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儒学不乏精美的政治设计，但恐怕已不能照搬用于当世：即便“政治儒学”之说能够成立，也不能说明那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政治。儒家曾经十分管用的政治理念和具体措施，虽不无借鉴意义，却无论如何不再鲜活有力竟而可以简单“克隆”——康有为在现代文明危机开始时就已高瞻远瞩地指出：“夫治国之有法，犹治病之有方也，病变则方亦变。若病既变而仍用旧方，可以增疾。时既变而仍用旧法，可以危国”，[25]又曰：“若引旧法以治近世，是执旧方以医变症，药既不对，病必加危”。[26]

国学固有其妙，却主要不在政体上，否则，国事危矣。宪章文武与师法后王，本来就不矛盾，[27]故孔子法后王而为圣师。康有为清醒地指出“不穷经义而酌古今，考势变而通中外，是刻舟求剑之愚，非阖辟乾坤之治也。”[28]中西经义当然要穷，古今之变必须斟酌，然则何以穷究考辨？康子曰：“凡强敌之长技，必通晓而摹仿之，凡万国之美法，必采择而变行之”，[29]师夷长技未必以制夷，却足可自强。

张君劢早年即已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政法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本土文明当然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但并不能成为未来国家建设的直接依据：

中国近来提出东方文化说者日盛，即吾辈亦以为东方文化自有其价值，不可忽视也。然但就政治就国家之理论言之，则古人之言，绝少可以为新国家建设之凭借者，此国人所当确认者也，唯其然也，除以西方柏拉图以来之国家论，大昌明于国中外，无他法矣。[30]

国人痛感时局，积极引入西学以求自强，渐而至于“全盘西化”之极端，为了抵抗这种买办文化，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帮并不守旧的新派学人大力弘扬东方文化尤其中国传统思想，开启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几代香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代宗师之一的张君劢却清醒地认识到，本土资源的价值自不待言，却不体现在国家政治方面。换言之，即便昌明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国家政体学说，也并不就是在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

张君劢晚年在《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的演讲中提出了与上述洞见不同的看法，认为复兴儒学乃是中国现代化的途径，因为他发现欧洲现代思想建立在希腊哲学的基础上，中国同样可以利用自己旧有的基础。他的思考不是纯粹的学术探究或“思想的回忆”，而是要找出“中国思想复兴的方法”，最终得出了与早年不同的结论：“中国的土地是固厚而广阔的，足供建立新思想之用。……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31]我们认为，从内在的思想方面着手现代化的建设，用儒家的学说为未来的哲学奠定基础，或者以复兴儒家思想而“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32]均无不可，但这个层面的思考会给人错觉，以为思想（哲学）的复兴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仿佛重回正统儒家思想，宪政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思想义理和典章制度关系密切，却不能等同，更不能简单推导。

我们完全认同当前的儒学复兴，赞成“创造中国式的政治制度”，也有保留地同意当世大儒蒋庆先生的如下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能背离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完全走西方式或者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33]但“超越西方民主”这一正当而美好的愿望与“回归儒家本源”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而且，“要留心的是，当代儒家的代表人物虽仍将‘现代的’一词以某种积极的方式纳入了自己的设计任务，但他们的具体论述事实上已经掏空了历史赋予‘现代政治’的任何实际内容。”[34]这种“似古实今”的现代化方案与蒋子自己所批评的以西学解儒学、以宋学压汉学的“儒学虚无主义”[35]本质无二，都是各偏一隅。

蒋子以“总别互摄”的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即“民意”“神圣”和“传统”，来解释政治基础，[36]颇有创意，但就此以为“西方政治由于其文化的偏执性格，在解决合法性问题上往往一重独大，从一个极端偏向另一个极端：即在近代以来是偏向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在中世纪则是偏向神圣合法性一重独大”，[37]则未免失之简略。近代的民主诉求功过兼备，背后未必就没有基督教的神圣合法性为支撑，美国宪法即为明证。蒋庆的错误在于只从形式上看待三重合法性，而没有认识到它们的内在品质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一重独大固然有问题，但即便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同时具备了那三重合法性，也并不能说明它就没有问题：关键在于什么样的神圣、传统和人民。[38]

康有为和张君劢等人在中西古今之间艰难纠结，终归走向“保守”，当代大儒们没能有所突破，甚至比他们走得更远。蒋庆看到了西方中古和近代政治所存在的问题，但没有看到西方中古之前，也就是古希腊罗马在政治问题上尚未“误入歧途”之时的有益探索，这对西方原初思想来说，乃是不公正的。西方古典思想不是解决现代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它与中国的经义一样，都来自遥远的古代，是极为漫长文明的结晶，其中必然有“道”，即如老子所谓：“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道德经》第21章）万物之所由，亦必是当今“另一开端”之始。[39]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么，“站在中国政治文化本为性的基础上吸取西方政治文化的优秀成果来解决当代中国政治文化重建问题”这一美好愿望，[40]只能是自说自话，落不到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蒋子违背了儒家“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精神，少了一点“和而不同”的胸怀，陷入了自己所批判的“偏执”之中，总体上是从康有为、梁启超和张君劢那里倒退，回到了只讲大道理而忽略现实问题这一清谈误国的老传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