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陶行知与莱希维恩之比较05
[252]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原名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是美国人Thomas F.Millard于1917年在上海创办的政治和经济周刊，1919年起由J.B.Powell主持发行。
[253] 《陶行知全集》第3卷，575页；另一处见该卷634页。
[254] 该文的中译文载于梁启超主办的杂志《庸言》1914年第3期和第4期。此杂志是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探讨学问的平台。关于这篇译文戏剧性的产生过程参阅Gransow （1989），196页；Goldfu （1993），98页。
[255] 《庸言》第二巻，1914（4），第7页。
[256] 《庸言》第二巻，1914（3），第1页。
[257] 《陶行知全集》第10卷，6、8、927、1108、1308、1315、1325、1326、1367、1433页。
[258] 出访二十八国日志见《陶行知文集》（1981），585-613页。另参阅周毅：《陶行知环行世界录》（1989）。
[259] 《陶行知全集》第10卷，782页。
[260] 《陶行知全集》第10卷，651页，图20—130、图20—131。
[261] 《陶行知全集》第10卷，671页，图21-002。
[262] 陶行知带回一张德国国家美术馆的明信片，现珍藏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纪念馆。
[263] 该提纲内容根据陶行知手迹影印件整理，见《陶行知全集》第10卷，672—673页。
[264] 著名的奥地利女作家Vici Baum （1888—1960） 曾在其社会纪实小说《1939年上海旅馆》提供了中国和日本学生之间在康德大街发生冲突的见证：“柏林有一家中国餐馆和一家日本餐馆，都在康德大街，彼此相邻。光顾餐馆的两国学生之间一直都有一种敌对情绪。满洲爆发交火事件的消息传开时，双方竟大打出手。” 摘自：Hotel Shanghai （1939），Amsterdam 1949，249页。
[265] 《陶行知全集》第10卷，674页 图21—012及图21—013。
[266] 《陶行知全集》第10卷，637页。
[267] 《陶行知全集》第4卷，261—263页。
[268] 《陶行知全集》第10卷，680页。
[269] 《陶行知全集》第4卷，324页。陶行知1939年3月在重庆的另一次讲话也有一段内容与此相同，见《陶行知全集》，342—343页。
[270] Hitler：Mein Kampf （1939），379页。
[271] Machetzki：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982），20页。
[272] 从陶行知列举“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德文版）”“在德国图书馆阅读德文报纸”“与柏林的一个农人谈话”及其用德文作手记等线索可以推断，他能阅读德文，甚至会话。在他的记事本中还可找到其他例证，例如，他后来在育才学校教授德语课（《陶行知全集》第10卷，1183页）；自己购买德文书籍，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尼采的《超人》、中国古代典籍《诗经》的德译本等（分别见《陶行知全集》第10卷，1186、1189页）。但他何时何地学过德文，尚待考证。
[273] Rombach （1970），153、188页。
[274] Wittig （1972），204页。
[275] 莱西维恩在1927年4月2日的信件中写到：“此外，较大的一张照片是在南京附近的长江峡谷中由一位国民党人拍摄。” 见Schulz （1974），95页。莱西维恩档案中找不到这张随信邮寄回国的照片。
[276] Henderson （1958），94—96页。
[277] 列举下列出版物：
刘邦义：《欧洲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史》1985；罗志纲：《欧亚各国抵抗运动》1991；萧汉森：《卐字旗下的怒火》1988；延艺云：《欧洲抵抗运动》1993。
[278] 有关这篇论文的产生与评价参阅Wilhelm，W.（1981），268-271页。
[279] 《东方时报》（The Far Eastern Times）由时任北洋军政府顾问的英国人Bertram Lenox Simpson于1922年创办。20年代中期，这份中英文大报实际上已由中国控制。参阅《民国丛书》第二编49卷 （1），91页及第三编 41卷 （2），39页。
[280] 此处全文抄录《东方时报》1925年6月6日第一版的中文书评。本论文德文版中抄录的是该报第6版登载的英文书评全文。
[281] 见Wilhelm，W.（1981），283、49页。
[282] 有关吴宓及《学衡》杂志参阅Boorman （1967—70），Ⅲ，422—444页；Chow Tse-tsung （1980），282页；Furth （1976），73—75页、78—79页；Keenan （1977），117页。
[283] 吴宓：《中国欧洲文化交通史略》，载于《学衡》1926 （54），1-12页；1926 （55），1—39页。
[284] 吴宓：《孔子老子学说对于德国青年之影响》，载于《学衡》1926 （54），1—2页。
[285] Wilhelm，W.（1981），264页。莱西维恩对道家思想的态度可参阅该文243、253、260、265、272页；另参阅Lange：China-Fluchtort vor dem europ?ischen Individualismus （1992），53页。
[286] Schulz （1974），276页。
[287] Gardiner：Adolf Reichwein.Ein Vork?mpfer eines neuen Europa （1949），20页。
[288] 吴宓：《中国欧洲文化交通史略》，载于《学衡》1926 （55），19页。另见原著Reichwein，A.（1923），108页。费尼朗即费讷隆。
[289] 吴宓：《中国欧洲文化交通史略》，载于《学衡》1926 （55），37页。另见原著Reichwein，A.（1923），159页。
[290] 吴宓：《中国欧洲文化交通史略》，载于《学衡》1926 （55），29页。另见原著Reichwein，A.（1923），139页。葛德即歌德。
[291] 何炳松：《中国文化西传考》，载于《中国新论》第一卷，1935 （3），59-80页。另参阅Furth （1976），48、325—328、364；徐友春 （1991），390页。
[292] 朱谦之：《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1940），见《民国丛书》第一编5卷 （1）。
[293] 朱谦之：《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1940），256页；另见原著Reichwein，A.（1923），104—106页。
[294] 朱谦之：《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1940），193、406页。
[295] 朱杰勤：《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1962）。
[296] 朱杰勤：《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1962），1页。
[297] 朱杰勤：《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1962），1页。
[298] 徐友春 （1991），194页。在此对朱杰勤之子朱韬泉（中山大学）为我提供有关其父和著作的信息资料表示感谢。
[299] 朱杰勤的《罗柯柯作风》译自G.F.Hudson：Europe and China-A historical Survey of cultural influences ，（ 1931），载于《现代史学》第3卷，1937（2），1-9页。
[300] 列举下列书籍：
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散论》1994，292页；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1985，453、457页；张良春：《国外中国学研究》（第一辑） 1991，176页、188页；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609页、628页。
[301]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 （1987），1069页；另见原著Reichwein，A.（1923），133页。
[302] 史卓毅：《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1986），译自Johann，E./Junker，J.：Illustrierte deutsche Kulturgeschichte der letzten hundert Jahre，München 1970.有关莱西维恩见136页。
[303] Günther：Geshichte der Erziehung （1973），619页。
[304] Amlung （1991a），17页。
[305] Amlung （1991a），529页。纳粹冲锋队的军服是褐色。
[306] Lingelbach：Adolf Reichweins Schulp?dagogik und die Schwierigkeiten ihrer Rezeption in der Gegenwart （1995），189页。
[307] Reichwein，R.：Adolf Reichwein.Reformp?dagoge und Widerstandsk?mpfer （1984），7页。
[308] Amlung （1991a），16页。
[309] Fairbank （1986），200页。
[310] Schulz （1974），253页。
[311] Schulz （1974），254页。
[312] Schulz （1974），254页。
[313] 有关康有为参阅Boorman （1967—1970），Ⅱ，228—233页。另参阅Franke：Die Staatspolitischen Reformversuche K'ang Yu-weis und seine Schule （1935）.
[314] Schulz （1974），254页。
[315] Schulz （1974），255页。
[316] 《陶行知全集》第4卷，593页。
[317] Schulz （1974），133页。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Matthias Claudius，1740—1815），德国诗人、评论家。1771—1975年编辑出版杂志《万茨贝克信使》（Wandsbecker Bothe）。
[318] Reichwein，A.（1993），334页
[319] Geier：Der Erzieher Adolf Reichwein （1948）； 转引自Henderson （1958），140页。
[320] 章开沅 （1992），348-352页。
[321] 章开沅 （1992），445、448、460、508页。
[322] 《民国丛书》第四编83卷 （2），74、142页。
[323] Schulz （1974），117页。另参阅Huber/Krebs （1981），82、284页；Wittig （1988），140页；Reichwein，R.（1984），14页。
[324] Schulz （1974），73页；另参阅Wittig （1988），140页。
[325] Reichwein，A.（1978），89页。
[326] Reichwein，A.（1978），140页。
[327] Reichwein，A.（1978），92页。
[328] 他在“民族运动”一文中有一节“孙逸仙” （见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1925，62卷，359页）；在“人类地理学”中有一节“中国” （见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1929，68卷，444—446页）。他在此期间还有发表过“中国在工作” （见Reclams Universum，1928/29，4册，141—142页）；“东亚的人口压力” （见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1932，68卷，1册，1—37页）。
[329] Henderson （1958），76页。
[330] Spence：Das Jahrhundert China （1996），66页。《The Coming Age of Love》因笔者无法查到该书相关信息，故保留原文书名。
[331] Gernet （1988），522、535、546页。
[332] 《陶行知全集》第2卷，415页。
[333] 《陶行知全集》第2卷，416页。
[334] Fül?p-Miller：Lenin und Gandhi （1927），120页。此引文为笔者由德文原文所译，未采用1931年上海出版的伍光建的译本。
[335] 《陶行知全集》第2卷，107—108页。这篇对于研究陶行知的政治思想发展历程十分重要的杂文未收录入1985年湖南出版的《陶行知全集》。
[336] 参阅朱泽甫 （1985），230页；章开沅 （1992），318页。
[337] 转引自章开沅 （1992），319页。
[338] Brown （1987），123、135页。
[339] Bauer：Richard Wilhelm.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 （1973），19页。
[340] 《陶行知全集》第7卷，672页。
[341] Schulz （1974），46页。
[342] Reichwein，A.（1925），11页。
[343] Winterhager：Der Kreisauer Kreis.Port?t einer Widerstandsgruppe （1985），转引自Amlung：“...in der Entscheidung gibt es keine Umwege”，Adolf Reichwein （1898—1944），Reformp?dagoge，Sozialist，Widerstandsk?mpfer （1994），74页。
[344] Amlung （1994），48页。
[345] 萧楚女：《陶朱公的平民教育》，原载《中国青年》1924 （18），4—6页。
[346] 参阅Alitto（1986）； Hayford （1990）； 另参阅本文第三章第二节第一部分。
[347]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德文译文引自德文版《北京周报》1978年43期，9页。
[348] 有关冯玉祥参阅Boorman （1967-70），Ⅱ，37-43页； Bartke （1985），81-84页。
[349] Alitto （1986），235页。
[350] Brown（1987），137页；周洪宇 （1991），423页。
[351] 根据满力涛著“教育与生活”、“科学化的生活教育”、“教与学”综述；原文见《民国丛书》第四编44卷 （2），9—25、39—49、70—79页。
[352]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年谱稿》（1982），65页。
[353] 《民国丛书》第四编83卷 （1），56页。
[354] Schulz （1974），47页。
[355] 章开沅 （1992），473页。
[356] Huber，Krebs （1981），298页。
[357] 此文是陶行知以原名陶文濬用文言而作，最初发表在《金陵光》杂志1914年10月第5期和11月第6期上，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212—213页。
[358] 《陶行知全集》第1卷，223页。
[359] 《阳明全书》第一卷，21页；Henke （1916），112页。王阳明关于“圣人”的论述参阅übelh?r （1980），2、4、12、13页。
[360] 德文译文引自Wilhelm，R.：Mong Dsi ，（1982），115页。
[361] 《陶行知全集》第1卷，221页。
[362] 《陶行知全集》第1卷，219—220页。
[363] 英文原文为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引自Ludwig：Abraham Lincoln - The Full Life Story of Our Martyred President （1949版），443页；另参阅《陶行知全集》第1卷，217页。陶行知的译文详见同上，第6卷，975—976页。
[364] 关于三民主义参阅Kindermann：Konfuzianismus，Sunyatsenismus und chinesischer Kommunismus （1963）； Opitz：Vom Konfuzianismus zum Kommunismus （1969），107-148页。
[365] 《陶行知全集》第1卷，120页。
[366] 《陶行知全集》第1卷，121页。
[367] Chan Ming K./Dirlik，Arif：Schools into Fields and Factories—Anarchists，the Guomindang，and the National Labor University in Shanghai，1927—1932，（1991），101页。
[368] 《陶行知全集》第1卷，121页。
[369] 《陶行知全集》第1卷，121—122页。
[370] 《陶行知全集》第1卷，122页。
[371] 关于胡适与陶行知之间的纠葛还可参阅《民国丛书》第四编83卷 （1），29—31页；Brown （1987），131页；Keenan （1977），123页；Kuhn （1959），165页；齋藤秋男 （1968），33—60页及（1987a），73页。
[372] 《陶行知全集》第1卷，122页。
[373] Kuhn （1959），182页；转引自周洪宇 （1991），64页。
[374] 包括下列文章（均见《陶行知全集》第4卷）：“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573—581页；“还教育于民”，582—584页；“民主”，599—589页；“民主教育”，590—592页；“民主教育之普及”，593—595页；“大众的艺术”，602—604页；“在生活教育社新年叙餐会上的讲话”，609—611页；“领导者再教育”，615—618页；“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631—637页；“民主教育”，647—651页。
[375] 青柳純一：国共内戦期における社會大学運動——重慶·政協會議時期の陶行知·李公朴との関聯ご，（1989），1—25页。
[376] 《陶行知全集》第4卷，591页。
[377] 《陶行知全集》第4卷，588—589页。
[378] 《礼记 · 礼运篇》，德文译文引自Richard Wilhelm：Li Gi（1981），56页。
[379] Opitz （1969），68、110页。
[380] Huber/Krebs （1981），13页。有关对莱希维恩教育学的研究讨论可参阅Amlung：Adolf Reichwein 1898—1944.Eine Personalbibliographie （1991b）； Fricke：Die P?dagogik Adolf Reichweins （1974）.
[381] 参阅莱希维恩1933年的自述，载于Schulz （1974），253—261页以及Amlung撰写的两卷本莱西维恩传记Adolf Reichwein 1898—1944.Ein Lebensbild des politischen P?dagogen，Volkskundlers und Widerstandsk?mpfers，（1991a）.
[382] Schulz （1974），255页。
[383] Amlung （1994），52页。
[384] 设计教学法是克伯屈根据杜威的实用主义研制的教学方法，旨在加强学生的自主性和责任意识。学生分小组按照大部分由自己设计的计划方案来实施一项完整的、较长期的工作意图，如戏剧演出、社会调查、办学生报刊等，使学习过程通过学习者个人创意与自主性，并在合作的基础上展开。
[385] 《陶行知全集》第1卷，300—302页。
[386] 《陶行知全集》第1卷，473、511、544、548页；第2卷，581页；第6卷，29/292、50/303、58/308、109/339、128/350、130/351页；另参阅Keenan （1977），85页。
[387] 《陶行知全集》第2卷，235—236页及241—242页，此处见236页。
[388] 《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7卷，43页。
[389] 参阅Lingelbach （1995），194页。
[390] Schulz （1974），255、259页。
[391] Schulz （1974），，257页。
[392] Schulz （1974）。
[393] Schulz （1974），260页。
[394] Schulz （1974），256页。
[395] 原载1945年11月1日《民主教育》创刊号；见《陶行知全集》第4卷，590—592页。内克曼先生曾将此文译成德文。
[396] 《陶行知全集》第4卷，671页。
[397] 有关其历史和意义的深入阐释参阅Kenji Shimada （島田虔次）：Die neo-konfuzianische Philosophie-Die Schulrichtungen Chu Hsis und Wang Yang-mings （1987），142页。
[398] Schulz （1974），255、256、257页。
[399] Kippert：Erzieher aus Leidenschaft （1961），198—199页。
[400] 《陶行知全集》第1卷，214页。
[401] Reichwein，A.（1993），152页。
[402] Schulz （1974），257页。
[403] Amlung （1991a），272页。
[404] Schulz （1974），124页。
[405] Schulz （1974），256页。
[406] Reichwein，A.（1978），94—99页。
[407] Reichwein，A.（1993），28页。
[408] Reichwein，A.（1993），29页。
[409] Reichwein，A.（1978），19页。
[410] 《陶行知全集》第2卷，556页。
[411] Huber/Krebs （1981），105页。
[412] Schulz （1974），260页。
[413] Reichwein，A.（1993），161页。
[414] Reichwein，A.（1993），81—88页；另参阅Huber/Krebs （1981），120页；Amlung （1993），279页。
[415] Reichwein，A.（1993），333页。
[416] 据1929年的一张照片（《陶行知全集》第2卷）所示，陶行知也在戏剧社的演出中扮演角色。
[417] Kuhn（1959），176页。
[418] Reichwein，A.（1993），335页；Schulz （1974），145页；Amlung （1993），283页。
[419] 章开沅 （1992），300—301页。
[420] Bohnenkamp：Gedenken an Adolf Reichwein （1949），16页。
[421] Henderson （1958），118页。
[422] Reichwein，A.（1978），81页。
[423] 《陶行知全集》第1卷，98页。
[424] 《民国丛书》第四编83卷 （2），302页。
[425] Schulz （1974），7页。
[426] Schulz （1974），269页。
[427] 参阅Litt：‘Führen' oder ‘Wachsenlassen'.Eine Er?rterung des p?dagogischen Grundproblems（1927）。
[428] 《陶行知全集》第3卷，259页。
[429] 见Reichwein，A.（1993），151、161、179页； 另参阅Amlung （1993），275页；Huber/Krebs （1981），115页。
[430] 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121、132—136、162、225—242、296、302—307、404、665—670页；另参阅章开沅 （1992），303-307页；董宝良 （1993），20、87、160—162页。
[431] 亦称“倍尔—兰开斯特制”或“导生制”、“班长制”，是英国人倍尔和兰卡斯特分别于印度东部的马德拉斯士兵孤儿学校和伦敦南华克区的贫民学校开创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由年长或成绩优异的学生作教师的助手（导生），教其他学生。后在美国很流行。
[432] 参阅Geheeb：Erziehung zum Menschen und zur Menschheit （1951），641—646页。
[433] Reichwein，A.（1993），151页。
[434] 《陶行知全集》第3卷，132—133页。
[435] 《陶行知全集》第3卷，133页。
[436] Jensen （1950），200页。
[437] 有关德国“教学方法”的讨论参阅Reichwein，A.（1993），338页；莱西维恩对“意图教学法”的详细解析见同上339-356页；另参阅Huber/Krebs （1981），137-175页；Lingelbach （1995），190页。
[438] Reichwein，A.（1993），205页。
[439] Reichwein，A.（1993），57页。
[440] 《陶行知全集》第4卷，27页，育才校歌见同上第5卷，804页。另有陶行知两次自译的英文版本见《陶行知全集》第6卷，801页及 Tao Heng-Chi （1945），10页。
[441] 《陶行知全集》，第1卷，125—126页。
[442] 见Bailey （1990），207、211、225、265页。Bailey并没有提到，当时还有很多介绍其他欧洲教育家和经典作家的出版物，如夸美纽斯、卢梭、洛克、斯宾塞、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赫尔巴特和蒙台梭利。参阅周谷平 （1991），77、81页；董宝良 （1993），334页。
[443] Franke （1973），11页。
[444] 德国教育学辞典中写道：“设计教学法对无数国家的教育改革运动产生过影响。对德国教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作教学方法的最后阶段，以及莱西维恩和克雷奇曼（Kretschmann）创立的意图教学法的理论和实践中。其分组教学的方法是直接受到彼得森“耶拿制”的影响，而“耶拿制” 比设计教学法除了侧重生活关联性之外，还注重社会性的调动”Rombach （1970），Bd.3，352页。
[445] 陶行知对裴斯泰洛齐的评述详见本文第四章第二节之一。
[446] 《陶行知全集》第7卷，108页。
[447] 《陶行知文集》（1981），337页。
[448] Reichwein，A.（1993），30页。
[449] Reichwein，A.（1993），31页。
[450] 参阅Reichwein，A.（1978），9-15页；另参阅Huber/Krebs （1981），133、149、285页。
[451] 这些著述分别载于：Reichwein，A.（1978），127—40页；期刊Wille und Macht （Berlin），Jg.10，11 （1942），35—37页；Reichwein，A.（1978），167—178页。
[452] 关于旧中国的手工业行会和艺徒培训的系统论述参阅Risler （1989），69—117页。
[453] 《陶行知全集》第1卷，154—158页。英文译文见Seybolt （1974—1975），88—91页。
[454] 《陶行知全集》第2卷，587—590页。
[455] Forke：Me Ti des Sozialethikers und seiner Schüler philosophische Werke （1922），419页。.
[456] 《陶行知全集》第2卷，3页。
[457] 《陶行知全集》第2卷，4页。
[458] 《陶行知全集》第2卷，4页。
[459] Reichwein，R.（1984），7页。此书出版人Roland Reichwein教授是Adolf Reichwein之子。
[460] 参阅本文第二章及第五章第一节。
[461] 此语引自Reichwein，R.（1984），8页，并略加改动。
[462] Reichwein，A.（1993），368—372页。
[463] 参阅本文第三章第二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