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前179—前104），汉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是西汉著名的儒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自幼对《公羊春秋》与《易经》有特别的研究，学识渊博。汉景帝时，他因专精《春秋》而被选任为博士。公元前140年，董仲舒接受汉武帝的策问，逐一回答了汉武帝关于治理国家的思想理论和方略的三个策问，一举成名，被汉武帝封为中大夫。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天人三策”。后任江都相和胶西王相，中年收徒讲学，“下帷讲诵”，开始教育生涯。其教育思想理论为后世统治者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著作流传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一书。
一、论教育的作用
（一）人性论和“性三品”
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通过探讨人性来说明教育作用的思想。在人性论问题上，他调和孟子和荀子的“性善”论和“性恶”论，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性和情两个方面，性属阳，是善的；情属阴，是恶的，也就是人具有善和恶两种性。善是教育的结果，必须通过教育，防止恶性，培养善性。他批评孟子的“性善”说，认为孟子既然说人性已善，那就没有教育的必要了。
董仲舒还明确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与“斗筲之性”。他把“圣人之性”当作上品，这种人生来就是善的，如黄帝、孔子、周公等，他们制定社会标准和内容，且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斗筲之性”为下品，没有善资，只能采用刑法对待他们，不必进行教育。这两种人，都是极少数的人。只有“中民之性”代表了万民之性，待圣王教化以后才能成善。董仲舒把这些人说成是待王教而后善，目的是要为“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治术主张提供人性论的依据。因此，董仲舒认为只有加强对“中品之人”的教育才能稳定社会秩序。
董仲舒的“性三品”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阐明了教育的社会作用。以后的唐代韩愈及宋明理学家，都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性三品”学说。
（二）重视教化的作用
董仲舒认为，王者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德治与教化，“教化立而奸邪皆止”，“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他在《举贤良对策》中说：“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把教化看成防止百姓道德下滑的有力工具。他继而提出：“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董仲舒认为官吏为“民之师帅”，教化的统治术能否推行，关键在各级官吏。如果地方各级行政官员领导不好，君主的仁德就不会被很好地宣传。
二、董仲舒的道德教育思想
（一）“道之以德”的教育原则
董仲舒认为帝王要按“天道”的法则来统治人民，应当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他认为，教育不是只要求教育者履行责任和义务，更不是扩张自己的价值与权力，而是要从尊重他人的价值与权力出发，以“仁者之爱”的情怀去关心爱护他人。因此，他要求教育者必须“躬自厚而薄责于外”，多检视自己的恶，少盯视他人的恶，要自责而不要责人。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人；人不被其爱，不予为仁。”[1]董仲舒的道德教育不是教育别人，而是“治我”。“治我”要严，待人要宽，否则就不是道德教育。
（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内容
“三纲五常”是董仲舒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董仲舒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所谓“王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认为“王道三纲”，可求于天，并用他的“天人感应”、“阳尊阴卑”的理论对这一思想进行论证。尽管“三纲”思想并非由董仲舒首先提及，但他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并使之在教育和伦理实践中产生深刻影响。从此以后，臣忠、子孝、妻顺成为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道德规范。
与“三纲”相配合的是“五常”。“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作为道德概念早已提出，但董仲舒把它提升为“五常”之道并做了新的发挥。“三纲”是道德的基本准则，“五常”则是与个体的道德认知、情感、意志、实践等心理、行为能力相关的道德观念。“三纲”与“五常”结合的纲常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
（三）道德修养的原则与方法
（1）以仁安人。董仲舒主张在道德教育中，要特别注意“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也就是以“仁者爱人”的情怀去爱护、关心他人，宽以容众，同时要以义来约束自己，“自攻其恶”，经常自我检查反省，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2）强勉行道。董仲舒指出：“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就是说，奋勉努力地进行道德修养，德性就能日益显著，取得良好的成效。在“行道”过程中，应“尽小慎微”，采取“众小成多，积小致巨”、“渐以致之”、“累善累德”的方法，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以陶铸崇高的善性。
（3）必仁且智。董仲舒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还提出“必仁且智”的命题，主张道德教育必须做到“仁”与“智”的统一。他突出强调了道德修养中情感与认知的统一。“仁者爱人”，但不是一种盲目或无原则的爱，而要靠“智”即道德认知来调节。
（4）重义轻利。董仲舒认为，道德修养的焦点在于对“义”与“利”的态度上。“义”满足人们心灵精神上的要求，“利”满足人们身体器官上的要求，二者不可或缺，但对道义的追求应高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只有这样，人生才能获得高度的和谐和最终的满足。“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2]，是董仲舒对这一道德修养原则总的概括。这一原则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教育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三、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一）知识来源——“内视反听”
“内视反听”指既能反省自己的言行，也能听取别人的意见。董仲舒认为天在创造人类时，也赋予人以道德。所以“天道”寓于人心之中，天道和人心相通，认识了人的本心，也就认识了“天道”。人通过内心反省，就可以体会“天意”。人的知识就是经过“内视反听”的内省过程得来的，进而达到“明善心以反道”的境界，所以他说：“内视反听，故独明圣者知其本心”。[3]这种观点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神秘唯心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二）强勉学问
学习本身是极为艰苦的事，并不是每一项内容都令人感兴趣，因此董仲舒认为教学贵在强勉努力、刻苦钻研，才能前进，才能达到“博”与“明”的境地。即“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4]。
（三）专一虚静
董仲舒认为学习必须专心一致，才能知“天道”。董仲舒治学时非常重视独立思考，注意排除外界干扰，专心致志地探究学问。他曾提出学习要“善一”“常一”和“专一”。所谓“善一”，就是要有所专长，专精于一；所谓“常一”，就是要始终如一地努力学习一种学问；所谓“专一”，就是在学习过程中要专心致志。他曾形象地举例说：“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5]
学习要达到精深，必须虚静。他说：“夫欲致精者，必须静其形……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趋也。”[6]学习时头脑要冷静，排除杂念，虚心以求，学习就能达到致精的程度。由于他一心一意地钻研儒家经典，学识渊博，被时人誉为“群儒之冠”，有“汉代孔子”之称。
（四）博贯多连
董仲舒要求学习必须进行思考与研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完全掌握知识的要旨。为此他主张学习中要使用“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7]的带有逻辑推理性质的思维方法，这样才能有助于知识的融会贯通。他以学习《春秋》为例，《春秋》涉及两个半世纪的历史，其人物、事件庞杂，制度变化剧烈，是六经中最具难度的一部。但只要掌握孔子书写时所用的“春秋笔法”，便可以触类旁通，领会其中的价值判断。
总之，董仲舒适应当时政治统一的需要，把战国以来的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公羊春秋》的名义下融会起来，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又提倡“礼乐教化”，主张兴办太学，求贤养士，实行“量材而授官”，建议“州郡举茂材孝廉”等文化教育政策，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教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