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陶行知与莱希维恩之比较04
莱希维恩和陶行知“手脑相长”的教学方针使人追忆起裴斯泰洛齐在1802年的巴黎备忘录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倡导头、心、手（智、德、体）三种要素和力量相衔接，并发挥互动作用。裴斯泰洛齐本人也曾努力将幼儿教育与农业劳作相结合。裴氏这种用来打造人的主要教育手段应视作莱希维恩和陶行知共同的思想源泉。
陶行知受到裴斯泰洛齐及其以儿童的社会行为和心理发育为导向的教育学的启示，[445]进而认识到，“中国社会对于小孩的教育普通只有两个阶段：一是全然依赖，二是忽然独立。这中间缺少渐进的桥梁。”[446]他想用一种新型教育来克服这种缺憾，这种教育旨在不让儿童“吃书”，而是成为生产、建设、实验、创造、改革的“小工人”。[447]
莱希维恩在《创造中的学校百姓》中流露出对裴斯泰洛齐的钦佩，其内在的思考与陶行知颇具可比性。他说：“裴斯泰洛齐在这方面始终是一个鲜活的示例，即如何从教育现实中和个人深刻的审视中勾画出一幅通行的教育图景，并与此同时带来一种可行的施教思路。其中包含着将儿童及其对母亲和民族，对劳动、自动和事业的原生情结视为不容变更的价值，既按自然性状对待儿童，又要重视他肩负的道德操守。”[448]
莱希维恩从历史和政治的视点观察裴斯泰洛齐所说的“头、心、手”，认为这些基本能力反映了“人体器官的协调一致，就总体而言是人形体的协调一致”。他从中引申出了现实意义：“我们从这个基本立场中也有新的理解，在他看来还有些东西分别同时并存，不管怎样，他出于自身的经验说出的实话使我们重新思索：‘没有一种生活的力量是通过言语说教得到延展的，而总是通过实际践行，爱通过爱而延展，信仰通过信仰而延展，思维通过思维而延展，行为通过行为而延展。’对我们来说，这一切都汇聚成鲜活的证据，我们也由此找准了塑造我们教育的源点。”[449]
莱希维恩和陶行知也都还从传统手工业中获取了有价值的启发，并可将此看作两人坚持要求自己动手和动手能力教育方法的第二个来源。
就莱希维恩而言，主要关系到手工业行会。行会组织是一种工业化前由手工业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结成的社会团体，同时也是教育和生计的联合体。莱希维恩早在1924年就写过一篇题为《手工业行会 — 教育与劳动统一之路》的文章，文中论述了“现代劳动”所带来的问题：“促进整体发展”的教育在“过度的单项培训”中逐渐萎缩，并认为手工业行会可成为解决困扰的钥匙。莱希维恩期待着通过手工业行会创建一种教育共同体的新模式，以此实现“自由的自身发展”和摒弃教育者强行施加影响的教育原则，使工作与生活，传授与学习在这个“命运共同体”之中溶为一体。这种由行会衍生出的教育模式能够使劳动人性化，并为自己动手和个人自身发展提供空间。[450]莱希维恩直到人生的最后一站都坚持着这种教育理想，他后来从事博物馆和传媒教育工作期间的著述《学校和手工劳动》（1941）、《手工业文献》（1942）以及《从民俗学窥探关于手工业的电影》（1943）便是最好的证明。[451]
同样，陶行知也于1928年就在他的晓庄师范学校实验一种从中国传统的学徒培养中演化而来的新型教师培训方式。师徒式职业教育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直到进入二十世纪仍流行于手工业行会、商贸行帮和艺术行当（如演戏、绘画和工艺制作）。[452]中国传统的艺徒制度的好处在于：
（1）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无经济负担地学会一门扎实的手艺提供了唯一可能。
（2）学徒过程基本是“做中学”，因而十分贴近实际和实用。
陶行知认为这两条优点对于乡村师范教育尤其适用。他一方面希望用这个办法使“贫寒天才不致因经济压迫而失学”，同时使他们能有一定的空间，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一位“优良教师为友”。另一方面，他想借此对当时脱离实际的师范教育和学校教育发动彻底的改革。他用两篇文章向从事师资培养的人士介绍了他这种与专业挂钩的专门培训新体制，其基本特征可归纳为：
在某方面（如学校管理、幼儿教育或小学教育等）有一技之长的师范教师可以招收那些想专修某一专业方向的学生。这种方式允许学生免修自己无兴趣的课程，就像跟随一个有经验的师傅学艺一样，通过直接的操作练习学会某一领域的知识和技能。[453]
尽管有诸多优点，陶行知也指出了这种传统的师徒式职业教育的缺陷：“一、艺徒制下之工匠待艺徒几如奴仆，至不平等。二、工匠所以秘诀、心得对艺徒不愿轻传，故使艺徒自摸黑路，精神、时间，皆不经济。三、一切动作，偏重劳力而少用心，太无进步。”这些缺点的根源首先在于从儒家纲常的父子关系所复制的主从关系。与此相反，陶行知主张教师和学生之间应是一种朋友式的合作，因此给这个培训体制取名为“艺友制”。[454]
与莱希维恩的教育思想有所不同，陶行知在创立他的教育方法过程中，还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哲学理念，首先是理学思想家王阳明和以其“知行说”为代表的认识论。如本文在第一章叙述他的生平时所提到，他第二次将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便是这种批判吸收的结果。他不仅用“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颠覆了王阳明的论断，而且为“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从认识论上奠定了基础。
然而鲜为人注意，因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是借墨子（约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的学说反驳王阳明的论断。这也是考察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哲学基础极为重要的参照点，但迄今尚未引起中国和国际陶行知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墨子是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社会理论学家，也是那时孔子的激烈批评者。在由他的弟子集成的《墨子》一书中，他提出了认知分为“闻知、说知、亲知”的论点。如该书的德国翻译者Alfred Forke对此注释道：“人们获取知识要凭向别人学习，与别人探讨和自己体察。”[455]
陶行知将这个论点带入了他1927年的一篇慷慨激昂的教育小品文中，用以支撑他反对王阳明的观点的理由，并确证自己新的教育方法。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认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456]
为了论证他的见解，他接着选取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实例，还列举了许多西方文化圈中的例证，诸如富兰克林发明避雷针，瓦特发明蒸汽机，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的落体定律实验，甚至包括大神探福尔摩斯侦破刑事案件。但他最终拿墨子当作重要的理论依据并指出，《墨辩》提出了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按陶行知的理解，第一种知识是直接知识，是从亲身体验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第二种知识是间接知识，是从旁人的体验得来的，或由师友口传，或由书本传达的。第三种知识是推想出来的知识，是从通过推理和演绎而来的。[457]他从这种认识出发，对走上错误道路的教育现状展开了批评：“现在一般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完全比挥于门外。说知也被忽略，最多也不过是些从闻知里推想出来的罢了。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458]
为了抵制这种片面的学校教育，陶行知将过去“教学合一”的教学方法又拓展成为“教学做合一”，并在晓庄师范学校试用。虽然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提及这个方法，但该文的旨意非常明确，欲从认识论上证明引入和实行陶氏教育方法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他论证的最后结论回归到该文开篇所提出的论断，也就是他作为教育的基本准则和生活哲学的原则一生尊奉的信条：“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结语
莱希维恩纪念文集的出版人在前言中指出了莱氏特殊的历史意义：“在过去的三百年间德国的教育运动中涌现了许多杰出人物、实践家和理论家，但若要将值得缅怀的教育运动与民主运动联系起来，其人物则寥若晨星。”[459]
这个表述也同样适用于陶行知，因为他也属于为中国步入现代社会，既在政治上也在教育上做出了自己贡献的少数重要人物之一。
陶行知和莱希维恩的坎坷的人生道路分别与两国20世纪上半叶跌宕的历史紧密相连。这两位分别在55岁和46岁戛然而止的人生业绩，在政治和教育上的执着追求可视为在那些昔日致力于两国社会和文化进步、反抗专制、争取民主的时代先驱者的典型代表。追溯历史的一个重要缘由就在于：在当今中国对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检讨中和在德国对过去历史的反省中，总会反复地触及陶行知和莱希维恩的生平和著作。此外，两国分别在接受他们各自的思想方面的困窘[460]清楚地表明，对两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和教育遗产进行学术性和非学术性的探讨绝未结束，且还要延续相当长的时期。
由于陶行知和莱希维恩当年所关注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迄今在中德两国均还部分的存在，因此，即便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作用带有时代的烙印，却仍然不失现实性。今天回顾这两位历史人物或许更具特殊的意义，因为一些惨痛的历史教训在两国都会以某种形式重复。我们或许可以向两位逝者发问，从中寻觅到他们犹存的政治价值：
——被称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的陶行知会对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制度改革和人权状况改善说些什么？
——被称为“著名的反纳粹抵抗战士”的莱希维恩曾称自己是“星球的欧洲人”或“欧洲的星球人”，在面对德国统一后不断出现的排外情绪和极右势力活动会做些什么？
在教育方面，尽管命运使陶行知与莱希维恩没能于在世期间将他们丰富的教育改革实践和著述打造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然而，这两位独具匠心的教育家在当代丝毫没有失去现实意义。在今天，他们的教育追求至少在两个方面依然彰显出与当年同样的重要性：
——培养创造力。
——形成亲近人民群众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今天仍然能够从两人本着改革教育精神而创立的大众教育理念和促进现代社会人性化的教育方法中感受到有益的激励，这是因为教育是一个不分时代的任务；也因为今天的教育仍然存在着与过去极其类似的问题；还因为两位改革教育家总是直接地、根本地、务实地介入、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由此而言，他们使跨越时代和世代的我们也很容易触及和领会到他们的意愿，并邀请我们加入他们所喜爱的那种对话和讨论。”[461]汉斯·C·贝格（Hans C.Berg）教授指出，在莱希维恩与当前学校改革的创意之间进行对话有四个具体的契合点：（1）实用性学习；（2）教学艺术和课堂动手操作；（3）“绿色学校”与生态教育；（4）活动与思考生动结合。[462]
笔者认为，以上的这四点中至少前两点也适用于与陶行知对话。
近来，陶行知的一系列教育措施在中国重新得到采用，尤其是那些贫困地区，实行普及教育与消除贫困以及改造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相结合（参见前第二章第五节）。这些措施所取得的成果极具说服力，同时也证明了克拉伦斯·林顿教授所言的正确性：许多贫穷的国家今天仍然还面临着与中国过去和现在相同的问题，因此可以从陶行知的经验中获益。[463]鉴于陶行知与莱希维恩近乎完全一致的基本想法和做法，可以说他们的现代乡村教育观念对于农村教育事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教育事业仍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出发，我们完全有理由断言，陶行知和莱希维恩不仅属于中国和德国，而且属于全世界；他们的政治和教育的主导思想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现在和未来。
（黄冬 王莹 合译）
[1] 本文由黄冬的博士学位论文德文翻译而来。
[2] 参阅 Wittig：Bildungswelt Ostasien （1972），197—209页； Wilhelm，W.：Reichwein und der Ferne Osten—Unter spezieller Berücksichtigung seiner Dissertation ‘China und Europa.Geistige und künstlerische Beziehungen im 18.Jahrhundert’ （1981）； Lange：China-Fluchtort vor dem europ?ischen Individualismus （1972），其中有关莱希维恩的内容见49、53页。
[3] 这种古老的考试制度始于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是作为选拔官员的措施。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总结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考试内容除了儒学典籍知识及其教条的批注之外，还有按照规定的程式和格调写作文章的能力。但它并不在于考查对儒学典籍丰富的思想内容真正的领会以及批判性的研习，而重在机械的背诵那些儒学典籍原文和评注，还包括为了掌握文风格调尽可能多地背诵范文。至于自己的思想，或个人对内容中问题的态度在考试的作文中只字不提……所要求的是不加批判地接受通行的价值和价值判断。”见Franke：Anpassungsprobleme im chinesischen Erziehungswesen des 19.und frühen 20.Jahrhunderts （1968），67页。有关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及其终结另参阅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1963）及Die Beseitigung des staatlichen Prüfungssystems in China im Jahre 1905.Ihre Bedeutung für den Zusammenbruch des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Staates （1959），103—108页。
[4] 该组织及英国传教士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参阅Davin：Imperialism and the Diffusion of Liberal Thought：British Influences on Chinese Education （1987），44页。
[5] 不同史料对此次陶行知在校时间记述不一。陶行知在1916年2月16日写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James E.Russell的信中称，在该校学习仅三天。
[6] 有关该学说参阅《阳明全书》第一卷，4页。英译文参阅Frederick Goodrich Henke 1916年的译著：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55页。该译者时任金陵大学哲学与心理学教授，同时也是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的会员。陶行知对王阳明哲学的兴趣源于他的讲座和研究之启发；另参阅Kuhn：T′ao Hsing-chih，1891—1946，An Educational Reformer （1959），167页。
[7] 详见übelh?r：Die Aufl?sung des konfuzianischen Bildungsbegriffs bei Wang Yangming （1980），9页。
[8] 《陶行知全集》第1卷，136、214、215页；第6卷，19页。王阳明对幼儿教育的论述参阅《阳明全书》第一卷第二部分，36页。陶行知对王阳明这一思想的吸收参阅齋藤秋男：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の形成，88页；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1967—70），III，244页。
[9] 陶行知1916年2月16日写给James E.Russell的英文信中提到此事，提到此事，原文见《陶行知全集》第6卷，450页。
[10] 《陶行知全集》第1卷，212页。关于该论文更多内容详见本文第五章第四节。
[11] 有关胡适参阅Boorman （1967—1970），II，167—174页；Eber：Hu Shih 1891—1962：A Sketch of His Life （1965）；Grieder：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1970）.
[12] 有关蒋梦麟参阅Boorman （1967—70），I，347—350页；Keenan：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977），225—237页
[13] 参阅章开沅：《平凡的神圣—陶行知》（1992），93页；朱泽甫：《陶行知年谱》（1985），25页。
[14] 从清末至民国前十年间的教育改革参阅Bailey：Reform the People：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Popular Educa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1990）.
[15] 有关张謇参阅：Boorman （1967-70），I，35-38页；Bastid，Marianne：Aspects de la réorme de l′enseignement en Chine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D′après des écrits de Zhang Jian （1971）；Shao，Qin：Space，Time，and Politic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Nantong （1997），99-129页；
Bailey （1990），8、36、66、87、115、136、148、165、223页。
[16] 有关黄炎培参阅Boorman （1967-70），II，210—213页；Gewurtz：Social Reality and Education Reform：The Case of the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17—1927 （1978），157—180页；Risler：Berufsbildung in China–Rot und Experte （1989），199—214页；Bailey （1990），5、101、110、138、151、155、186、192、202、207、237页。
[17] 《陶行知全集》第4卷，805页。张謇对陶行知的影响以及二人分别于南通和晓庄创办的师范学校之对比参阅董宝良：《陶行知教育学说》（1993），61—63页。
[18] 有关郭秉文参阅Boorman （1967-70），II，276-277页；另参阅Keenan （1977）。
[19] 五四运动是由学生发起。为了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凡尔赛签约，将德国在胶州的租借地转让给日本，1919年5月4日北京三千多名学生举行了游行。此行动迅速得到了全国广泛的支持，并引发了更多的罢工和抵制活动。除了这个直接起因外，五四运动还表达了对西方列强持续的欺辱和对中国政府无力抗击的怨愤。在文化方面，五四运动是对儒家文化传统和固有的社会规范与机制激进的冲击。这场运动普遍被看作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和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更多有关该运动及其意义参阅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1980） 以及 Franke：Chinas kulturelle Revolution-Die Bewegung vom 4.Mai 1919 （1957）.
[20] 见Fairbank （1983），434页；转引自周洪宇：《陶行知研究在海外》（1991），404页。
[21] 《陶行知全集》第1卷，681页。
[22] 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1996），145—146页。
[23] 有关陶行知与孟禄和杜威之间的关系参阅Brown：The Amerian Progressivism in Chinese Education：The Case of Tao Xingzhi （1987），126页。
[24] 胡适与杜威的关系参阅Keenan （1977），11—12、23、50、55、58、129、144—146、251页； 另参阅Franke （1957），50页；Bartke：Die grossen Chinesen der Gegenwart （1985），99页。
[25] 杜威、孟禄和梁启超等均为名誉董事。
[26] Keenan：Dewey in China：His Visit and the Reception of his Ideals，1917—1927 （1969），287页。
[27] 晏阳初以其英文名Y.C.James闻名西方。有关他的更多介绍参阅Hayford：To the People：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1990）； 另参阅Boorman （1967-70），IV，52—54页。
[28] 《陶行知全集》第8卷，40-41页。
[29] 这两个称谓分别来自两本书名：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编《一品大百姓》和章开沅著《平凡的神圣—陶行知》。
[30] 1925年5月15日，上海的一家日本纺纱厂的门卫枪杀一名中国工人。因此，两千名学生于5月30日上街游行抗议，几千名工人也加入其中，英国巡捕开枪打死十名游行者，随即在上海爆发了16万工人罢工。这一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动乱，其间6月23日在广州又有52名游行者被英、法巡警射杀。罢工浪潮也波及到英国殖民地香港。这是民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罢工潮，并伴随着抵制洋货。参阅Bartke （1985），320页。
[31] 参阅Keenan （1969），300页。
[32] 《陶行知全集》第1卷，98-99页。
[33] 章开沅 （1992），195页；朱泽甫 （1985），110页。
[34] 参阅Neckermann：Tao Xingzhi，Chinas wiederentdeckter Volksp?dagoge，（1981b），24页。
[35] 《陶行知全集》第4卷，268页。
[36] 《陶行知全集》第3卷，246页。
[37] 参阅Clopton：John Dewey’s Lectures in China，1919—1920，（1973），188页。
[38] 《陶行知全集》第2卷，7页。
[39] 《陶行知全集》第3卷，245页。
[40] 参阅Dewey：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1920），86页。
[41] 《陶行知全集》第2卷，3-6页；Kuhn （1959），189页；另参阅本文第六章第三节之四。
[42] 《陶行知全集》第1卷，98页。
[43] 陶行知与中共的关系详见本文第五章第二、三节。
[44] 朱泽甫 （1985），145页；《民国丛书》第四编83卷 （1），43页；参阅Brown （1987），136页。
[45] 孙科与陶行知的通信参阅《陶行知全集》第8卷，291页；参阅朱泽甫 （1985），176页。
[46] 朱泽甫（1985），187页。朱泽甫教授时为晓庄师范学校的学生，他在《陶行知年谱》中的这个说法，笔者没能找到可靠的电文依据。
[47] 朱泽甫（1985），244页；另参阅《陶行知全集》第7卷，119页。
[48] 史量才自1912年起任英国人创办的报纸《申报》的出版商。1919年杜威访华期间《申报》是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就是在此期间，史量才与陶行知相识并结为好友。有关史量才的介绍参阅Boorman （1967—70），III，126—128页。
[49] 参阅朱泽甫 （1985），191页。陶编写的教材和大众科普读物收录在《陶行知全集》第5卷。
[50] 从1931年9月2日至1932年1月31日《申报》开辟专栏“自由谈”，陶行知共为其撰写杂文104篇。这些杂文后被整理成文集《斋夫自由谈》，1934年在上海出版；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37-224页。
[51] 《陶行知全集》第3卷，95页。
[52] 《陶行知全集》第3卷，613—614页。
[53] 《陶行知全集》第6卷，184页。
[54] 参阅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年谱稿》（1982），57页。
[55] 《民国丛书》第四编83卷 （1），100页。
[56] 《陶行知全集》第3卷，408页。
[57] 参阅朱泽甫 （1985），306、311、313页。
[58] 《出访28国日志》，见《陶行知文集》（1981），610页。陶行知出访了多少国家尚存争论，在有26国说、27国说和28国说。此处26国的依据来自该出片——作者注。
[59] 大会发言的英译文见Rawson：The Freedom We Seek （1936）；翻印本见《陶行知全集》第6卷，162—166页。
[60] 《陶行知全集》第6卷，205页。
[61] 载于 Tao Heng-Chi：Yu Tsai School for Talented Refugee Children （1945），28—31页。在这本小册子中还包含其他西方参观者的文章。译文转引周洪宇 （1991），238—240页。
[62] 武训原本是清末的一名乞丐，因其善举而闻名。他向富人乞讨钱物，用来建立多所学校，招收穷苦人家的孩子免费读书。陶行知和许多同仁都将武训视为兴办教育的榜样。
[63] 德国学者关于民盟的著述有：Scharping：Der Demokratische Bund und seine Vorl?ufer 1939-1949.Chinesische Intelligenz zwischen Kuomintang und Kommunistischer Partei （1972）；Umbach：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Chinas im Schatte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1995）；Lippert：Erlebte Zeitgeschichte—Die Rolle der Demokratischen Liga im chinesischen Schicksalsjahr 1946 im Lichte der Erinnerungen Luo Longjis （1993），147—208页。
[64] 包括作家茅盾、郭沫若、何其芳；历史学家翦伯赞、侯外庐；社会学家邓初民；法学家张友渔等。
[65] 参阅Scharping （1972），116页。
[66] 《陶行知全集》第9卷，718—719页。
[67] 《民国丛书》第四编83卷 （2）；参阅本文第三章“美国”、“加拿大”和“德国”的相关内容。
[68] 《民国丛书》第四编83卷 （2），655页。
[69] 1946年7月26日郭沫若为陶行知写的挽词《祭陶行知先生》，见郭沫若：《蜩螗集，附：战场集》，1948年版，68页。
[70] 见《人民教育》1957 （7），16页。
[71] 其中包括：孙铭勋：《从行知诗歌看教育》（1948）；郭沫若：《行知诗歌集》（1947）；白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1949）；麦青：《陶行知》（1949）；方与严：《大众教育家与大众诗人》（1949）；方与严：《陶行知教育论文选集》（1948）。
[72] 潘开沛：《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1952），83页。
[73] 见《人民教育》1950 （4），5—6页。
[74] 张健：《略谈陶行知先生的生平和事业》，载《东北教育》1949（4），4—7页。
[75] 张健：《重新认识陶行知先生的生平和事业》，载《人民教育》1951（11），30页。
[76] 戴伯韬：《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认识的初步检讨》，载《人民教育》1951 （10），25—28、51页。
[77] 延安新教育学会编：《行知教育论文选集》（1942），3页。
[78] 董纯才：《我对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认识》，载《人民教育》1951 （10），30页。
[79] 除文中提到的张健、戴伯韬和董纯才的文章外，还有一系列的批评文章，如：方与严：《再认识陶行知先生教育学说并批判自己》，载《人民教育》1952 （7），25—29页；凯旆：《“教学做合一”的批判》，载《人民教育》1952 （1），17—20页；刘季平：《略论陶行知先生的哲学观点》，载《人民教育》1951 （11），24—29页；张凌光：《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载《人民教育》1952 （1），13—16页；张宗麟：《对陶行知先生的认识和我的初步检讨》，载《人民教育》1952 （3），6—9页。
[80] 潘开沛：《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几个问题的商榷》，载《人民教育》1951 （12），15—18页。经教育部的同意，这篇文章与另外数篇1952年以《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为书名出版。
[81] 潘开沛：《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1952），89页。
[82] 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46页；德文版（1978），第五卷，60页。
[83] 陶行知对武训的态度参阅《陶行知全集》第1卷，474页；第3卷，567页；第4卷，36、479、480页、487页、552页、554、556、596页；第5卷，858页；第7卷，138页、562页、826页、960页；第9卷，325页、462页、554页、556、629、630、634、682、685页。
[84] 董纯才：《我对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认识》，载《人民教育》（1951），29页。
[85] 张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中有关学校教育的谬论》，载《人民教育》1955 （5），23—25页。
[86] 戴伯韬：《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认识的初步检讨》，载《人民教育》（1951），27页。
[87] Ding Weixiang：Tao Xingzhi-Ein chinesischer Reformp?dagoge im 20.Jahrhundert（1993），96页。
[88] Kersten Reich：Ein überblick über Entwicklungsprobleme im Vergleich abendl?ndischer und chinesischer Voraussetzungen（1991），19页。
[89] 1946年8月11日延安举行陶行知追悼会时毛泽东亲笔题词。
[90] 1951—1953年的批判运动中，几乎所有的批评者均将陶行知称为“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91] 陈友松：《陶行知的教育遗产是新中国教育学的源泉之一》，载《文汇报》1956年10月16日。
[92] 梁忠义：《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与杜威实用主教育思想的根本区别》，载《文汇报》1957年2月7日。
[93] 邓初民：《我们必须对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价》，载《人民教育》1957 （7），16—18页。
[94] 张宗麟：《关于陶行知先生》，载《人民教育》1957 （7），19页。
[95] 参阅Neckermann/Wagner：Wer erzieht wen.Dokumente zur Revolution im Erziehungswesen der VR China （1976），49页、107页；另参阅Schickel：Erziehung in China.Die Einheit von Lernen und Produktion （1977）.
[96] 参阅方与严：《陶行知的教育事业与教育思想》，载《安徽史学通讯》1958 （3），20—42页。
[97] 戴伯韬：《论陶行知先生的生产教育》，载《安徽史学通讯》1958 （6），21—25页。
[98] 参阅Wittig：Schule und Produktion in der VR China及Bildungsreform und Kulturrevolution in der VR China，两文均收录于Wittig：P?dagogik und Schule in Ost und West （1988），70—73、74—82页；另参阅Schickel （1977）。
[99] 例如，董纯才、张健当时都担任了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和中国教育学会理事长。
[100] 须养本、王思清：《全面正确评价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载《教育研究》1980 （1），75—81页。
[101] 这场争论的文章刊登在《教育研究》1980年第1期至1986年第6期。
[102] 《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9日，第1版。
[103]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年10月19日，第1版。
[104] 这些最新发展的信息均来自笔者于1993年12月、1994年1月和1995年2月对陶行知的学生和同事方明、戴自俺先生的三次私人采访。
[105] 虽然一些文献（如齋藤秋男：《評伝陶行知 — 政治的抒情詩人の生涯》（1968），117页）提及陶行知于1930—1931年流亡期间曾与一些日本教育家有交往，但并无可靠证据支持此说法。
[106] 《生活学校》1935年1月1日创刊号，此处引译自齋藤秋男（1968），125页。
[107] 引译自齋藤秋男：《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の形成》（1987），129页。
[108] 此间日本有关陶行知的报道或出版物书目详见周洪宇 （1991），501—503页。
[109] 参阅Bianco：Das moderne Asien （1969），255页；Wittig：Nationalistische Bildungspolitik und Schulentwicklung Japans bis 1945 （1988），58—67页。
[110] 中野光：日本における生活教育の歷史と現状 — 陶行知との出會いと日本の生活教育運動の軌跡，中译文载于《教育研究》1997 （1），32页。
[111] 此间日本出版的有关陶行知的出版物书目详见周洪宇 （1991），503—507页。
[112] 齋藤秋男：日本における陶行知·その研究と绍介と，载于日本《中国研究月报》1980 （2）。
[113] 萧三：《中国的大众诗人——陶行知》，载于萧三：《人物与纪念》（1951）。
[114] 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出现的研究陶行知的出版物书目详见周洪宇 （1991），507—511页。
[115] 其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于1993年在日本以文章形式发表：中国近代教育の思想的展開と特質——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の研究。
[116] 见《教育学研究》（日本教育学会） 1989.6第56卷第2号，19—29页。
[117] 见《现代中国》（日本） 1989.7.15第63号。
[118] 见《教育史学会纪要》（日本） 1990.10.27第33号。
[119] 译自《教育学研究》（日本教育学会） 1989.6第56卷第2号，19页。
[120] 1981年底斋藤秋男访问晓庄师范学校时曾撰文提及此事，见周洪宇 （1991），37—39页。
[121] 朱泽甫 （1985），302、304、369、379、382页。
[122] 周洪宇 （1991），27页。
[123] 《行知文献：手脑并用 · 生活教育倡导人》（1966）。
[124] 周洪宇（1991），27页。
[125] 有关“新生活运动”的更多内容参阅Furth：The Limits of Change.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1976），200—205页。
[126] 载于郑世兴：《教育发展与文化建设》（1978）。
[127] 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1981），转引自周洪宇 （1991），30页。
[128] Clopton：John Dewey，Lectures in China，1919—1920 on Logic，Ethics，Education and Democracy，Taipei （1985）.
[129] Tsuin-Chen Ou：Dewey’s Sojourn in China：His Lectures and His Influence on Chinese Thought and Education John Deuy，Lectuses in China，1919—1920 on Logic，Ethics，Education and Demccracy，Taipei（1985），225—263页；有关陶行知见249—250页。
[130] 吴鼎：《几十年来我国国民教育实验之演变》，载于蔡保田：《国民教育研究》（1985）。
[131] 简溎琴：《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际》，载于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987 （5），151页。
[132] 参阅《民国丛书》第四编43卷 （1），401页。
[133] 包括下列文章：
陈倚石：陶行知教育思想在缅甸华侨中的传播》，载《陶研通讯》（福建），1985 （2），24—30页；胡愈之：《陶行知活在马来亚》，载《纪念陶行知》（1984），29—31页；麦坚弥：《“生活教育”在香港》，载《行知研究》（安徽），1985 （2），43—45页；张瑞征：《陶行知教育思想在印尼的传播》，载《陶研通讯》（福建），1986 （1），25—26页。
[134] 《民国丛书》第四编83卷 （2），654页.
[135] 此判断是根据基南在其博士论文（见Keenan，1969）中列出的下列作品，但笔者经努力仍有少数资料无法查阅到，因此对这一判断持有保留。
Dewey，J./Dewey，A.：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ed.By Evelyn Dewey，New York，1920.
Dewey，J.：The Student Revolt in China，in：New Republic，vol.XX，248（1919），pp.16—18.
-：American and Chinese Education，in：New Republic，vol.XXX，No.378（1922），p.160.
-：China ，Japan the U.S.A.：Present-Day Conditions in the Far East and Their Beating on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New York 1921.
-：China，in：John Dewey’s Impressions ，ed.By William Brickman，New York，1964，pp.161—178.
Monroe，P.：A Report on Education in China （For American Educational Authorities），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ulletin，Third Series，No.4，New York，1922，pp.5—42.
-：China：A Nation in Evolution ，New York 1928.
[136] 详见Kuhn （1959），185页。
[137] 《陶行知全集》第2卷，468-470页。
[138] 朱泽甫 （1985），535页。
[139]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48），284页。
[140] 《民国丛书》第四编83卷（2），653-654页。
[141] 《民国丛书》第四编83卷（2），654页。卡特夫人（Alice Carter）是美国援华会主任Edward C.Carter的夫人。
[142] 《民国丛书》第四编83卷（2），686页。身份信息不详。
[143] 《民国丛书》第四编83卷（2），6—9页。Mildred Price时任美国援华会的执行秘书，中国战灾孤儿和儿童福利美国委员会执行主任。
[144] 《民国丛书》第四编83卷（2），9—11页。Jullian R.Friedman时任美国驻华使馆参赞。
[145] 《民国丛书》第四编83卷（2），5—6页。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生于中国杭州，1905年起在华从事传教活动，并任南京金陵大学神学院教授；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1946—1949年任美国驻华大使。
[146] Chu Don-Chean：Patterns of Education for the Developing Nations，Tao’s Work in China 1917—1946，Diss.，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53）.
[147] Chu Don-Chean：Patterns of Education for the Developing Nations，Tao’s Work in China 1917—1946，Diss.，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53）.ix页，转引自周洪宇 （1991），19页。
[148] Kuhn （1959），188页；转引自周洪宇 （1991），70页。
[149] Boorman （1967—70），III，245页；转引自周洪宇 （1991），77页。
[150] Keenan：John Dewey in China：His Visit and the Reception of his Ideals，1917—1927，Diss.，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and University Center （1969）.涉及陶行知见46、58、64、84、93、133、264、272、283、287、300、304、405、408页。
[151] Keenan：Education Reform and Politic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974）.
[152] Keenan：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 （1977）.
[153] Seybolt：Editor′s Introduction：T′ao Hsing-chih，in：Chinese Education ，vol.VII （Winter 1974/1975），3—9页。
[155] 有关梁漱溟参阅Boorman（1967-70），II，357-359页；Gransow，Bettina：Ein Wegbereiter ‘Konfuzianischer Modernisierung’—Liang Shuming und die l?ndliche Aufbaubewegung der dreiger Jahre （1994）.
[156] Alitto（1986），160—165、171、227、233、234-235、252页。
[157] Hayford （1990）.有关陶行知见47、63、69、124、126、135、161、195、202、206、231页。
[158] 陶行知此观点的详细表述见其1927年的文章《伪知识阶级》，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140-153页。另参阅Kuhn （1959），188-189页；Hayford （1990），24页。
[159] Hayford （1990），22页。
[160] Hayford （1990），x、64、162页。
[161] Gernet：Die chinesische Welt （1988），545页。
[162] 有关此制度及其对梁漱溟的影响参阅übelh?r：The Community Compact （Hsiang-yüeh） of the Sung and Ist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1989）；Alitto （1986），206—212页；Hayford （1990），6、9、120页；Gransow （1994），8页。
[163] Brown：The Amerian Progressivism in Chinese Education：The Case of Tao Xingzhi （1987）.
[164] Brown：The Amerian Progressivism in Chinese Education：The Case of Tao Xingzhi （1987）.125、19、126、23、25页。
[165] Brown：The Amerian Progressivism in Chinese Education：The Case of Tao Xingzhi （1987）.138页；转引自周洪宇 （1991），425页。
[166] Brown：The Amerian Progressivism in Chinese Education：The Case of Tao Xingzhi （1987）.135页。
[167] Brown：The Amerian Progressivism in Chinese Education：The Case of Tao Xingzhi （1987）.136页。
[168] Brown：The Amerian Progressivism in Chinese Education：The Case of Tao Xingzhi （1987）.134页。
[169] Brown：The Amerian Progressivism in Chinese Education：The Case of Tao Xingzhi （1987）.132页；转引自周洪宇 （1991），417页。
[170] Brown：The Amerian Progressivism in Chinese Education：The Case of Tao Xingzhi （1987）.137页；转引自周洪宇 （1991），423页。
[171] 《陶行知全集》第9卷，805页。
[172] 例如，蔡元培深信这一点，并十分注重美育；参阅Duiker：Ts′ai Yüan-p′ei：Educator of Modern China （1977），47页。
[173] 《陶行知全集》第4卷，456页。
[174] 见《行知研究》1992 （2），6—11页。
[175] 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1986），200页。
[176] Chan Ming K./Dirlik，Arif：Schools into Fields and Factories - Anarchists，the Guomindang，and the National Labor University in Shanghai，1927-1932，（1991），101页。
[177] 文幼章1898年出生于中国四川，1925年起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1945年后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50-60年代任世界和平大会副主席、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
[179] Mary A.Endicott：Five Stars over China （1953）；引自德文版：Fünf Sterne über China （1956），236页。
[180] 有关邹韬奋参阅Boorman （1967—1970），III，319—321页；Gewurtz，Margo S.：Between America and Russia：Chinese Student Radicalism and the Travel Books of Tsou T'ao-fen，1933—1937，（1976）.
[181] Gewurtz：Social Reality and Education Reform：The Case of the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17—1927 （1978）.
[182] 周洪宇 （1991），25页。
[183] 此信息由内克曼先生向笔者提供，严南德曾写信向他咨询赴德攻读博士事宜。
[184] 该论文于1927年11月25日在耶拿大学哲学系提交，该校档案馆现仅存有部分原稿。
[185] Shü Pen-Chen：Die chinesische Erziehungslage im Hinblick auf die europ?ischen Reformen （1928）.
[186] Shü Pen-Chen：Die chinesische Erziehungslage im Hinblick auf die europ?ischen Reformen （1928），105页。
[187] 此鉴定现存耶拿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档案”，由该校Paul Mitzenheim教授为笔者提供。
[188] 中译文《念陶先生》见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1946年编印《陶行知先生纪念集》。
[189] Jensen：China steigt （1950），200页。
[190] Neugebauer：Anf?nge p?dagogischer Entwicklungshilfe unter dem V?lkerbund im China 1931 bis 1935.
[191] Neugebauer：Anf?nge p?dagogischer Entwicklungshilfe unter dem V?lkerbund im China 1931 bis 1935，1—83、46、78、307、313、320、321、323、331页。
[192] Scharping：Der Demokratische Bund und seine Vorl?ufer 1939-1949.Chinesische Intelligenz zwischen Kuomintang und Kommunistischer Partei （1972）.
[193] Scharping：Der Demokratische Bund und seine Vorl?ufer 1939-1949.Chinesische Intelligenz zwischen Kuomintang und Kommunistischer Partei （1972）.，145页。
[194] Tao Xingzhi LEBEN IST ERZIEHUNG—Das Leben eines chinesischen Reformp?dagogen in Dokumenten，Arbeitskreis Erziehung in China an der FU Berlin，Wintersemester 1975/76.
[195] Neckerman：Tao Xingzhi-Chinas wiederentdeckter Volksp?dagoge （1981）.
[196] Risler：Berufsbildung in China-Rot und Experte （1989）.
[197] 见Kuhn （1959），184页。英文原文为：His program was wholly voluntarist； it sought to transform society through example and persuasion.On Hsiao-chuang's limited scale such voluntarist methods could succeed.张萍/周洪宇将其译为“他的计划全部是自愿的，试图通过示范和说服来改造社会。在晓庄的范围内，这种自愿的方式是成功的” （见周洪宇 （1991），66页），显然个别词语翻译与原意不符。
[198] 该项目中也有一些其他视角的课题研究，如“赫尔巴特教育学在中国”等。
[199] Ding Weixiang （1993），III页。
[200] übelh?r：Die Aufl?sung des konfuzianischen Bildungsbegriffs bei Wang Yangming （1980）。
[202] 参阅Bastid：L′Evolution de la société chinoise à la fin de la dynastie des Qing （1979）.
[203] Hayhoe/Bastid：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 （1987）.
[204] Servitude or Liber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Educational Practices and Systems to China from 1840 to the Present （1987），3—20页。
[205] Servitude or Liber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Educational Practices and Systems to China from 1840 to the Present （1987），14页。
[206] 参阅《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会讯》1987 （5），12页；《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会讯》1992 （58/59），14—15页、1994 （80），17—18页；《行知研究》1991（3），6-7页。
[207] 见《行知研究》1992 （2），4—5页。
[208] 莱希维恩1927年4月2日旅行书信，见Schulz：Adolf Reichwein.Ein Lebensbild aus Beriefen und Dokumenten （1974），95页。
[209] Reichwein A.：Die Rohstoffwirtschaft der Erde （1928），69、78—8、258页 及 Bev?lkerungsdruck in Ostasien （1933），1—37页。
[210] 莱希维恩在1938年7月3日、19日和26日的书信中记述了7月19日至8月11日的英国之行，见Schulz （1974），141—143页；另参阅Henderson：Adolf Reichwein.Eine politisch-p?dagogische Biographie （1958），136页。
[211] 莱希维恩1930/1931所写的文章 “贝克尔—人道的掌玺大臣（C.H.Becker，Siegelbewahrer des Humanen）便是例证；见Reichwein，A.：Ausgew?hlte P?dagogische Schriften （1978），75-79页。
[212] Amlung：Adolf Reichwein 1898—1944.Ein Lebensbild des politischen P?dagogen，Volkskundlers und Widerstandsk?mpfers （1991a），253页。
[213] Becker：Von Peking bis Damaskus （1933），332页。
[214] 有关此次教育考察团的活动详见Neugebauer （1971）。
[215] Becker：La réorganisation de l'enseignement public en Chine.Par la mission d'experts èducateurs de la Sociètè des Nations （1932）.报告中提出的批评要点详见Risler （1989），223-227页。
[216] Becker：Reisebriefe aus Asien （1931），50页。感谢Risler和Neckermann先生征得Becker之子Hellmut Becker教授同意后，为我提供了这些未公开出版资料的影印件。
[217] Becker （1932），21页；转引自Risler （1989），229页。
[218] Becker （1933），335页。
[219] Knoll：Paradoxien der Projektp?dagogik.Zur Geschichte und Rezeption der Projektmethode in den USA und in Deutschland （1984），663、668页。
[220] Huber/Krebs：Adolf Reichwein：1898-1944； Erinnerungen，Forschungen，Impulse （1981），170页。
[221] Reichwein，A.：Schaffendes Schulvolk - Film in der Schule （1993），327页。
[223] 《陶行知全集》第1卷，128—130页。
[224] 参阅Brown （1987），188、190页；董宝良 （1993），6页；《民国丛书》第四编83卷，5、14、595页；斋藤秋男 （1968），38、43页；章开沅 （1992），72、81、322页。
[225] 见Brown （1987），126、309页。
[226] 裴斯泰洛齐虽是瑞士名人及法国荣誉公民，但在中国一般将其视为重要的德语区教育家。
[227] 《陶行知全集》第1卷，272页。白斯达罗齐即裴斯泰洛齐；福禄伯即福禄贝尔；条魏即杜威；曹郎达即桑代克。
[228] 《陶行知全集》第1卷，279—280页。
[229] 《陶行知全集》第1卷，316页。
[230] 有关赫尔巴特教育学在日本和中国参阅Wihelm：Zur Rezeption der deutschen P?dagogik in Japan （1981），639—770页；Wittig：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7） und die deutsche p?dagogische Wirkung in Japan von Wolfgang Braun bis Emil Hausknecht，载于Wittig （1988），46—49页；周谷平 （1996），55—101页。
[231] 《陶行知全集》第1卷，310、314页。关于“五步思维法”参阅Dewey：How we think （1993），107—115页。
[232] 包尔生在“德国的大学与大学学业”（Die deutschen Universit?ten und das Universit?tsstudium）一文中是这样表述：“依德国之观念，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科学研究者，而且以后者为主，以致必须要说：德国的科学研究者同时也是学子的教师。”……“对此，在德国设有这样的前提：所有大学教师都是科学研究者，或是身为学者；反言之，所有身为学者之人才是大学教授。”该文见Paulsen （1902），4、5页。
[233] 《陶行知全集》第1卷，23页。包尔孙即包尔生。
[234] 《陶行知全集》第1卷，245页。由于陶行知没有注明引文出处，无法查证原文。从引文内容来看，陶行知似乎熟悉包尔生1903年著“德国教育—人类的教育”（Deutsche Bildung-Menschheitsbildung）一文，该文见Paulsen：Gesammelte p?dagogische Abhandlungen （1912），349—358页。保尔生即包尔生。
[235] 《陶行知全集》第1卷，3页。
[236] 埃森是德国西北部工业重镇，有“煤都”之称，因而也代表着产业工人；魏玛位于德国中部，被誉为德国的雅典，因而也是传统文化的象征。
[237] Spieler：Lexikon der P?dagogik der Gegenwart （1930），第1卷，1102页。
[238] 《陶行知全集》第1卷，307页。
[239] 施耐德是德国比较教育学的创始人，一生中多旅居国外，研究外国教育和各类学校及对其发生影响的关联和交织因素。1934年纳粹政权以强制退休迫使他离开波恩教育研究院，1940年又撤销了他在科隆大学的授课资格。他著有大量的作品，目前已被译为七种语言，使德国的教育学在外国受到重视。1934年他曾在中国广州中山大学用中英文出版了《德国的教育研究》（Educational Research in Germany）。参阅Rombach：Lexikon der P?dagogik （1970），477页。
[241] 见阿部洋：コロンビア大学留学学時代の陶行知 — 資料調查をめぐって（1988），158—177页；牧野篤：陶行知アメリカ留学時代の学習と生活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 （1990），146—161页。
[242] 见陈宝泉、陶行知、胡适：《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1922），26、35—36页、76、136页。
[243] 有关蔡元培可参阅下列英文和德文文献：
Boorman （1967—70），III，“Ts’ai Yuan-p’ei”，295—299页。
Cai Jianguo：Cai Yuanpei und das moderne China，Diss.（1990）.
Duiker：Ts'ai Yüan-p'ei：Educator of Modern China （1977）.
Felber：Neunzigj?hrige Beida （1988），774—777页。
–：Cai Yuanpei （1868—1940） —Student am Lamprecht-Institut in Leipzig （1991）.
Hsü Chi-wei：Die P?dagogik von Ts'ai Yüan-p'ei.Die Begegnung zwischen der europ?ischen und chinesischen Kultur im Bereich der Bildung und Erziehung，Diss.（1969）.
Huang Yi：Der deutsche Einflu auf 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en Bildungs wesens von 1871 bis 1918，Diss.（1995），209—217页。
Tai Chin-hsieo：The Life and Work of Ts'ai Yuan-p'ei，Diss.（1952）.
[244] 该书中译本见《蔡元培全集》第1卷，411-578页。此外，蔡元培1915年编写的《哲学大纲》也参照了包尔生1892的《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245] 有关杨昌济见Boorman （1967-70），IV，1-3页。毛泽东的眉批和边注见《毛泽东早期文稿 1912-1920》（1990），116-285页。有关鲁迅与包尔生的著作的关联见《鲁迅全集》（1956），第1卷，156页。因为此议题不属本文研究范畴，故仅略述。
[246] 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253页；第4卷，24、25、100、117、120、363页。
[247] 1927年10月2日蔡元培在晓庄师范学校演讲稿见《蔡元培全集》第5卷，154-156页。蔡与陶的关系参阅董宝良 （1993），60-61页。
[248] 涉及的德国人物参阅《陶行知全集》：马丁· 路德见第1卷，367页，第6卷，884页；康德见第2卷，43页，第6卷，886页；尼采见第8卷，122页；歌德见第2卷，54、663页，第4卷，5页，第7卷，411页；马克思见第1卷，303、341页，第2卷，415页，第3卷，157页，第7卷，672页；拉萨尔见第1卷，303页；杜里舒见第6卷，80页，321页；爱因斯坦见第5卷，714页，第6卷，471页，472页，628页，629页，第8卷，453页；葛利克见第5卷，720页；威廉二世见第2卷，639页；希特勒见第4卷，320、324、342页，第7卷，834、875、900页，第10卷，123、124页；格林见第4卷，320页；克虏伯见第2卷，153页；富特文格勒见第3卷，473页。
[249] Franke：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in der Vergangenheit und die daraus zu ziehenden Lehren （1973），11页。
[251] 有关这位德国音乐教育家，也是梁漱溟唯一的外国朋友参阅Alitto （1986），144、342页。另参阅杜为：《中庸本義》（1985）；Gransow：Ein west-?stliches Bildungsexperiment：Auf den Spuren von Alfred Westharp in China （1989），193—209页； Goldfu：Les tribulations d'un sinophile dans la Chine républicaine Le musicien et pédagogue Alfred Westharp （1993），93—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