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筚路蓝缕启山林

校之运，与国之运密不可分。

一部培英史，就是一扇展示广州史乃至中国史的窗口。培英中学变迁发展的身影，无不深深印上时代的烙印，无不处处反映国家的命运。

一百多年筚路蓝缕的历程，有太多的故事，有太多的曲折，有太多的艰辛，也有太多的喜悦和感动。

（一）薪火相传，不知其尽

民国初年，广东战事不断，政局动**不安。

那夏礼博士的离世，对培英乃至广州教育都是一个重大损失。根据那夏礼博士的遗愿，在培英广大师生的拥护下，那夏礼博士的长子那威林先生子承父业，接任校长。

那威林先生接任校长时，他的姑姑，真光书院的校长那夏理女士仍在位。从1872年至1917年，整整45年，那夏理女士一直是真光书院的校长。

那威林先生生于美国，成长于广州，对中国，对广州，对培英有深厚的感情。那威林先生担任培英第二任校长后，在风雨飘摇的时代浪潮中，掌舵培英前行了6年。在6年校长任期上，他扩大了学校面积和办学规模。那威林校长本是希望像他的父亲和姑姑一样，为学校的发展奉献一生，但他突然收到一个消息——教会学校的教权一律收回教会。1919年，那威林先生接到美国教会新的指令后，依依不舍地卸任培英校长。那威林先生返回北美后，曾出任加拿大华人教会总巡。

后来，据那威林先生的儿子、出生于花地的诺亨利回忆，那威林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回到美国，直到晚年仍常常跟家人诉说他明明是中国人，却不能留在中国继续办学，感到无比遗憾。

那威林先生卸任的当年，美国教会与其他西差会接管培英，委任关恩佐先生主持校政，并将培英书院更名为“协和中学”。关恩佐先生不是牧师，但他曾留学美国，美国教会及西差会都与他较熟。关恩佐先生是培英的首任华人校长，也是培英的首位非牧师校长。在当年学生的印象里，关校长博学多才，仪表非凡，平时严肃，擅长辞令，言简而意赅，最注重守时与效率。他在任时，花地听松园已日久残破。政府拨出白蚬岗一幅地块迁校，但不能拨款。关恩佐校长远赴北美筹款，可惜未如理想，迁校落空。

1926年秋，西差会将学校移交中华基督教广东分会全权办理，继续沿用协和中学校名。中华基督教广东分会在其分会的牧师中挑选富有管理经验的谭沃心先生任校务委员会主席。谭沃心先生在中华基督教广东分会中担任了职务，他较少来学校，很多具体工作由校务委员会其他委员负责。

1927年，广东省教育厅正式批准培英中学备案，选任原校务委员会委员之一的叶启芳为校长。

经广东省教育厅批准备案后，培英中学借广州城市发展的东风，步入又一个发展黄金期。

20世纪20年代末，陈济棠主持粤政。陈济棠是一位颇有头脑的军人，重视地方建设。当时，第一次粤桂战争刚刚结束，国民政府已经从广州迁往武汉，广州的政治军事地位逐渐下降，广州百废待兴。

广州在陈济棠时期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陈济棠政府制定了以发展广东经济为核心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及实施细则。陈济棠尤其重视广州的发展，他说，“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中外观瞻所系”，因此，“办理广州市政，不独为全省政治的模范，而且应进而建立全国的模范”。施政计划正式启动后，广州经济持续攀升，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当时外地游客这样由衷地惊赞：“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

教育随着广州经济社会发展而进步。培英中学的第一家分校应运而生。

当时，培英中学面临着办学规模和能力局限与社会需求过旺的矛盾。校长叶启芳鉴于学生日益增多，校舍已难以容纳，且位于广州芳村花地的学校与广州城区更有一江之隔，低年级学生到校路途过于遥远，不甚安全，为此在广州城西增设了培英中学的第一家分校——“广州培英中学西关分校”。分校招收初中一年级新生，并增设小学部。

（二）鹤洞扎根，分校四立

培英的名气越来越响亮，周边县市的学生往返广州诸多不便，家长和老师也不放心。为此，培英在1930年接办台山县（现台山市）台城台西路的刚德小学，易名为“广州私立培英中学台山分校”。这是培英的首家外埠分校。该分校开办初中，并附设小学。

1933年，刘继祖接任校长。次年，培英中学接办江门县（现江门市）北街的启德、启智两所小学，把两校合并并易名为“广州培英中学江门北街分校小学部”。至此，除广州花地的培英中学之外，西关分校、台山分校、江门分校已纷纷成立。

1934年，培英中学集资在白鹤洞（又名鹤洞）购地280余亩[1]兴建校舍，并于1935年建成迁入，与校祖的妹妹那夏理女士创办、1917年迁入白鹤洞的真光学校比邻。1937年春，培英中学在香港开办分校，初期只开设小学，到秋季开设初中。

鹤洞校区的创建，在培英教育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半个世纪后，鹤洞校区仍是培英教育各体系学校活动交流的中心。

据考证，鹤洞是古时修道者穴居的山洞。明代钱光绣在其诗《岩台山》中云：“鹤洞迷丹灶，仙坟罢漆灯。”然而后人不见洞之踪迹，于是有新的考证，说古时南越人没有文字，只有语言，与广西壮族同属壮侗语族，“洞”是壮语发音，乃是山坡、畲地之意，并非汉语之“洞穴”，譬如鹤洞、沙罗洞、良洞、朱洞、西洞等，都是有山坡的地方。后一种说法似乎更可信，因为培英中学购入土地之际，白鹤洞确实有明显的山坡，而培英中学的校址，就在山坡的最高处。

在培英中学迁入白鹤洞的当年，应社会的强烈需求，广州培英西关分校增设幼儿园。自此，形成幼儿园—小学—初中的一条龙培英教学线。

在此期间，培英中学一个影响深远的著名社团——白绿摄影学会（以下简称“白绿社”）成立。该社由培英中学美术教师、岭南大学毕业生何铁华先生于1932年牵头创办。初期人数较少，后来发展至一百多人。白绿社每月活动一次，或外出摄影创作，或做暗室制作。1935年首办《白绿摄影集》，发表社员和其他摄影团体的作品及摄影文章。1936年4月8日出版的《白绿摄影集》第2集中，编者以“我们之间”为题，明确提出“表现我们的思想与意义，联系着大众的心境，达到人类真的自由平等的大时代里”的主张，这是白绿精神在摄影活动中的生动体现。

（三）日寇侵华，举校南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野心日益扩张，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殖民地的欲望日益膨胀。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炸毁东北沈阳柳条湖附近路轨，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河北省宛平县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发动事变，开始全面侵华。

日寇的侵略由北向南。虽然日军有过数次进犯广州的决定，但华北、华中的战事，令日军暂时无余力南犯。因此，在抗战爆发后一年多时间内，日军未对广东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而是主要利用空军优势对广东城乡实施狂轰滥炸。1938年4月以后，日机对广州郊野进行惨无人道的轰炸，接着进入市区轰炸。1938年10月21日下午，侵粤日军主力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广州，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下顺利占领广州市政府大楼。23日，广州彻底沦陷。

据史料记载，1938年8月前后，广州地区很多学校在爆炸声中撤离。

然而，培英中学敏锐地预判了形势，比其他很多学校提前了一年，1937年秋季开学前即举校撤离。

1938年，广州培英西关分校南迁澳门，在澳门有关部门和人士的协助下办学。

广州培英正校南迁香港，找到香港培英学校。香港培英学校位于沙田，也是那夏礼博士创办的教会学校。香港培英学校对南逃的广州培英正校伸出援手，决定两校合办。但由于原校舍狭小，无法容纳这么多师生，于是，两校租用当地的简陋旧屋作为课室。

然而，香港也非安全之所。两校合办4年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8日凌晨，日军主力在炮军、空军、海军的配合下，向香港发起了猛烈进攻。香港培英小学部停办，中学部迁至澳门，与南迁的西关分校合办。迁到澳门后，培英中学师生依旧提心吊胆，时刻准备继续迁徙，但庆幸的是，与香港近在咫尺的澳门绝处逢生，没有遭受日本侵略军的**。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培英人以“信、望、爱”为信念，以“白绿精神”为引领，费尽千辛万苦，尽一切努力保证学生的安全，但培英人并不是一味躲避，他们在抗战的怒潮中，发出了自己义愤的呐喊。以白绿摄影学会创办人何铁华先生为例：随校迁往香港后，何铁华先生在香港开设照相馆，举办影展，义卖筹款劳军，还勇敢出入战区摄影，编辑出版了《沦陷区名胜摄影集》《铁华抗战彩色影集》等。他的不少作品反映抗日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的情形，他的摄影画面以及他不惧艰辛深入前方和敌后的精神，大大激励了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1] 1亩≈666.7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