长的第一天去了约克，在那里她通过宣布国家铁路博物馆的开幕开始了她的任期。[20]
第一个分站：国家铁路博物馆
国家铁路博物馆在创建之初就面临着许多来自政治的、经济的和体制的压力，这些也是20世纪即将结束时科学博物馆必须面对的。然而，随着1963年理查德·比钦（Richard Beeching）臭名昭著的报告《英国铁路的重塑》（The Reshaping of British Railways）的出台，国家铁路博物馆的故事才真正开始。受保守党政府关于削减英国铁路的委托，比钦批准撤掉7000个火车站和约5000英里轨道的三分之一。剥离铁路部门对斯温登、克拉伯姆和约克博物馆的责任是把英国铁路转变成一个营利机构的措施之一。
尽管反对比钦的削减政策，刚执政的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还是加速并扩大了对铁路的削减。威尔逊希望英国铁路通过建造一个运行快速的且只在有限站点停靠的城际铁路服务公司来彻底改革其面貌。因此，除了因物质需要放弃对铁路博物馆的管理之外，历届政府仍然强调国家铁路博物馆的创立是对英国铁路遗产的保护。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蒸汽机车一直统治英国铁路。英国铁路在逐步让这些蒸汽机车淡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中赞助过科学博物馆在南肯辛顿的一些展览，如“推进铁路技术”展。正如比钦所说：“我想我总是被看作一个刀斧手，但是我拿斧子是在做外科手术而不是疯砍。”[21]
尽管国家铁路博物馆直到1975年才开放，科学博物馆在1964年就已经开始考虑与英国铁路相关的藏品的转移。虽然对铁路藏品的控制权被剥夺不可避免，科学博物馆还是尽力把自己定位为铁路藏品理所应当的仓库。1969年，铁路历史学家杰克·西蒙（Jack Simmons）被任命为科学博物馆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这是持续游说结果的一部分。这个游说就是要求科学博物馆同意将铁路藏品进行拆分，用以支持计划建设的陆路交通博物馆（museum of land transport），但科学博物馆否决了这个提议。科学博物馆的理由是“通过正义的手段对英国文明做出特有贡献的铁路藏品，必须在专门的铁路博物馆收藏”。[22]科学博物馆的咨询委员会宣称：
近几年，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飞快，要形成详细的藏品集合一般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因此，科学博物馆必须通过选择保留那些科技意义显著的物体，把科学博物馆的目的限制在代表科技发展的大纲内。细节的补充必须留给专门的博物馆……对我们来说，组织这些专门博物馆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们设置在科学博物馆的管辖之下，这样一来，它们就像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拥有分馆一样，科学博物馆的分馆与科学博物馆将联系起来。[23]
科学博物馆能够追求这种“分站”政策是因为国家铁路博物馆非常成功。1975年9月27日，与斯托克顿和达林顿铁路成立150年纪念日一起，爱丁堡公爵主持了国家铁路博物馆的开幕式。国家铁路博物馆开放的前两个月就吸引了五十万名观众，并赢得了英国旅游局的“来英国”（Come to Britain）奖杯。国家铁路博物馆的成功巩固了博物馆参观人数连续十年增长的良好态势，这增加了博物馆制度上的自信。
舍伍德·泰勒一直急于防止科学博物馆变成一个“科学小古董”（scientific bric-à-brac）的收集地。记者强烈要求科学博物馆“坚决地放弃那些无关的事物”。[24]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家铁路博物馆扭转了，因为记者和政客变得对国家工业藏品更感兴趣，他们意识到工业藏品具有吸引观众的潜力。利用行政事务网络，科学博物馆获得了奥林匹亚附近的一栋旧邮局大楼，以及威尔特郡的一架退役的飞机。在这个过程中，玛格丽特·韦斯顿意识到了氛围的变化。科学博物馆获得了为储存从早期的道路铺砂机到飞机所需的额外空间，以及从1975年的18000英镑涨到1980年的300000英镑的购物拨款。收藏政策上的压力消失了，科学博物馆看起来急于向外发展。
去工业化对科学博物馆的影响
“塔桥瞭望”（Tower Bridge Observed）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小展览。伦敦码头的减少意味着塔桥上笨重的人工操作的液压泵和引擎电池被小型的电动机所取代。但是“塔桥瞭望”不是一个顶级工程的展览中心，它是一个为了保住伦敦标志性建筑的尝试。1974年的展览陈列了关于塔桥和它在战时被去掉的塔顶的图片、公众捐赠的人工制品，以及特别委托埃德娜·卢姆（Edna Lumb）画的一系列画。“她设法绘出了塔桥的液压泵、蒸汽机以及活塞和齿轮，”艺术评论家滔滔不绝地报道，“和凡·高的向日葵一样引人注目且令人印象深刻。”[25]
如果说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新的科学技术吸引人们去科学博物馆，那么“塔桥瞭望”就是20世纪70年代旧科学再现的先例。去工业化是这种转变的核心。经济和社会的快速改变席卷英国并引起不同的反应。对政府来说，它希望英国的工业遗产可以成为新文化浪潮的基础。国家铁路博物馆也是浪潮的一部分。1983年，布拉德福德在市政议会上积极活动，确保了科学博物馆参与国家摄影、电影和电视博物馆的创立。德福发展有限公司（Telfor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在铁桥（Ironbridge）给科学博物馆提供了一个场所。这个场所用来保存和陈列工业革命遗留的大型机器。科学博物馆计划不仅要恢复钢铁机械，而且还要雇佣当地人去保留铁的冶炼和其他相关技术。
在1973年赖特报告（the Wright Report）提请注意区域博物馆的不足之后，去工业化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博物馆学的复杂影响被中央政府加剧了。为了调查地方博物馆的管理和金融效率，由艺术部部长埃克尔斯（Eccles）子爵最初成立的省级博物馆和艺术展厅赖特委员会，1971年由公务人员和业余地质学家克劳德·赖特（Claud Wright）出任主席，他决定建立一类更加面向外部的专业博物馆。[26]埃克尔斯指责地方博物馆在标准的建筑里陈列着维护不善的藏品。“数百万的人可以买一辆汽车、一部电话，以及出国度假，”埃克尔斯在博物馆的年度会议上对代表们说，“今天的工薪阶层并不希望文化像做慈善一样只是少量地分发给他们。”[27]埃克尔斯说，博物馆必须学会与休闲景点竞争。因此，去工业化是与新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这种社会环境要求馆长的专业知识能把“普通的”民众吸引到博物馆。这种切实的“经验”方法被达勒姆郡的比米什博物馆（Beamish Museum）这样的先驱机构所采用。遗产热潮已经开始。它是由意识形态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激励导致的一个奇怪的矛盾混合体。
科学博物馆对这些趋势的反应相对较慢。在这一方面，南肯辛顿站点的位置具有明显的缺陷。尽管如此，1963年，科学博物馆仍然建立了一种循环收藏模式，“以使伦敦以外较小的博物馆可以开展它们一般不能举办的科技展”。[28]虽然因为资金和声望的原因，循环收藏常年处于困顿的状态，但它仍旧相当成功。循环收藏的第一次展览——关于电影业的发展，在唐卡斯特博物馆（Doncaster Museum）五天的展出里吸引了21000名观众。当它巡回展览到约克郡博物馆（Yorkshire Museums）的时候，观众变成了三倍。在循环收藏模式建立的十年里，英国举办了38次循环展览。此外，科学博物馆的分站也能将他们的活动与循环收藏相呼应。拿国家铁路博物馆为例，在铁路运行100年的周年纪念时，铁路博物馆在英国举行了14场“百年纪念”巡回展览。抛开英国铁路不说，像南肯辛顿站以及循环收藏都扩大了科学博物馆的影响范围。
部门式状态的结束
1851年，因水晶宫展览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科学博物馆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被1983年的国家遗产法切断。从1983年开始，科学博物馆仍然由国家资助，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由政府部门决定的，而是由受托管理委员会决定的，这个变化深刻地改变了科学博物馆的运作方式。
向受托管理委员会转变的运动开始于1976年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m）工党政府被迫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取有偿贷款。尽管处于扩张阶段且参观人数激增，科学博物馆还是受到很大影响，因为对公共部门经费不加选择地大幅度削减是贷款的条件。
非正式的官方意见承认受托式的博物馆比部门式的博物馆更擅长吸引公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受托式的博物馆有明显的好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限定条件引起了公务系统的大幅削减。科学博物馆被迫减少了百分之十一的员工，但受托式的博物馆可以选择增加额外的收入，或者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然而，玛格丽特·韦斯顿作为科学博物馆咨询委员会成员和科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仍然反对科学博物馆从由政府部门控制转变为由受托管理委员会控制。虽然博物馆和艺术馆常务委员会持相反观点，但教育部和科学部徘徊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教育部希望能够保持其对科学博物馆政策的长期影响，但也逐渐意识到移交金融管理责任关乎行政部门和科学博物馆双方的利益。
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削减政策导致博物馆员工紧缺，这使得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关闭了三分之一的展览空间，并且周五全部闭馆。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的馆长罗伊·斯特朗（Roy Strong）联合重量级的文化人物，像罗德·古德曼（Lord Goodman）、罗德·吉布森（Lord Gibson）、亨利·摩尔（Henry Moore）、约翰·派博（John Piper）和休·卡森（Hugh Casson）提出抗议，并进一步在电视上为难政府，声称外交大臣雪莉·威廉姆斯（Shirly Williams）阻碍了他的授权。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不可见人的官僚机构扼杀了一位大胆而聪明的馆长。斯特朗庆祝复活节的展览带来了170000英镑的利益，但那是他不能用于再投资的收益。不可避免地，舆论引发了媒体的关注，科学博物馆不得不加入讨论。玛格丽特·韦斯顿拒绝参加对政府的攻击或缩减科学博物馆的行动，对此斯特朗不屑一顾地回复：“我们在保卫宝库，不是消防车。”[29]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为首的保守党政府草率地推行了博物馆收费政策。这是一个政治上不得人心的举措，它导致参观人数降低了百分之四十，但没有显著提升财政。当诺曼·圣约翰·斯特瓦斯（Norman St.John Stevas）被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任命为艺术部部长时，她很小心地不去重复这个错误。正如其在官方的说法：
收费问题仍然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我一直非常温和地触及它。关于科学博物馆关注的增加收费问题，他们应该提交申请并清楚地证明其合理性。根据我的判断，强行推进这一步是错误的。各博物馆知道，它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补充它们从我们这里得到的。[30]
史密森学会和独立的研究机构经过协商，支持圣约翰·斯特瓦斯的立场。他们认为，尽管像泰特美术馆和国家肖像馆这样的机构可以从收费中获得三分之一的收益，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也有非常大的收入潜力，但深受学校观众信赖的科学博物馆将会遭遇困难。相比于没有限制的强制收费，受托制度应该是一种迫使部门化的博物馆正视它们的财政职责的更灵活的方法。这是一种精明的政治策略，因为它把未来可能引入的收费职责从圣约翰·斯特瓦斯身上转移到了每一位博物馆馆长身上。当工党和工会反对部门化博物馆权力下放的时候，受托制度迅速变得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保守管理极具吸引力。1983年，科学博物馆的咨询委员会解散，受托管理委员会形成。
结论
20世纪末，英国节上呈现出的战后世界技术观已经迷失在一些意想不到的道路上。英国节假定了一个驯化的未来——复杂的机器人还致力于娱乐但琐碎的任务上。鉴于20世纪末社会、政治和科技的习俗，英国将自己定义为更具挑战、更直接、更粗糙的综合体。1950年，科学博物馆是一个部门化的博物馆，由公务人员任职，关注研究，并由咨询委员会管理。到了1983年，权力下放的科学博物馆开始认识到，普通大众是一系列特定受众，其工业赞助商要求更大的影响，并且新的受托管理委员会开始与“问责制”中不确定的问题周旋。
英国节的明星展品之一是一组趋光的机器乌龟（图4-6），现在出现了一个迷人的被驯化的未来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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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NA：PRO，CSC5/563，Minutes of meeting to discuss advertising of Director post，16 May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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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TNA：PRO，CSC5/563，Snow to Parkes and Veale，12 July 1950.
11.TNA：PRO，CSC5/563，Fleming to Padmore，6 January 1956.
12.TNA：PRO，CSC5/563，Halsbury to Snow，12 May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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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Leach，‘The Museum 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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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Science Museum Annual Report for 1963.
29.L.Wilson，‘The Director Regrets…’Evening News，3 February 1978.
30.TNA：PRO，ED 245/112，Monger to Brandes，15 January 1982.
[1] 牛津科学史博物馆的档案管理员托尼·西姆科克（与舍伍德·泰勒相关的权威人士）向我透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