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绝地重生谱新篇

澳门没能成为广州培英中学的避风港。

培英在非常艰难的情形下，毅然返回广东，在山区辗转。有险情就避却，有希望就前行。在白绿旗帜的鼓舞下，培英师生求得了生存，也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日本侵略军的非正义性质注定了它最终失败的必然。1945年抗战胜利后，培英返回广州。

新中国成立后，培英由私立改为公立，归属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在改革开放后不断谱写出胜利的篇章。

（一）返粤地，赴曲江

在澳门办学半年后，风波又起。

1942年6月，广东日伪教育局电话命令培英中学回广州复课。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培英中学严词拒绝了回广州复课的命令。

为了不拖累澳门的有关学校和机构，1943年夏，广州培英从澳门迁回广东。他们不愿回广州，而是一路朝北，师生先步行至清远，后搭乘竹排到达粤北曲江，幸运地免费借到曲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夜校的课室——这间夜校的校长王以敦先生是培英的校友。

培英中学与夜校的课程安排正好“互补”，故此得以白天借课室上课，晚间交还夜校使用。这样的“互补”本是天作之合，然而，天作之合的享受只维持了短短两个星期。

培英中学借夜校课室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日军飞机疯狂进犯曲江，一枚炸弹落在市中心的中央公园，青年会夜校的房舍被震塌。幸好师生均已疏散，但不畏牺牲坚持留守校舍的校长傅世仕被炸弹炸飞的碎石击伤头部。

受伤的校长傅世仕认识到，学校安置在城市太危险，因为城市是敌机轰炸的目标。于是，教师们分头到郊区找校舍。当时，刚好曲江县（现曲江区）城郊外有家工厂挂出消息，说急卖厂房。这是广东最大的南方被服厂，用作校舍比较合适，但要价32万元。傅世仕校长立即组织人员开始筹款，他们马不停蹄先到桂林找熟人，但两周仅筹得六七千元，离32万元差得甚远。手中无钱，不敢跟被服厂签买卖协议，那么大一块厂房和地皮，随时可能被人买走。

夜校垮塌，数百师生无处落脚，孩子们望着教师，教师望着校长。借不到校舍，筹不齐款，校长一筹莫展。

这时，一个消息传到傅世仕校长耳里。有一位叫司徒新的校友在滇缅公路经营运输业，生意兴旺。傅世仕校长立即前往商谈。得知母校困难，司徒新慷慨地捐出30万元。傅世仕感激涕零，他想办法打回电话，派一位教师疾跑到被服厂，立即签下购厂协议。

听到傅校长筹到购厂款的喜讯，师生们兴奋不已。购厂协议签署后，经厂长同意，师生们自力更生，用厂里厚达一寸（约3.33厘米）多的木板钉成台凳、黑板和床。

然而，战火纷飞山河泣血的年代，郊区也难得安宁。1944年4月中旬，傅世仕校长通过某渠道获得可靠消息：日军计划在8月进攻衡阳并挥师南下，同时派兵从广州北上。曲江在日军南北夹击之中。培英中学的师生只得撤离高价购回的校舍，再赴前途未卜的迁徙之路。

（二）逆水行，到连县

傅世仕校长想到了清远连县（现连州市）。

连县是抗战时期的广东省政府所在地。连县的双喜山，有美国长老会的一个基地，基地的主管人冯世安以前是培英的资深教师。怀着一丝希望，傅世仕从曲江北上，找到冯世安，说明来意。冯世安面临困难，但看到培英人，备感亲切，知难而应。他与长老会其他人商量，最后决定拨出双喜山的大片土地给培英中学建筑校舍，所需款项全部由长老会负责。

1944年6月1日，随校疏散的师生，沿小北江逆水北行，经过十天的水陆兼程，他们终于来到了连县双喜山。师生们齐参与，购伐松树，树干为梁，松皮盖顶，建好课室和学生宿舍。由于囊中羞涩，学校无力建教师宿舍。傅世仕校长带头挤进男生宿舍。粤北最具规模的双喜山医院的院长邵德森先生恰是培英校友。他听闻迁来双喜山的母校有困难，立即开会研究决定拨出两栋护士宿舍给培英做教师宿舍。

在这艰难的日子里，个别学生以为国家将沦亡，归期无望，言语间不免流露灰心沮丧的情绪。这时，傅世仕校长总是以“信、望、爱”鼓励大家不要放弃。他常在师生大会上演讲：国家是有希望的，我们也是有希望的，要抱着这种信念，千万不要因为国家一时遭受磨难而灰心。为了明天，我们要好好读书。

194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在巨大的喜悦中，双喜山在沸腾，中国在沸腾，全世界在沸腾。

同年11月，扬眉吐气的培英师生离开连县双喜山，迁回广州白鹤洞。

中国人民八年抗战，广州培英八年漂泊。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展现出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培英师生在漂泊中展现出爱国、爱校、爱师生的白绿情怀。

八年漂泊，弦歌不辍；绝地重生，凤凰涅槃。

（三）新中国，大跨越

1945年11月返回广州后，培英中学像久旱逢甘霖的南国春笋，拔节成长。在傅世仕校长的带领下，他们筹经费，寻资助，师生齐动手，修缮课室、宿舍，购置设备、图书，广招教师、学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4日，广州解放。10月28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叶剑英同志任广州市市长。南国广州跨入新的时代。培英中学在新的起点，扬帆启航。

从广州解放至1953年，培英仍为私立学校性质。

1953年3月，中央明确广州市为中央直辖市。就是在这一年，培英由“姓私”改为“姓公”。培英由广州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广州市第八中学，委任刘坚同志为第一副校长、傅世仕同志为第二副校长。刘坚同志是中共党员，他是培英的首位中共党员校长。

学校名称虽然改了，但培英人仍执拗地称之为“培英”。

培英香港分校于1950年在当地注册并更名为香港私立培英中学。自此，两种所有制下的培英教育并蒂花开。

1956年，培英成为第一批全招高中生的学校，不再招收初中新生。原初中部拨给广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1957年，因工作需要，为培英的生存、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老校长傅世仕同志调到广州市第十三中学工作，由黄云天同志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从这一年开始，培英设立党组织，这是培英发展史上的大事，它标志着培英从诞生之日起，在走过大半个世纪之后，设立党组织并接受党组织的领导。黄云天同志为培英历史上首任党支部书记。

其时，受国际环境影响，中国侨务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取消双重国籍，凡有双重国籍的华人只能选择一个国家的国籍。祖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启动，海外很多华侨满怀爱国热情，纷纷回国定居。20世纪50年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海归潮”。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培英中学被指定为专门接纳华侨同胞子弟归国就读的学校。据统计，1959年在校学生中，侨生及港澳生占全校学生的80%。

1963年，培英恢复初中部，兼收部分部队子女。

1966年“**”期间，工作组进驻，培英停课，直至1968年复课。在学校革命委员会指挥下，1970年，培英在花都炭步镇大涡村办农村分校，该分校于1978年停办撤离。

“**”结束后，1975年，培英由市属中学改由广州郊区管理。

（四）沐东风，谱新篇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它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正是在1978年，培英中学被选定为广州市郊区重点中学。通过积极争取，培英在广州市郊区征调了20多名爱岗敬业、专业水平高的中学教师骨干，并成功争取到招生时在全区择优录取的资格。

1979年，恢复校友联谊活动，成立“培英校友会”。这一年，学校接受校董会主席兼校监汪彼得先生捐资，兴建“培英科学馆”，后接受黄国熙、曾集祥等校友资助兴建电脑室、英文打字室和家政室等。

1984年，学校复名“广州培英中学”。在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广大海内外校友的大力支持下，广州培英中学一项项重要举措出台。例如，开办“培英玩具厂”，用创收建教工宿舍，重修标准运动场，自筹和接受捐助结合兴建教学楼；1984年，在全广州市率先增设学生电脑课、英文打字课和家政课，开展观测哈雷彗星等十多个课外科技活动；1997年，开始以中央电教馆现代教育技术研究实验学校的名义，先后承担国家“九五”“十五”科研规划课题；提出广州培英的近、中、远期办学目标，其中近期目标是创办“高质量、有特色的重点学校”，中期目标是创建“现代化的中国名校”，远期目标是创办“全国乃至世界示范性的现代学校”。

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在广州市有关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广州培英中学聚培英校友及社会之力，通过不懈奋斗，谱写了一篇又一篇骄人的新篇章：1992年被国家教委编印的《中国名校（中学卷）》列入“中国名校”，1993年被评为广东省一级学校；2000年以后，在申报创办国家级示范性高中的过程中，学校规模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了两个高中分校区（鹤洞和太和）、实验中学、实验小学、实验幼儿园和平沙培英实验学校集团化序列，为培英教育品牌的开枝散叶奠定了坚实的多元化办学基础；2007年通过了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高中验收；2008年被省教育厅评为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高中和广东省普通高中教学水平优秀学校，学校基本实现了“三级跳”的办学目标；近年来，学校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科研先进单位”“全国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优秀学校”“广东省普教系统先进集体”“广东省绿色学校”“广东省安全文明校园”“广东省中小学校本培训示范学校”“广州市文明示范学校”“广州市花园式单位”“广州市信息教育十年先进单位”“广州市科技教育先进单位”“广州市依法治校示范校”“广州市校本培训示范基地”“广州市安全文明校园”“广州市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学校”“广州好学校”等荣誉称号。

2013年7月，太和校区正式变更为广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原白云区培英实验幼儿园划归第二外国语学校。

今天的培英，承载着一代代培英人的希望与梦想，秉持着“做有白绿精神的现代人”的办学理念，用“信、望、爱”的校训演绎丰厚与辉煌，昂首迈入“广州好学校”及“中国现代名校”的行列。

一批又一批胸怀“信、望、爱”和白绿精神的培英毕业生走向各行各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还有一些走出国门，成为中国与世界友好交往的桥梁和纽带，在异国他乡撒播信、望、爱的种子，把培英精神带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