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家教育体制的确立

一、秦汉的文教政策

（一）秦代的文教政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君主专制的高度中央集权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君主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秦朝以法家思想指导教育实践，在文化教育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

（1）统一文字。先秦时期，由于各诸侯国的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所用文字也有差异，不利于秦统一后政令的推行。因此，秦朝建立以后，以小篆为文字形体的标准，采取“书同文”的政策。这是使汉字走向统一、规范、定型过程中的关键性一步。文字的统一，对中国文化和教育发展无疑具有重大贡献，对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文化心理也有不可轻视的作用。

（2）严禁私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私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秦统一六国后，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需要，严禁私学，并采取了“焚书”“坑儒”等残暴措施来达到这—目的。

（3）吏师制度。为了达到思想的高度统一，使法家思想深入人心，秦采取了由执法官吏担任教师的教育政策。这种将官与师结合起来，取消专职教师的制度，无疑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倒退。

（二）汉代的文教政策

汉初总结了秦朝速亡的教训，摒弃严刑酷法，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到汉武帝时期，国力已基本恢复，社会也面临着新的危机，“无为而治”已经不能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必须采取新的政策。于是，在文教方面，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的三大建议，确立了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中心的文教政策。为确保儒术“独尊”，采取了以下几项主要措施：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主张以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学术的准绳。他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神。帝王“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但他指出，政令的统一必须以思想学术的统一为前提。因为儒家最重视正名定分，最适合于封建中央政体的需要，所以董仲舒主张以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学术的准绳，他在《天人三策》中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儒生培养和做官的前途，儒学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董仲舒这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开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河。

汉武帝还下令设立五经博士，作为贯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配套政策。博士始置于战国，原是掌管典籍簿册的咨政议政官员，诸子、术数、方技等都立博士。“五经”即儒家的《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种经典。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原来的传记、诸子等博士则因历久不置而废。此后，博士的职位就只有被官方认可的儒家五经大师才能担任，其他学派虽然没有被明令取缔，但已不能取得官方学术的地位了。由于博士的殊荣只给儒家学者，太学里传授的是儒学经典，高官厚禄也只送给那些精通儒学的人，因此，儒学很快就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2）兴太学。太学的设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汉后各代王朝都依例设立。董仲舒反对当时“任子”和“訾选”的入仕制度，认为选用官吏应以“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为原则，只有贤能的官吏才能担当起教化人民的职责。于是他提出朝廷求得贤才最根本、最可靠的方法是兴办太学，教育培养贤士。太学设在国都，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下，聘请高明的教师培养天下的士人，并需要对他们经常地考察提问，以发展他们的才能。董仲舒具体规定了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作为太学的教材。他说：“《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经各有自己的特殊作用。由于太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选派他们担任各级官吏，便可以按照儒家的一套统治术去教化万民。所以董仲舒认为，太学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推行教化统治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3）重选举——察举制的确立。所谓察举，就是由皇帝下诏公开征求人才，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主管官员将本人发现或民间公认的出众人才，向各级政府推荐，经过一定形式的考察后择优录用、授予官职的整个过程。察举在汉初已施行，汉文帝曾两次下诏举贤良；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年）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自此通过高级官吏荐举人才，并用“对策”的方式加以选拔，开始成为制度化定例。此后，地方官吏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各地品德高尚、才干出众、学识渊博的平民或下级官吏推荐给朝廷，由朝廷直接任官，或经过某种形式的考核，择优录用。因此，察举的本质是一种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文帝时期的察举科目主要包括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

汉武帝时起在选举考试中，侧重儒家学术内容，使察举制形成主要以儒术取士的局面。因此，察举的设置，体现了选贤任能的人事选拔原则，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儒学教育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

由董仲舒建议，汉武帝采纳实施的三大文教政策，是西汉王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十几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教育方针，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由教化提出改革吏治，由改革吏治建议兴办太学，培养既忠君又善于治民的官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并且，把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私家养士风气，发展成由封建国家统一的养士制度，亦是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的贡献。

二、汉代的学校教育

（一）太学

太学在汉武帝初创始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后经不断扩充，到西汉末年已达到三千人。东汉以后，在光武帝刘秀的热心提倡下，学者云集京师，诸生横巷，比西汉时期又有了长足的发展，鼎盛时学生达三万余人。太学作为当时的最高学府，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皇帝定期必亲往太学省视考察。

太学的教师由“博士”担任。对于博士的举用西汉只用荐举，东汉还须经过一番考试。因此当时所有博士，皆一世硕儒，在社会上具有极受尊崇的地位。太学的学生最初称作“博士弟子”或“弟子”。东汉时，常称“诸生”，或称“太学生”。根据《史记》及《汉书·儒林传》的记载，西汉太学生入学的资格分为两种：一由京师地方直接挑选，凡年在十八岁以上的学生，均有被选入学的资格；一由郡国县邑于各辖地选送，他们被选的资格，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人不悖所闻者”。太学生在社会上的地位也非常高，两汉的太学里产生了不少人才。如西汉息夫躬、萧望之、匡衡、何武，东汉王充、郑玄、郭林宗、贾伟节等知名学者或重要官员，都是太学出身。太学生自身亦以知识界的领袖、国家的栋梁自许。

（二）鸿都门学

鸿都门学创立于东汉末年，因校址在鸿都门，所以称作鸿都门学。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所传授书法绘画艺术的专科学校。它的创设背景源于东汉灵帝对太学教育培养人才的不满，及其背后的宦官集团与官僚士大夫集团的政治斗争。因此，鸿都门学所招收的学生和教学内容都与太学相反，多数是士族看不起、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子弟。学生在学期间，开设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等课程，打破了专习儒家经典的惯例。鸿都门学出身的学生毕业后，多给予高官厚禄，开了文艺进入仕途的先河。

（三）郡国学

两汉行政区划均以郡国为单位，因此汉代的地方教育称郡国学。《汉书·循吏传》记载，汉景帝时，文翁任蜀郡太守，鉴于蜀地乃僻陋蛮夷之地，便于郡内兴学。后至汉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平帝时又对地方教育制定了统一的学制，规定凡郡国设立的学校称学，县邑道设立的称校，每一学或一校各置经师一人。凡乡立的学校称庠，凡郡立的称序，每一庠或一序，各置孝经师一人。“学”及“校”等于中学性质，有升入中央太学的资格；“庠”及“序”则属小学性质。可见作为地方教育的郡国学与中央教育的太学之间具有贯通性。

（四）经学教育

两汉时期，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带来了儒家经学教育与研究的繁荣局面。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经过不同的传授途径和编定者，形成了不同的儒经传本，其中最主要的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认为，六经为孔子本人所著，治学倾向于在阐发微言大义的名义下，依据政治的需要来解释经学，迎合统治者。古文经学认为，孔子“述而不作”、“六经皆史”，认为六经虽经过孔子的整理和编辑，但不是孔子的创作。因此在学术上重视文字训诂、名物考据，倾向于研究六经的本意，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今古文经学者为了争得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博士席位，不断展开论争。在论争中，不同学派的学者为了在讨论和争辩中扬长避短，积极了解对方的学说，这样便打破了以往学术上固执己见、互不交流的封闭局面。到东汉时期，出现了众多兼通今古文经学的学者，促使今古文经学最终走向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