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语”到“世界”：鲁迅《野草》的英语接受

刘江凯

鲁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根据调查，其作品海外传播的时间、范围、规模、影响都是目前其他中国现当代作家很难超越的。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资源中心为例，在四百多人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群中（包括港澳台、海外华人作家），唯有鲁迅是以专辑的形式呈现，且从作品翻译到研究都形成类似国内的系统。可以看出，鲁迅确实已经不仅仅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

从接受的效果——世界性的影响来反观鲁迅的海外传播对20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的启发，仍然是个有意义的命题。鲁迅的外译作品实在太丰富了。以英语为例，我们掌握的海外鲁迅资料就包括十二大类，分别是：参考资料；集；传记；综合；小说；诗歌；散文；批评；翻译；学术；信件；视觉艺术。每一类里都有大量的相关英文成果，加在一起至少有好几百项，时间跨度也长达几十年。可以说，海外鲁迅研究也形成了和国内非常相似的体系。如果对海外主要语种的鲁迅翻译、研究资料进行大综合，恐怕绝非个人或学术机构短期能完成的任务。确立新的问题意识，加强国际合作，大概是目前推进世界鲁迅研究非常值得努力的方向。

以《野草》的英语接受为例，不考虑单独或其他鲁迅作品翻译里涉及的篇目，《野草》的英译按照出版年大致如下：据1931年鲁迅《〈野草〉英文译本序》的注释[1]，我们可以知道，当时《野草》的译者冯余声已把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后毁于“一·二八”战火，最终未出版。这应该是目前有明确文献记载最早的《野草》英译了。新中国成立后代表性的翻译应该是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野草》。目前查阅到的最早版本是北京外文出版社1974年版，后在此版的基础上又多次再版，如仅外文出版社就有1976（第2版）、1980、2000、2002、2004、2010（插图）等，此外还有香港中文大学2003中（繁）英文对照版等。从掌握的鲁迅作品英译出版来看，存在一个有趣现象：鲁迅的小说、杂文、信件、诗歌等都有真正的海外版，即译者和出版社两者其一或两者皆是外国的，而散文诗《野草》却不是这样。小说是翻译最早、重译最高的文类，如《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1941），[2]译者虽然是华人学者王际真（《红楼梦》最早的英译者），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其他如《阿金》（2000）、《呐喊》（法语，2010）、《狂人日记》（1990）、《两地书》（1990）等。为何偏偏《野草》不是这样？我猜想这可能由以下三个原因导致：一是《野草》独特的“反懂”性给非汉文化母语者造成了一定的翻译困难；二是海外出版如果没有特别的资助是要考虑市场效应的，它不可能像我们的外文出版社那样不考虑经济效应地一版再版；三是最根本的原因，即杨宪益、戴乃蝶提供的译本确实很好，能满足海外阅读的需求，没有必要再翻译。普通的英语读者难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学术研究者往往会回到中文读本。

然而，英语世界对鲁迅《野草》的研究却早于以上英译年代。美国著名华人学者夏济安早在1968年《鲁迅作品的黑暗面》里讲：[3] “鲁迅留下一本富有独特情趣的书——《野草》”，并认为除了《我的失恋》外“其余的诗都是真正诗的雏形。充满着强烈感情的形象以奇形怪状的线条在黑暗的闪光中或静止或流动”，“如果用正规的表现方法来处理这种可以称为现代经验的恐怖和渴望，鲁迅本来可以把中国诗带进一个新领域”，“在这种极深的内省中，鲁迅忘了对读者说教，但他的创作过程却显然丰富着、改造着他们的语言”，“他是用白话做了古典作家从未做过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是真正的现代作家”。根据查阅到的资料，其他专门研究《野草》的英语成果主要还有：《〈野草〉，鲁迅散文诗的对称与平行》（1976）、《〈野草〉中焦虑的象征》（1986）、《散文诗与美学洞察：鲁迅的〈野草〉》（1998，博士论文）、《作为审美认知的散文诗》（2000）、《白话里的乐章：鲁迅的〈野草〉与〈好的故事〉》（2009）。还有许多英语研究著述当然也会涉及《野草》，其中也不乏精彩之处，这里不再赘述。

诚如夏济安所指出的：鲁迅的《野草》是一本富有奇特情趣的书，放在鲁迅所有的作品里看，也显得很特别。鲁迅对《野草》应该也颇为在意，这从他在文字中多次谈及《野草》可以看出来。夏济安虽然指出了《野草》对于中国诗及古典文学的突破，却没有概括出具体的结论。但他还是极其敏锐地指出“在这种极深的内省中，鲁迅忘了对读者说教，但他的创作过程却显然丰富着、改造着他们的语言”。这种“极深的内省”其实就是独语，而独语的特点本来也是拒绝“说教”的。对于这一点，钱理群的总结简明而准确：“《朝花夕拾》与《野草》一方面在鲁迅的著作中，是最‘个人化’的”；“另一方面又为现代散文的创作提供了两种体式，或者说开创了现代散文的两个创作潮流与传统，即‘闲话风’的散文与‘独语体’的散文。”[4]钱理群对“独语”的理解是这样的：“自言自语”（“独语”）是不需要听者（读者）的，甚至是以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紧张与排拒为其存在的前提：唯有排除了他人的干扰，才能径直逼视自己灵魂的最深处，捕捉自我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包括直觉）、情绪、心理、意识（包括潜意识），进行更高、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可以说《野草》是心灵的炼狱中熔铸的鲁迅诗，是从“孤独的个体”的存在体验中升华出来的鲁迅哲学。在阅读过的关于《野草》“独语”特性的概括，这一段文字是十分精练到位的，它既抓住了“独语”的核心本质，也高度浓缩了《野草》“独语”性的来源。总结一下钱理群的观点，我们可以将“独语”最突出的特点概括为排他性、内省性、升华性。思考一下这三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就会发现：“独语”是强调在个人化的内省中达到一种升华的目的——而这和文学创作的过程及效果实现了深刻的本质统一。

医学上的“独语”是指神志清醒而喃喃自语，见人语止，属于精神障碍的一种表现；也有其文学内涵：指戏剧或文学中人物不考虑观众或读者及其他角色的因素，只表现自己的想法和情感，通常发生于他们单独存在或自认为单独存在时。“独语”和“独白”十分相似却并不是一回事，独白虽然也是独自一人通过语言向受众展示情感、思想和动机，但它却有着面向观众读者明确的指向性或者潜在交流性。从“独”的角度看，独语要比独白更决绝、强烈、义无反顾，往往会成为孤傲的精神寂寞者的潜意识归宿；同时，正是这种极致的内省方式，使它以貌似隔绝、封闭、拒绝的姿态打开了通向整个世界的通道，反而奇特地呈现出某种普遍、丰富的意义来。结合钱理群“独语体”的说法及对“独语”内涵的界定，我们认为“独语”有潜在的理论提升空间。它除了是一种文体或话语方式外，也是一种珍贵的文学精神，深刻地反映了文学创作的本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文学及学术中会存在那么多的“独语”现象。

然而，鲁迅作品中的文学“独语”有其特别的高度和内涵：比如复杂的人生经历，深刻的生命体验，敏锐的情感心理，深刻的思想见识，独立的批判精神，高超的艺术能力等。即鲁迅的文学“独语”首先会有一种基于“肉身”的磨砺，然后还能穿越常人难以承受的孤独、绝望等“心理”体验，最后以高超的艺术形式升华为“精神”哲学。“排他”“内省”“升华”三个环节缺一不可，是鲁迅式文学“独语”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排他”是要有巨大牺牲的，“内省”是牺牲后的主动承担与独立思考，最后还得有艺术能力把内省“升华”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以这样的高度，结合鲁迅实际取得的世界性影响来反观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试问有几人可以和他看齐？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并通过写作实现这种高度？

所以，有个例子很有意思。《野草》发表后当时就引起了争议，一位叫高明的文学青年，在日本读了鲁迅的《野草》，感到“极不满意”，便写信给鲁迅提出批评。鲁迅复信说“你说不懂那书好处何在；但是我想你若是回到国内，过了几年之后，你一定也会写出那样的东西来的”。复信原函已佚，以上大意见诸高明的文章《尼采及其他》，载叶灵凤编辑的《文艺画报》1卷3期，1935年2月15日出版。《鲁迅日记》中，有关高明的记载有六处，其中，1928年2月15日、1929年4月24日、7月30日有复高明信的记载[5]。鲁迅的回复在我看来，正是建立在深刻的生命体验与复杂的艺术表达基础上的，所以对于涉世未深的文学青年来说，确实得“过了几年之后”再说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1]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见《二心集》，3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本文引用材料皆采用此版本。

[2] Tr.Chi-chen Wang，Ah Q and Others：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1.

[3] 也有根据1964年2月美国《亚洲学会季刊》第23卷译出的繁体字版本。这里采用的译本为：乐黛云：《鲁迅作品的黑暗面》，见《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0），370～37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原文出处为：Hsia，T.A.，Aspects of the Power of Darkness in Lu Hsun，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Seattle，UWP，1968，pp.146-162.

[4]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5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另，最早概括为“独语”的应该是何其芳的名作《独语》。

[5] 张杰：《国外鲁迅研究情况补略》，载《鲁迅研究月刊》，198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