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生成
小议中国文化形象在德国的自塑与他塑——从2006—2014年的德国出版看中国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改变
曹娟
过去数百年里，德国表述中国的话语模式，常常是一种从自身出发、观看中国的模式，是“我眼中的你”，而不是“真实的你”，是德国文化投射的一种对他国文化的幻想。自《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流行以来，中国就无可避免地成为西方所钟爱的幻想对象，西方作品中的中国，常常充满东方异域风情。过去数百年里，德国文学作品里表述中国的模式，大都遵循这种幻想模式。而这种幻想，常常是德国文化对他国文化的幻想，容易让中国形象“失实”；这类话语模式，容易充满**与美化，但却是西方文明“一种自我否定与对外肯定的心理倾向”[1]的表现。康德曾将中国称为世界上最为文明的国度，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应该获得世界上最杰出民族之“金苹果”，歌德通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产生了深厚的中国情结，声称“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2]。17—18世纪，欧洲的公爵王侯对中国艺术品狂热膜拜，不惜为此倾家**产。
描述这种存在于渴求与幻想中的中国，人们倾向于采用一种过于美化、偏向极端的模式，虽然失实，数百年延绵下来，却早已成为西方看待中国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即使到了21世纪，这种模式也未曾完全消散。物极必反，过于美化，就可能出现过于丑化，于是就产生了另一个极端：丑化中国。这一转变尤其出现于18世纪末，一方面是15世纪起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大大缩小了各国之间的感觉距离，西方人开始真正观察实际中的中国，发现中国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幻想破灭，美化颂扬则转变成了鄙夷；而工业化让西方列强感到自己更加进步，为了给自己的扩张掠夺行为进行道德辩护，更加宣传自身文化的先进性，鄙夷中国文化的落后，加深了对中国的丑化。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有人试着从客观角度观察中国，如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卫礼贤。
20世纪以后，各种政治因素又加深了德国人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一方面是德国人习惯从主流媒体的报道出发，批评性地对待中国。而在过去某些时间段里，中国的自身形象宣传、文学作品传播的政治化倾向增强，反而引起抵触心理，于是中国的负面形象得到进一步加强。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导致所谓的威胁论横行，甚至让中国的形象有时候变得更加负面，在一些人眼中，中国是个古怪荒诞、颇具威胁的国度。过去几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全球调查报告显示，德国对中国的看法不佳，一半以上的德国调查对象对中国持负面印象。这些调查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与本文主题，即文学作品里的中国形象，只能说有一定关联。文学的触角，更敏感，更超前。
提起文学作品，必然要谈到2009年中国成为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一事。如果说，2009年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以前及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以前，在西方人眼中，或者在本文重点研究的德国人眼中，中国还更多的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或者是张艺谋电影中的乡土气息浓厚的中国，但却很少是一个现代的中国，那么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影响，中国软实力得到增强，整体形象大幅度提升，现在德国文学作品里，中国又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大型文化活动，例如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必然会提前几年开始准备，然而其影响至少要几年以后才能看出，因此本文节选2006年到2014年这个时间段，首先考察中国主题书籍在德国的整体出版概况（包括中文作品的德译本、德语撰写的以中国为主题的书籍），篇幅所限，本文再节选出小说作为研究重点，观察德国境内出版的关于中国的部分德语小说，以及翻译成德语的中文小说。德国小说面对一般读者，如何塑造中国，中国被赋予何种形象？本文考察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中文翻译成德语的小说。哪些小说由汉语翻译成德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中国？换而言之，本文通过2006年至2014年里翻译成德语的中文小说，考察中国形象的自塑问题，并依据同时间段里德国人撰写的关于中国的部分小说，考察中国形象的他塑问题。[3]
一、背景
中国是一个书籍进口的大国，但是书籍或文化出口方面，过去却存在着严重的逆差：2004年，中国卖到德国的版权数目仅为可怜兮兮的1本，然而这一年德国向中国输出的出版物，却高达六百多种。[4]这一数据令人感到震惊，引起哗然大波。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实施文化产品“走出去”战略，2009年中国成为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带领着两千多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来到了德国，“除了科技出版，尤其是在大众出版方面，中国共向国际图书市场售出2700项中国图书的版权，并在法兰克福举办了800余场关于中国的文化活动”[5]，宣传规模宏大，效果显著。
文化形象方面的提升，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思维及头脑意识都会呈现出正常的滞后反应，而且西方媒体不时遵循市场化原则，常常会让他们的报道无法与时俱进，出于销售利润的顾虑，不敢、也不愿挑战大众头脑中的固有形象。另一方面，中国这一主题又对一般媒体而言过于复杂。许多专业人士及在德华人批评，德国媒体及书籍中展现的中国形象有所扭曲。在这一指责背景下，2010年，著名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委托专家，开展详细调查，分析2008年里德国媒体发布的中国报道。这份三百多页的报告指出，受媒体及书籍的影响，德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常常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一个极端是继续表现出对中国的狂热，加以异域化；而另一个极端则是将中国描述成一个古怪陌生的国度，甚至有时认为中国具有威胁性。[6] 分析表明，媒体在2008年对中国的新闻报道虽多，挑选出来进行调查的七家主流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公立电视台）刊登或播报了8766条关于中国的报道，但是这些报道以负面报道为主，而且一半以上的报道是公式化的陈词滥调。该报告批评德国的报道，在部分情况下“肤浅、简单化，是贬低性的，分析不够深入，展示的中国形象很少符合中国国家及人民的多样性，很少公平展现中国现在所经历的巨大变化过程及其成果”。这一分析报告颇受关注，促使其他机构继续分析、反思德语区里的中国形象[7]。尽管如此，形象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2017年，《中德形象报告》一书问世，该文集重点分析2000年至2013年德语地区的中国形象，其中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形象始终处于变迁之中”。“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德国媒体的涉华报道仍然过于片面和单一，细化程度不够。”[8] 但是这些调查研究大都是从媒体、社会等角度出发考察，很少有作品从文学角度出发，考察这一时间段的中国形象。[9] 而本文试图根据2006年到2014年的德国书籍出版概况，以文学作品为着眼点，粗略考察中国形象。不过，此处须指出，德国人的民族特性就是向来颇具批判性，不仅对其他国家持批判态度，对德国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下，报道或文学作品具有批判性也不算是出乎意料。此外，作者、翻译、记者或媒体人士中，也有对中国颇为了解的专家，他们的报道或作品更贴近于现实中的中国。
二、2006年至2014年德国相关出版概况
2015年，受柏林文化学术会（LCB）委托，专家们考察了2006年至2014年德国市场上出版的中文译著、与中国相关的德语作品。该报告整理此时间段内，哪些中文作品翻译成德语，德国出版市场上有哪些作品以中国为主题。据该报告不完全统计[10]，2006—2014年里，德语作品中共有510部作品主题与中国相关；而该时间段里，据不完全统计，由中文翻译成德文的作品，共有383部。这些作品包括通俗专业书籍、科研书籍、游记、菜谱、儿童文学、图书、虚构及纪实文学等。这一数据虽然无法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热”巅峰时期相比，但是与2004年的可怜巴巴的出售版权数“1”相比，已经是巨大的进步。[11]
该调查报告将所有作品仔细归类，以图表方式列出了各文学类型包含的具体作品数目。据该报告的整理，383部翻译成德语的中文作品的分类如下表。
表1 汉语作品德译本
续表
这383部作品中，通俗专业书籍及实用指南书籍占据了近三分之一，其中宗教与艺术方面的书籍最多。虚构文学作品约占四分之一，其中爱情、婚姻、家庭、社会题材的书籍最多。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翻译，同样也占据了约四分之一的比重。
如按照出版年份统计，383部翻译成德语的中文作品中，有40部出版于2006年，2007年则出版了46部，2008年56部。而2009年译作数目高达88部，成为巅峰，但2010年急剧下降，仅为32部，2011年34部，2012年35部，2013年则是28部，2014年为24部。
而510部与中国相关的德语作品里，可以具体划分为下表中的类别。
表2 以中国为主题的德语作品
续表
从这一图表中可以看出，超过三分之二的图书是通俗专业书籍及实用指南书籍，涵盖的领域也非常广泛，从社会、政治、经济到美食、医疗保健，种类繁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医疗保健类的书籍。通俗专业书籍及实用指南书籍，在西方历来颇受欢迎。而虚构小说与纪实性作品的数目区别不大。纪实性作品最多的是游记或生活报道类的书籍，虚构文学作品则喜欢探讨爱情、婚姻、家庭题材。
按照出版年份，510部与中国相关的德语作品里，2006年出版了28部作品，2007年为81部，2008年79部，2009年77部，2010年51部，2011年42部，2012年57部，2013年48部，2014年47部。需强调的是，2007年德国是中国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2009年中国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所以2007年至2009年都出现数目大幅上升的情况，而2010年后缓慢回落，人们回归到常规状态，书籍出版数目下降是正常的。
将两张表格进行比较，总体来看，无论是德语作品，还是中文作品的德语译著，通俗专业书籍及实用指南书籍的数目都是最多的，其中受欢迎的题材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及哲学、艺术、医疗保健、跨文化理解、国情。然而，无论是德语创作，还是中文作品的德语翻译，以中国为题材的科幻及玄幻小说却并不受欢迎（即使该题材在中国非常热门）。值得注意的还有侦探推理小说及惊险小说，虽然该类别下有23本德文小说涉及中国，但却只有两本中国的侦探推理小说及惊险小说翻译成德语。长期以来，中国的侦探推理小说及惊险小说在德国并不受欢迎。
三、小说译介里的中国
通过小说里的中国形象，可以管中窥豹，探讨中国的文学形象塑造。由中文翻译成德语的译作，展现出中国人用自己的小说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但是这种自塑过程，是受到外力引导的（例如要翻译的小说，受到德国出版社或中国出版社的甄选）。篇幅所限，这里选出最有影响力或出版数目最多的小说，稍作概述，探讨小说译介里的中国形象。
可能会让人感到大吃一惊的是：作品翻译数目最多的作家，就是中国台湾的漫画家林青慧。她可以说是现在最受欢迎的中文漫画家，该时间段内，她在德国出版的漫画作品，高达12本，[12]其作品深受日本漫画风格的影响。日本风格的漫画在德国向来也颇受欢迎。作品为少女漫画，译成德语的大部分作品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古代中国，或与中国有关，例如少女嫁给王子的经历、青春校园爱情故事，情节大多轻松有趣。这一数据让许多人感到吃惊。这虽然对中国形象没有什么直接显著的影响，但无疑对青少年、儿童产生一定影响，让他们对中国及中国文化产生好感。而德国儿童文学中也常常喜欢将中国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
此外，翻译得最多的，还包括各种奖项获得者的作品，例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德国书业和平奖的各种作品。德国出版业对书籍的选择，较为保守谨慎，注重市场接受程度，考虑到效益问题，迎合读者品味。名气越大的作品，也就是获奖作品或获奖作家的作品，以及在中国被禁、受到批评的作家，在德国向来颇受关注。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6年到2014年间，他的七部作品德语译本得到出版：《红高粱》（2007）、《天堂蒜薹之歌》（2009）、《酒国》（2012）、《生死疲劳》（2009年与2012年出版于两家不同的出版社）、《檀香刑》（2009）、《蛙》（2014），及其自传小说《变》（2014）。其中，部分书籍为再版，例如《红高粱》（译著最早出版于1986年）一书多次再版。而莫言在德国的成功，可以说起源于同名电影的成功，该电影于1988年在柏林获得了金熊奖。《天堂蒜薹之歌》（译著最早出版于1997年）、《酒国》（译著最早出版于2002年）也是再版。也就是说，《檀香刑》《生死疲劳》《蛙》《变》为真正新译作品。他笔下的中国，可以说是充满乡土味或“历史感”的中国，对“中国文化的阴暗面和民族心理中噬人一面的冷酷”[13]进行反思。
2012年，廖亦武获德国书业和平奖。他的作品出版数目，仅次于莫言。廖亦武的作品如《中国社会底层访谈录》（2011）、《证词》（2012）、《洞洞舞女和川菜厨子》（2014）等书被翻译成德语。他的作品通常描述底层生活，政治批判色彩强烈，尤其受到当时德国媒体的喜爱。
位居第三的，是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他有三部译作出版，分别为小说《灵山》（2011）、充满孤寂感的《一个人的圣经》（2006）及小说集《给我老爷买鱼竿》（2010），该小说集收录了他1980年到1986年写的11篇短篇小说。他的作品大都充满孤寂感，忧郁而压抑。作者在大陆时期的生活，都在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时代烙印。
从德国人对廖亦武、高行健的偏爱可以看出，“‘越是在大陆遭受政治批评的作家，越容易受到西方的重视。也就是说，西方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接纳角度，仍旧是新闻性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还有，观光性的。’这也表明西方并没有真正从社会文化上对中国文学及其中国形象给予认同。从这方面来说，高行健之所以能进入西方主流，与其所谓的“流亡作家”的身份不能说毫无关系。”[14]但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情形逐渐发生改变。随着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增加、汉语在德国的普及、中德民间交往增多，德国对现实中的中国兴趣越发浓厚。
在这一时间段内，余华有两本作品的德译本面世：《兄弟》（2012）、《十个词汇里的中国》（2012）[15]。《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并未在中国大陆出版，该书用十个词汇，如人民、领袖、阅读、写作、鲁迅等词汇来描述历史回忆里的中国。作为当代最著名的中文作家之一，余华也获得了众多奖项，1998年获得意大利的卡佛文学奖，2008年又凭借《兄弟》荣获第一届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兄弟》一书在德国也深受好评。上文提及，德国出版社翻译中国小说时一般比较保守、谨慎，通常会考虑到市场接受程度及经济效益，常常是一本中国小说翻译成英语或法语以后，并取得一定成功，德国的出版社常常才考虑引进这本小说。
其他的重要作品，还包括阎连科描述在“**”时期的《为人民服务》（2007）、以艾滋病为主题的《丁庄梦》（2011）。王刚的《英格力士》（2014）也描写了“**”时期的悲剧故事。此外，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她最喜欢的作品是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2009）。该作品描写了当下农村生活里基层民主、计划生育等主题，无疑很符合德国政治家的口味。
这些人的作品也都具有批判性，合乎德国人爱批判的民族精神。众所周知，审丑是20世纪以来文学的一大特色，而中国现代文学“呈否定性向度的启蒙文学模式”，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生成与发展的主要话语模式”[16]。该模式对中国的国民精神做出了深刻的批判。这也与中国作家对自身使命的定义有关。从鲁迅时代起，中国作家就认为自己是社会的良心，有责任用笔改变社会、警醒世人。而中国小说自诞生起，就受到史家文学的影响，注重作品的教育作用或道德意义。但是，不了解中国的德国人，会草率地将小说中描写的特殊或艺术夸张情形等同于中国的日常生活，等同于中国的整体国民精神。而部分小说里的中国形象，特别是阎连科、廖亦武等人小说里的形象，也或多或少合乎德国人对中国的长期设想，更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固有思维。贫穷落后的乡土社会、畸形压抑的人性、难以愈合的历史伤痕、荒诞的社会悲剧，都只能说折射了中国形象万花筒中的一部分。但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没去过中国或者对中国了解不深的人，习惯以偏概全，贸然误解中国就是如此。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全然归咎到作品选择方面，而必须说，理解中国与阅读中国，对读者的阅读能力及国情知识提出了挑战。然而人们用以理解其他国家的“阅读模式”，是根深蒂固的，朝夕之间难以改变。
虽然部分翻译、出版的中文作品考虑到市场因素，迎合西方人的口味，但整体来说，中文作品的翻译也开始显示出多个侧面的中国。其他的作品如毕飞宇的《青衣》讲述了物质时代传统戏剧演员的悲剧，而藏族作家阿来的《遥远的温泉》充满诗意地描述了梦想的破灭，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讲述当代北漂青年的生活，这些作品从其他方面介绍了中国。姜戎的《狼图腾》（2008）、苏童的《碧奴》（2008）在德国口碑也都不错。对于想了解中国现状的德国人而言，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改变其固有的思维模式与阅读期望。
正如前文提到的，小说里翻译得最多的是以爱情、亲情、家庭为主题的小说，比如陈玉慧的《海神家族》（2008）通过一个台湾女子的寻根故事，向外国人介绍了台湾的百年动**，而她的《瓷泪》（2014）则讲述乾隆年间一个西方人来到中国探访瓷器秘密并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刘恒的《苍河白日梦》（2009）以仆人回忆的方式，展现了清末民初一个深宅大院里的悲剧。虹影的《上海王》（2009）讲述清末民初一个乡下小丫头成为“上海王”的传奇故事。春树的《北京娃娃》（2006）描述了一个灰暗残酷的现代青春成长故事。冯丽的《所谓先生》（2009）描写一个当代中年男人如何走出压抑而不幸的生活，获得爱情与解脱。此外还有许多中国大陆和台湾民间传说、神话、传奇故事等（如《史记》、成语故事、《平妖传》）被翻译成德语。
值得一提的是，2006—2014年大量经典著作翻译成德语，特别是《红楼梦》的全译本在德国终于首次出版（2006），而张爱玲的许多作品也终于翻成德语，如《金锁记》（2011）、《色戒》（2009）、《秧歌》（2011）。钱钟书的《围城》也于2008年得到修订再版。顺便提一下，许多古籍也以各种方式得到再版或重译、节译或评点，如《庄子》（2013）、《论语》（2011）、《易经》（2011）、鲁迅的作品等。
四、德语小说里的中国
德语小说中的中国，是德国人设想出的、塑造出的中国形象，部分情况下，甚至是臆想出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类似上文提到的新闻媒体报道的两极化，过去常常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趋势将中国理想化、异域化，认为中国是供人逃避的乐土；而另一种趋势是在作品中，中国则被加以扭曲，常常被描述成危险的国度。可以说中国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过去常常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17]之间摇摆。即使现在，仍然能不时观察到这一情形，但是，随着人们对中国的认知增强，作品中描述的中国形象也逐渐接近事实，作品里常常可以观察到现实批评性的一面。篇幅所限，这里只选取一些小说为例，加以论述。
（一）历史中的中国
许多爱情小说，尤其喜欢选择历史中的中国作为背景，在异域风情、战火纷飞中开展恋情，例如《上海的女反叛者》（Die Rebellin von Shanghai，Tereza Vanek，2013），描述了1900年的上海，两位年轻的欧洲女性在中国义和团起义背景下来到中国所经历的爱情故事。这里的中国是浪漫冒险故事的背景，作品描写了义和团起义背景下的种种恐怖经历。《情妇》（Die Konkubine，Petra Gabriel，2008）通过倒叙的方式，娓娓讲述了中国与德国两个帝国崩溃的背景下的悲伤爱情故事。1903年青岛成为德国殖民地时，一位中国富商派他的情妇与一名德国士兵结识，想了解德国人的意图，但是这名情妇与士兵却彼此爱上对方，最后二人不得不分离。这类小说里的中国，虽然仍是异域观光性的中国，但同时也穿插着对中国历史的介绍。作者通常仔细地收集了相关历史资料，力图为小说塑造一个充满异国情调但又富有真实感的历史氛围。
《慰安妇》（Die Trostfrau，Ruth Hallo，2012）一书已被译成中文，作者强调，创作这部作品，是为了让更多德国读者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慰安妇的悲惨经历。全书根据作者搜集的资料，在真实资料的基础上虚构出一个名叫林美安的人物。1938年，林美安迫于贫困及父亲的疾病，前往上海打工，却被骗进入日军的“慰安所”，经受5年的痛苦折磨后，终于逃出，辗转返回故乡，嫁给一个同村人。同村人知道她的经历后，鄙视排斥她，无奈之下她再次背井离乡。数十年以后，她受到一位德国留学生及其他人的鼓励，起诉日本政府强征慰安妇。小说对当时的中国慰安妇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报道，让德国人了解当时的中国妇女命运。
《最后的避难地：上海》（Stefan Schomann，2008）[18]，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这本小说讲述的是犹太人罗伯特·索卡（Robert Sokal）在上海避难期间，与中国姑娘，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的爱情故事，并描述了战乱及“**”背景下的家族动**。整个故事由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罗伯特·索卡是一个出生于维也纳的犹太人，1939年经意大利逃亡上海，并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读书，在那里认识了他后来的太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与妻子儿女定居美国，在大学担任教授。全书从索卡及其妻子各自的视角出发，以两个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及奥地利的家庭故事、爱情故事，介绍了犹太人在上海的生活。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来自富有家庭的中国姑娘与犹太逃难者之间的爱情，会面临多大的压力，尤其是来自父母的压力。即使战胜了父母的压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在那个动**的年代也面临着许多的考验。但是这本小说不仅是一部爱情小说，更是一部历史小说，生动地展现了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画面。
作者笔下的上海，富有真实感。索卡及其妻子在世时，作者与他们有大量信件来往，此外作者对中国非常了解，在中国生活过。全书展现了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东西方汇聚到一个城市，既融合又对峙，混乱而堕落，充满欺骗，贫富悬殊对比明显，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冲击，身处异国他乡的犹太人感到格格不入，没有归属感，而本土的中国人对落难的犹太人持怀疑及蔑视态度，跨国婚姻又面临着东西方的习俗及观念冲突，诸多种种，都让人联想到今天的上海。
另一部类似题材的小说《上海，远在何方？——二战记忆》（Shanghai fern von wo，2008）则更加成功，获得多个文学奖项，例如德国批评奖、莱茵兰法耳茨州艺术奖、布莱梅港文学市民奖等，受到好评。该小说于2013年翻译成汉语。小说同样描述了1938年到1948年来到上海的犹太人的生活，受到希特勒的迫害，许多犹太人匆忙逃往最后的诺亚方舟——上海。但是他们在异国的谋生之路并不容易，一些人无法适应或拒绝接受这样的变化，最终丧生。故事描述了多个犹太人的经历，如律师及其妻子、书商、艺术历史学家、手套商人、制表师、医师等。活下来的人当厨师、小商人等谋生。1943年后，这些犹太人甚至丧失了自由，被关到了虹口隔离区。即使战后他们返回欧洲，面临的仍然是不公平的命运，因为战争刚结束时，很多德国人或奥地利人还无法真正认识或面对自己的罪行。
作者做过细致的考察工作，全书贴近历史，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了残酷的现实。全书主要是描写犹太人如何在上海挣扎生存，以流亡者的视角描写他们所接触到的上海。这里的上海与《最后的避难地：上海》中的上海有类似之处，同样混乱而堕落，贫富悬殊对比明显，即使这些犹太人生活中也能接触到友好的中国人，但是整个城市充满欺骗，道德沦丧，是个堕落之地，甚至犹太人声称必须学会欺骗。而犹太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格格不入。他们说“没有外国人，上海会变成怎样？”“没有外国人上海什么也不是”。但书中人物是从当时残留的欧洲优越感及殖民主义影响角度出发，得出这类断言。受各种限制，书中的犹太人不能融入当地的生活，对上海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眼中的上海是“庞大且无法理解的”。该书虽然无法从犹太人有限的视角描写中国是什么样的，但却生动地介绍了上海当时的历史背景，展现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而作者的本意，也不在于考量中国是何种形象，而是在于描写逃亡的犹太人如何苦苦挣扎求生。
（二）现代中国
1.批判与反思
德国作品里的现代中国，则更加能体现德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更加多元。与以前的作者相比，现在写关于中国的作家，有些是汉学家，有些来过中国，或者对当代中国非常感兴趣。他们笔下的中国，更加贴近现实，具有时代感。他们对中国的批评，有些是从西方的角度批评中国，作品中的人物非常西化，更是从西方文化自我认同方面描述了中国。而他们对中国的批评，有时则映射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他们描绘中国时，不再仅仅延续对中国陌生化、异域化、梦幻化的传统方式，而是以此寻求对自身文化的折射、补充或反思[19]，例如《白蛇传奇》（Die Legende von der wei?en Schlange，Michael Roes，2014）。故事发生在南京，主人公与传统的教育及社会体系格格不入，选择自己的道路，十四岁就退学，学习昆剧并成为民间昆剧剧团的成员。作者对昆剧非常了解，对化妆、角色、剧目做了详细且生动的介绍。小说批评了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作为独生子父母期望压力过高，孩子没有儿童时期，时刻必须面对压力与竞争，父母的期望让他们难以追求个性与个人幸福。男主人公演出昆剧，例如扮演许仙这一角色，晚上业余时间则跳街舞，在城市街道墙壁上涂鸦，在不同的角色里寻找着自我。
总体说来，小说有许多西方的色彩，人物的心理活动、口吻也都非常西化，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故事。小说对中国的批评，也更多的是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批评，如个性自由、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独生子女政策、冷漠的人际关系等。法海，也是故事中的警察，则代表摧毁个人发展与幸福的力量。主角的父亲是名科学家，担任一家神秘的低温实验室负责人，人体克隆、器官冷冻等情节出现在小说中，故事变得越来越充满疑团，不断地插入与另一个“我”的对话，随后才发现，另一个“我”是从2116年的未来返回的，而主人公将于两天后死亡，被父亲冷冻起来，多年后解冻，成为书中的另一个“我”，而未来的“我”需要过去的“我”的完好基因组织，来解决自己的基因故障，因此从未来穿越回来。故事涉及许多对科学实验的批评，如人体实验、模拟宇宙大爆炸的强子对撞机等。这本书里的中国，是当代西方视角里传统与现代对峙的中国，是个性发展与社会压力对峙中的中国，是人性、道德与科学底线对峙中的中国。
《王同志提问》（Genosse Wang fragt，Cornelia Vospernik，2012）是一本讽刺小说。作者强调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王同志是《人民报》的记者，在长久思考后，终于鼓起勇气准备提一个问题，一个真正的问题。如何提这个问题，他绞尽脑汁，斟词酌句，却对提问的后果感到害怕。他也许会失业，也许会有牢狱之灾。王同志在自己作为记者的职业道德及传统的生存模式中挣扎。全书不仅对中国当代媒体提出了批评，更是对个人的失语模式进行批评。王同志在个人生活中也是个失败者，常常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对生活无动于衷。正如他婚姻失败时承认的那样，如果他说出了“我爱你”，反而表示“我不爱你”；只有沉默才表示“我爱你”。失语状态让他无法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甚至让他以为自己出了精神问题。
此外小说也描写了中国等级制度，包括送礼的场合也注意等级分明。全书充满讽刺，就连赠送一条领带都充满了办公室政治哲学。作者对中国的政治体系、官场人情往来非常了解，批评了以权谋私的日常状态，例如王同志的同事——李同志，一门心思往上爬。李同志的父亲争权夺利，成立了旭日集团，经营房地产项目，项目由于派系利益斗争而失败。小说描写了中国的腐败贪污、权钱交易现象。无论王同志，还是李同志，都是悲哀畸形的灵魂。
王同志前往山西太原报道煤矿开采设备开幕式，不停地感到害怕，无法提问。故事最后，王同志想向党委书记提问，但却无法提问，因为党委书记只会发表讲话，而不会回答问题。然而党委书记出乎意料地停下脚步，表扬王同志。王同志抓住时机，提问“为什么”这三个字其实是对整个体系及个人生存的质疑。但是党委书记将这个问题理解成为什么他会表扬王同志，并告诉王同志他将获得表彰。滑稽的是，一切都没有按照他所想象的进行。人们错误理解了他的问题，他甚至得到表彰。而社会环境中虚伪的“我”保护王同志真实的“我”，让他能友好空洞地进行对话，不再提问。但内心的绝望及压力迫使他向世界上最后一个能帮助他的人——母亲寻求帮助，询问自己是谁，在做什么，无论做了什么，为何总是错误的。然而母亲对此毫不感兴趣，只希望儿子能够获得表彰，能获得切实的利益。王同志最终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沉默地接受表彰，他表面上成功，其实作为个人已经失败。最后看似功成名就的王同志，向香皂一样纯洁的张同志提问，问她今晚是否愿意与他一起吃饭，而这个问题，就似乎成了王同志的正确问题。虽然小说的人物塑造过于脸谱化，但其实小说不仅拷问的是新闻媒体的职业素养，更加拷问的是个人对社会妥协的问题，充满卡夫卡式的荒诞。
2.无处可逃的幻想破灭，回归真实
如果说，人们以前喜欢将中国当成供人逃避的乐土，那么随着人们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作家自己在中国积累的经验，这样的幻觉逐渐消失，人们对现代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接近现实。例如斯尔克·舍尔曼（Silke Scheuermann）的《上海演出》（Shanghai Performance，2011）描述了一个国际知名的艺术家，出人意料地接受了一个上海的职位，与她的助理一起来到上海。小说采用第一人称，从助理的角度讲述了这个故事。深深崇拜艺术家的助理小姐，无法理解为什么该艺术家做出这一决定，而到了上海以后，这位艺术家的举止变得越发奇怪。原来20年前该艺术家曾在美国未婚生子，女儿生下后不久，她就将具有一半中国血统的女儿送人。找到女儿后，在女儿17岁生日之际，她赠送给女儿一件昂贵的生日礼物——汽车，然而女儿却出了车祸，虽然侥幸逃生，却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女儿希望能与母亲一起迁居德国，而却遭到母亲拒绝，因为母亲觉得自己无力照顾女儿，不愿接受这一责任。最后故事以悲剧结局，在母亲举办的“上海演出”开幕盛典之际，女儿绝望自杀。母亲精神崩溃，而助理对这位艺术家深感失望，离开了这位艺术家，返回德国。
故事情节紧张，叙述流利。作者曾多次来到中国，对中国相当了解，所以作品贴近现实，对上海这个“混凝土森林”的描写非常真实。在描写中国方面，她“没有落入俗套，处理了20世纪重要的历史事件，将中国描述成一个面临众多挑战的国家”。作品不光描述了中国现代艺术的情况，不仅有积极的评价，认为改革开放对中国艺术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为艺术家提供许多发展机遇，同时也对各种问题直言不讳，如商业化主导艺术。此外，小说对女性意识及道德、责任、罪责进行反思，讨论艺术家是否能够超越道德。
将中国理想化、异域化，自然会让人把中国视作逃避的乐土，这种情形现在越来越少见；而现在的作品里，对中国了解的德语作者越来越多，越发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梦想，这种对于中国的不切实际的**，也得以破灭，正如这本小说显示的那样，上海这个浮华空虚的都市，是空虚未来的倒影。
3.对偏见的反讽
一些作家甚至讽刺有些人不了解中国，却长期对中国“理想化、异域化”，或对中国充满偏见。提尔曼·拉姆施德特（Tilman Rammstedt）的小说《中国皇帝》（Der Kaiser von China，2008），对这类偏见进行反讽，批评人们不了解情况，却对虚构臆想中的事物（也就是“中国”）指手画脚。该小说获得了英格博格·巴赫曼奖（Ingeborg-Bachmann-Preis）。这本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充满了幻想。从作为孙子的“我”的角度，讲述了一个古怪的故事：从未离开过德国的外公，在80岁生日时，希望得到的生日礼物就是前往中国旅行。但是本该陪同他前往中国的“我”，却把用于旅行的钱挥霍一空，并欺骗外公，说机票全部售光，四周后才能出发。外公不愿等待这么长时间，决定自己开车前往中国，却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突然去世。为了向家人隐瞒外公去世的事情，他编造信件，并在信件中幻想外公在中国的经历。信件中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的幻想故事，例如外公年轻时爱上一个中国姑娘，并在一场导致姑娘去世的事故中失去了左边的胳膊，而50年以后他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胳膊。之所以全书叫这个名字，很可能是“我”小时候听到外公在一次争吵中，曾大喊道“我是中国的皇帝”。
然而全书的“真正主题不是中国，而是幻想”。书中的中国，是一个幻想中的国度，脱离于实际的中国。虽然这本书作为小说非常成功，但是作者刻意描述的，是一个存在于幻想中的国度，是一个想象世界里混乱而不可理喻的中国，例如陌生人不打招呼就吃别人盘中的饭菜。作者刻意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中国，只是将它视作一个异域的象征，作者写的并不是真正的中国，而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只是与中国具有同样的名字，充满人们想象中的偏见”，稍有常识的人通常在这些稀奇古怪的细节里，会感到一种陌生化效果，这些幻想打破了真实，更能从中得到一种喜剧效果。中国在这里，只是一个异域化的符号。它只是一个偏见的代表，中国这个字眼可以替换成任意一个对德国人而言感到充满异国风情的地域符号。
作者对此在一次采访中做出解释：“我开始写这本书，我开始慢慢与中国打交道，除此以外，我其实与中国没有什么真正的联系。那时是2007年，到处都在谈论奥运会以及中国的经济奇迹。人们不停地听到关于中国的事情。媒体无间断地报道。我就感觉到，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人了解中国。然后我就想到，我可以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书中的大部分故事发生在一个臆想中的中国。”正由于作者与主人公一样，没有去过中国，才能放开手脚毫无拘束地进行幻想。
五、结语
过去西方人眼中“中国具有两种肯定与否定截然相反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20]受到过往定性思维的影响，德国小说描述中国时，不时可以观察到对中国的偏见；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许多德国作家对中国更加了解，有自己前往中国或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喜欢自己进行反思，而不再那么容易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因此，他们笔下的中国变得逐渐真实。越来越多的作者也将中国视作一个普通、真实的国家。这个国家与世界上每个国家一样，都面临着自己的问题，很少有小说将中国妖魔化。由此可以看出，德国表述中国的话语模式已经逐渐开始发生改变。作者自身的中国经历及反思，让作者不那么容易受到媒体报道或惯性思维的影响，这样塑造出的中国形象，更加真实，即使充满批评性，也常常是有的放矢。然而，他们出发的视角，常常仍然是西方视角。很多情况下，“西方人正是根据西方精神或文化传统无意识中的原型来规划世界秩序，‘理解’或‘构筑’中国形象的”[21]。即使这些德国作家尽可能审慎地对待这一主题，仍不可避免地从德国人的角度出发看中国。但是这也是形象他塑过程中的常态。
[作者系德国西萨克森应用科技大学（代理）教授]
[1] 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载《东南学术》，2005（1）。
[2] [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1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3] 吴秀明、方爱武：《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0）。
[4] 王竞：《脚步不停——中欧出版业的合作》，载《中欧文化交流与合作实战指南》，2011。
[5] 王竞：《脚步不停——中欧出版业的合作》，载《中欧文化交流与合作实战指南》，2011。
[6] Carola Richter，Sebastian Gebauer，Die China-Berichterstattung in den deutschen Medien，mit Beitr?gen von Thomas Heberer und Kai Hafez（Schriften zu Bildung und Kultur，Band 5），Berlin：Heinrich-B?ll-Stiftung，2010，p.9.
[7] 如德国科尔伯（K?rber）基金会曾出版“德国精英眼中的亚洲”调查报告，华为公司2014年发布了“中国与德国——感知与现实”研究报告，波恩实用政治研究及教学学会2014年发布了“德国社会镜像里的中国”。
[8] Friedemann Vogel，Jia Wenjian，Chinesisch-Deutscher Imagereport，Berlin/Boston，De Gruyter，2017，p.300.
[9] 2015年波恩大学发表了一篇博士论文：Zhu Liangliang，China im Bild der deutschsprachigen Literatur seit 1989.Zwischen Wirklichkeit und Vorstellung，该论文挑选了1989年至2011年出版的8本德语小说，探讨德语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10] 由于数据难以统计，该报告中难免出现遗漏及错误之处。
[11] 据称在德国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热”时期，1989年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图书为1479种，而1990年增加至2000余种。参见摘要：《德国大量出版研究中国的书籍》，载《中国出版》，1994（3）。然而这一热潮早已是明日黄花。
[12] Ursula Rautenberg等人的调查报告，为不完全统计，难免有疏漏之处。下列数据，为本文作者在调查报告基础上补充或统计的数据。
[14] 吴秀明，方爱武：《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
[15] 2008年，余华的《活着》德语译本再版。本文着重考察2006—2014年出版的新书。
[16] 吴秀明，方爱武：《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
[17] 周宁：《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与中国形象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载《东南学术》，2005（1）。
[18] 该书的袖珍版出版于2009年，书名改为Der gro?e gelbe Fisch：Julie und Robert-Eine Liebesgeschichte aus China。
[19] 其实折射、反思、补充这样的传统，在歌德时代就已经能感受到。但是当代德语文学作品描写中国主题时，能将这种折射、反思与现实中的中国联系起来。
[20] 周宁：《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与中国形象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载《东南学术》，2005（1）。
[21] 周宁：《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与中国形象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载《东南学术》，2005（1），107～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