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图像的内涵
（一）认识摄影
摄影是什么？这一问题很难确切回答。自从1839年摄影术诞生以来，很少有人从哲学或美学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但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开始，否则我们关于摄影审美的话题就很难展开。
东方人历来善于从整体上领悟事物本质。那么，哲学意义上看，摄影到底是什么？在这里，不妨把摄影的外延拓宽一点，将照相、电影、录像都涵盖在内。假如这不算违背常识的话，我们就不难看出，摄影就是采取一定的物质手段，把特定时间与空间内具体物质的影像保留下来，并可随时供人反复观察的一种活动。摄影作为一种感觉手段和创造手段，它的哲学含义就是整体性、超时空地传递具象信息。
摄影提供了一种人类进行“全息交流”的现实可能，从这一点看，它使人类文明产生了划时代的飞跃。摄影术的发明，在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价值并不亚于火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史上的意义。相机乃至整个摄影技术的发明，犹如当初人类发明刻刀、画笔一样。一支笔使人类掌握了记录语言符号和描绘物体的技能，人们可以用它来记述事实、表达思想，也可以用它来描绘幻想。摄影不但具有这样的功能，而且还使人类得以超时空、全信息地交流。尽管摄影术还未能像运用笔那样随心所欲，但可以预测，随着电脑、电子技术与光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摄影达到像使用笔那样自如、随意，并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如图3-1）。
图3-1 《Somnambulate1-3》 史鹏飞 摄
从摄影所承担的义务来看，它至少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认识世界的纪实传播；另一个是愉悦人生的审美演绎。
对于前一个功能来说，摄影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从摄影诞生的那天起，人类社会就肯定了它的物理镜头描述的真实性。它在当时之所以能和绘画一争天下，并不是因为雷兰德等人确立的模仿绘画的各艺术流派的风格样式，而是以后诸多写实的摄影家为之努力的结果。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摄影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写实本身，而是如何把握写实的限度。有人提出摄影太残酷了，世界上所有的战争和灾难都被摄影家一一收入镜头，令人不忍卒读，如比肖夫·沃纳拍摄的《安第斯的孩子——库斯克》（如图3-2）。但更多的人认为摄影的逼真写实和它的“残酷性”远远不够。理由是人们看到了无数的灾难照片，已经产生了一种麻木，用《美国摄影》编辑的话来说，产生了一种“同情的疲惫”。因此需要更令人触目惊心的图像来刺激人们的神经，以便拯救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然而这恐怕是勉为其难了!摄影的写实能力毕竟是有限的，硬要赋予它无法承担的重任，只会令其无所适从。再加上近些年来数字摄影及后期处理技术的迅速发展，摄影的写实能力越来越受到怀疑和挑战。人们不是怀疑摄影本身所具备的写实力量，而是怀疑在数字摄影的介入之后，摄影的写实究竟还可不可信。
图3-2 《安第斯的孩子——库斯克》比肖夫·沃纳 摄
图3-3 《女郎和镜中影》 霍尔顿·克莱门蒂娜 摄
摄影的第二个功能，也就是审美愉悦的功能。由于摄影和绘画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因此绘画的审美样式也会“传染”给摄影，而摄影也真的毫不推辞地承担起相同的或相似的角色。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证（如图3-3）。唯美的摄影家的产生比起唯美的画家的诞生显得更为容易，因为摄影器材的便利使人们的创意都变成了一种可能。
摄影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集中反映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理念和时代精神，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图3-4 《另外一半人怎样生活》 里斯 摄
第一方面是人文精神。摄影所关怀的是现实世界，是人。摄影图像的科学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上帝或者神的图像，摄影只能把镜头对准人，对准人生活着的世界。摄影平等地对待镜头前的每一个人，尊重每一张脸，摄影几乎使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获得自己的肖像。肖像权不仅要求社会对人的形象保持尊重，更重要的是将人的权益和尊严以图像的方式具体化了（如图3-4）。
摄影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镜头对准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因为摄影提供了逼真的图像，使得照片成为战争、灾难、环境污染、失学儿童等事件的目击者和见证人。摄影促使社会正视现实存在的问题，摄影作为文化媒介为促进社会公正、健康地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百余年来，摄影家成为最富牺牲精神、最富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文化群体。他们敢于揭露社会的丑恶和缺陷，弘扬真、善、美。
图3-5 《纺织女童工》 海因 摄
20世纪初美国摄影记者、社会学家路易斯·海因，用3年时间拍摄了匹兹堡铁路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照片，向公众揭露了使用童工（如图3-5）等骇人听闻的劳工生活黑暗面，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最终促使美国国会通过《儿劳工法》。海因认为：“照相机须由社会良心来指挥。”
图3-6 《助产士》 尤金·史密斯 摄
图3-7 《助产士》 尤金·史密斯 摄
图3-8 《水俣》 尤金·史密斯 摄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摄影家尤金·史密斯发表了一系列组照，其中反映黑人生存、健康及妇女问题的《助产士》（如图3-6和图3-7）和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拍摄的、反映工业污染危害的《水俣》（如图3-8）最为著名。《水俣》发表后，引起日本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响，促使政府出台了《防止公害对策基本法》。
“二战”后涌现了一批被称做“关心人的摄影家”。他们“只拍人，只拍受苦受穷的人，只拍勇于向命运挑战的人，只拍为别人付出的人，只拍需要大家去关心的人……去记录那永远不会失去信心的人性光辉”。他们将人道主义融入到摄影，用自己特殊的方式阐释了人文精神。
图3-9 《大眼睛》 谢海龙 摄
20世纪90年代由摄影引发的受到世界关注的巨大社会工程发生在中国。这就是谢海龙的关于贫困地区儿童教育问题的摄影报道，及此后在全国开展的“希望工程”活动。谢海龙的成功首先是促使国人能够勇敢地面对社会的缺憾和问题；其次，是唤醒了人们的爱心，给每个人思考自己能为别人做些什么，而这正是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基础。“希望工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累计获得来自民众和社会各界、包括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人士10亿元人民币的捐赠，千百座希望小学已经建成，数以万计的失学儿童重新进入学校，获得接受初级教育的机会。这是摄影图像创造的伟业（如图3-9）。
第二方面是平等精神。当摄影图像成为信息的主要载体后，大众文化媒体成熟起来，图像逐渐弥合了由文字带来的文化分裂和文化占有的不公正。电视在这一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现。电视图像与语音同步输出，为人们摆脱文字束缚，直接从图像和语言中获得信息创造了条件。电视不但提供了新闻和娱乐节目，同时提供了接受教育、获得知识的平等机会。电视为缩小贫富、文化背景、地域等带来的差距作出了贡献。电视作为一种图像显示装置，建立了能够被普通大众广泛接受和拥有的文化方式，排除了由文字造成的文化识别障碍，营造了平等的环境。
第三方面是科学精神。摄影开拓了艺术与科学结合的通道。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不但加快了知识的更新，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知识的跨学科重组和综合集成。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是文化发展的方向。令人略感不安的是，对这一观点有比较清醒认识的是科技界而不是文艺界。钱学森院士曾明确指出：“从思维科学角度看，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是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科学。相反，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个科学的认识，然后才是艺术创作。在过去，人们总是只看到后一半，所以把科学与艺术分了家，而其实是分不了家的。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总结20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面对众多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兴起，如果再用传统的方式把它们归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已不适宜。有鉴于此，钱学森院士以系统论的观点，提出了将文艺理论和创作包括在内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全新构想，将艺术与科学当成一个整体来研究和考察。
摄影正是艺术与科学结合的成果。摄影采用科学的方法获得图像，这些图像又常常表现出审美价值，给人带来美的享受。从科学的角度来考察，摄影与其他科学活动一样，有一套逻辑严密的定量程序，包括测光、测距等，要求摄影者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考察，摄影又具备了非逻辑思维的特点，即通过直观感受，运用形象思维和丰富情感，借助创造手段从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
摄影告诉我们，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改变生产劳动方式、促进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改变了精神劳动的方式，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科学技术大大改变了文化艺术的载体与表现形式，推动精神产品向着更高的层次发展。通过摄影我们也可以认识到，艺术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过渡。
长久以来，摄影的文化价值被人们低估了，摄影在文化和艺术界一直没有能够获得与它的贡献相称的地位，这是不公正的。
摄影，是一种崭新的文化，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与高度浓缩的艺术想象的历史结合。它具有独特的开拓性、兼容性和超越性。摄影的发展，导致了许许多多新视野的开辟。往日神秘的超视觉世界正在向人类敞开大门。摄影对技术、艺术兼容并包，对一切对象和一切目的无一拒绝。摄影可以超越语言、超越文字、超越观念。它无须翻译，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可以通过照片相互心领神会。摄影能够最有效地跨越时空障碍，沟通大陆与大陆、年代与年代的信息交流。时间、空间对于人类相互之间是一条巨大的鸿沟，但摄影将成为这条鸿沟上最壮丽的桥梁。说到底，摄影是现代信息社会真正丰富的一个源头。
我们可以相信，摄影为“世界文化”并不算是溢美夸张之词，因为摄影所表现出来的开拓性、兼容性和超越性，的确具有人类共同文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