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述题02
（6）出乎预料性——事件越是不同寻常，越出乎意料，越容易选做新闻。
（7）连续性——一旦某个事件被确认为有新闻价值，就会引起对该事件或相关事件的持续关注。
（8）组合性——某些事件的采用出于媒介内容的整体构成或平衡性的需要，有些事件则作为对照性事件而得到选入。
（9）社会文化价值——受众群体或“把关人”的社会观念和文化价值也会对新闻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
盖尔顿和鲁治认为，一个事件并不是只有具备上述全部要素才能成为新闻，新闻的筛选是依据三个基本前提进行的：一是附加性前提，事件包含的新闻要素越多，越有可能成为新闻；二是补偿性前提，一个事件在某些要素上是平淡的，但可能因其他要素比较突出而得到补充；三是排除性前提，如果一个事件所有新闻要素含量都偏低，那么这个事件就可能被排除在新闻之外。
由上可以看出，新闻价值或新闻要素所体现的，主要是新闻选择中的业务标准和市场标准。业务标准指的是新闻事件适合于媒介进行新闻处理的各种条件，如时间跨度、明晰性以及组合性等。市场标准指的是事件能够满足受众新闻需求的诸条件以及吸引受众兴趣的诸条件。
新闻价值或新闻要素研究，揭示了市场标准是新闻选择中“把关”的重要标准。但是，市场标准并不是唯一的“把关”标准。传媒组织除了经营目标之外，还有自己的宣传目标或社会目标。对新闻报道是否具有宣传性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媒介与资本主义媒介的观点和态度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媒介认为新闻报道也是一种宣传活动，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导向的作用，并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资本主义媒介则极力否认新闻报道具有宣传性，通过标榜“独立性”和“中立性”来掩盖自己为垄断资本或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本质。但是，欧洲批判学派所进行的文本分析或内容分析的结果表明，资本主义媒介在本质上是垄断资本或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他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过去的那种直接宣传已很难奏效，现在资本主义传媒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就是通过新闻或信息内容的选择，来潜移默化地为统治阶级服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传播内容中极力夸大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民主和自由，制造“幸福生活”印象，灌输资产阶级价值观，以求增强社会成员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心力。
（2）通过无休无止地刺激人们的享受欲望和把他们引向娱乐领域的方法，来转移社会成员对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问题的注意力。
（3）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变形为抽象、暧昧的“我们与他们”、“市民对官僚”、“温和的多数与好斗的少数”、“英国人（或美国人）与他们的敌人”的对立和冲突，抹杀阶级统治关系，抑制劳动阶级意识的成长。
（4）它们以传播通俗文化为名，实际上主要是选择通俗文化中落后的、对统治阶级有利的内容加以传播。
批判学派的上述倾向，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媒介服务于统治阶级和现存制度的本质是具有启迪意义的。
第三，“把关”过程的实质。
大众传媒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或“把关”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理解“把关”活动的实质之际，我们不应该仅止于新闻价值或新闻要素分析，而是应该把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考虑在内。这是因为，首先，大众传媒的新闻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并不具有纯粹的的“客观中立性”，而是依据传媒的一定立场、方针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选择和加工活动；其次，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受到媒体的经营目标、受众需求以及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但是，与媒介的方针和利益一致或相符的内容更容易优先入选，优先得到传播；最后，传媒的“把关”是一个多环节、有组织的过程，其中虽然也有记者、编辑个人的活动，但在媒介内部控制机制的作用下，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把关”过程及其结构，在总体上是传媒组织的立场和方针的体现。
（郭庆光）
5.“把关人”理论对实际工作有什么意义？
所谓“把关人”，即采集、制作信息的过程中对各个环节乃至决策发生影响的人。大众传播的“把关人”多种多样，除公认的记者和编辑外，还包括专门接收通讯社稿的工作人员——电讯稿编辑、标题制作编辑以及分配任务的总编辑、电视编导等。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看，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把关人”的根本作用是相同的，即体现决策人的意志。但由于各个媒介机构运行的宗旨不同，具体标准也不同，实际操作的差异则更大，从而形成各自在微观层次上内容和风格的千差万别。不过，相对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对“把关人”的作用更加重视。这里的大众媒介，不仅是信息载体，而且是执政党的耳目喉舌，党和政府视之为社会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把关人”的（思想和业务）要求就更严更高。
在综合分析种种关于“把关”的看法后，著名学者休梅克于1991年指出，“把关”就是剔除与摒弃多数信息而选择并传递少数信息给受众的过程。众多的“把关”研究只注重新闻的选择，而事实上“把关”不只包括选择。正如唐纳休等学者指出，“把关”应被视为一个“宽泛的信息控制过程”，它包含了信息编码的所有方面，不仅有信息的选择，还有信息的抑制、传送、构造、呈现、重复以及它从传者到受者过程中的定时、定位等。换言之，“把关”过程应包括信息从传者到受众之间的选择、处理和控制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经由大众传播渠道还是人际传播渠道。这种对信息或“进”或“出”的选择过程的本质，将会影响对那些已被选中信息的处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把关”。
休梅克认为，“把关”的过程就是创造社会现实的过程。媒介呈现出的现实，与我们从别的途径感知到的现实并不总是吻合的，它对事件进行报道是必然经过选择的，而选择的标准（大体基于新闻价值），可能导致媒介报道的内容比事件本身更显得有趣和重要。媒介机构出售的，毕竟是报道而非事件本身。总体而言，媒介倾向于将自己的产品包装得尽可能有吸引力。
休梅克认为，“把关”对受众产生的最明显的作用发生在认知层面上，即为受众塑造“世界是什么”的认知，也称“认知地图”。不过，新闻的取舍实际上也包含了一种评估的标准，可潜在地影响受众的态度和意见。因此，媒介从业人员和机构的“把关”是相当重要的，它直接影响受众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人们如何定义周围世界和自身生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关”过程的结果。
“把关”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尽管此前已提出了很多“把关”模式，但未能涵盖传播过程中的“把关”现象的全貌。休梅克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5个层面对“把关”理论进行提升，并参考有关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文献，提出她的“把关”模式，得到广泛认同。其要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体传播工作者层面。
在研究作为“把关人”的个体时，休梅克集中探究如何思考、如何做出决定，考察“把关人”有什么独特的个性特点、背景、价值观、角色认知、经历等。
休梅克借鉴了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理论成果，从思维模式、决策过程、价值观、“把关人”的个性特点、角色认知、工作类型等方面，对个体“把关人”展开研究。这就超越了仅对个体态度或偏见层面的简单考察，而把思维理论、二次猜测、认知启发学、决策理论等引入研究，可谓贡献卓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认知启发学的参照意义。其中心思想是将某一信息按其与某一类别中其他信息的相似性进行归类，可用于评估对某一信息是应对还是拒绝。人们面临不确定的信息时，总会援用一些判断策略，通常有两种：可得性策略和代表性策略。前者有助于人们判断某些事物出现的频度，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他们往往把那些在认知上容易获得的东西作为判断的依据。后者则有助于人们确定事件到底应归属于哪一个类别。这样，“把关人”对讯息的认知判断，就有可能影响他们是否让其通过关口的决定，并进一步影响对它的解释。正如尼斯贝特和罗斯所指出的，新闻记者对讯息进行判断时，有一些预存的认知结构在影响他们的决定，可称为“新闻基模”，即讯息早已被“把关人”预存的心智结构所同化了，只有那些符合“新闻基模”的信息才比较有可能通过关口。休梅克在这一理论启发下，对个体的“把关”行为给出了新的阐释。
第二，媒介日常工作惯例层面。
所谓日常惯例，就是指“媒介工作者在他们的工作过程中所采用的模式化、规则化、重复性的作业方式”，如截稿时间、版面要求等，皆属于工作惯例。从组织层面来看，例行工作的主要目的，无非是发展出一套对组织而言风险最小、最不容易出差错的行为模式。日常惯例在“把关”行为中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新闻报道的整体风貌和模式，而个体“把关人”所决定的，只是哪些新闻报道将被采纳到既定的框架里。“把关人”总是遵循着某些准则，即既定的行为模式，来从事他们的选择，这些准则代表着组织或社会的立场，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意向。
进一步分析，新闻工作实际上是一种高度标准化的活动，记者对于某种素材的选择、凸显或扣压、排除等，都可以从标准或框架的角度来说明，正是这种模式化的认知、解释和呈现方式，决定了媒介的一系列工作流程，包括新闻的选择。日常惯例对重大新闻的选择产生的影响最大，因此很多媒介的头条新闻都是相同或相似的。相对来说，对次要新闻或不太重要的新闻进行选择之际，个体“把关人”的因素才比较明显。
休梅克还根据盖尔顿和鲁奇等学者的归纳，对新闻价值判断的日常惯例进行了总结，列举了9条新闻选择标准，即时间跨度（不仅指时新性，而且要求时间符合相关媒介的时间程序表），价值强度（相当于重要性），明晰、不模棱两可（即真实性），文化相关性和接近性（即所谓接近性和趣味性），一致性（指符合人们既定期望和预想的事件更可能入选），意外性（即反常性，在一致性的前提下，越反常的事件越有报道价值），连续性（一旦某事件被认为有新闻价值，可出现不断注意、连续反映的势头），构成（也叫平衡性，即某些事件是因为需要关照、平衡而被选中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包括“把关人”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可能影响信息的选择）。
第三，组织层面。
组织是雇佣“把关人”并制定规则的结构，因此它对“把关”行为的影响自然是相当大的。传播工作的日常惯例实践，为很多媒介组织所共同拥有，但组织层面的因素却各不相同，往往有各自的特点和要求。休梅克从过滤和预先选择体系，组织特点（如组织的性质、文化、政策、大小等），组织边界角色（指在组织与组织之间扮演中介者的“把关人”，只有它能与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接触，并决定哪些讯息可流进或流出），组织的社会化四个方面，对组织的“把关”行为进行了研究。
另外，休梅克还引入了心理学中的“群组思维”概念，她注意到媒介从业人员的群组压力，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凝聚力程度对个体“把关”行为构成的巨大影响。休梅克借用欧文·詹尼斯对“群组思维”的说明，“它是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如果人们身处一个有凝聚力的内部小组中，群组成员对一致性的追求超过了他们的个人动机，就会导致心理功效、现实考察和道德判断的恶化，这主要是来源于内部小组的压力。”也就是说，这种“群组思维”可导致批判性思考的丧失以及对外部其他群组采取一种非理性和不人道的行动。
第四，社会结构层面。
媒介组织所处的社会体系中，必然有其他社会机构或组织，它们也必然影响“把关”过程，如某些利益集团支持或反对某些媒介内容，政府通过法规对信息流动进行控制等。休梅克主要从消息来源、受众、消费市场、广告商、政府、利益集团、公共关系组织、其他媒介等方面，阐述了这些机构对“把关”的影响。
第五，社会体系层面。
影响一个社会变迁的所有重要因素，包括社会结构、文化及意识形态等，都会影响到媒介的“把关”。既然各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有所不同，则媒介选择新闻的“把关”过程，也就反映了该社会的文化价值观。社会的多元结构，也同样反映在“把关人”的决策里。所谓意识形态，指一个社会的意义、价值、信念等体系，是整个社会的多数成员所共享的价值体系。按照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把关人”置身于其中的意识形态体系使他们所选择的新闻必须服务于权力精英。大众传媒作为权力精英的代理机构，总是为受众创造出一种虚幻意识，以确保权力精英的统治。一些讯息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们可以强化社会现状。而另一些反常讯息之所以被选择，则是因为它们揭示了现存社会潜在的危险，成为呼吁社会“修复”的信号。
在此基础上，休梅克提出了一个全局意义上的新“把关”模式。该模式的开端，始于大量讯息通过多重传播渠道抵达各种传播组织，如通讯社等。此时，组织中的一些成员就被分派扮演边界角色，他们拥有决定哪些讯息可以流入组织并对已通过关口的讯息进行加工、构建的权力。同时，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整个“把关”造成全局性的影响，其他社会机构也对“把关”过程发挥了大小不一的作用。
休梅克还针对“把关”理论研究的未来，提出了如下见解。
第一，对于“把关”的角色，可从多种分析层面（而不只是从单一层面）予以思考，如可结合个体态度（个人层面）与传播日常惯例进行研究，有利于拓宽视野，大有裨益。
第二，考察各个层面之间的关联，将特别有助于研究。例如，考察社会体系变量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社会机构？社会体系、社会机构又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传播组织？传播组织和惯例层面的因素又如何影响个体层面的“把关”过程等。
第三，对于每个层面相对的权限，皆应予以强调。有一种观点认为，个体层面的影响是最不重要的，它被传播日常惯例和其他更高层面的影响有效控制着。可是，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传播日常管理层面只是在某些层面下比个体层面重要，而非绝对如此，如赫斯克所指出，“把关”研究正是从“主观偏见”出发的，不过这可以从个体层面之外的多个层面展开分析。假定某个个体“把关人”根据自身的态度作出了“把关”的决定，那么他拥有的自主权究竟有多大？他拥有多大的权力可以把自己的议题安排到媒介的内容中去？哪些条件有助于个体把自身的判断施加于结构性的约束之上？
第四，个体层面的研究，需超越简单的态度或偏见问题的考察。前面已提及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如思维模式理论、认知启发学、决策理论等都可引入并拓宽个体层面的研究。
第五，为了提升“把关”研究的分析层次，可运用一些尚未得到普遍应用的理论和方法，如“组织边界角色理论”等。
第六，“把关”研究应更多地集中考察关口自身和关口前后的压力。例如，关口之前（或之后）已有消息的数量，会影响施加其压力的态度和方向吗？通过关口的运动，总是朝着一个方向吗？有些消息是否会改变方向？为什么？有些关口是否会比其他关口更加容易通过？
第七，“把关”应被视为一种宽泛的过程，而不仅仅是选择的行为，它同样包括对讯息的构建、呈现、定时、定位、抑制和重复等，尤其应当考察在这一过程中处在关口之前和关口之后的力量。
第八，多考察讯息自身的特点。如尼斯贝特和罗斯提出，鲜活的讯息比苍白的讯息更容易通过关口，但这一思想并未见诸“把关”研究中。另外，还应发展出一套可衡量的能否通过关口的系列维度，这将有助于我们预测某一讯息能否通过关口。
第九，可比较不同类型的媒介组织之间的把关活动。例如，电视、报纸等的传播日常惯例有何不同？这些媒介组织的不同目标，如何影响着讯息的输入和输出，并且不单表现在讯息的选择方式方面，也同样表现在讯息的内容构建方面。
（张国良）
6.论述大众传媒的组织目标与制约因素
大众传媒是一种社会组织，然而，社会组织的性质是由组织目标来决定的。组织社会学家艾兹奥尼曾经据此将组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强制性组织，这些组织为实现组织目标通常采用强制性手段；第二类是功利性组织，该类组织从事物质商品生产或流通，通常以金钱或物质报酬以及法律合同为实现组织目标的主要手段；第三类是规范性组织，其实现组织目标的主要手段是宣传、传授或讨论，社会成员的参与具有自发性。英国新闻学者托斯塔尔简明扼要地将报社的组织目标分为两个方面：经济收益目标或非经济收益目标，认为报社的组织目标就是两者的综合体。这种观点，可以说是比较客观的。以下我们从经营目标、宣传目标以及公共性和公益性三个方面，来分析从下制约和影响传媒组织活动的各种因素。
第一，大众传媒的经营目标。
大众传媒必须从事经营活动，这是维持传媒组织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传媒需要支付雇员工资，需要购买昂贵的技术设备，需要保障信息生产和传播正常进行的资金流动，需要为扩大再生产积累资金。这些客观需要的存在，使得传媒组织必须把经营活动放至重要地位。传媒必须把自己的信息产品或服务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出去。要达到这个目的，传媒必须满足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提供为消费者所广泛接受的信息产品或服务。
传媒组织具有经营目标，说明它们面对着巨大的市场压力。传媒组织的经济收益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广告收益；二是信息产品的销售收益。这意味着传媒面对的市场压力同样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即广告主和作为消费者的广大受众。这二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一方面，受众越欢迎、发行量越大或收视率越高，媒介的广告价值也就越高；另一方面，受众的利益与广告主并不是一回事，而且两者之间往往存在着对立的关系。除此之外，传媒组织还面临着市场变化和激烈的同业竞争的压力。这些特殊和复杂的市场压力关系及其处理方式，是形成各种传媒组织不同特点和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大众传媒的宣传目标。
大众传媒在从事市场和经营活动的同时，还具有重要的经济收益目标，其中包括宣传某种思想、灌输某种意识形态、提倡某种信念、行使某种权利或社会影响力等，简言之即宣传目标。传媒组织之所以具有宣传功能，是与信息生产的特殊性分不开的。信息生产属于与社会上层建筑直接相关的精神生产，每一种社会信息产品中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特定的观念、价值和意识形态，对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控制作用。正因为如此，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集团或组织都必然会把大众传媒作为行使社会影响力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大众传媒的宣传目标主要通过两种活动得到实现：一是言论活动；二是报道活动。前者具有直接的宣传功能，传媒组织可以通过社论、评论等形式直接宣传某种思想，提倡某种观点，或对重要的社会事件和问题表明传媒的立场或态度。后者具有间接的宣传功能，其主要做法是在新闻或信息的选择、加工的过程中贯彻传媒的意图和方针，获得潜移默化的宣传效果。此外，娱乐内容的选择和提供活动，同样也能够贯彻特定的宣传意图。
任何大众传媒都有其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背景，它们必须要为特定的利益服务。社会主义媒介并不讳言这一点，公开表明自己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的喉舌，强调自己为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服务的宗旨。资本主义媒介则极力标榜自己的“独立性”或“公正性”，掩盖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但是，由于资本主义传播事业的最大特点是垄断，传播媒介控制在垄断资本手中，这就决定了它们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意识形态工具。
第三，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和公益性。
大众传媒拥有自己的经营目标和宣传目标，但他们与单纯的营利企业不同，与宗教或政治团体的单纯机关媒介也不同。大众传媒的活动，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公共性和公益性的制约。这种公共性和公益性的依据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信息生产者和提供者，在满足社会的普遍信息需求方面起着一种公共服务的作用；其次，大众传媒的信息和传播活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道德具有广泛而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涉及普遍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生活；最后，大众传媒是某些“稀有”公共传播资源的受托使用者，作为公共财产的使用人，他们必须对社会和公众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这种公共性和公益性，是大众传媒的权力基础。一方面，大众传媒拥有最大限度的采访权、言论权、编辑权和刊载权，并拥有广泛的舆论监督的权利。另一方面，公益性和公共性也对大众传媒产生重要的制约，它要求传媒的活动必须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如上所述，传媒组织的活动受到它们的经营目标和宣传目标的制约，同时又受到公共性和公益性的制约。但是，在现实和不同形态的媒介组织中，以上各种因素的制约程度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国有或公营媒介的活动受宣传目标和公共性、公益性制约的程度较高，其主要目的是追求社会效益。不过，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不少国家都把大众传播事业作为信息产业的骨干部分加以定位，国营或公共媒介也都大幅度加强了经营活动。一方面，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国的大众传媒也出现了产业化、集团化和营销化的趋势，经营在传媒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作为私营企业的商业媒介受经营目标制约的程度较高，其主要目的是追求利润。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大多数商业媒介在从事经营活动的同时也把宣传目标放在重要的位置，它们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郭庆光）
7.论述关于传播制度的几种规范理论。
任何一种有关大众传播活动规范的观点大致都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对大众传播社会影响力的认识；对大众传播所应执行的社会功能的期待；基于这些认识和期待，对传播制度或传播体制的构想。英国学者D·麦奎尔曾经将各种规范体系中所内含的观点和主张称为关于传播制度或媒介制度的“规范理论”，并归纳了它的六种主要类型：（1）极权主义理论；（2）自由主义理论；（3）社会责任理论；（4）苏联的共产主义媒介理论；（5）民主参与的媒介理论；（6）发展中国家的媒介理论。这些理论有的已经变成了现实的传播制度，有的还处于萌芽和形成状态。在上述理论中，前四种是美国学者F·S·席伯特和W·施拉姆等人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中概括的，这种概括未必正确，而且其中充满了资产阶级学者的偏见。以下我们从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媒介规范理论四个方面，对这些问题作一个概略的分析和探讨。
第一，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极权主义，也称权威主义。顾名思义，这是一种在对社会事物进行评价和判断时，不是从事物本身的内在价值而是从与外部权力或权威的关系上考虑问题的认知态度和思维方式。极权主义者主张社会事物必须一切以权力或权威为转移，强调社会等级秩序和上下之间的绝对支配与服从关系。
极权主义理论是维护专制统治的理论，极权主义的媒介规范理论，同样体现了极权主义政治制度理论的观点，它最大的特点是主张媒介必须一切以权力的意志为转移，一切为统治者服务。
这种理论是在15世纪中叶近代印刷技术发明后不久欧洲封建专制主义的气候下产生的。印刷术的发明导致了近代报刊的诞生，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的发展，欧洲各国出现了不少反对封建专制，宣传新兴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书籍和报刊，封建王朝和专制政府把这些出版物视为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巨大威胁，迅速采取了严厉的管制和镇压措施。例如，在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于1529年公布了第一个禁书法案。16世纪后期，英国统治者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出版管制制度，这就是都铎王朝在1586年发布的《星法院法令》。
极权主义的媒介制度以及它所内含的规范理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它的主要内容包括：（1）报刊必须对当权者负责，维护国王和专制国家的利益；（2）报刊必须绝对服从于权利或权威，不得批判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和政治价值；（3）政府有权对出版物进行事先检查，这种检查是合理的；（4）对当权者或当局制度的批判属于犯罪行为，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
近代极权主义传播制度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崩溃，但在现代史上也出现过死灰复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意、日法西斯的传播体制是一种现代极权主义，它的特点是并不满足于对传播媒介的消极控制，而是通过积极的强制改造使之成为国家宣传机器和战争宣传机器，它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远远超过了古典的极权主义。
（郭庆光）
【参考知识点】
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这一理论的研究者赛伯特认为，极权主义理论是人类传播史上第一种也是最古老的一种传播制度理论。报刊是国家的公刊，必须对当权者负责；大众媒介统一步调，国家才能顺利地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在某些情况下，极权原则甚至体现人民的意志。所以，对报刊应严加控制和审查，对违反有关规则的应加重处罚。研究认为，这一理论本身在当今的大多数国家已经被摒弃了。
（邵培仁）
第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资本主义的传播制度是现代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现行的传播制度。现代资本主义传播制度是很复杂的，对这个制度产生影响的有多种规范理论，有的属于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有的则在制度外起着一种牵制作用。这种状况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和外部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些理论，包括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民主参与理论。
第一，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
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也称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即认为报刊应该是“观点的自由市场”，是实行自律的自由企业。
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原理原则包括：（1）任何人都拥有出版自由而不必经过政府当局的特别许可；（2）除人身攻击外，报刊有权批评政府和官吏，这种批评是正当合法的；（3）新闻出版不应接受第三者的事先检查，出版内容不能受到任何强制；（4）在涉及观点、意见和信念的问题上，真理和“谬误”的传播必须同样得到保证。
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是在17世纪、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同极权主义制度及其规范理论的斗争中形成的。英国诗人、政治家约翰·弥尔顿在1644年出版的政治小册子《论出版自由》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这部小册子中，他根据“主权在民”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对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力的压制进行了犀利的揭露和批判，并提出出版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观点。
美国学者F·S·席伯特指出，现代自由主义理论中两个重要原则——“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就是从弥尔顿的思想发展而来的。这两个原则的基本假设，一是希望了解真理并愿意服从真理的人；二是为了接近真理，唯一的方法就是保证各种不同意见能够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三是人们的意见不可能都是相同的，应该以承认他人的权利为前提，保障每个人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四是在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和碰撞中，最终能够产生出一般人所能承认的最合理的意见。
除了弥尔顿以外，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还有19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米尔以及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托马斯·潘恩、托马斯·杰弗逊等。
早期自由主义理论对打破极权主义专制制度和等级支配观念，确立自由、平等和权利思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自由主义理论提出的“出版自由”的口号，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给予过高度评价和肯定。
然而，自由主义理论是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制度所保障的并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而是私有资本的利益。自由主义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它最初设想的社会理想。相反，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自由主义理论本身也发生了蜕变，成了维护垄断资本利益的理论。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这一理论则进一步演变成了个别传播大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
（郭庆光）
【参考知识点】
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
由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最先提出，由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一书中加以系统化。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坚持个人的重要性，依靠个人的理智和活动能力，主张言论和出版自由，进而形成“观点的公开市场”。在此市场中，最好的思想总会得到承认，而最劣的思想则会失去作用。赛伯特在论述中引用查菲的观点认为，下述控制或压制都是对报刊自由地冒犯：要求报刊出版必须事先领取执照；对传播内容进行审查；对触犯或批评当局的内容处以罚金；对有关传播者予以刑事处分，并在民事上承担损害赔偿；对信息采集与报道横加干涉；对人们购买、阅读或收听、收看征税并加以干预。
（邵培仁）
第二，社会责任理论。
社会责任理论是继自由主义理论之后出现的又一种媒介规范理论。它由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其代表性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自由与负责的报刊》一书。社会责任理论是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和公众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的理论，它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种修正。
进入20世纪以后，传播媒介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传播资源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所谓“观点的公开市场”的理念与实际的社会现状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的是传播者的权利，而没有涉及作为公众的受传者的权利；这个理论谈论的对象是意见、观点或思想的自由，而没有更多地考虑到作为私有企业营利活动信息传播的性质和影响问题。换句话说，媒介集中和垄断的加剧使媒介越来越被少数人所控制，而大多数人则越来越失去表达自己意见的手段和计划；私有媒介的传播在盈利动机的驱使下，越来越有浅薄化、刺激化、煽情化的倾向，严重地危害了健康的社会道德规范，并带来了不少深刻的社会问题。
社会责任理论有一个不同于自由主义理论的大前提，这就是它主张媒介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伴随着一定的义务，享受着政府赋予特权地位的报刊，有义务对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就是作为现代社会的公众通信工具而执行一定的基本功能”。
现代社会责任理论大体包括以下几个原理原则：（1）大众传播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因而媒介机构必须对社会和公众承担和履行一定的责任和义务；（2）媒介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应该符合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等专业标准；（3）媒介必须在现存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进行自我约束，不能煽动社会犯罪，不能传播宗教或种族歧视的内容；（4）受众有权要求媒介从事高品位的传播活动，这种干预是正当的。
社会责任理论提出的目的可以说是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防止由传播事业的高度垄断而引起的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矛盾激化；二是为了防止由传媒内容的浅薄化、煽情化、刺激化而引起的社会道德和文化堕落。在第二个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制度化的措施，如美国《1996年电信法》规定了限制暴力和色情内容的“V芯片”制度和节目内容分级制度，但在第一个方面，由于社会责任理论仅仅把希望寄托于“媒介自律”，其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参考知识点】
社会责任理论
这一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修正，也是“在传统理论上一个新思想的接枝”。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全部蕴含在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自由和负责的报刊》和霍京的《新闻自由；原则的纲要》中。社会责任论主张：传媒对社会有着种种义务，要不负公众的信任；报刊要“供给真实的、概括的、明智的关于当天事件的记述，它要能说明事件的意义”；它应当成为“一个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要能描绘出“社会各个成员集体的典型图画”；要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要使人们“便于获得当天的消息。”作为真正的职业传播者，还应当遵循公认的道德准则和职业标准，不会为金钱而去做某些事，切实关心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
（邵培仁）
第三，民主参与理论。
民主参与理论也称受众参与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和媒介集中垄断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在美国和欧洲、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的一种新的媒介规范理论。一方面，信息化的发展使信息与传播的问题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与每个社会成员发生越来越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现实的媒介垄断使传播资源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在资本主义的排他性私人占有制下，一般民众接近和使用传播媒介的机会越来越少。民主参与理论正是在一般民众要求自主利用媒介的意识不断提高，而现实中又缺乏可以利用的传播资源的矛盾状态下出现的。在民主参与理论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学者J·A·巴隆的《媒介接近权：为了谁的出版自由》和巴格迪坎的《传播媒介的垄断》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民主参与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民众个人和弱小社会群体都拥有知晓权、传播权、对媒介的接近和使用权、接受媒介服务的权利；（2）媒介应主要为受众而存在，而不应主要为媒介组织、职业宣传家或广告赞助人而存在；（3）社会各群体、组织、社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媒介；（4）与大规模的、单向的、垄断性的巨大媒介相比，小规模的、双向性的、参与性的媒介更合乎社会理想。
民主参与理论的核心价值是多元性、小规模性、双向互动性、传播关系的横向性或平等性。
民主参与理论反映了一般民众对社会责任理论的失望心理，因为这种理论并没有改变少数人垄断媒介的现状。在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基础资源的今天，民众唯有自己行动起来才能争取到自身的传播权和媒介接近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参与理论属于一种体制外的规范理论，但由于它是社会公众呼声，其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在公共性较强的广播、电视、有线电视以及社区媒介领域，民主参与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社会主义传播制度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传播制度之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有着不同的理论渊源和社会实践背景。社会主义媒介规范理论的形成经历了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并且正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之中。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获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既定目标，苏联党和政府对资产阶级新闻事业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并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传播制度。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无产阶级革命在东欧和亚洲等国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传播制度成为与资本主义传播制度相抗衡的主要力量。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传播制度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则和规范：（1）传播媒介和传播资源是国家的公有财产，不允许私人占有；（2）传播媒介必须为工人阶级服务，必须接受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3）媒介必须按照马列主义原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来传播信息，宣传、动员、组织和教育群众；（4）在服务社会总体目标的同时，媒介应该满足广大群众的愿望与需求；（5）国家有权监督和管理出版物，取缔反社会的传播内容。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实现普遍的社会民主、平等和自由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还需要更复杂的社会条件，需要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
【参考知识点】
苏联社会主义传播制度及其媒介规范理论
威尔伯·施拉姆认为，这一理论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找到它的根，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花园中看到它的茎。大众传播媒介与组织传播媒介不可分割；大众传播媒介是作为国家和党的工具来使用的，并作为实现统一，发布“指示”的工具；它们几乎是专用于宣传和鼓动；传播者被强制性地要求承担严格的宣传责任；它们由国家经营和控制；传播者的自由和责任也不可分地连在一起。施拉姆在这一理论的分析上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主观性和“冷战”色彩。麦奎尔的分析则冷静得多：“毫不奇怪，该理论并不赞成自由表达，强调传媒在社会上和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非常重视文化和资讯，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
（邵培仁）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新闻传播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因此，我国目前的传播制度及其基本规范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防止私人和资本垄断，保障传播媒介和传播资源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的根本制度，也是实行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重要基础。
（2）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事业，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党性原则的具体要求是：在思想上，要宣传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体系，以党的指导思想为新闻工作的准绳；在政治上，要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使之成为亿万人民的实际行动；在组织上，要接受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新闻宣传工作的纪律。人民的利益是党的最高利益，因此，坚持党性原则与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3）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执行报道新闻、传递信息、引导舆论、提供娱乐等多方面的社会职能。报道新闻、传递信息是新闻传播事业的基本职能，传播媒介应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向广大群众提供高品位、高质量的新闻和信息服务。引导舆论，包括反映舆论等各个方面，是吸引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传播媒介还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娱乐活动的提供者，满足广大社会成员精神生活的各种需求。
（4）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这种功能包括两个方面：①新闻传播事业通过沟通生产、流通和消费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②新闻传播事业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兴的信息和知识产业的骨干，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多种多样的，但就国家发展的状况和条件来说也有不少相同的特点。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制度和理论从总体上反映了这种现实状况。
根据英国学者D·麦奎尔的归纳和概括，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制度和媒介规范理论大致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1）大众传播活动必须与国家政策保持同一轨道，以推动国家发展为基本任务；（2）媒介的自由伴随着相应的责任，这种自由必须在经济优先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原则下接受一定限制；（3）在传播内容上，要优先传播本国文化，优先使用本民族语言；（4）在新闻和信息的交流领域，应优先发展与地理、政治和文化较接近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5）在事关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利害问题上，国家有权对传播媒介进行检查、干预、限制乃至实行直接管制。
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传播制度是符合自己的国情和条件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课题，这里不仅包括经济和政治上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包括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在跨国传播和全球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正像洪水一样涌入发展中国家，造成了这些国家民族传统文化的危机。在这种状况下，为了抵御来自少数传播大国的“文化侵略”，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维护“信息主权”的口号下，从制度上采取了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措施，并加强了对外来信息的自主管理。
（郭庆光）
【扩展知识点】
阿特休尔的媒介三种体系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院赫伯特·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一书，被学术界看做继《报刊的四种理论》之后的又一扛鼎之作，并对经典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第一次构成了重大的挑战”。阿特休尔批评施拉姆等人从特定的框框中看问题，因此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断定哪个媒介制度好、哪个不好，这样做妨碍了人们正确地理解媒介制度。阿特休尔认为，世界上的新闻媒介不可简单地分为“我们”、“他们”，因为全部媒介是由多种不同主题和旋律组成的交响乐。“交响乐的每一乐章都包罗了新闻媒介所处环境的全部现实，包括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还有心理的现实。”但是，他认为可以将这首交响乐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为第一世界或西方乐章；第二乐章为第二世界或东方乐章；第三乐章为第三世界或南方乐章。于是，就可以将其分别冠以西方媒介体系、东方媒介体系和南方媒介体系。
这是市场经济世界的媒介体系。新闻事业的目的是教育人民正确地投票选举，以此来捍卫社会秩序；要求大众追求真理，承担社会责任；以非政治方式告知新闻；公正地为大众服务，支持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媒介本身又作为监督政府的工具。
西方新闻传播者的原则是：媒介不受外界干涉；为公众的知晓权服务；要力求反映真理；要公正客观地报道世界。
他们认为：新闻自由就是记者的活动不受外界控制；新闻媒介也不屈从于权力，不受权利操纵；甚至新闻自由本身也不需要国家新闻政策来保证。这一体系中的传播者和理论家总以为他们的媒介体系是最好的。
第二，东方媒介体系。
这是指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媒介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新闻事业的目的是教育人民正确地为人处世，并以此来捍卫社会制度；要求人民寻求真理，承担社会责任；以政治方式教育人民并争取盟友；要求人民拥护社会制度；在重大问题上，要求统一观点，协调行动。
东方媒介体系的新闻工作者有责任帮助人民改变错误的意识，并教育工人使之具有阶级觉悟。媒介努力满足人民的客观需要，客观地报道世界的变化，并促进社会变革。
在对新闻自由的认识上，这一体系认为，新闻自由不应仅是富人意见的表达自由，而应是全体人民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新闻自由必须建立在反对或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为确保新闻自由的正确实施，需要推出一项国家性的新闻政策。这一体系中的决策者们较为重视新闻媒介的政治功能，而一般不太重视其商业功能。
第三，南方媒介体系。
这是指第三世界或欠发达国家的媒介体系。这一乐章“在全部三个乐章中最公开、最直接地把新闻媒介当做教育的工具”。新闻媒介既被用来捍卫社会制度，又被用来改造社会制度，具有雄壮有力、变革创新的特点。媒介以政治的方式教育人民服务于真理和社会，与政府合作，为各种有益的目的和和平事业进行变革。
新闻传播者对新闻事业的信念是：新闻媒介是一种团结稳定的力量，是一种有益于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社会公正的工具，是传播者与受众交流思想、沟通信息的双向传播工具。
第三世界的人们认为，新闻自由意味着新闻传播的心灵自由，其重要性仅次于国家存亡，因此，需要一项国家性的新闻政策来为自由提供合法保障。这一体系较重视媒介对发展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邵培仁）
8.论述特定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下的媒介控制问题
第一，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
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是媒介控制的主要方面。这种控制的目的，是通过规定大众传播体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障媒介活动为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国家目标的实现服务。它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2）对传播媒介的活动进行法制和行政管理。包括对传媒的创办进行审批、登记；分配传播资源；对媒介活动进行多方面的监督管理等。
（3）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限制或禁止的具体内容，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制度下是不同的，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与国家制度或意识形态有关的内容；②国家安全及国防机密；③名誉侵权和隐私侵权；④**和非法出版物；⑤对公众利益和社会文明风气有害的其他内容。
（4）对传播事业的发展制定总体规划或实行国家援助。国家和政府的控制并不都是限制性的，积极的指导和扶持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历史上，许多国家都为传播事业的发展制定过优惠政策。近年来，随着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国政府都对发展传播事业给予了高度重视。
第二，利益群体和经济实力的控制。
国家和政府对传播媒介的控制属于直接的制度控制。但是，就媒介活动制约和影响的角度而言，国家和政府的控制并不是唯一的控制，还存在着种种社会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由于这些控制也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的，因此也带有明显的制度性因素。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各阶层、政党或团体都拥有创办自己媒介的平等权利。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工人、农民、知识阶层、妇女、青少年群体等，一般都有自己的机关媒介或主要面向他们的媒介，这些社会群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媒介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传播自己的主张，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作为能动的主体在我国大众传播事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垄断资本和少数大利益集团外，一般社会群体的传播权利是不能得到保障的，传播媒介的控制权主要掌握在垄断资本手中。垄断资本控制传播事业的方式主要有三种：（1）以强大的资本做后盾成立超大型媒介联合企业，对大众传播事业的主要部分实行垄断；（2）通过他们控制的议会党团或集团对公营传播媒介活动进行干预；（3）通过提供广告或赞助来间接地控制和影响其他中小媒介的活动。因此，垄断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传播事业的最大特征，特别是在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和媒介资本密切融合的今天，这种垄断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第三，广大受众的社会监督控制。
受众对传播媒介进行社会监督控制的手段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1）个人的信息反馈。即以来信、来电和来访等形式直接表达对媒介活动的意见、建议、批评或抗议。这是一种最常见的受众监督方式。
（2）结成受众团体，以群体运作方式对媒介活动施加影响。
（3）诉诸法律手段。如果媒介提供的虚假报道或广告直接损害了受众的实际利益，或媒介内容侵犯了公民的名誉权或隐私权等，公民可以向法律机构提起诉讼，要求对传播媒介的违法行为进行法律制裁和补偿自己的损失。
（4）通过影响媒介的销售市场来制约媒介活动。大多数传媒机构都有经营目的，发行量和收视率是它们的生命线。对那些性质恶劣的媒介或信息产品，受众可以采取拒买、拒看、拒听行动，这是受众对媒介活动发挥控制影响的最后手段。
综上所述，媒介控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不仅包含着国家和政府与媒介的关系、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与媒介的关系、广大受众与媒介的关系，而且包含了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竞争与秩序、生产与消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各种复杂的矛盾。大众传播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这些不同，实际上体现了不同社会对上述关系和矛盾性质在认识上的区别以及处理、解决方式上的差异。
（郭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