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校祖始施绛纱帐

培英中学建校于1879年，迄今已一百三十多年。培英中学建校时，岭南大地还没有出现具有近现代学校意义的校园，甚至还基本上没有广东72县各姓氏族人集资修建的祠堂、书院。培英中学的创办，比中国第一所大学，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还早19年。

是谁有这么超前的意识？是谁这么钟情于广州的教育？

他就是那夏礼博士，是一位出自“办学世家”的传道士，培英人尊称其为“校祖”。

（一）传道士：传道有惑

那夏礼博士1836年4月24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吉尔福德，10个兄弟姊妹中，他排行老二。诺伊斯（Noyes）是这个家庭的姓氏。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那夏礼博士曾任军中传教士。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次年春，那夏礼博士被教会派往中国南方。他由美国乘坐小型帆船，经过109日的艰苦航程，才终于抵达香港。离船上岸后，他即开始在珠江流域一带分设布道中心，往来连州、新会、开平、大良、赤坎、石龙等处，专向青少年传道。不久后，他选择定居广州。很快，他学会了广州话。

在那夏礼博士的眼里，当时的广州闭塞落后。他不止一次看到广州市民拍桌摔椅，甚至挥刀舞棒。他还发现广州的儿童念书只是念子曰诗云，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科学知识却一点也不学习，甚至连数学也几乎不涉及，这令他深感困惑和不安。当时，外国传教士为了传教的方便，纷纷在中国各地建立或筹建教会学校，他们把这样的做法称为“设学校以教育传道”。在广州的那夏礼博士决定从蒙学开始，教广州的孩子学习科学知识。

那夏礼博士立即将思路化为行动。他四处真诚地游说，打出广告招收小学生。但这位长着长长络腮胡子的美国传道士很难赢得广州家长的信任。到他的传道点打探情况的只有四五个“学生”——都是没饭充饥的小乞丐，他们跟着那夏礼博士的目的只是蹭饭吃。

招不到生，办不了学，那夏礼博士一筹莫展。

那夏礼博士郁闷不已，他向美国教会提出申请回国，并得到批准。那夏礼博士具体哪年回国，是否乘坐小型帆船，途中是否遇到凶险，目前无从查证。后人猜测，他返回美国应该在1872年6月6日之前。回到美国期间，他与一位教会女子结了婚。新婚生活是甜蜜的，但甜蜜中掺杂着些许失落。

那夏礼向新婚妻子诉说了他失落的原因：在中国广州传道不顺，办学不成，此乃其一；他的妹妹那夏理女士也在广州传道，原本兄妹同城，但他独自回国，让妹妹独自留在广州，他感到失责和愧歉，此乃其二；妹妹那夏理在广州办学取得初步成功，这让他深受鼓舞，而己心多有不甘，此乃其三。

（二）创校人：创校竟成

在那夏礼博士的心里**开涟漪的那夏理女士，是他家排行老三的妹妹。1868年1月，即那夏礼博士被派往中国两年后，那夏理女士也由美国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广州。兄妹二人同在一城，常可见面。

那夏理女士是主动要求到中国来的。她的目的有三：一是到中国与哥哥那夏礼博士为伴，在异乡他国兄妹互相照应；二是应教会的要求，向中国的青少年传扬福音；三是提倡女子教育。

提倡女子教育在当时社会风气保守，一般人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维下实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比那夏礼博士在沙基招生更为不易。那夏礼博士也认为女子教育的路很难走得通。他申请回美国之前，心疼地劝妹妹量力而行，不要太为难自己。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夏理竟然把这条路走通了。1872年6月6日，那夏理女士在广州金利埠（今六二三路）创办了广东第一所女子学校，定名为真光书院。这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首批女子学校之一，也是广州开埠以来的第一所女子中学。虽然真光书院首批招收的学生只有6人，但在广州乃至中国女子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那夏理女士与哥哥那夏礼博士保持通信。那夏礼博士对妹妹的行动和成果非常钦佩，他决定重返中国广州，继续办学。

他把心思倾诉给他的新婚妻子。善解人意的妻子十分理解和支持那夏礼博士的想法。1876年，那夏礼夫妇回到中国广州，重操传道旧业，兼治教育。

经过三年努力，1879年，那夏礼夫妇在城西沙基同德大街施绛纱帐，并定校名为安和堂。安和堂的西侧为那夏礼博士的教会同事哈巴牧师的神道学校。神道学校与蒙学学校在一起，寓教会之教育与神道并重之意。

（三）拓荒者：拓荒成林

安和堂以正式学校的名义招生授课。

那夏礼博士的安和堂从开设蒙学做起。蒙学，即幼儿启蒙教育。虽然当时读书人以科举考试为目标，但得风气之先的广州毕竟有家族对科举制度产生了怀疑。安和堂办学伊始，虽只招到几名幼童，但这给了那夏礼博士莫大的鼓舞。

那夏礼夫妇延聘教师，在安和堂开设了数理、英文等课程，学生逐渐增加。随着求学人数进一步增多，1887年，那夏礼和岭南大学创办人之一的尹士嘉购入广州芳村花地听松园。

花地，旧名花埭，这里河涌纵横，堤堰曲折，明代居民在此开荒植花，至清代，有醉观、醉红、翠林、纫香、群芳、留香、新长春、余香圃、评红等种植花果盆景的大小园林，成为广州最大的花卉产区及园林荟萃之地。每到节日，骚人墨客，雅集各园。红男绿女，三三两两，前来游春。由此，花地与隔江毗邻的荔枝湾并著于世。一些富商及名士竞相在花地建造了许多名园别墅，如听松园、六松园、纫香园、翠林园、杏林庄等。

听松园是中国晚清爱国诗人张维屏辞官归隐的地方，占地面积3.3万多平方米。“东临蓬馆，西接烟雨名津，书声琴韵，花香鸟语总宜人”，流传了百余年的培英中学校歌，描绘的就是当时听松园及周边的旖旎风光。东之蓬馆，指的是康有为幼年读书的小蓬仙馆。西之烟雨名津，则指昔日羊城八景之一的“大通烟雨”。而花地本就是广州鲜花盛开之地。选在这样一个景色优美、书香氤氲的地方办学，足见那夏礼博士的良苦用心。

经过一年的紧张筹建，次年，即1888年，安和堂迁校于听松园，并更改校名为培英书院——一个颇有中国传统文化味道的校名。

培英书院，与周边人文环境是多么相宜。然而为什么更名，后人已难找到确切的答案。它或许与当年广州不远处的陈氏书院的兴建有关。1888年，广东72县陈姓族人合资在城西的西关兴建祠堂，并命名陈氏书院。也许，胸怀似海的那夏礼博士到西关欣赏了“天下李、广东陈”修建合族祠堂的气派与盛况，他心想，此地为一姓人建书院，莫如他建一所为天下人培养英才的书院，于是才有“培英书院”校名的吧。

培英校友赵仲邑清晰地记得，花地校门镌有四个大字：培育英才。究竟何人所书，何人所镌，却已不得而知了。

据考证，培英书院在课程方面已摒弃当时教授的四书五经，而授以数学、科学、地理、历史及体育。从蒙学出发，1890年增办中学，保留小学。学校制定了一套严谨的办学和升学体制。那夏礼博士大量购进理化教具，培英书院教具数量之多居全国前茅。

（四）校祖梦：校祖永存

培英首任校长，即拓荒者那夏礼博士，后人尊称其为校祖。他带领教职工们，把爱播撒在校园里，播撒在每一个孩子身上。他的梦想是让更多的中国孩子能入校读书，能学知识，长本领，他还梦想他创办的培英中学能永远办下去，并且越办越好。为此，他带头设计了一份《培英儿女世系表》，该表从1912年开始，一直设计到了2032年。他希望后来人在这份世系表的基础上，再续世系，永不断裂。

在培英书院坚持自己的办学方向，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学子的当时，广州乃至中国，在列强的欺凌下，正一步一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军事和实业的落后现状，让人们警醒，并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亦深刻明白培养后代的重要性。因此，新式教育越来越深入人心。

有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就是那夏礼博士容许学生从事反清活动。后来的校长傅世仕在《回顾与前瞻》中回忆说，校长那夏礼“亦很同情中国革命事业，成全容许他在校内搞革命活动，储存军火，以学校掩护反清学生，史坚如烈士就是其中一例”。那夏礼博士及学校的默许，给了有志反清的培英学子更大的自由空间。这也是当时的学生史坚如深感其在校园里“吾道不孤”，且坚信“吾志可行”的原因。这个细节让我们相信，那夏礼博士希望给予学生的，不只是知识与科技，也不只是健康的体魄，更有正义的理想及投身时代浪潮的精神。

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亿万家庭的目光一齐投向新式教育，然而当时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校仍然鲜见。具有多年新式教育经验的培英、真光等学校自然受到广州乃至周边地区学生和家长们的青睐。那夏礼博士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实践证明他从一开始就走新式教育的路是正确的，培英越来越获得社会的认可。难过的是，中国的新式学校太少，人们的学习条件乃至生活条件还很差，很多孩子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

那夏礼博士办学尽心尽力，据培英早期学生的回忆，“啰公”很关心学生，古稀之年仍坚持夜间巡视。“啰公”者，校祖“那公”也。学生们称他们敬爱的那夏礼博士为“那公”，粤语中“那公”就成了“啰公”。

然而在此期间，那夏礼博士的次子那礼智在美国死于瘟疫。那礼智去世的具体时期，目前已无据可考。次子那礼智的死，对年过古稀的那夏礼博士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但这丝毫没有减弱那夏礼博士爱校之心。相反，那夏礼博士更加钟爱培英。他把那礼智去世所得的保险赔偿金一万余美元悉数投入培英书院建设，增建了一栋教学楼。为了纪念次子，那夏礼博士将教学楼命名为礼智楼。

1914年1月，那夏礼博士在校长之位上病逝，享年78岁。那夏礼博士安葬于其心爱的培英书院内。那夏礼博士自建安和堂之日起亲任校长，历时35年。一万多个日日夜夜，那夏礼博士为学校的发展，为孩子的成长付出了说不完道不尽的精力和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