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与格式学：“汉学—国学—华学”与“西化—并置—化西”——五论汉学、国学、华学[1]
钱爽 张耀南
以中华为研究对象加以考察，可谓是“中华之学”。针对并围绕这样一种“中华之学”，迄今为止在学界一共形成了三门所谓的“学问”：一曰“汉学”；二曰“国学”；三曰“华学”。但是，这三门“学问”究竟是否成立，在学界至今仍颇具争议，歧义丛生。
在“汉学”中，存在着一个界定性的问题。且不论“汉学”这一名尚可以指称源于汉代的、在清代被称为“实学”的经史、训诂、考据之学，其本身的界定就很模糊。它到底是专门强调以中华（特别是中华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领域）为研究对象，还是要着重突出其研究主题是西洋人？若是前者，则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汉学”与“国学”（乃至“华学”）又有何区别？它们其实都是以中华作为研究对象的。徒增指称同一实的三个异名，岂不多此一举？
事实上，“汉学”与“国学”总体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它们更应该是近义词而非同义词。[2]若是后者，则也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无论把“汉学”这一名还原为西文的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并考察这两个西文的原语，“好像外国人自己并没有这样的说法”[3]，即规定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一定是要由他们来研究，中国人不能或不必研究的”[4]；同时，还附带引申出了一个修辞学（而非语用学）的小问题，即“汉学”“海外汉学”与“国内汉学”之辨：
“海外汉学”是中国独有的学术领域，外国没有的。外国人研究“汉学”，不研究“海外汉学”。既然有“海外汉学”，似乎也应该有“海内汉学”或“国内汉学”。……可是，偏偏没有“国内汉学”；不但没有，连“汉学”我们都没有。“汉学”是外国人从事的学术，这门学科本来就是海外的，所以，当“海外”和“汉学”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构成“海外汉学”（overseas Sinology）时，从修辞上说就犯了同义反复（tautology）的毛病。[5]
在“国学”中，则存在着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不少中国高等院校借“国学热”浪潮，纷纷设立所谓的“国学院”或“国学研究中心”等，并以国学专业作为独立的学科招生授业。但“国学”本身究竟能不能成为一级学科，“国学”是否可以拥有“国学学位”，对此也是各执所见，而莫衷一是。陈来等前沿领军学者明确认为“国学确确实实是一个学科”[6]；中国高等院校创设的第一所严格意义上的国学专门教育研究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甚至提出了把国学作为一级学科后具体的“国学学位”的设立：
将国学作为一级学科，下设：经学、子学、国史、国文、国艺、小学、中国少数民族与边疆地区文化研究7个二级学科。
但反对者也提出了相应的质疑。例如针对人大国学院的上述举措，反对的声音就表示：
国学一级学科下设的7个二级学科基本上都与文、史、哲相关的二级学科交叉、重复。如：经学与哲学中的中国哲学、与历史学中的历史文献学；子学与哲学中的中国哲学；国史与历史学中的中国古代史；国艺与艺术学中的音乐学、美术学；小学与中国语言文学中的汉语言文学、与历史学中的历史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与边疆地区文化研究与民族学中的中国少数民族史、与历史学中的历史地理学。由于国学一级学科下设的7个二级学科，几乎全与文、史、哲等相对应的二级学科交叉、重叠，这就势必会影响到设立“国学”一级学科的学科独立性问题。[7]
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进而认为，如果把国学与文、史、哲等并列为一级学科，就是从逻辑上忽略了种属关系，这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国学的地位：
具体到……国学作为学科，我认为都是不能成立的，也许为了一时之需或者说在过渡时期它们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从究竟意义上来讲，最终还是要归到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等具体学科之中去的。尽管中国学术本身有其特殊的地方，但我依然认为，目前按照现代学术划分后的中国学术的某一领域与它所属学科之间的关系更密切。[8]
更有学者直接明确反对把国学纳入一级学科名录。[9]当然，也有学者持中立的态度，批判简单用西洋分科模式评价国学的综合模式，而主张既保留西洋的分科模式，同时又应当发展国学的综合模式，力图调和上述两方的对立观点：
“国学”学科形态既难与文、史、哲平列，也非文、史、哲简单相加，它是“义理、考据、辞章”的综合，是“材料、方法、学术史”的贯通和统一。……这正好证明国学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特点，它是一个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而非众多学科的集合。国学有自己的学科形态定位，不能够也不必要用西学尺度来衡量或改造她。国学应在注重文史哲学术分析的基础上打通学科界限，达到互动、互证、互补的融通。[10]
在“华学”中，也存在着一个区别性的问题。“华学”这一名在学界最早由饶宗颐先生提出，饶氏甚至于1994年始创办并主编了名为《华学》的大型国际学术刊物。有学者专门对饶氏的华学观做过专门研究，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从饶宗颐先生的夫子自道，笔者几乎可以肯定一般人心目中所谓“国学”，即饶师心目中的知己功夫、反求诸己的传统中国文化之学，但他认为这是研究中华文明屹立于大地之上从未间断的一个文化综合体的学问，所以他称之为华学。笔者相信饶师不会反对华学即国学这一说法。[11]
这样一来，“华学即国学”岂不是说饶氏所谓的“华学”，其实与“国学”无异，唯名不同而已。这样就又回到了类似前文所述的“汉学”与“国学”在理解上存在异名同实之嫌。“华学”只是创了一个新名，即把原来具有“中国之学”意义的“国学”改变为具有“中华之学”意义的“华学”。称谓虽变，但其实质还是没有改变。如何把“华学”与“国学”（乃至“汉学”）区别开来，依然是一个具有困扰性的问题。饶氏“华学”一名的提出，不但没有厘清这个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上述争论歧义之所以迭出，乃是因为学界把汉学、国学与华学视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来加以对待。而化西宗却认为，汉学、国学与华学，并非三种不同的独立学科门类，实乃三款不同的中西比较研究的格式。以格式之视角观此三学，则三学既可以相互区别开来，又有新的意涵和新的审视与发现，还可以避免上述无谓的争论歧义。
一、汉学何为
传统意义上的“汉学”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说从东西方初次相遇时就开始萌芽并发展了。
但汉学真正作为专业得以正式建立，其标志则是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莎（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为“汉、鞑靼、满语言文学教授”。张西平称此为“专业汉学”诞生的标志。而在此之前的萌芽发展期内，张氏又先后划分出了“游记汉学”（以马可·波罗为代表）和“传教士汉学”（以欧陆天主教耶稣会士和英美新教传教士为代表）两个阶段。
因此，以张氏的观点来看，西洋的汉学演变历程可以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阶段。[12]而张氏还特别指出：
传教士汉学是其学术和思想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它不仅与“游记汉学”相承接，而且它奠基了西方的专业汉学，为西方专业汉学准备了基本的材料和文献，其研究的方法也直接影响了专业汉学。甚至在西方专业汉学发展的初期，它长期与专业汉学并存。[13]
所以，汉学的真正创立，应当是在“传教士汉学”阶段。[14]而后以法国为肇始，逐渐在欧西各国建立、开展并扩散开来。[15]
（一）Sinology与Chinese Studies
阎纯德认为，“在世界汉学发展史上，就基本形态而言，汉学分为‘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传统汉学以法国为中心，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而在西方其他国家葆有传统汉学的同时，现代汉学也相对地繁荣起来”[16]。
一般而言，所谓的“传统汉学”，西文曰“Sinology”；所谓的“现代汉学”，西文曰“Chinese Studies”。这可以说是汉学内部两种不同的形态。这样的一种形态转变，是以20世纪为转折点、分水岭的。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中华之学的研究中心逐渐由欧洲转向美国，这也就使得汉学在此时完成了一个由传统汉学到现代汉学的“华丽转身”。
那么，Sinology与Chinese Studies的区别究竟何在？首先，据阎氏的上述说法，便可以得出第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研究地域的区别。尽管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的研究地域都集中于欧西，但具体还是有微妙的区别：前者的研究地域集中于欧洲，后者的研究地域则主要集中于美国。
第二个区别也是最为重要的区别，就是研究领域的区别。阎氏就表示：
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 Studies）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它们包括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而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汉学（中国学）则是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其兴趣根本不在那些负载着丰富的古典文化资源的“古典文献”，而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17]
可见，传统汉学可谓是“超然型”的形态，是钻故纸堆的纯粹学问，深入细微、高深而又有极强的专业性，人文学科的色彩较重；而现代汉学则带有明显的现实相关性，社会科学的色彩十分浓厚。
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这样的区别划分并不能完全准确地成立，因为它无法解释由上述这两个区别而分别对应产生的两个问题。
第一，现代汉学（Chinese Studies）的研究所在地除了美国之外，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麦考瑞大学等高等院校也发展出了Chinese Studies。如果说澳大利亚尚属年轻的“新大陆”，那么属于老牌欧洲国家的英国，其实也有许多Chinese Studies的存在，如资历较老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爱丁堡大学，资历较年轻的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都专门设置了Chinese Studies这一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