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初阶段：战争及和平时期的科学博物馆
汤姆·沙因费尔德
1911年，贝尔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科学博物馆早期几十年的管理目标。科学博物馆是一项极具野心的建筑项目，是对藏品的再度聚焦，也是对教育的全新诠释。1909年科学博物馆独立后的十年，在文化上极具影响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以战止战”（War to End All Wars）在今天看来其历史地位变小了，但是却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致命，至少它对国民的心理伤害是毁灭性的，对英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极具破坏性的。约75万男性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前，年龄在15～49岁的男性人数约占7%。当战后生活恢复正常时，人们发现男性人数显著减少。[1]美国历史学家杰伊·温特（Jay Winter）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部分战士的家庭都在哀悼。”1914—1918年，全球的关注点就是纪念活动。让逝者安息、落叶归根，不论是身体形式上的或者象征性的，都是亲属普遍的需要。战争结束后，英国社会出现了科学博物馆，此时科学博物馆被迫寻求措施以完成它的使命——疏散现实中到处渗透的哀悼气息。
战争博物馆与和平博物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国外熊熊燃烧，伦敦的科学博物馆受到了直接的影响。在战争期间及之后的几年里，科学博物馆只在有限的时间内开放南部和西部展区的部分展厅。这两个展区本用来作为1862年国际展览——万国工业博览会的续篇，但场地明显不充足。大量木质藏品很容易引起火灾。于是贝尔委员会就提议用双倍大的空间来安置藏品。[2]展览路建筑的建造始于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项目的有限进展并没有立即给科学博物馆带来太大好处。1918年，战争办公室（the War Office）强制性征用未完成的东楼和部分旧展区。直到1922年战争办公室搬出后，工程才再次重启。尽管科学博物馆在后续的几年搬至新地点，但是东楼一直到1928年还未正式开放。尽管经历众多游说，并且科学博物馆馆长和咨询委员会也很努力，但是贝尔委员会提出的建设蓝图——包含中楼和西楼，在大小上与东楼相当——一直到2000年新的威尔康翼展厅开放时才得以实现。
在战争结束的几年里，在满目疮痍的大环境下寻找合适的场地是很困难的。空前庞大数量的生命殒于战争。出于哀悼与纪念逝者的强烈愿望，战争委员会（the War Cabinet）于1917年建立了帝国战争博物馆。1920年，国会法案（Act of Parliament）颁布。在首相劳埃德·乔治个人的支持下，帝国战争博物馆由乔治五世亲自宣布对外开放。如同科学博物馆一样，帝国战争博物馆缺乏充足的安置空间。在伦敦中心几处寻址之后，帝国战争博物馆终于在薛登纳姆（Sydenham）的水晶宫殿（the Crystal Palace）订下短期的租契。对于帝国战争博物馆来说，水晶宫殿这一选址欠缺的不仅仅是好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足够的空间。玻璃窗和被粉刷过的主梁对文物保护来说是非常不合适的。此外，它太过于轻盈的设备与忧郁的主题元素很不匹配：早期照片显示大炮被棕榈树和玫瑰丛等包围。[3]1924年，水晶宫殿的租契到期，帝国战争博物馆另选场所。1922年，政府将科学博物馆的西部展区腾出让给帝国战争博物馆。科学博物馆于1923年迁移到未完成的东楼（图2-1）。1924—1935年，帝国战争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在同一片土地上彼此结下了不太舒心的伙伴关系。
图2-1 正在建设中的东楼（背景是帝国研究所，拍摄于1916年11月15日）
我们可以想到，科学博物馆不欢迎帝国战争博物馆搬迁进来。由于东楼没有完成，科学博物馆只得把目光转向南部展区。随后，帝国战争博物馆搬迁至南肯辛顿，这大大减少了科学博物馆的展览空间。展览空间比例降低到科学博物馆19世纪时的空间比例，这迫使科学博物馆将整体藏品进行转移以寻求安放。[4]接踵而来的是，大众对两个博物馆存在意义上的争论。两个博物馆不得不展现自身的价值，并显示它们的目标和野心。
对于科学博物馆来说，很不幸的是，帝国战争博物馆这边有着哀悼和纪念死难者力量的强烈支持。帝国战争博物馆是战后官方确定的哀悼地点。这表明了国家倡导对战争带来巨大损失的反思。它也减轻了普通民众的焦虑，即战死的人们可能被人遗忘。不出所料，帝国战争博物馆极大地迎合了公众的热情。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是全世界见证的。因此，帝国战争博物馆也得到了当时全世界的普遍支持。[5]
科学博物馆如何与这样的战争博物馆竞争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诋毁战争博物馆的意义就等同于不兑现纪念死者及其亲人需要的承诺。所以，科学博物馆是不能直接这样攻击战争博物馆的，但又不能对此现状坐视不管。科学博物馆要从其他方面超越战争博物馆。科学博物馆要从战争与和平方面进行阐述，并解释自己的工作在战后的必要性。这种困境导致科学博物馆处在弱势地位。在与帝国战争博物馆协调辩论期间，科学博物馆被迫挑战帝国战争博物馆的规则。
咨询委员会一直忙于解决这些问题。正式的上诉送至教育委员会，非正式的上诉被发表在《泰晤士报》和《博物馆杂志》（Museum Journal）上。[1]科学界和工业界的一些成就显著者也写了支持科学博物馆的信件。一些富有同情心的科学博物馆社区成员组织在一起对帝国战争博物馆给予静默的抵抗。科学博物馆和它的支持者认为，在战后重建中，科学博物馆的价值体现了“国家愿景”。该愿景旨在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战争过程的破坏转向对新和平时代的希望。因此，科学博物馆将自身打造成为庆祝人类的建设成就和鼓励和平发展的场地。在博物馆协会（Museums Association）举办的1924温布利大英帝国展览（1924 Wembley British Empire Exhibition）中，一位参与者将科学博物馆描述为“伦敦博物馆的灰姑娘”：
它曾是最重要的，但也是受到最糟糕待遇的。那个时代，英国政府将博物馆的建筑空间缩小到若干年前设计好的最小建筑面积的四分之一，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限制其场地的原因是为帝国战争博物馆腾出空间。这是一个奇怪的反常现象。博物馆竟然允许展出毁灭一切奇迹成就的物品，这样的博物馆理应被向人们展示善待自己和世界的博物馆所取代。他相信，如果他向会议提出强调战争博物馆位于南肯辛顿是合理的提议的意见，这个意见一定会遭到全体的反对。[6]
这种观点不仅仅出现在科学博物馆场地问题的讨论中。事实上，在战后，全球博物馆进行改善，此时，科学博物馆成为博物馆公共形象的一个重要部分。早在1919年11月，科学博物馆在与帝国战争博物馆论战之前，《博物馆杂志》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如果存在战争博物馆，为什么没有和平博物馆呢？》（“If a Museum of War，Why Not a Museum of Peace？”）[7]的文章。文章作者是英国文化协会的秘书长J.L.迈尔斯（J.L.Myres）。文章通过帝国战争博物馆，强调了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存在的优势，并用讽刺进行暗示。迈尔斯认为水晶宫里的玻璃和钢筋都不适合战争博物馆里的藏品，建筑的历史也不符合战争博物馆的主题。从精神层面上来看，水晶宫的历史在发明史上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迈尔斯建议，在此增加科学藏品和工业艺术品。确实，近几年的战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保存战前艺术领域和工业领域的物品。他写道：“在经历‘我们不满的冬天’之后，整个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在盘点和整理现在所面临的机会。”[8]
在这里，迈尔斯提供了另一种战后回忆。他认为，为了真正的纪念和尊重逝者，人们需要的不仅是回忆战争，而且需要回忆之前和平年代的“物质材料”。战争必须要被铭记的不仅是它造成的损失，同时也需要铭记源于战争危机所产生的科学知识。并且，我们应该发掘“战后公民生活中军事设备应用”的潜力。这些由战争产生的设施应该在任何机构都可以展示，而不是仅限于战争博物馆。迈尔斯说，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和平博物馆，以保存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古迹。[9]
在与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场地纠纷结束后，科学博物馆反复整理这些论点。考虑到战争与和平，以及希望疏远在战争期间发挥了破坏性作用的军事技术，科学博物馆被迫接受了“和平博物馆”的衣钵。因此，在帝国战争博物馆提出建立基于保护战争经验的纪念馆之后，科学博物馆提议建立一个展示科学进程的历史和对未来重建希望的纪念馆。尽管帝国战争博物馆满足国家哀悼的需要，但是科学博物馆表达了其对和平的希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支持科学博物馆就是宣布以前对科学的承诺，就是促进和平与重建，并确保那些逝者没有白白牺牲。
最后，帝国战争博物馆与科学博物馆的场地纠纷以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了。帝国战争博物馆很快就搬移至兰贝斯（Lambeth），这是一个更好的地址。科学博物馆搬进东楼的新展区（图2-2）。此外，科学博物馆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在帝国战争博物馆从宽敞的水晶宫搬到拥挤的西展区时，帝国战争博物馆被迫放弃了它的航空藏品，而科学博物馆用自己的切片枪械藏品换取了这些航空藏品。事实上，这种交换强有力地显示了两个博物馆在战争与和平优先选择上的不同。[10]
图2-2 乔治五世国王正式开放东楼后离开科学博物馆（拍摄于1928年3月20日）
尽管结局让人满意，但与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场地纠纷还有其他几个方面的重要影响。这个时期重新寻址以获得贝尔报告推荐的额外储存空间的任务显得更加迫切。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咨询委员会和馆长的关注点仍然主要集中在寻求更多的储存空间。同样重要的是，这起纠纷引发科学博物馆对战后纪念运动的关注。在随后的几年中，科学博物馆推崇“和平博物馆”的理念，建立一个亲切服务的从业者概念，并以和平进步的方式来叙述科学史。
博物馆馆员的工作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科学博物馆的历史由两位著名人物主导：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休·贝尔先生，他同时也是贝尔委员会的主席，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贝尔报告；另一位是科学博物馆馆长亨利·里昂先生。休·贝尔和亨利·里昂不仅在科学博物馆的物理结构和理念建设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他们也为当时以及后来的博物馆员工做了很好的榜样。特别是，每位员工都将科学或者工业领域的职业与军事或者行政部门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些被休·贝尔和亨利·里昂认可的特色组合为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科学博物馆从业者身份提供了一个清晰并且可供借鉴的样本。
休·贝尔于1844年出生于米德尔斯伯勒（Middlesbrough）的著名工程师兼实业家洛西恩·贝尔先生家中。在爱丁堡、巴黎和哥廷根学习化学后，年轻的休·贝尔回到家乡，在他父亲的钢铁公司工作。休·贝尔在钢铁行业大获成功，这使得他父亲的生意获得快速发展。1899年，休·贝尔将贝尔兄弟从一家私营企业发展成为一家上市公司，他自己也成为贝尔兄弟公司的管理总监。1904年，他担任了父亲公司的主席一职并继承了男爵爵位。1923年，贝尔兄弟公司与多尔曼-郎有限责任公司合并，休·贝尔成为新公司的副主席，后来担任主席，直到他去世。
虽然他是成功的实业家，但休·贝尔始终活在他父亲的阴影下。他的父亲逝世以后，阿瑟·多尔曼继位，多尔曼于1930年12月去世后，休·贝尔才得到解脱。[11]也许是作为补偿，休·贝尔在教育和政治方面捐赠了几个席位。他与科学博物馆密切联系二十多年。当1911年成为科学博物馆教育委员会贝尔委员会主席时，他开始了具有影响力的工作。他曾加入帝国理工学院管理者理事会（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Imperial College），并成为阿姆斯特朗学院（Armstrong College）校董会主席，该学院位于纽卡斯尔（Newcastle），是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的卫星学院[现在叫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他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初他是联盟党的成员，然后作为一个自由党人，担任了三届米德尔斯堡市长，共40多年。在他担任蒂斯河保护委员会（Tees Conservancy Commission）主席的几十年来，作为一位工程师、实业家和公众人物，他致力于治理民众急需的蒂斯河（the River Tees）河水泛滥的问题。
休·贝尔获得如此多的声誉是基于公共服务和他的工业成就。刊登在《自然》杂志上的讣告不仅高度赞扬他在工程和工业上的成就，而且认为他对社会的贡献是他毕生的最大成就：
仅仅认为休·贝尔爵士是一位成功的钢铁巨头是不够的，这只是对他的工作非常有限和片面的看法。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伟大的公仆，为社区服务，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太多以至于难以陈述。[12]
休·贝尔不仅仅是一位工程师或实业家。他的工程和工业知识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二者结合让他成为咨询委员会主席。休·贝尔去世时，作为咨询委员会主席的他受到高度的赞扬，这不仅是对他明智的科学决策的赞誉，也是对他热心服务的表彰。[13]从开始到最后，休·贝尔被认定为全能的科学家、真挚的公仆。休·贝尔的主席身份就是强有力的证明。同时，休·贝尔的科学服务精神得到科学博物馆其他成员的倡导和肯定。
如果说贝尔爵士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科学博物馆从业者身份提供了一个标杆，那么里昂爵士则提供了一个范例。毫无疑问，里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科学博物馆发展中担任中心角色。1920—1933年，里昂为科学博物馆的馆长。1933—1943年，里昂为咨询委员会主席。里昂见证了新建筑的开放、藏品和观众的增加，以及一个新的、公共认可的科学博物馆的成长。教育委员会主席罗德·埃尔文这样评价里昂的退休：
1920年，当你被任命时，科学博物馆是一个小机构，知道它的人很少……你预见到了科学博物馆在科学和工业领域的位置和价值。你的机智、精力和能力让科学博物馆成为现在的样子，并且使众人知道它是过去伟大成就和未来振奋人心进步的指南……我们称赞科学博物馆在同类机构中居于首要位置，并认识到是由于你，科学博物馆才享有这份礼遇。你带着我们每个人的衷心祝愿退休，祝愿你将来幸福健康。[14]
里昂于1864年出生于伦敦，他是一位职业军官的儿子。紧随他父亲的脚步，在1882—1884年，里昂进入了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在皇家军事学院担任少尉。1884—1886年，他在查塔姆学习军事工程的课程。他从查塔姆被派往直布罗陀，于1890年从直布罗陀到开罗。
在里昂年轻的时候，他最初是对科学感兴趣，特别是地质方面。他被选进地质学会时只有18岁。1887年，他在学会的季刊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当时他还在伍尔维奇。[15]后来，他和皇家工程师在阿斯旺大坝（the Aswan Dam）工作时，发表了几篇关于埃及的地质、地理和历史方面的论文。[16]1896年，里昂被挑选出来组织埃及地质调查局，并在1906年发表埃及地貌的彻底改进方面的文章。[17]不久后，里昂获得了皇家学会奖学金。
1909年，里昂从埃及回国，接受了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讲师职位。作为一位普通的教师，里昂只在格拉斯哥大学待了两年。1911年，他离开格拉斯哥大学，任科学博物馆咨询委员会的助理秘书。由于战争爆发，他的职位终止了。1914年，里昂被召回并于1915年在直布罗陀的气象局（the Meteorological Office）工作。1918年，他被授予中校军衔，并被任命为军队气象服务指挥官和气象局的代理局长。战争结束，他放弃了军队的上校军衔，于1919年返回科学博物馆。一年后，他被任命为馆长，并担任此职位达14年之久。（图2-3）
图2-3 亨利·乔治·里昂上校（1864—1944），科学博物馆馆长（1920—1933），咨询委员会主席（1933—1943）
即使在战争期间，甚至包括他在科学博物馆的整个任期内，里昂都很小心仔细，从不断绝与科学界的联系。1915年，他当选为皇家气象学会（the Roy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的主席和英国协会E分会主席。1919年，他成为测地学与地球物理学研究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的秘书长，后来，他曾担任皇家学会的财务主管、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的秘书长、物理研究所所长，还是《皇家学会记录》（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的撰稿人。这个集科学成就和长期的军事、行政部门工作经历的组合，受到他同时代的人的重视和推崇。举例来说，当里昂去世时，气象局主任（G.C.辛普森）写道：“这是一连串奇怪的职业——军队、地质、测绘、气象、博物馆管理，但其包含的关键就是里昂伟大而又毋庸置疑的成功……”[18]皇家学会主席亨利·哈利特·戴尔（Henry Hallett Dale）同样强调里昂将科学和政府管理工作完美的结合，惊叹其“将一系列职责、企业和成就结合得如此紧密”。[19]戴尔在对里昂这种多融合职业的评价中，指出里昂对皇家学会管理制度的历史带来长远好处，他的遗作就是关于皇家学会的出版物——《1660—1940：皇家学会管理制度史》（The Royal Society，1660—1940：A History of Its Administration under Its Charters）。[20]根据戴尔的观点，这项工作既是对团体建设的奖励，也是对制度的奖励。[21]正是这种科学的服务精神，使得里昂成为科学博物馆从业者的楷模。
事实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科学博物馆的发展主要由像里昂这样的一些人主导。他们将科学的方法和技能应用于各个方面，更具体地说，应用于军事项目。举个实例，这段时期的其他馆长，如里昂的上一任馆长弗朗西斯·奥格尔维，他最初的工作是在他的家乡阿伯丁（Aberdeen）教应用物理学，后来在爱丁堡担任赫瑞-瓦特大学（Heriot-Watt College）的校长，他也是皇家工程院的终身义工，并担任堑壕战研究部（the Trench Warfare Research Department）的助理总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化学战争部（Chemical Warfare Department）工作。里昂的继任者，欧内斯特·E.B.麦金托什（Ernest E.B.Mackintosh）上校，最初是皇家工程院的一名办公人员，后来成为帝国理工学院主管和皇家学会副会长。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具有相似的背景。其中，S.G.波拉德（S.G.Burrard）上校是印度海事检验员；菲茨莫里斯（Fitzmaurice）爵士是阿斯旺大坝的总工程师；菲利普·沃茨（Philip Watts）爵士是海军造船总监。[2]即使是普通的员工也以获得公共和军事服务的认证为傲。例如，从里昂开始，科学博物馆一直遵循着一个政策，即只聘请前准尉及少尉以上军官为展区工作人员——这个政策旨在加强科学服务。[3]对在此期间被录用的那些没有类似资历的新工作人员，则进行基础伦理方面的教导。为了规范“博物馆馆员工作”的标准，麦金托什建议建立“被认可的咨询权威”，专门处理与“委员会”“促进委员会”“公务慈善基金”相关的科学事务。[22]
因此，通过从业范例和管理条例，科学博物馆的馆员想在科学服务上占据一席之位，就像军职人员想在军事服务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样。然而，不同于部队军职人员负责制定和部署破坏性的军事技术，科学博物馆馆员负责描绘科技中具有进步意义的愿景。通过这种方式，里昂实现了科学服务的想法，这个想法在“博物馆馆员工作”中被麦金托什加以描述，并和战后“和平博物馆”未来发展的想法产生共鸣。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博物馆中构建科学史
今天的科学博物馆在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方面支持着具有活力的学术项目。如同薛西斯·马自达（Xerxes Mazda）所说，历史并不总是科学博物馆任务的一部分。事实上，只有在1911年，贝尔在报告中第一次建议博物馆应该扮演保存历史性物件的角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科学博物馆才真正开始体现历史，其主要目的是展出战时的破坏情况。[23]
例如，在战后初期的几年，科学博物馆继续进行着战前的公共项目。科学博物馆的编目系列或多或少介绍了藏品的条目，但它只包括最基本的新增项目信息和编目信息。然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末，这个系列被新的手册系列替代了。在每个手册中，第一部分都呈现了藏品的历史和收藏意义。陈述简略的第二部分提供了早期编目的管理信息。“手册”取代“编目”表明了科学博物馆在关注点上的一个转变，即远离了最初技术的角色，从而朝向了人类技术发展的历史角色。“编目”列举出博物馆的藏品和它们的技术功能，而“手册”旨在介绍对科学技术特定分支的历史及其发展的研究，这使得“科学博物馆相关的藏品”通过历史视角得以阐述。[24]
然而，正如马自达和罗伯特·巴德指出的，这个时代，科学博物馆看重历史，并不是基于自身的原因，而是基于对文化提供一种强有力的表达方式的需求。[25]纯粹历史屈从于文化对科学博物馆建立与文化的持久关联至关重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科学博物馆呈现了科学的历史，它是文明史的基础，是人类不断发展的历史。重要的是，它是脱离了冲突和动**的历史，它关注人类知识和工业的进步，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退化。1933年，里昂在一篇未发表的题为《技术博物馆：他们的领域和目标》（“Technical Museums：Their Scope and Aim”）的文章中这样描述这段历史：
技术博物馆与它的前身（艺术和考古学博物馆）在政策下的原则是完全不同的。技术博物馆的主旨是发展，以及说明人类从文明的最早阶段开始的有效努力。现在，人类正在利用更好的材料，使新能源的开发成为可能，开创新的领域，改善之前集成的工具和方法。因此，历史的进步从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开始，一直被记录到现在。人类使用的最早的工具和流程与后来的密切相关。随着知识和技能的增加，他们创造了先进的类型……[26]
1930—1931年，儿童展区由里昂亲自定制。它是一个用来讲述科学博物馆史的很好范例。展区内的交通展览展示了从史前时代到今天的陆地、海洋和空中交通工具的发展。通信展览提供了“从原始的灯塔到现代自动电话交换机”的历史。[27]整个儿童展区通过故事描绘了指向美好未来的和平科学进程：科学的历史一定是与人类的历史密切相关的，如同沉重电缆中的一缕线，指引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在，并且常常指明了今后的方向。[28]
科学博物馆为成人设计的介绍和为儿童设计的介绍一样多。儿童展区只代表了科学博物馆展示科学史的分支。[4]科技进步的故事也是帝国战争博物馆场地纠纷公众辩论的一部分。通过合作，从不同的渠道讲述科技进步的故事，科学博物馆希望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文化市场提供一个相关的和及时的“和平博物馆”。
停战后，社会普遍陷入怀念的文化氛围中，因此，科学博物馆充分吸收科学和技术更加和平的一面是有道理的。但随着社会关注更加广泛和文化需求发生改变，科学博物馆的侧重点也随之改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后期，科学博物馆的注意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自工业和政府方面新的压力开始破坏“和平博物馆”的优先权利和价值。科学博物馆不得不将自己重新定位在工业能源、国家安全和军事实力的仪器装备方面。
科学博物馆对工业的作用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为了使博物馆对那些专门人员和学生有更实际的作用，科学博物馆及其工作人员的压力越来越大。[5]越来越多的工业爱好者在问：“科学博物馆对工业有什么作用？”[6]科学博物馆并没有很好的答案。亨利·里昂馆长不止一次回应，他对博物馆对工业有什么价值没有明确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成为越来越令科学博物馆紧张和尴尬的问题。[29]
一个相关的例子是国家博物馆和艺术馆皇家委员会的调查研究。这个委员会是在1927年由政府建立，目的是调查不同国家博物馆的管理和供应情况，以及对这些博物馆如何根据国家战略进行改进和统一提出过建议。皇家委员会对于科学博物馆提供工业会议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虽然1911年的部门报告提出过建议，但为会议设施提供的资金并不包括东楼的建设。在皇家委员会的听证会期间，只有200个座位的报告厅只竣工了一半。如果没有资金，它能否建成是未知的。而这引起了皇家委员会受访者的极大关注。即将成为皇家学会秘书的弗兰克·爱德华·史密斯（Frank Edward Smith）爵士，一直是咨询委员会成员理查德·格莱兹布鲁克在国家物理实验室的同事，他的证词很有代表性。当被问及“一个演讲厅是否应该成为科学博物馆必要的附属物”时，史密斯回应说：“我认为是，如果该博物馆将要执行适当的功能。而且我认为对工业的援助也是其功能之一。” 皇家委员会担心咨询委员会的章程，也担心其缺乏工业方面的代表性。史密斯认为科学博物馆咨询委员会应由与工业相关的人员构成。他说：
我认为……科学博物馆咨询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比伦敦技术学会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比如土木工程协会和机械工程协会可以推荐代表，如果这些人把自己的职责当回事，这将会在相当程度上保证科学博物馆在工程、土木及其他分支方面都是与时俱进的。[30]
里昂馆长也相当关注咨询委员会的章程问题。里昂在讲话中重申，尚不清楚科学博物馆对工业的有用性。“问题是，”里昂说，“我感觉很多工业人员仍然把科学博物馆看作是一个教育机构，所以，科学博物馆还不能成为工业博物馆。”据里昂的观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更有效地统筹科学博物馆与工业的关系。重组咨询委员会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咨询委员会就只针对我们要问的问题给出一些建议，如果有些人更加直接地代表行业团体或技术机构，那么很可能我们会比现在做得更好。[31]
在里昂最后的报告中，皇家委员会听从这些建议，提议咨询委员会改组和扩建，使其“更加充分地代表科学技术机构和行业团体，扩大自己的能力”“让咨询委员会更积极地参与科学博物馆的管理和发展”。[32]这些建议是在1930年提出的，到1931年，咨询委员会报告称，人员的数量已从12人扩大到32人。[33]几乎所有新成员都能够代表工业的关注点。引人注意的是，这个新的咨询委员会在科学博物馆的报告中越来越喜爱用这个更长的标题，即“国家科学工业博物馆”。更明显的是，在1933年，科学博物馆推出“专题展览”新计划，第一次打算为工业界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劳动者。
同一年，里昂退休了。幸运的是，为了专题展览计划，麦金托什把个人兴趣融入新举措，并亲自为他的工作人员起草了一本手册。[34]两年前，由于贝尔去世，格莱兹布鲁克被任命为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与麦金托什一样，格莱兹布鲁克积极地进行专题展览项目。在1932年的报告中，那时正值格莱兹布鲁克任期满一年，咨询委员会开始考虑“博物馆的未来政策，尤其是能给工业带来效果的相关政策”。国家物理实验室在科学博物馆首次成功举办小规模的临时展览。事实上，科学博物馆“相比其他处于领先地位的多种工业分支，是不为人熟知的”。[35]咨询委员会决定提供设施给工业或工业群体来展示他们的产品信息。第一次的专题展览是1933年的“塑料产业展览”。[36]
塑料展览几乎是由产品的关注者独立完成的，科学博物馆并没有投入大量的人员。最终这次展览取得了全面的成功。给咨询委员会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展览会的参会人员：人数很多，同时带来了手册和参考书目庞大的销售量。报告指出：“毫无疑问，参观科学博物馆的其他行业成员也意识到了利益的增长，类似的设施展览也得到了其他实业家预期的结果。”[37]
一系列展览在次年随之开展。这次是橡胶行业的展览。显然，它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在短期内有超过30万人次的观众。展览展出了亚洲橡胶种植园的娱乐活动，包括立体模型、快乐的劳动者种植和收获橡胶的电影和特制活橡胶树。除此之外，展览还展示了家庭、汽车和医院中常见的橡胶产品及橡胶的商业用途。博物馆越来越屈服于工业。橡胶种植者协会、英国橡胶制造商研究会、橡胶研究所和伦敦橡胶研究咨询委员会向博物馆提供自己的带薪指导讲师。他们编写自己的手册，最后由博物馆出版和销售。[38]此外，“协会和机构也提供了一系列的参观设备。对橡胶种植者和橡胶研究协会而言，展览就如‘在家里接待客人’一样。六个月后，这个展览由橡胶种植者协会接手，展览地点转移到曼彻斯特和爱丁堡。”[39]
专题展览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让科学博物馆处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参展行业给科学博物馆提供了更多的参会者、媒体关注、新的展品，甚至是隔音报告厅（源于抗噪声联盟的“噪声消除”展览）[7]；另一方面，作为公共机构，科学博物馆必须避免自己有不正确的表现。工业对展区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财政、设计到人员配备的方方面面。科学博物馆的关注度持续提高，公众认为它会成为“以展会之名的贸易展览”，甚至成为“一个普通的贸易展览”。[40]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科学博物馆越来越依靠工业让它有一小处容身之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市场。
军队里的科学
专题展览显示了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博物馆中的重要性，也证明了工业与不断变化的政治氛围之间的紧密联系。20世纪30年代后期，地缘政治环境迅速改变，专题展览通过促进国家的工业实力和向国外展示皇权，把科学博物馆提升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机构。仪器装备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重要历史主题，但最终被国家工业力量的提高和皇家霸权的展览所取代。20世纪20年代初，科学博物馆将自身置于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对立面。但到了30年代中期，科学博物馆已经举起了帝国的旗帜。
我们似乎也不可能从科学博物馆“船模藏品的未来”这个备忘录中寻找这种变化的证据。船模藏品是科学博物馆特别关注的一类资源，而其未来的安置是博物馆的一个转折点。科学博物馆在与帝国战争博物馆争执20年后陷入了与另一个国家博物馆的纠纷中，这个国家博物馆就是新成立的国家海事博物馆。要求科学博物馆船模藏品转移到格林尼治的举措促使科学博物馆对自己在工业、帝国、爱国主义和战争上的诉求进行调整。
尽管翻新女王宫使藏品的安置延后了几年，但是国家海事博物馆还是由国会通过，然后于1934年在格林尼治成立。自这个新博物馆开始建立起，科学博物馆对海上藏品的注意力急剧上升。以“本土船”（Native Boats）、“玛丽皇后号”（The R.M.S.Queen Mary）、“英国渔船”、“中国帆船”、“跨大西洋航海的百年纪念”为标题的专题展览都于1934—1939年举办。此外，咨询委员会报告中的“收购”章节也介绍了这些藏品。后来，海事博物馆开始要求传递藏品，咨询委员会越来越专注于船舶模型的处境。[41]
航运馆长杰弗里·莱尔德·克洛斯（Geoffrey Laird Clowes）于1937年年底去世，他是富裕且有影响力的莱尔德航运家族的一员。与此同时，科学博物馆与海事博物馆的纠纷也达到了**。11月月初，海事博物馆的代表将请愿书送至斯坦诺普（Stanhope）勋爵处，他是博物馆和艺术馆常务委员会（the Standing Commission）主席。该请愿书请求在处理争议的问题中得到帮助。[42]几个星期之后，常务委员会要求科学博物馆提交记录，表达其对此事的立场。下面这篇文章发表于1973年12月，它表明了科学博物馆对多年船舶藏品的历史观点。它是这样说的：
将这些船舶模型作为藏品是为了说明船舶的历史和发展。因此，科学博物馆的船舶藏品更多关注的是技术层面，而不是纯粹的浪漫层面和历史层面。
文章继续提出科学博物馆与海事博物馆“严重重叠或竞争”的概念，并提醒常务委员会“通过新的博物馆时应让其熟悉已成立的博物馆的收藏范围”。但让科学博物馆感到尴尬的是，遇到问题时，海事博物馆直接去找常务委员会，而不是首先咨询它的同伴——科学博物馆。文章坚决抵制这种想法：允许私人物品进入科学博物馆的展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博物馆作为国家机构的立场。文章用下面的这段话总结了科学博物馆收藏船舶模型的价值和动机：
可以预见，科学博物馆和海事博物馆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道扬镳：一个是受职业研究的鼓励，收藏与技术成就和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藏品；另一个则是记录“我们国家海洋探险的历史”。
事实上，这是科学博物馆最初愿望的最后陈述，也是极端不成功的陈述。几个月后，常务委员会支持海事博物馆，并将大部分的船舶藏品送到那里。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表在1938年的报告上，并开始与科学博物馆的相关领域划定界限。关于科学博物馆，常务委员会承认了科学博物馆的使命。
科学博物馆的普通藏品覆盖了科学的很多领域。科学博物馆也企图通过这些藏品去帮助技术发展的研究，并且说明科学在工业里的应用。船舶领域的藏品显示出历史概念，代表了早期和现在的工艺。这种展览不限于本国，它具有国际性质。[43]
对于海事博物馆，常务委员会认识到它的任务具有本土性。与科学博物馆不同，它的船舶藏品应说明“各个类型船舶的工作，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年代，无论是在促进贸易还是贸易保护中”。[44]
最后看来，这确实是一个选择。科学博物馆曾衡量过两个选择：一个是进步且具有和平用途的技术成就史；另一个是国家经济和军事优势的“浪漫”史。在接下来不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终，常务委员会选择了后者。同样的，科学博物馆也选择了后者。事实上，从常务委员会做决定开始，科学博物馆就已经开始远离“和平博物馆”的想法。
结论
一直到1930年，和平博物馆的理想一直在持续：世界的、渐进的、充满希望的。但是，这些理想由于越来越大的工业影响而日渐暗淡，而且20世纪30年代末科学博物馆将关注点转向国家政治方面。最后外界环境转变，从战后的希望转向对战前的准备，从科学博物馆的多产统一的藏品转向海事博物馆的军事藏品，这个时候，科学博物馆成了“军队里的科学”的一项因素。
科学博物馆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在它成立的最初30年里，从和平博物馆发展到“军队里的科学”，这些现象很有趣，因为它们不仅从独特的视角反映了早期机构的特性和压力，而且显示出博物馆不断发展的紧张局势。而1919年和1939年提出的科学博物馆工作的问题，现在仍然是策展人和展览评论家的困惑之处。理论科学的展览和应用科学的展览（如“发射台”“创造现代世界”等展览）的平衡点是什么？展区（如以“探索太空”为主题的展区）里什么是爱国主义？工业对展区（如以 “食品引发的思索”“物质的挑战”为主题的展区）的影响程度应该如何把握？在这些和其他无数展览中，20世纪早期的理念是很清晰的：一方面是科学博物馆的卓越与和平，另一方面是科学博物馆的实用与有效。这些理念直到今天还影响着人们对博物馆的概念和制度的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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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See，for instance，Henry Lyons，The History of Surveying and Land-Measurement in Egypt（Cairo：National Printing Department，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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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Xerxes Mazda，The Changing Role of History in the Policy and Collections of the Science Museum，1857-1973（Science Museum Papers i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No.3（London：Science Museum，1996）.
24.See，for instance，Alexander Barclay，Handbook of the Collections Illustrating Industrial Chemistry（London：Science Museum，1929）.For atypical Catalogue，see 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s in the Science Museum，South Kensington：With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Notes and Illustrations，Mathematics（London：Science Museum，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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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Henry Lyons，‘Technical Museums，Their Scope and Aim’，1933，**D，Z 183/1.
28.Ibid.
29.Henry Lyons，‘Letter to Sir Richard Glazebrook’，2 November 1928，**D，ED 79/30.See also Lyons's letter to the head of the British Federation of Industries：Henry Lyons，‘Letter to J.S.M.Ward’，19 November 1928，**D，ED 79/30.
30.Oral Evidence，Memoranda and Appendices to the Interim Report（London：Royal Commission on National Museums and Galleries，1928），pp.157-161.
31.Ibid.，pp.150-157.
32.Final Report，Part II，p.45.
33.Science Museum Annual Report for 1931.See also‘Science Museum Advisory Council Terms of Reference，Draft’，1931，**D，Z 200/1.
34.E.E.B.Mackintosh，‘Special Exhibitions’，March 1939，**D，Z 108/4.
35.Science Museum Annual Report for 1932.
36.Science Museum Annual Report for 1933.
37.Ibid.
38.Science Museum Annual Report for 1934.See also Rubber Exhibition（November 1934-April 1935）：A Brief Account of the History of Rubber from Its Source to the Finished Product and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Exhibits，Compiled by the Rubber Growers’Association（London：Science Museum，1934）.
39.Science Museum Annual Report for 1935.
40.Mackintosh，‘Special Exhibitions’：Henry Lyons，‘Museum Policy’，11 November 1932，**D，Z 186.
41.See account of events described in‘Science Museum Advisory Council，Notes for New Members’，1943，**D，Z 200/2.
42.Described in Lord Stanhope，‘Letter to Sir Evan Charteris’，11 November 1937，**D，Z 193.
43.‘Memorandum on the Water Transport Collection at the Science Museum，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Ship Models’，December 1937，**D，Z 193.
44.Second Report（London：Standing Commission of Museums and Galleries，1938），pp.30-31.
45.Science Museum Annual Report for 1938.
46.Anthony Armstrong，Science in the Army：A Brief Account of the Scientific Training and Technical Work of the Soldier To-Day，as Illustrated by a Special War Office Exhibition Held at the Science Museum-November 1938-February 1939（London：HMSO，1938）.
[1] 代表科学博物馆针对这件事情发表呼吁的包括休·贝尔爵士。‘The Science Museum’，The Times，18 December 1923；Sir Hugh Bell，‘The Science Museum’，Museums Journal 23（1924），pp.200-201；J Bailey，‘The Science Museum’，The Times，18 December 1923；J Bailey，‘The Science Museum’，Museums Journal 23（1924），pp.201-202.
[2] 例如，1919年，咨询委员会只包括两名科学家——詹姆斯·J.多比（James J.Dobbie）爵士和理查德·格莱兹布鲁克爵士，其余成员包括3名土木工程师、3名军事工程师和3名工业家，以及贝尔和里昂。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偶尔空缺的职位也被与前辈有相似经历的人士取代。1931年，根据国家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委员会的建议，咨询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和扩大，随着工业代表人数增加，纯粹的科学家比例进一步降低。
[4] 事实上，里昂斯自认为把艺术馆定义为“儿童美术馆”过于狭窄。在一个报告中，他写道：“所谓的儿童艺术馆可以更好地理解为工业藏品的第一个毕业系列，这些藏品是专门为各年龄段的公众设计的……”参见Henry Lyons，“A Memorandum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Museum From 1920 to 1933”，August 1933，p.6，**D，Z 183/1。
[5] Final Report，Part II（London：Royal Commission on National Museums and Galleries，1930），p.47.英国工业联合会提交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被国家博物馆和艺术馆的皇家委员会以及科学博物馆咨询委员会采纳。英国工业联合会在提高科学博物馆的工业影响力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并让自己在咨询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位。可以参阅Sub-Committee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dustrial Concerns on the Advisory Council，Report（London：Board of Education，1931）。
[6] 英国工业联合会的J.S.M.沃德（J.S.M.Ward）1928年11月写信给里昂说：“我对你收到的评论的质询特别感兴趣，比如‘科学博物馆能为工业做什么？’”
[7] 科学博物馆1935年的年度报告。咨询委员会指出：“作为展览完整的一部分，在演讲厅的声学技术测试之后，四家公司很乐意提供吸音材料来修复天花板和后墙的某些面板。”参见Noise Abatement Exhibition（London：Anti-Noise League，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