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夏代的传说与史事

第一节 夏初的战争与共主式王权的确立

传说舜年老的时候，仿效尧当年的做法，将大位禅让给禹。禹在正式继位以前，仿效舜当年谦让尧子丹朱的成例，把大位谦让给舜子商均，自己避居于阳城，但是诸侯们依然拥戴禹，禹这才正式继位。禹年老的时候，也依禅让故事，挑选益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但禹死之后，诸侯们不拥戴益，而拥戴禹子启。于是启便继位而正式建立夏朝。

在先秦时期的人看来，启继禹而立，将权位控制在一家一姓手中，是“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是“小康”取代了“大同”，是“大道”的隐退，历史的倒退。

《礼记·礼运》篇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礼记·礼运》篇的这番话是孔子在一次观礼后所发的议论。其中说“大同”之世是大道运行的时代，人人发自内心地互相关心爱护，整个社会不需要外力的强制而自然美好有序。而“小康”之世，大道已经隐去，人的心中被私欲充满，不得不依靠一整套礼仪制度来强制维持秩序。在这里，“小康”之世显然是被归入无“道”的时代。这样的说法是否出自孔子本意，此处不论，但“小康”之世比起“大同”之世，多出了种种复杂的强制性的管理制度，多出了人对财富、地位的狂热追逐，多出了城郭沟池之类防守设施，多出了谋诈兵戈之类掠夺器具，这确实符合现代学界对“文明”与“非文明”社会的区分。

《礼记·礼运》篇把禹作为小康之世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不过，颇有些矛盾的是，虽然禹子启是开创“家天下”传统的第一人，但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禹却是一位将百姓的灾患放在第一位的最无私的领导人，是一心为公的典型。后来战国墨家倡导人与人应互相关爱的“兼爱”学说，便将禹塑造为学派的导师和精神领袖。

根据传说，禹所在的夏族应是五帝时代后期一支强大的地方势力。夏族应是颛顼部族的一个支裔。古代文献常把禹的世系追溯到颛顼，如《史记·夏本纪》和《大戴礼记·帝系》就说禹为颛顼的孙子，还有的文献说禹为颛顼的五世孙。禹的父亲鲧被称为“崇伯鲧”。古代唯有强大的、能号令多国的诸侯国君才可称“伯”，这种称呼或许意味着鲧是当时的一方霸主。《世本·作》篇称“鲧作城郭”，即鲧是中国历史上建造城郭的第一人，这也暗示了鲧的强大，及当时夏族所面临的战乱的隐忧。

鲧称“崇伯”，即崇地的诸侯。崇，即崇山，今之中岳嵩山，在豫西一带。夏族活动的区域最初应当在豫西地区的崇及其附近。传说禹曾避舜子商均于阳城，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市，嵩山南麓。1975年，在今登封市东南王城岗发现一座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古城。2002年，在该遗址又新发现一座面积约在3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这是迄今河南境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河南龙山文化城址，同时发现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遗存。这个发现为禹都阳城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当夏族发展后，势力可能扩展到整个豫西和晋南。《逸周书·度邑》篇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该书中称平坦而无险阻的伊水、洛水流域是夏族的居地。《国语·周语上》谓“伊、洛竭而夏亡”，把夏朝灭亡和伊水、洛水的枯竭联系起来，可见夏朝就在伊、洛流域。晋南古称“夏墟”。在古史传说中，禹的都城除阳城外，还有禹都安邑、禹都平阳、禹都晋阳说。安邑，在今山西运城；平阳，今山西临汾；晋阳，今山西翼城。夏族可能是从豫西逐渐扩张到晋南的。

传说在尧统治的时代，鲧最先被“四岳”推举出来治理洪水，但因为鲧所用方法不得当，历时9年而未成功，最后在舜摄政时被殛死于羽山。鲧采取的是堵塞的办法，《尚书·洪范》说“鲧堙洪水”，《国语·鲁语上》说“鲧障洪水”。不过问题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尚书·尧典》记载，尧最初曾以鲧“方命圮族”，即以违背教命，毁败善类为由而不愿意任用鲧治理洪水，只是由于“四岳”的坚持，不得已才委派了鲧。《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鲧曾毫不掩饰地反对尧禅位于舜：“不详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并曾“仿佯于野以患帝”。鲧更可能是因为竞争方国联盟首领的职位落败而被杀。

鲧应该是以个人身份被联盟处死，夏族并未受到连带处罚，故鲧死后，其子禹仍然被接纳进联盟的统治集团，并且得到联盟首领舜的信任，受命继承其父之职去治理洪水。

大禹治水可能是从古至今最受中国人推崇的故事，这些故事将禹塑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爱民无私的领导者，禹的治水成功也使他成为救万民于涂炭的英雄。后世一些思想尖刻的读书人，或许敢于置疑尧舜禅让的高风亮节，却无不叹服禹治水救民的丰功伟绩。

据《史记·夏本纪》，禹治水的时候，“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他不辞劳苦，以身垂范，受到人们广泛颂扬。据说禹治水时反其父之道而行之，不用堵塞，而用疏导的办法，将泛滥的河水引入河道，最后排到海里。《孟子·滕文公上》说禹治理洪水，“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对于广大区域内的农业生产发展和民众生活的安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据说禹在治水的同时，也帮助所经地区的方国部落重新勘定疆界，同时注意考察各地土壤的肥瘠与物产所宜，“随山刊木，任土作贡”[1]，故随着治水活动的大功告成，联盟的内部秩序也重新建立，同时一套以帝都所在的晋南为中心，让诸侯邦伯按照路途远近和土壤等级缴纳贡赋的职贡体系也随之建立。这些传说应该是比较真实可信的。当然，《禹贡》所记十三州是大大超出了禹“任土作贡”的范围的，《禹贡》所说的应是战国前期的“中国”范围。

历史上任何重大变革的发生，既需要有一个较长时期的、持续的酝酿过程，也需要有一些突然发生的契机，来充当最后的推动力，这样才能突破传统的惯性，给新事物茁壮成长的空间。在中国古代中央王权的形成史上，尧舜禹时代发生的大洪水，很可能发挥了这最后的推动作用。禹在治水过程中，他身边的扈从和他一样也离开了自己的方国，长年追随着禹在外奔波，这样的经历很容易形成并强化首领与其扈从间的个人依附关系，建立起跨越血族集团的权威。而正如某些传说所暗示的，治水活动虽然获得了无数灾民的支持，但也有一些水道所经地区的部族并不愿接受禹进入其地盘治水。这时候便需要有联盟提供的武力作为后盾来保障治水事业的顺利推进。比如，禹以行天之罚的名义征讨三苗。从这个角度来看，治水的历程同时也是一个剪除异类，加强联盟内部联系的历程。而在治水的过程中“任土作贡”，则标志着经济上强制权力的建立。故禹的治水历程同时也可以说是禹宣示权力、明确统治秩序的历程，在这过程中禹的个人声望、权力都达到前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而凭着这样的资本，禹可以建立起前所未有的个人专权。据古史传说，禹在接受舜的禅让而登上帝位之后，他的统治，便不像尧舜时代那样温和了。《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曾在涂山召集诸侯会盟，与会者很多，“执玉帛者万国”。后来禹又在会稽大会诸侯，防风氏的首领迟到，被禹当场处死。禹又命令各地诸侯进贡方物和铜，用铜铸成九鼎，鼎上刻画着各州应贡的方物。朝会诸侯，专杀方国之君，强征贡赋，这样跋扈的权力，显然是之前那些拥有共主名号者所不具备的。综上所言，禹应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王者。虽然他本人也许并没有建立“家天下”统治的企图，但他空前强大的个人权力，则使在他之后启的继位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启继禹成为天下共主，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建立。

按照《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从启开始，夏朝共传13世、16王。《史记·夏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说夏朝“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即夏朝共历471年，可能近于事实。夏朝世系如下：

启可以说是沐浴着禹的光辉登上大位的，人们出于对禹的怀念而拥戴他。据说，禹在年老时，也像之前尧舜所做那样为自己挑选继承人。禹先选择德高望重的偃姓的皋陶为继承人，可是皋陶的年龄与禹相仿，等不到实行禅让便先禹而死。禹又荐举曾辅佐他治水的嬴姓的益为继承人。禹死之后，益重演禅让故事，把权位让给禹之子启，自己避到箕山之阴，但各个方国并不追随他，而拥戴启。于是启便继位而正式建立夏朝。禅让制度下，继任的共主让避前任之子，可能是一种礼仪形式，并非真的要让位，故舜、禹的避让行为并不影响其顺利继位。但到禹去世后，礼仪形式的让避变成了真正地被取代。《史记·夏本纪》对此的解释是：“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这句话的意思是益的资历尚浅，其个人勋望尚不能深孚人心。不过，如果说曾佐禹治水的益的勋望不能服众，继位前的启又有什么德业可言呢？启之所以受到拥戴，关键在禹的超强权威。当然，正如之前的尧禅舜、舜传禹的传说都有另一个版本，战国时期的权谋家们对禹传益的故事也有别样解说。《战国策·燕策》说“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启继禹立的事实，或许真的是禹处心积虑谋划的结果。

图2.1 黑陶壶形盉。夏代。河南博物院藏

启在古史传说中经常被说成是一个耽于享乐的花花公子式的人物。《墨子·明鬼》篇谓“启乃**溢康乐，野于饮食……湛浊于酒，渝食于野”。启被看成是一位只知荒**享乐的昏庸君主。据说启本人能歌善舞，他曾“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天穆之野”演出了精彩的乐舞。[2]

不过，综合各种传闻资料来看，启的处境，绝对没有后世王朝正统观念已经确立的时代里的守成之君那样平顺，他的权位，从即位开始就不断地受到挑战。首先出来挑战的可能正是被启取代的益。古本《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然后又有居于今陕西关中地区的有扈氏可能为了维护旧传统而试图反抗启的家天下，《淮南子·齐俗训》说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即只知恪守所谓的“义”而不知变通。启亲自率军前往讨伐，在甘（今陕西省鄠邑区南）地发生激战，有扈氏被剿灭。今《尚书》中尚有《甘誓》一篇，据说是启在甘之战前的誓师辞。

启通过战争稳固了夏朝的统治。后世流传的关于启“**乐”的传闻，可能正反映了其统治时期夏朝的繁华。不过，这种稳固只是暂时的，在夏朝初年，王朝政治作为新生事物并没得到广泛认可。启的上台，其统治的维持，说到底全靠夏国的实力在支撑着，偶然的继父而立并没有改变尧舜禹时代以来邦国林立、群雄逐鹿的基本态势。因此，当夏国的实力下降时，其所控制的天下共主之位便会变得摇摇欲坠。

启在位的时候，其子武观作乱，后来叛乱被平定，武观被诛杀。武观之乱对于夏国的实力和声望可能会有一定影响。启死后，其子太康继位。太康看来是一位真正的花花公子，《左传》、《国语》和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等古书说他只顾田猎游玩而不恤民事。太康的统治让夏王朝陷入了长久的危机之中，不但一度丧失了天下共主之位，连他的国家都曾被外族占据。这场发生在夏朝初年的动乱持续了四君三世，直到太康的孙辈少康之世，才恢复了夏朝的统治。这场动乱，史称“羿浞乱夏”。

羿，或称夷羿、后羿，东夷族的著名首领。羿以善射著称，在后来的神话传说中羿是射落九日的英雄，《吕氏春秋·勿躬》篇说他是弓的发明者，大概是因为他曾改进了弓的设计，使其威力大大增强。太康统治之时，羿率领部众从东方的鉏（今河南滑县）迁到夏朝腹地的穷石（今河南省洛阳市南），称有穷氏。史书记载他“因夏民以代夏政”[3]，得到夏民拥护而夺取了夏朝政权。古本《竹书纪年》说“太康居斟寻”，大概太康失国以后投奔斟寻氏。太康临终传位于弟中康。中康卒，其子相继位。相在斟寻氏和斟灌氏的支持下迁居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境），得以立足。

据《左传》等书记载，羿得夏政之后，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沉**田猎。他废弃武罗、伯困、熊髡、龙圉等贤臣，却重用被伯明氏驱逐的不肖子弟寒浞。寒浞施展媚内赂外的手段，明里对羿百依百顺，怂恿羿田猎游玩，让羿放心地把朝廷之事和家族之事都交托予他，暗中则极力网罗党羽，阴谋取代羿。趁羿田猎之机，寒浞将羿及其全家杀掉，占有了羿的妻室，沿用有穷氏之号，夺取了大权。后来，寒浞命其子浇攻灭了支持夏朝的斟灌氏、斟寻氏。相当时在斟寻氏处，被绞杀掉。相妻缗正值妊娠，慌急中从墙洞逃出，投奔母家有仍氏，在那里生下少康。少康长大后，为有仍氏牧正。浇闻讯，派人到有仍氏追杀，少康逃奔到有虞氏。有虞氏君把两名姚姓的美丽少女嫁给他，并给了他一个叫作纶（或言在今山西虞城境内）的地方。这时少康“有田一成（方30里），有众一旅（500人）”[4]，有了田邑，还有了一旅兵众。少康以纶邑为根据地，召集流散各地的原夏国族众，开始与寒浞斗争。这时候，逃往有鬲氏的夏遗臣靡，召集斟灌氏、斟寻氏余众，和少康联合，剿灭寒浞。少康又率众剿灭寒浞之子浇，寒浞的另一个儿子豷被少康之子季杼剿灭。有穷氏至此而亡，夏朝得以复兴。

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经历了3代人的时间和尖锐复杂的斗争。这期间天下共主之位几易其主，但都是凭借残酷的斗争用武力夺取的，尧舜禹时代民主推举首领的做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不过，尽管是武力相竞，一度狼狈到国破家亡，四处逃窜的夏后氏却得到了斟寻氏、斟灌氏、有仍氏、有鬲氏、有虞氏等族的支持，最终恢复统治。而以善射著称的有穷氏虽然能在一个时期里取胜，最终却在夏后氏与其他族邦的联合攻击下落败，就此灭亡。这表明除了武力之外，人心的向背也是取得天下共主之位的重要因素。夏朝得以复兴，跟众方国部落的支持有着直接关系。在夏后氏君主亡命他乡，族众四散流离的艰危时刻，还能得到斟寻氏等族邦不离不弃的支持，实在只能归功于祖上余荫。或许是禹启以来天下共主之位长久地由夏后氏一姓保有的事实，导致夏后氏是当然的天下之主的观念产生和流行，以至于一些族邦不愿支持夏后氏之外的人担任统治者？

少康卒，子杼继位。杼在位的时候，夏朝的国力大大增强，形成复盛局面。大约是跟东夷来的有穷氏之间的斗争使夏的注意力转向了东方，杼迁都老丘（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并派人征伐东方。古本《竹书纪年》说“杼子往于东海，至于三寿”，还获取了作为祥瑞的九尾狐。大概夏朝势力在杼时已经扩展到了东海之滨。在后来夏后氏的祀典中，杼的地位仅次于禹。《国语·鲁语》说“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夏人认为杼能继承禹所开创的事业，因此用隆重的“报祭”来祭祀杼，以纪念他的功绩。

杼至不降，夏后氏的统治相对稳定。这个时期，夏后氏的天下共主身份在方国联盟内外得到普遍认同。杼子槐继位以后，居住在今淮河流域和泗水流域的于夷、黄夷、风夷、白夷、赤夷、玄夷、阳夷等9个东夷部落都纳贡祝贺。泄在位时，西方的畎夷“始加爵命，由是服从”[5]，接受夏朝封号，表示顺服。

不降子孔甲在位时，夏朝开始衰落。史称“孔甲乱夏，四世而陨”[6]。所谓“乱夏”是指孔甲改变了夏朝的传统统治方式。《史记·夏本纪》说孔甲“好方鬼神，事**”，大约即是“乱夏”的具体做法吧。

孔甲后四世即桀。相传桀“手搏豺狼，足追四马”[7]，勇武非常。不过，出众的资质并没能让桀扭转颓势，重振夏朝。相反，过于倚恃个人力量使桀成了一位非常刚愎暴虐的君主。无论处理政事，还是在个人生活中桀都恣意妄为，丝毫不加节制。他发兵攻打有施氏，获得美女妹喜，立为后。后又攻打岷山氏，得到了两位美女琬和琰，遂抛弃妹喜，专宠新欢。据说妹喜因此私通商汤之臣伊尹，助商攻打夏朝。桀为便于寻欢作乐，修筑倾宫、瑶台，耗尽国家财力。他随意剿灭诸侯，诛杀大臣，并狂妄地宣称除非太阳熄灭，否则他是不会灭亡的。总之，桀在位期间的诸多举措使他自己成了众叛亲离的独夫民贼。于是，商汤举兵伐桀，桀败逃南巢之山（今湖北省巢县），夏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