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不是因为海禁大开，“大地忽通”，事实证明曾经十分优秀的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可能还会继续存在很多年，即如康南海所谓：“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但这毕竟只是“若使”，历史不接受假设。自古一统的中国现在即便没有列强环伺，也再难闭门自娱，安享舒缓雅致的生活，中国被迫全面转轨。但被动接受，凌辱不堪，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何如主动改制更化，符采天人之策，以效汉武故事？

自1908年清帝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到1912年新政府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再到1946年较为成熟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国人开始主动改变两千多年的祖宗成法，寻求富强之道，迈出了千里之行的跬步，收获的当然不仅仅是跬誉。究其原因，除了历史的教训、时势的引领和民心的向往之外，一大批饱读诗书、熟谙经义也了解国情的学子走出国门，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古今中西皆通，也是我们渐始摆脱中古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起草《中华民国宪法》的张君劢（1887—1969）堪称个中翘楚——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盯着他们的所谓“历史局限性”不放，这种说法本身就殊为可笑。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新中国的巨大成就与其宪法当然息息相关，但正如一位当代学者导读《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最后所讲，“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刻苦探索留下的宝贵资源，正是现代学人理应倍加珍惜、好好加以利用的财富。张君劢以及《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正是这样的一份财富。张君劢走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也许再过几十年之后的明天，他的宪政思想定会还在，他的宪政主张必将兑现。”我们不能消极坐等这种主张自动兑现。

竞今疏古和崇洋媚外不是“建国时代的新政治哲学”所需要的“新心理态度”，而厚古薄今和夜郎自大无疑也不是建设性的姿态。融贯中西，会通古今，回首百年，是为了现在。那么，现在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需要我们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当代颇有才华和见识的学者如是说：

这个时代不是别的，就是一个绵延超逾一个世纪的伟大转型的收束阶段，也是中国文明自己的现代政治秩序的攻坚阶段。无此优良政体，则建设“现代中国”、长逾一个半世纪的长程中国革命将顿失意义。一日无此优良政体的确立，则一日难言转型的完成，更难言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挺立。而且，归根结底，没有优良政体作为制度支撑，一切有关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均无落实的现实基地，寄托其上的理想而惬意生活的可能性更将不复存在。[20]

但什么是优良政体？时贤纷纷撰文立说，拟从传统思想中开出现代政法局面，找到“升平世”所需的优良政体，其心志之高尚、精神之高洁、论说之高明，让人感佩。但反对者斥其为遗老遗少心态，囿于自家珍宝，掉入井底，虽有发明，难成正果。传统思想如何能够与西方现代文明接榫，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大难题（百多年数代仁人志士的艰苦摸索以及数以亿万计的生命代价本身已足可说明全盘西化和全盘中化都不可取），至于说儒家学说能够生产出宪政文化来，则更似风马牛。

当前浸浸然已成显学的儒家宪政主义内部的学理冲突和“人格分裂”在康有为身上早已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一方面承认“欧美之新法，固中国所未有，人士未习”，[21]另一方面又认为西洋三权分立与共和制度“暗合经义之精，非能为创新之治也。”[22]他一边呼吁引入泰西之法，一边又认为我国古代经义中本来就有这些东西，“其在吾国之义，则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是故黄帝清问下民，则有合宫；尧、舜询于蒭荛，则有总章；盘庚命众至庭，《周礼》询国危疑，《洪范》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孟子称大夫皆曰，国人皆曰，盖皆为国会之前型，而分上下议院之意焉。春秋改制，即立宪法，后王奉之，以至于今。盖吾国君民，久皆在法治之中，惜无国会以维持之耳。今各国所行，实得吾先圣之经义，故以致强；吾有经义，存空文而不行，故以致弱。然此实治国之大经，为政之公理，不可易矣。”[23]

康子树立孔教，绍述往圣绝学，延纳新世明牖，扞保门庭宗旨，他认为孔子之道“若其广张万法，不持乎一德，不限乎一国，不成乎一世，盖浃乎天人矣”，[24]自是不难理解，但要说西洋政教无出于孔教普遍真理，甚至说外国之所以强大，正因“得吾先圣之经义”，实在牵强，且不说自以为是，但彼时的这种护教心理可能会妨碍今天的重新思考。包括康有为在内的整整几代人一直夹杂在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维护本土尊严、学习西方异质文明的种种困境之中，在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上摇摆犹豫，在不断涌入的西洋知识流派面前眼花缭乱人云亦云，在患得患失之间纠缠不清，不知所措，难以理出头绪来，至今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