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科学博物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萨德·帕森斯三世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但是国家宝藏馆，特别是科学博物馆的地位，相比较而言，往往遭到忽视。在战争期间，保护藏品的政策从简单地隐藏在安全的地方发展到建立保护和保存藏品的系统。一旦藏品离开了博物馆，尤其是科学博物馆，就很可能用于其他目的。战争结束后，各种国家级博物馆面临着严重的制约，但科学博物馆逃过了一劫，它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科学博物馆能够在1946年迅速重新开放。除了先前的藏品管理，战争还给几个国家收藏机构（包括科学博物馆）提供了一个机会。无论是轰炸机的客观威胁还是展览主题的选择，航空业在此期间一直是展览主题之一。
动力飞行发展之前，英国深受皇家海军（Royal Navy）的保护，但空军打破了权力平衡。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首次成功地用一个空气飞行器的动力装置控制飞机飞行。自此，莱特兄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1901年，莱特兄弟的成就报告传到欧洲。1902年，一位名叫费迪南德·费伯（Ferdinand Ferber）的法国人，根据他知道的模糊细节组装了莱特滑翔机。1903年年初，费伯和奥克塔夫·沙努特（Octawe Chanute）推广他们的不精确版莱特飞机，并呼吁在法国进行更多的航空研究。[1]1904—1906年，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奥地利和日本进行谈判，签订了有关飞机方面的契约。随后，在1907年，查尔斯·R.弗林特（Charles R.Flint），一个国际知名军火商，成为莱特兄弟的代理商。[2]飞机迅速进入公众的视野中。1908年，威尔斯发表小说《航空之战》（The War in the Air），这是第一篇关于空中战争的虚构小说。[3]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关于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很受欢迎。诺埃尔·彭伯顿·比林（Noel Pemberton Billing）——飞行员先驱，彭伯顿·比林公司（后来以电报致辞出名的超级马林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在1928年写出一部名为《叛国罪》（High Treason）的戏剧，于1929年拍成电影。威尔斯发表了描绘未来战争的第二个作品，即《未来轮廓》（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这个作品发表于1933年。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1940年的空中战争》（The Gas War of 1940）、《战争中的女性：一部热门的戏剧》（War Upon Women：A Topical Drama）、《四天战争》（Four Days War）、《威胁：一部未来的小说》（Menace：A Novel of the Near Future）等作品陆续发表。虽然小说的差异很大，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集中、毁灭性攻击一个主要的城市（或者许多城市）：
国会大厦熟悉的轮廓不再明显，其中，那曾经具有雄伟高度的大本钟变成了一团郁积的废墟。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可能再也看不到了，再也看不到那些对于他，对于上千个其他人来说，都再也看不到的记忆中的英国生活了，约翰惊悚地前进。当他来到切尔西堤，他遇到了一个狂野、浑身脏兮兮的人，那个人一直痛苦地呻吟。
“你受伤了？”约翰问，“我可以帮你吗？”
“没有人能帮助我。想想看，那些在空中飞的非人类怪物已经毁掉了那美妙的建筑，以及英国的一切。”
“是的，”约翰赞同地说，“国会将再不会在那里。”
“国会！”那人喊出了声，“谁会在地狱关心国会？这就是我想说的。” 他边说边把手指向已成为废墟的泰特美术馆（the Tate Gallery）。[4]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们的头等大事就是尽力防止日常生活和国家的文化历史被摧毁。对于平民百姓而言，空中是未来冲突的主战场。在许多政府官员（包括博物馆的专家）看来，准备空战是头等大事。科学博物馆是莱特飞机的收藏之地，这是科学博物馆对航空学关注的一个表现；对航空的兴趣是博物馆藏品的一个优势，这显示了博物馆在危急时刻的实用性。
即将到来的战争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于1933年1月30日成为德国总理。短短几个月内，欧洲开始为20世纪的第二次战争做准备。英国的国家博物馆和艺术馆（以下简称为国家宝藏馆）也开始着手准备防止战争破坏。1933年，国家宝藏馆常务委员会，同意开始实行空袭预警（air raid precaution，ARP）计划，以保障国家的文化瑰宝不受损失。[5]每个博物馆都是早期ARP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博物馆被要求列出被保护对象的名单。1934年，第一个列表被创建出来，依据货币价值，大多数藏品价值都超过五千英镑。[6]保护藏品的第一步是同意将“典型的藏品”移至孤立的乡村别墅，在那里是不可能发生轰炸的。[7]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由于政府和博物馆试图维护他们的瑰宝，一些计划慢慢形成。在1938年春天，随着ARP计划接近完成，各大博物馆的馆长组成的小组委员会正式成立，他们在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战争的摧残中保护国家宝藏馆。
为了履行这一职责，馆长们拟订了详细的指导方针，以此来应对不可避免的战争（表3.1）。指导方针将藏品分为4个类别，概述了其相应的存储方式，并指定优先疏散计划。每个博物馆根据指导方针安置自己的藏品，1938年秋季计划完成。清单只是撤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表3.1 ARP 的种类
包装和运输给后勤和组织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最迫切的问题是提供安全的存储空间。并且，尽管工程建设办公室（the Office of Works）在储存方面处于“中央统筹权威”地位，但是许多博物馆仍独立进行安排，因为他们认为工程建设办公室未能提供足够的存储空间。[8]根据工程建设办公室的安排，科学博物馆的A类和B类藏品被分配到两个乡间别墅：巴桑公园（Basing Park）和海瑞德公园（Herriard Park），二者都在汉普郡（Hampshire）乡村。[9]尽管不足以提供安全的存储空间，所有主要的安排还是在1938年中期完成。除了提供场地，各博物馆和工程建设办公室对包装及运输也做了安排。征用包装材料很困难，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没有国家机构曾试图对整个藏品包装；二是战争临近，一些材料的供应是有限的。为了简化任务，科学博物馆像其他一些博物馆一样，决定打破定制储存箱的传统，一个大的藏品或多达50件的小藏品都统一用标准尺寸的箱子储存。[10]科学博物馆像大多数其他博物馆一样，依靠工程建设办公室安排货车公司运送藏品，而大英博物馆和国家艺术馆做出单独安排，通过铁路运输藏品。结果，运输计划一致显示，他们过于乐观，这在计划一开始就被认识到，并于第一次测试时被证实。尽管他们很乐观，但是铁路非常繁忙，几乎没有办法运输博物馆这些不重要的物资。最重要的是，科学博物馆馆长麦金托什上校意识到，博物馆藏品很可能需要几辆货车运送很多天才能完成，而不是像承诺的那样，很多辆卡车运送几天就完成了。[11]
在20世纪30年代，科学博物馆同时参与了1911年贝尔报告中提出的建设计划。建设中楼是第一个计划，但是直到1925年也没有开始建造。之所以没有按计划进行是因为咨询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和其他协会的不作为。[12]1927年，国家宝藏馆皇家委员会成立，目的是检查楼宇情况，当然也包括其他目的。人们可能会认为，委员会将会让科学博物馆受益，但第一份报告的产生过程延迟了对中楼的任何行动，这种延迟一直到报告于1930年出版为止。[13]最终报告的第二部分指出，该博物馆的扩建是“出于国家的迫切需要”。[14]1933年10月，财政部原则上同意建设中楼，但令人困惑的是，它能否在1935年之后开建。[15]无论如何，在经历20多年的等待之后，中楼终于将要开建了。
除了财政部的预算安排，20世纪30年代中期影响建设的几个问题随之而来。最重要且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天文馆问题。麦金托什扩张了里昂的原始计划，准备在三楼建一个30英尺（1英尺约0.3048米）到70英尺的圆顶，用中楼的屋顶支撑圆顶。[16]1935年7月，对天文馆的定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它的内容和位置从来没有被正式批准，尽管里昂决定在1931年将它纳入科学博物馆中。到1935年年底，教育委员会才正式批准同意天文馆定位于麦金托什优先选的位置。[17]批准位置是积极建设的一步，但是却将科学博物馆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没有地方容纳天文馆，财政部将不会为天文馆提供配套设施预算。如果麦金托什不能为圆顶提供配套设施预算，工程建设办公室是不会考虑他们的圆顶计划的。这导致工程部第一委员会的威廉·奥姆斯比-戈尔（William Ormsby-Gore）在1936年1月发出“最后时刻”的呼吁。最终，购置天文馆的投影机和设备，如座椅和地毯等需要的资金在2月底到位。[18]财政部半官方地宣布中楼建设的日期推至 1938—1939年。[19]1937年，南肯辛顿的重建计划被提出，麦金托什对此感到很惊讶，因为这个计划起草后他才被告知。该计划涉及7个大型机构：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帝国研究所、帝国理工学院、自然博物馆和英国皇家音乐学院（the Royal College of Music）。该计划提出，科学博物馆将获得由贝尔报告所要求的空间。但科学博物馆有两个地方不满意：一是该计划改变了贝尔提出的布局，二是没有许可博物馆的未来扩展。[20]但开始重整军队时，该计划连同很多政府建设都被终止了。
1938年秋天，各博物馆的真正考验来了。1938年3月奥地利被侵袭后，希特勒转向了苏台德问题。9月中旬，危机不断加深，战争一触即发。[21]在这种情况下，各博物馆已经准备好迎接这次考验。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运输。藏品需要安全牢固且合适的运输方式，但9月15日，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发现所分配的车太小。大挂毯对于小车而言太长了，因此无法离开伦敦。[22]即使藏品能够离开博物馆，在运输过程中对国家文化瑰宝的安全保护也让人担忧。这场危机很快就于9月30日被解除了，亚瑟·张伯伦（Arthur Chamberlain）回到伦敦并宣布我们将迎来“和平的时代”[23]，这对国家宝藏馆来说是一大幸事。（图3-1）
图3-1 鸟瞰科学博物馆和相邻的博物馆、皇家艾伯特音乐厅[拍摄于1939年，版权方：英格兰遗产组织（原国家遗产名录）]
运输过程中发现的效率低下和设备不足的问题，已经迅速采取措施以纠正，并改善计划以确保有足够的人力可以包装和搬运藏品。此外，大英博物馆的馆长约翰·福斯代克（John Forsdyke）提出了安全问题。他担心文化瑰宝在运输途中的安全，以及在边远地区的存储问题。由于缺乏其他选择，他提议在存储藏品的房间里安排工作人员。在法律上，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可以携带枪支，但馆长小组委员会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工作人员的存在本身就具有足够的威慑力。[24]科学博物馆没有这种威慑力，因为它没有为存储藏品的房间配备工作人员。它主要依赖居住者的防火和防盗措施。为了消除危险，工作人员需要定期检查，并与所有业主保持友好的联系。[25]保持友好交往也并不困难，因为许多业主自愿提供自己的居所来保护国家的文物，但是有些业主更乐意保护自己的小家庭不受其他危害。比如，他们更乐意将自己的房子作为军事用途或作为疏散儿童的避难所，而不是用来保护文物。[26]安全问题只是藏品储存在乡村处所所应该考虑的问题之一，而文物存储的环境是应该考虑的另一个问题。1938年年底和1939年，馆长小组委员会都很关心湿度、温度和害虫这些方面的问题。[27]这些都会给乡村处所所庇护的藏品带来危险。
非实战状态
因为这场危机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博物馆的藏品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转移，参观展览的群众和之前一样保持正常。但好景不长，1939年，外交形势急转直下。8月24日，德国和苏联达成的秘密协议被透露出来。9月1日，波兰被入侵，因为对波兰政府的保证，英国被卷入和德国的战争。9月3日，张伯伦正式宣战。[28]德苏条约一经公布，战争一触即发，科学博物馆奉命制订相应的计划。8月24日至9月1日，卡车共跑了26个来回，最后将藏品安置到居所。26幅油画和书籍被存放在海瑞德公园，而147个储存箱被储存在巴桑公园。这包括所有的A类藏品，部分B类和C类藏品，再加上约20000本旧的或罕见的图书。[29]撤离是成功的，但又是非常有限的。
科学博物馆的藏品绝大多数保存在南肯辛顿，直到英国公开声明参战之前，观众参观情况仍比较正常。如果宣战之后就遭遇袭击，炮火就会给国家宝藏馆带来灾难性的破坏。科学博物馆9月3日关闭，以保护存有的藏品。旧的南部和西部展区被清空，因为南肯辛顿消防队认为这里的建筑年代久远，容易引起火灾。此外，工作人员清空了东楼顶部两层，他们转移了所有的藏品，大多数藏品随同他们的陈列柜都转移至东楼的地下三层，因为混凝土建筑可以提供最好的保护。所有可用的楼层空间都投入使用，所有的空闲空间都塞满藏品，这些藏品都来自被遗留在科学博物馆易受袭击部位的固定展箱中。策展人采取措施避免飞尘给藏品带来损害。小的、易碎的物体被小心地包裹好，然后小心地放置到展览箱子里。工作人员用纸粘贴窗户和展箱，以减少玻璃飞溅，并用3英寸的木制盖板保护留在原地的藏品。到1939年11月，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科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藏品的定期检查。[30]
当教育委员会主席斯坦诺普勋爵下令关闭科学博物馆的时候，科学博物馆只有部分骨干员工保护藏品，并为图书馆工作，科学博物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正常开放的。9月2日，麦金托什离开科学博物馆，成为军事工程学院（the School of Military Engineering）的指挥官。在此期间，赫尔曼·肖（Herman Shaw）担任执行馆长，直到1940年7月麦金托什重新回来。在科学博物馆关闭前，和馆长一样，其他43名员工也离职去服务部或者其他政府部门工作。科学博物馆关闭后，大部分员工离开了，剩下的工作人员一般早已过了正常的退休年龄。用麦金托什的话来说，他们是一些“年纪稍微偏大的员工”。到战争结束时，只剩115名员工——是战前的将近一半。[31]员工的减少对科学博物馆的藏品造成了影响，尤其是在藏品的维修方面。具体来说，维护工作日志直到50年代中期才得到整理。
人们认为，参与到战争中的英国将直面德国激烈且直接的轰炸。幸运的是，大量的轰炸机没有出现，八个月里没有什么明显的活动。但不明显的活动导致了一些问题。冷漠、厌倦和安全的错觉，成为各阶层普通市民的普遍感受，其中包括科学博物馆工作人员。[32]在此期间，伦敦众多的博物馆重新开放。各博物馆将部分古老的展品翻新，并且重新展览，但三个国家宝藏馆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国家艺术馆重新开放时没有展出它收藏的藏品，而是举办了古典午餐音乐会。第一场音乐会于1939年10月10日举办，在战争期间，共有1698场音乐会在此举办。此外，1940年5月，提供便餐的食堂开业，这就是展区的长期咖啡厅的由来。[33]1940年2月，科学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举行新展览，所有的展览有一个共同点：缓解人们的厌倦。文化欠缺和军事行动的缺乏让整个国家产生倦怠。许多人认为，解决厌倦情绪的最好办法是重新开放文化机构，如钢琴家迈拉·赫斯（Myra Hess）组织了午间音乐会。各博物馆的重新开放很受欢迎，但只有在空袭是轻微的和偶发的情况下，这才算是一种安全的解决方法。
财政部出台政策限制大英博物馆的重新开放。所有参展的提案必须有财政部的批准，必须是“展出的样本价值不重要，或者展出的展品即使被破坏了也不会损坏主要藏品的地位”，保护和维修藏品的费用不会“实质性增加”。[34]1940年2月22日，大英博物馆关闭不到半年，印刷书籍、手稿、版画和素描的展览对公众开放。[35]随后不久，大英博物馆的史前和欧洲部举行了规模更大的战争展览，它包括来自萨顿胡（Sutton Hoo）和其他地方的考古资料。从珠宝到灯具的各种金属制品和一系列科学材料的汇总如下：6个钟、40块表、17种称重设备、38个科学仪器、一些日历和几个计数装置。[36]本次展会涵盖了大英博物馆的全部藏品。战争展览面临很多危险，它被称为“自杀展”（Suicide Exhibition）。
1940年2月14日，科学博物馆举行了一场题为“和平与战争中的飞机”的展览（图3-2）。本次展览，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它的重点，就是介绍在整个20世纪里飞机的用途。展览中非技术性的故事不同于博物馆的正常内容，工作人员意识到他们呈现了历史。为了呈现飞机的社会历史，展览将主题按时间分为4个阶段：1903—1914年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民用和军用航空（1919—1939），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1940）。大部分入选的展品都是永久性航空藏品的模型。有100多个模型被展览，并通过少量真实尺寸的实物进行补充。这些都是英国皇家空军的现代化设备，并且是从空军部和航空行业租赁过来的。为了让观众体会战斗的感觉并全面展示这些展品，展览还展出了一些照片，其中多数是广受欢迎的《飞机》（The Aeroplane）杂志拍摄的飞机图片。这些照片给人一种战斗的感觉。由于战争的原因，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展览。展览中的展品时而被搬入，时而被搬出。不管是故意的还是偶然的，这个变化的展览实现了它的目的。它直接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让观众了解了短期动力飞行历史过程中飞机的用途。[37]
图3-2 展览“和平与战争中的飞机”（拍摄于1940年）
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在战争期间留在科学博物馆，伯纳德·戴维（Bernard Davy）是其中的一位。他迅速投入组织举办展览的工作中。戴维于1920年进入科学博物馆工作，他的职业生涯致力于航空藏品的收藏。[38]由于战前的准备工作，戴维收集到了战争爆发时英国皇家空军使用的大部分飞机藏品的模型。由于他的经验和沟通能力，在这个困难时期，他也能够请求将这些模型加入和租借到“和平与战争中的飞机”这一展览中。1939年年末，戴维在帮助政府和工业部门建立联系上做出了贡献。[39]戴维和他的联系人之间的通信说明了当时展览战争材料的困难，但这个困难必须被解决。
为了普及战争设备的知识经验，戴维想展示阻击气球及其完整的附设装备的模型。为此，他联系了空军部的气球发展所（Balloon Development Establishment，BDE）。由于战争的原因，BDE没有提供这个模型。A.埃尔德里奇（A.Eldrige）是BDE的一位资深公务员。他在空余时间按照官方设计制作了一个模型。科学博物馆只花费了15英镑便购买到了此模型。戴维认为，支付的金额仅够材料的成本。这个模型在1940年3月27日被展出。展览如愿地向人们解读了伦敦战时的场景。在展览规划之初，戴维曾设想让全尺寸的飞机成为展览的核心。为了找到它，戴维首先求助于维克斯-阿姆斯特朗（Vickers-Armstrong）公司，希望借用一架喷火式战斗机。这架喷火式战斗机曾在1939年7月的布鲁塞尔展览（Brussels Exhibition）上展出，但它当时不宜借出。维克斯建议戴维向空军部求助。[40]不幸的是，由于飞机现役的原因，科学博物馆在展览开幕式之前未能及时找到一架飞机以供展览。但后来，航空部借出退出现役的飓风战斗机参与展览。[41]
戴维同样通过他与工业方面的联系来促进展览的开展。展出的永久藏品惠特尼5号（Whitley Ⅴ，INV.1940-11）模型，是从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飞机有限公司（Armstrong Whitworth Aircraft Ltd）借来的。另一方面，1940年6月，戴维拒绝了新的博尔顿-保罗（Boulton & Paul）反轰炸机模型参与展览，因为此模型上显示的详细信息违反了官方保密法。[42]戴维也试图从工业方获得借贷。他联系了重要的（标志性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商。2月12日，那比亚大学（Napier）向科学博物馆提供了搭戈尔和拉比（Dagger and Rapie）发动机的模型。2月16日劳斯莱斯在科学博物馆展出默林（Merlin）3号发动机（图3-3）。3月，那比亚大学用发动机的真品更换展览时的发动机模型（由空军部提供搭戈尔系列3号，那比亚大学提供拉比系列4号）。但他们告知科学博物馆，该发动机因为要服现役可能会被撤销。[43]这些工业租赁展品占当时全尺寸展品的绝大部分。
图3-3 劳斯莱斯默林3号发动机（拍摄于1940年）
前四个月，共计80000人次观看了展览，所以科学博物馆决定将展期无限期延长。[44]展览的快速形成和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相关藏品都是最新的。这完全不同于科学博物馆的传统观点。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博物馆是旧的和过时物品的储藏室。尽管缺乏展览的空间和资金，戴维还是对处于前沿地位的航空藏品进行了展览，体现了现代航空的发展。飓风战斗机和飞机发动机让观众直接和现役飞行员有了联系。戴维的信件中突出显示了此联系的重要性，因为他一有机会就提及战斗机的服役情况。这些展品体现出来的行动时效和意义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将一个本质上的历史展览和席卷欧洲的冲突连接起来。科学博物馆有能力将当代实践融入展览中，同时科学博物馆也向政府展示了其教育潜力。
闪电战
1940年6月，英格兰南部遭到轰炸；8月，伦敦及其郊区遭到轰炸。9月7日的晚上，一个大突袭重创了伦敦码头，这是长达两个多月连续轰炸的开始。轰炸的强度不断增加，许多博物馆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展览。大多数博物馆在考虑关闭和进一步疏散的问题。1940年9月，南肯辛顿遭到严重的空袭，东楼的窗户和玻璃屋顶遭到破坏，因此“和平与战争中的飞机”展览结束。[45]科学博物馆在战争期间的展览自此终止。大英博物馆印刷品的小型展览于1940年9月由于危险被撤销，但战争展览依然开放。[46]
“和平与战争中的飞机”展览关闭的同时，自然博物馆竟遭到两个燃烧弹和油弹袭击，由此产生的大火损坏了建筑物的重要部分，破坏了家具、装置和植物标本室的藏品。15%的标本被水或者火损坏。1944年7月，飞行炸弹击中了西展区，展区遭到了更严重的损坏。这颗炸弹毁灭了155组著名的英国鸟类筑巢系列的展品，这种展品总共有162组。轰炸后，人们从博物馆搬移出130吨碎玻璃。1941年5月10日，燃烧弹引起的几起火灾使大英博物馆经历了最猛烈的战争攻击，这种攻击损坏了克拉左门尼恩（Clazomenian）的石棺盖子，烧毁了125000件藏品卷宗，并摧毁了战争展览的大部分藏品。[47]尽管一些科学仪器已被搬移，但是在展的绝大多数仪器被毁，其中包括23种科学仪器，6个时钟和40块手表。[48]截至1941年5月，帝国战争博物馆的所有房间均被破坏。1944年12月，一个炸弹让它成为一片废墟。泰特美术馆长期被认为处于危险的境地，于1940年9月16日首先受到破坏。到1941年1月的时候，大部分屋顶已经不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有的34间展览室均遭遇破坏。[49]除了科学博物馆外，展览路临街上的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也能看到炸弹侵袭的痕迹。和其他博物馆一样，人们可以看到大量的碎玻璃，以及所有博物馆结构的轻微破坏。与其他机构相比，科学博物馆逃脱了重大的损害。套用麦金托什的话来说，科学博物馆一边“愈合伤口”一边感谢它的运气，事情还没有变得更糟。1941年1月，麦金托什放下他的重担，离开岗位四个月。在此情况下，他认真地考虑了博物馆的藏品保护，决定投入更全面的保护措施。麦金托什回来后将南肯辛顿50%的藏品进行了分散。[50]科学博物馆最后一个加入国家宝藏馆，委托国家宝藏馆对其藏品进行保护。
改善储存情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这些文化瑰宝的故事是战争期间生活的许多方面发生改变的代表。从尝试在边远位置隐藏宝藏这个不成熟的想法发展到建立一个有效的藏品保护收藏系统，这种变化不仅保存了国家文化瑰宝，也使得全国的艺术馆和博物馆在战后的岁月发生了很多变化。
20世纪30年代规划的初期，馆长们主要担心空中轰炸。防爆炸是所有存储的主要目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馆长小组委员会成员发现，存储现状不能更好地保护藏品。即使是乡村别墅，曾经被视为国家宝藏馆的庇护所，也被认为是不安全的。随着空袭增加，英国皇家空军的防御加强，许多人意识到有些房子处于德国的飞行路线之下，也存在被误炸的风险。[51]就如同博物馆偏好偏远地区一样，许多其他人员或组织也选择偏远地区。这些地区对于难民、训练营和军事基地来说，都是很完美的藏身之处。由于周围环境无法控制，这些房子本身也会产生很多问题。科学博物馆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防潮，科学博物馆也需要将储存在海瑞德公园旧厨房里的稀有图书快速转移到剑桥大学图书馆。[52]各博物馆不得不处理房屋的问题。在蒙塔邱特房屋（Montacute House）内，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要应对严重的虫蛀问题。[53]国家艺术馆担心彭林（Penrhyn）勋爵的圣伯纳德（St.Bernard）犬会损坏北威尔士城堡里的画。[54]业主也是个问题。从战时筹备之初，业主对自身利益的期望就超过了国家利益。总之，对于许多博物馆来说，用乡村住所储存藏品是一个不好的决定。
1940年的夏天，几个馆长提议，最好的储存方法就是将废弃的采石场转换成特殊的地下存储设施。1941年8月12日至9月18日，国家艺术馆的所有藏品被运送到威尔士西北部的马诺德板岩采石场，这是第一个专门建造的地下存储设施。[55]1942年1月，威尔特郡的西木（Westwood）巴斯岩采石场被大英博物馆与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占有。共有三分之一的其他机构也将藏品放置于西木巴斯岩采石场，这些机构包括博得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菲茨威廉博物馆、自由法国政府、一些大教堂和其他国家宝藏馆。[56]不幸的是，科学博物馆在采石场无法找到空间，因为当麦金托什决定将大部分南肯辛顿的藏品移进采石场时，采石场的大部分空间已被占满了。因此，科学博物馆被迫迁至乡间别墅。但麦金托什有一个优点：他能利用其他博物馆的经验做出合适的安排。
最终，科学博物馆藏品总量的60%被放在30多个场所，包括工业仓库、军用采石场、以前其他机构占用的房子。[57]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学博物馆找到了地下储藏室：靠近斯托克韦尔（Stockwell）的一个避难所和位于雷丁（Reading）附近的沃伦街（Warren Row）的一个废弃地下工厂。[58]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复杂的存储和保护系统，并制定一项记录保存方案以支持该系统。
寻找地方存放机车、汽车和客车是困难的。谷仓不能有效地保护藏品，马车房也已经变得稀缺。九座房子被选定储存这些大物品（主要是C类藏品）。马厩或者户外小屋可以提供存储，但是条件不好，物品容易受到损害而且暴露在外面。由于车辆普遍没有包装保护，工作人员检查储存C类藏品的房子的频率高于其他房屋。在巡查中，工作人员要记录藏品状况以供科学博物馆追踪藏品并提供保护。尽管面临搬移和运输的困难，普芬·比利蒸汽火车、斯蒂芬森火箭和火箭仿品被转移到布罗克特厅（位于赫特福德）和拉姆斯特（位于萨里）。储存的另一个场所是亨利厅，这里有五辆汽车和九个发动机。1888年的奔驰汽车和1885年的“罗孚”（Rover）安全自行车被存储在别墅的库房里，并一直保存到1951年5月31日。[59]运输藏品展示了疏散的规模，同时也导致系统状态报告的出现，这两项都是科学博物馆未曾经历过的。
莱特飞机——麦金托什称之为科学博物馆最珍贵的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波折。战争爆发时，它被拆分成组件并被包装起来，安置在博物馆地下室最安全的地方。不久，它被重新展出直到安全问题再次出现。其中一些安全问题是由美国造成的。这意味着它需要更安全的储存环境，但当时提供的房屋没有考虑到安全问题。所以，麦金托什提出将其放在西木（Westwood），但因为箱子不能通过采石场的大门而放弃。[60]战争办公室提供给科学博物馆一个航空站采石场。但短短几个月内，藏品表面就开始发霉，而且，由于工程建设办公室拒绝提供资金建立带空调的房间来保护藏品，这些藏品不得不被再次转移。庆幸的是，科学博物馆在科舍姆的海军航空站采石场找到了存储空间，莱特飞机留在科舍姆，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回到伦敦。[61]在战争期间，莱特飞机经历了四次大的搬移和一些小的调整，甚至面临着被运到美国的情境。因为飞行器的重要性，所以它比一般的藏品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它也显示了其他藏品所经历的搬迁过程。
为藏品提供更好保护措施的过程，标志着科学博物馆从不成熟的想法到保护、保存和监控等一系列措施的变化。令人惊讶的是，作为现代化博物馆的代表，科学博物馆竟然没有保留任何一个博物馆的重要记录的副本，包括主要的库存和注册表。如果灾难发生了，比如像其他博物馆遇到的火灾，记录就会丢失，这对科学博物馆来说将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麦金托什意识到副本的保存是刻不容缓的。工作人员在第二次藏品疏散进程中小心翼翼地记录，编制副本，将副本保存在厂区外。[62]麦金托什意识到，如果没有列表清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收集博物馆的所有藏品是不可能的。[63]这种态度的转变在战争期间影响的不仅仅是藏品的管理。采石场的经验是积极的，这导致了战后博物馆的变化。气候控制和在理想条件下保护藏品的经验，推动了伦敦博物馆在保存藏品时的环境控制管理。虽然许多国家宝藏馆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便设立了专门的藏品保护部门，但是科学博物馆一直将藏品存储在车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助于博物馆专业化发展，包括藏品储存的常规条件、报告和副本的保存。
对战争的贡献
每个国家宝藏馆对战争都有贡献：国家艺术馆举行了音乐会；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帮助了民防组织、军事同盟、安全部、战争办公室、空军部、信息部、外交部和联合政府。它们提供的照片、海报和其他信息起到教育和宣传用途。此外，当18军和海军舰炮服现役时，一些帝国战争博物馆的藏品也在1940年夏天被使用。[64]1941—1944年，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的部分空间成为从直布罗陀遣散的孩子们的学校。[65]泰特美术馆有许多用途，但最有名的是花园被改为胜利花园。[66]而邱园大大促进了“为胜利而挖掘”的活动。邱园的实验室成为用蔬菜代替稀缺医药材料的研究中心，这种医药专业知识拯救了无数生命。[67]其他的博物馆，无论是撤离后剩下的建筑物还是科学博物馆的资源也都投入了使用。
科学博物馆的建筑有各种用途。曾经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旧的南展区被用作食品仓库。1941年6月，一个无线电修理军团占满了科学博物馆的小屋。1942年1月，科学博物馆容纳了第七广播学校的1000名学生。他们一直占用科学博物馆到1944年7月。实际上，他们待的时间“要更长些”。阶梯式讲堂是很重要的，因为整个战争期间都需要它的容量和投影设备。它被无线电学校、该地区的其他英国皇家空军学校、本地的ARP组织及专业团体使用，并用它来向人们展示一些公共项目。正是由于这些需求，一些计划被提出以防发生冲突。[68]科学博物馆做出的贡献不仅仅限于这些建筑。
可以说，科学博物馆图书馆是科学博物馆做出的最大贡献。尽管出于安全的原因，图书被分散。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博物馆图书馆对外开放，为人们提供查阅科学和技术资料的场所。在英国，科学博物馆图书馆对很多研究机构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和平时期的工具。战争产生了更多的研究需求。战前的规划期曾推断，科学博物馆图书馆文献服务、访问服务和其他相关的工作都会减少，但外借和信息服务在数量和紧迫性上都会增加。因此，管理者推断科学博物馆图书馆需要裁员，并决定解雇40%的工作人员。管理者根据年龄、经验、体质，以及职位来决定工作人员是否被解雇。如预期的一样，访问服务以及相关的工作大大减少。来自敌对国家的出版物被停止发售。对英国、美国和盟军的资料的访问由于运输困难、纸张的定量供给及审查制度而减少，但是文献服务并没有减少。预料的普通读者的数量下降现象并没有出现，因为外国政府工作人员和难民知识分子取代了普通读者。尽管如此，文献服务对于科学博物馆图书馆而言变得不太重要，因为其最重要的占主导地位的功能是信息和外借服务。官方记录没有保存信息服务的具体情况，但它却严重消耗了人手紧张的工作人员的时间和精力。很多要求是来自意想不到的部门而且往往需求迫切。来自情报科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很多要求并没有以研究为基础。相反，他们想了解地理信息和技术信息，然后用于规划和操作。同样地，外借服务也主要是由政府部门、国家机构、工业企业和研究机构需求的增长来驱动着。在战争期间，外借机构大量扩张，从450个增加到1000多个。外借活动极大增加，工作人员又急剧减少，这意味着科学博物馆图书馆的一般性工作会被忽视。事实上，在战争结束时，麦金托什和兰开斯特认识到过多的人员已被解雇，科学博物馆图书馆需要更多优秀的员工提供更好的服务。[69]科学博物馆图书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战争做出很大的贡献。在战争期间提供的服务使它成为著名的科学和技术的资源库。这些功能在战后也一直不断扩展。
最后，科学博物馆图书馆的另一个服务，即缩微胶卷，应该被提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缩微胶卷在英国是罕见的，但在1941年年底，科学博物馆接受了具有基本功能的缩微设备。它的服务项目很快由国家组织——专业图书馆和信息局协会（Association of Special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Bureau，ASLIB）接管。这些组织把科学博物馆图书馆当作它的一个部门，直到科学博物馆图书馆因发展太快而被搬到了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但这并不是科学博物馆缩微胶卷服务的结束，因为它被用在“速度并不是最重要”的地方以及制作内部复制品方面。[70]科学博物馆的缩微胶卷服务和ASLIB的发展改变了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服务和存档的特性。对于科学博物馆图书馆来说，缩微胶卷服务减少了副本所需要的空间，消除了借出稀有或重要作品的风险，从而可以将更多的资料提供给外借服务。对于存档来说，它提供了更多快捷、便携的档案副本。这两项功能使缩微胶卷在整个英国得到了广泛、快速的应用。科学博物馆图书馆对它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重新开放科学博物馆
战争结束时，科学博物馆是幸运的国家宝藏馆之一。只有三个幸运的国家宝藏馆没有被直接侵袭，其余两个是贝斯纳尔·格林博物馆（Bethnal Green Museum）和国家海事博物馆。三个博物馆都只是遭受轻微损伤，如窗户破碎、天花板松散、房子的正面受损。[71]科学博物馆受损最大的是南展区，其战前展览空间的四分之一被损坏。然而，损失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巨大。消防队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就已经警告科学博物馆老展区是不安全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存在火灾隐患。所以，在1940年年末，当可燃结构成为重要的问题时，展区就明确决定移除大量的木质结构，这个决定使南展区处于半废弃状态。战后修复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非常基础的——修理窗户和天窗，去掉专为英国皇家空军所做的分区，取出战争期间落下的油毡，拆除建在地下室的空袭避难所，对展区进行初步的清理和整修。总之，科学博物馆需要人力和空间来重新储藏它的展品。[72]
1946年2月14日，科学博物馆共有12个展区开放——4个常设展览厅和8个“德国航空发展”展厅。这是关于科学和教育的展览，尽管展览名字中没有包含，但展览也覆盖了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关方面。这次展览由对内阁与国会成员负责的航空生产部来安排。该部位于法恩伯勒（Farnborough）的皇家空军航空研究基地。[73]它依照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先例，用被缴的装备和同盟军的先进技术展来帮助培训同盟军和政府人员。[74]该展览非常受欢迎，就像“和平与战争中的飞机”那次展览一样，但内容得到扩展。有些展品是第一次出现在科学博物馆展览中，如V2火箭。少数展品（不包括V2火箭）被列入到永久藏品的行列。[75]最重要的是，这次展览是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物质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公开展览，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科学博物馆有能力举办现代技术展。
科学博物馆的多数展区于1948年年底对公众开放。纵观重新开放期间，科学博物馆举行了一系列现代和历史的专题展览。继科学展览与德国航空展览之后，1946年6月，“海军采矿和消磁”展拉开帷幕。它以哈文特的海军矿业机构举办的材料展为基础，这个展在4个月内吸引了近25万观众。随后，几个历史展览举行后，1947年10月，科学博物馆开始举行“家庭和工业用电” 展。这次展览的目的是希望观众了解家庭消费、工业消费和燃气、电生产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解决民族问题”做出贡献。1948年11月，科学博物馆开展“建筑中的科学”展。它以科学和工业研究部建设研究中心的工作成果为基础，这些成果已被60多所学校（主要是技术学校）和团体使用。此外，科学博物馆举办了三届年度展览，所有这些展览都集中展示了历史的发展和日常生活的应用。[77]专题展览显示，科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均着眼于国家的重要问题及历史的焦点问题。有些展品曾在更大的展览中被展出。例如，“建筑中的科学”展览中显示的理念在英国伦敦东部的波普拉区“活建筑”展中被展示出来。通过专题展览展示那些不能被永久藏品表达出来的主题，科学博物馆能够保持其在当前科学和技术培训机构中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所有的国家宝藏馆都有很多活动。每个博物馆都试图至少恢复到战前的规模。对于一些博物馆，如科学博物馆，战争推迟了先前批准的建筑计划。1938年，财政部已经批准了7项紧急建设要求，工程将在1939—1947年竣工，并且，用常务委员会的话来说，“战争导致的资金问题使得敌机轰炸的影响变得更加严峻……情况已经变得更加严重而紧急”。[78]为了实现重建计划，财政部批准了一个方案，该方案共分3个层次：第一，修复空袭造成损坏的建筑；第二，着手建筑扩展和建设方案，无论是战前计划的，还是战前已开建的；第三，重组南肯辛顿站点。财政部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从经济的角度出发，维修应该和扩展结合在一起。[79]正是这一规定，制约了科学博物馆的发展。贝尔最初的报告是计划拆除南展区，并用三座现代大楼（东楼、中楼和西楼）代替南展区。因为战争没有毁坏老展区，它们不需要修复，所以科学博物馆被放到了在战争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的博物馆后面了。
与此同时，英国展览节办公室（Festival of Britain office）一直在寻找一个地方来存放理论科学的展品，南肯辛顿博物馆被列入了讨论中。1948年7月，展览节对科学博物馆的使用计划遭到质疑，无论是科学博物馆，还是工程建设部都希望所有的提案“随风飘逝”。1948年年底，南肯辛顿计划又被拿到会议上讨论，工程建设部的W.A.普罗克特（W.A.Procter）宣称，展览节的计划是“不成熟的”，战前计划应继续保持不变。然而，几乎与这些声明同时进行的是，展览节的计划突然变得成熟了，中楼的第一层将为一系列展品提供空间。[82]最初这些展品包括科学展品、天文展品、牛顿楼[1]、一系列模型。[83]所有这些展品增加了科学博物馆可利用的设施，但由于展览节的预算被大幅度降低，这迫使组织者限制了展览节的许多展览。预算的削减使得科学展成为展览节在科学博物馆展出计划中的唯一一个展览。
1949年，中楼开始动工，但直到1951年，只有低层楼被建好，用于容纳展览节的科学展品。[84]为展览节建造的中楼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是1935年的计划是否适合展览节，更重要的是，是否适合科学博物馆长期使用。当然，工程建设部并不希望以前的计划突然改变，但还是做了小改动。总的来说，该大楼预计提供95000平方英尺的面积用于展览，49600平方英尺面积用于存储、办公和就餐。[85]1951年5月4日至9月30日，科学展对公众开放。三层大楼共使用了大约35000平方英尺（其中30000平方英尺用于展览）。[86]科学展览结束后不久，工程建设部告知科学博物馆有一笔有限的资金可用于翻新工程，科学博物馆应充分利用展览节创建的资源在新的空间中进行展览。工作人员通过节省再次展览的费用，希望由此加快新展区的开放，但新的预算限制了该项目。他们获悉，翻新中楼的工作计划直到1952—1953年以后才会得到考虑。[87]为了避免三年的拖延，科学博物馆与自然博物馆达成协议，为哺乳动物藏品提供场所。这些哺乳动物藏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失去了储存场所。1952年年初，由于这个协议的达成，财政部下拨了翻新中楼使用的费用。[88]对科学博物馆来说，展览空间增长的代价是中楼地下的一半及第一层楼空间被占用。这些空间直到哺乳动物藏品找到永久性处所才被科学博物馆使用。尽管获得了额外的空间，科学博物馆的展览和存储空间仍然受到限制。天文馆的问题仍然突出，问题的搁置影响了科学博物馆的收藏能力。
科学博物馆仍在天文馆问题上处于左右为难却又无能为力的境地。除非所有的仪器充分到位，否则工程建设部拒绝将天文馆纳入中楼的设计中，而财政部则坚持直到圆屋顶建成才购买仪器。[96]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渐渐地，天文馆对中楼的建设造成了重大的延误，该问题必须找到解决方案。1953年年初，舍伍德·泰勒通过哈雷·斯图尔特爵士信托基金（Sir Halley Stewart Trust）获得20000英镑的免息贷款，但这些远远不够购买设备。[97]这里做个比较，据20世纪50年代初的报道，杜莎夫人蜡像馆购买的蔡司公司仪器耗资约10万英镑。[98]1954年，由于缺乏来自政府财政或私人资金对天文馆建设的支持，中楼的建设计划再一次面临延迟。
1953年，中楼还未完工，这对科学博物馆相当不利。帝国理工学院的扩张严重威胁了科学博物馆的西展区。西展区为航空藏品提供了场地。展区空间的限制使科学博物馆可能会失去大量的工业捐赠品。除此之外，存储空间不足会阻碍藏品的发展。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完成中楼的建设。[99]然而，获得财政部的批准不是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