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个体之间的人文忧思

在这个“人”的世界中，没有神，也没有兽。那么，让我们大家同在这个世界中，好好地做“一个人”，让我们每个人不仅把自己当“一个人”，也把他人当“一个人”，让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时刻有“人”。特别地，让我们那些大谈“以人为本”的专家们心中有这样一个平凡的“人”。

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中，从来都是教我们要有远大的理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要当“某某家”，要活得有“价值”和“意义”（当然是相对于宏大的社会主题）……我（不只是我，应该是我们）的思维慢慢地就被这种宏大的价值理想所浸润，慢慢地就同化于这种人生追求之中。慢慢地，在我们的道德视界中，只有像雷锋、董存瑞、刘胡兰那样，只有心里时刻只装着别人、集体、祖国，只有每个行为都指向对社会的贡献，只有艰苦朴素、埋头苦干、“老黄牛”精神、“钉子”精神，只有一切行动听指挥，才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个人主义，就是贪图享受，就是小资产阶级，就是“自由主义”。

不知是否自己太笨，我的启蒙真正说来，应该是在大学毕业之后，随着读书的视界慢慢打开，随着《读书》《书屋》《随笔》《东方》等杂志逐渐浸染于我的生活空间，随着亚里士多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巴赫金、柏克、托克维尔、尼采、哈耶克、鲁迅、胡适、顾准、沈从文等人逐渐惠临于我的心灵，我才慢慢地明白，世界原来并不全然如此。

读到刘小枫的《纪念冬妮娅》，应该说，正是冬妮娅无辜而冰冷的眼泪滴醒了我朦胧之中的启蒙。我重新翻开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译，1949），找到那段心颤的对话：

冬妮娅怀着深深的忧愁，凝视着金黄的斜晖，说了：

“难道我们的友谊，真的就像这落日的残晖吗？”

他凝神地注视着她。紧紧地蹙着眉头，他用低声回答道：

“冬妮娅，这事情我们早已都谈过了。自然，你晓得我曾经怎样的爱过你，而且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还是可以恢复，不过在这之前，你必须跟我们走同样的路。我已不再是你从前认识的那个保尔了。同样，我将是你的坏丈夫，假如你认为我首先应该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但在我这方面，第一才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

“冬妮娅悲伤地凝望着闪耀的碧蓝的河流，两眼饱含着泪水。”

“革命的‘我们’成了保尔与冬妮娅个体间的我—你情爱的条件。只有为了党，夫妻情爱才是正当的。”“冬妮娅的心肯定碎了，寒彻骨髓的毁灭感在亲切而又不可捉摸的幸福时刻突然触摸了她一下。”不管怎样，革命改变了保尔与冬妮娅之间的爱情。在苍茫的大地上，发生过多少保尔与冬妮娅的故事，比如，林道静与余泽平，只是性别置换了？革命是否一定要牺牲一个女孩美好的爱恋？革命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更美好的爱恋？在《拯救与逍遥》（新版）前言中，刘小枫再次表达了对缱绻幸福的眷恋。那是一篇叫《野妹子》的小说：

故事背景是浙东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但小说中没有出现多少新四军，大都在说一个叫“野妹子”的女孩同一个地主少爷的暧昧革命关系，“野妹子”太可爱了，打补丁的衣裳袖口总是挽到胳膊肘，手里虽然经常拿着砍柴刀，笑起来却很甜，一身村姑气，哪里像用柴刀砍敌人的人？故事的结局是，地主少爷参加游击队干革命去了，我却关心“野妹子”幸福。小说偏没有讲这件事情，我感觉自己就像那个地主少爷，离开“野妹子”，满心忧伤。一个人的幸福或不幸，而非革命事业，才是小说中真正令我迷恋的事情。

可能是心性敏感的缘故，后面这句话让我久久沉迷。毫不讳言，心事缠绵的我正是深深地眷恋着人世间那些平凡的个体之作为“一个人的幸福与不幸”，眷恋着冬妮娅的眼泪，眷恋着“野妹子”的幸福。鲁迅从故纸堆中发现了“吃人”，从“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到冬妮娅、“野妹子”、余泽平，古往今来，在宏大的历史主题背后有多少无辜、无奈、渺小的眼泪白花花地流淌啊，当我们陶醉于一个个“伟大”的“胜利”“成功”“进步”“发展”的煌煌亮采的时刻，还有谁会牵挂着历史深处那些黯然神伤的泪痕？

是的，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带走人们伤心的记忆，让后来者们享受幸福的生活，而历史的发展总是需要代价的，总是需要无数的眼泪或者鲜血。但使我久久萦怀、挥之不去的问题是，有没有尽可能少流泪和流血的历史的进步？如果历史的进步意味着流血和流泪的合理性与必然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以历史进步的名义来制造更多的血和泪，或者说，是不是所有以历史进步名义而流下的血和泪都是合理的？如果历史的进步注定要以血和泪作为代价，那么历史进步的目的应该是不再流泪和流血，为什么历史的进步并没有停住血和泪的脚步？历史上有没有毫无目的的甚至荒唐的流泪和流血？为什么受伤的更多的都是那些无援的弱者，或者说无援的弱者不管是在革命前、革命中，还是在革命后，都难免流泪的命运？进步了的历史是否想过应该回过头去抚摩一下旧日的伤痕，虽然对于那时那人的那血那泪已经毫无意义，但至少可以让过去的血和泪擦亮我们今天的眼睛，可为什么在历史深处不得已流下的血和泪到革命后还是那般的冰冷和惨淡，依偎它们的许多时候并不是鲜花和无言的注目，而是恢恢然的冷漠、仇视？

面对苍茫的宇宙，面对浩渺的时空，我感到微茫之“我在”的孤立无援，我不得不思考，“偶在性”的个体究竟为什么而活着？微茫的个体何以在茫茫人世间找到自己生存的依据？人活着难道真的只是为超越于个体与当下之上的不着边际的属于未来某个时空的远大的理念而活着吗？苟如此，那么如苇的个体置身于茫茫宇宙就微不足道了。“生活的意义就在于生活本身”，生活着就意味着活出我们人之为人的人生来，让我们显现出作为人的人之存在来。可是，如果活着就只是为了活着，那么人生与“猪生”“狗生”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没有超越于个体与当下之上的意义导引，那么微茫的个体同样凭靠什么来展开其意识之中的人生，面对苍茫的时空？人不能只为了自身而活着，人不可能没有超越于个体与当下之上的那一脉与民族、国家、历史、主义、绝对精神的牵挂。赤条条来，我们终究不可能赤条条了无牵挂地去。于是，我深深地陷入意义的迷茫。

是的，我不得不一次次面对这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那些红红火火的人，那些担当着宏大社会使命的人，他们活着，他们为社会、民族、国家、人类干着高尚的、伟大的事业，他们功勋灼灼，他们的辉煌写满了历史，他们“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们生亦伟大，死也光荣。可是，历史之中，还有多少人，他们平庸地活着，他们苟且地活着，他们卑微地活着，他们“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地活着，宏大的“主义”他们沾不上边，壮丽的事业他们只是点缀，他们生或者死，他们的泪或者血，对于这个世界都微不足道，他们生命的意义更多的只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数字，一个符号。我们曾经豪情满怀地诉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恰恰是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命运被排斥在历史的视界之外。是的，面对苍茫的历史与汪洋的现实，我的目光常常不由自主地落在那些卑微的群落。“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眼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我于是把目光停驻于平凡的人世，徘徊于那些与我梦魂周遭的鲜活的个体，作为个体的人，作为活生生的生命的人，作为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心理的多维视界中真实地生活的个人。比之于宏大的社会与历史主题，我更关切真实个人的生存境遇，关切个人之幸与不幸以及幸与不幸的理由，关切个体生命在现实的世界中可以与不可以承受的轻与重，关切一个人在世界中存在的不可剥夺的正当权利和不可推卸的义务与社会责任，关切那终有一死的个人如何度过唯一的、不可回复的一生，关切那些卑微的个体如何在苍茫的世界中寻找他们的艰难人生的依据，所以我深深地关切个体道德的建构并且同样关切建构个体道德的依据，关切个体究竟应当承受何种道德承负、以何种方式来承负其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同样深深地关切个体道德之边界。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人。

一日，在一家路边小书店，廉价购得一套当代名家杂文精品文集，甚幸。其中就有巴金杂文自选集，随手翻到最后，题为“没有神”：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在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成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是的，没有神，也没有兽。那么，让我们大家同在这个世界中，好好地做“一个人”，让我们每个人不仅把自己当“一个人”，也把他人当“一个人”，让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时刻有“人”。特别地，让我们那些大谈“以人为本”的专家们心中有这样一个平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