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陶行知与莱希维恩之比较
第四章 两个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者
一、两个同时代人之间的关联
根据笔者考证，莱希维恩与陶行知分别于1927年和1938年周游世界，其间二人的空间距离可谓近在咫尺，然而，这两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却一生未曾谋面。
莱希维恩1927年1月至3月游历亚洲期间曾从上海出发，在广阔的长江三角洲进行学术考察，并到过南京。“借助于好向导和快汽车，他饱览了内地的景象。”[208]倘若这位耶拿国民业余大学的校长知道，有一位名叫陶行知的中国同行与自己的教育志向极其相似，而且此时恰在南京郊区积极筹备他独特的乡村师范学校开学（开学典礼3月15日）的话，想必他一定会前往拜访。莱希维恩回国之后撰写了经济地理学专著《全球原料经济》以及迄今仍具参考价值的调查报告《东亚的人口压力》，其中，援引的许多农业经济方面的原始资料都来自南京各大学。由此可以推测，他当时很可能与国立东南大学农业科主任、植物学家邹秉文（1893—1985）有过接触。[209]而邹秉文与陶行知曾在南京高等师范是同事，亦是长年的好友。
1933—1939年，莱希维恩在柏林远郊的一所乡村学校任教，在那里以其具有独创性的教学工作和具有建设性的学校教育理论著作《创造中的学校百姓》（Schaffendes Schulvolk，1937）和《乡村学校中的电影》（Film in der Landschule，1938）达到了其教育生涯的顶峰。1938年7月2日至12日，陶行知恰在柏林逗留，并十分关注德国教育界最新的发展动向。如果他知道，有一位德国的志同道合者那些天正在准备去英国进行为期四周的“德国乡村教育”演讲及介绍自己的乡村学校工作的话，[210]那么，两人的会面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与莱希维恩与陶行知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前普鲁士文化教育部长卡尔·海因里希·贝克尔（Karl Heinrich Becker，1876—1933）。1929—1930年间，莱希维恩曾在普鲁士科学、艺术与国民教育部担任部长的私人助理，并对贝克尔的人道情怀深感钦佩。[211]贝克尔早在担任柏林大学东方学教授时就主张高校改革，后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继续在普鲁士实行彻底的教育改革。他的改革措施的核心是通过建立师范学院革新国民学校教师体制。这些师范学院要吸纳、消化和尝试改革教育学的理念，并通过在课堂教学中的实际应用而最终实现彻底颠覆威廉时代“埋头读书+严格操练”的军事化学校体制。[212]
这位魏玛共和国时代无党派的文化部长于1930年被排挤离职后，1931年“突然受国联委派，应中国政府之邀，率领一名法国人、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波兰人共同前往远东地区，调查研究当地教育领域，即思想文化领域中相同的问题。”[213]（考察团成员包括：法兰西大学教授Paul Langevin、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Richard Henry Tawney、波兰教育部官员Marian Falski）。贝克尔作为这个中国教育国际考察团的发言人自1931年9月29日至12月15日在中国各地穿行，考察了各种不同的教育机构，并主持了考察团成员与中国的教育官员和教育家们之间的多次讨论与座谈。[214]此时，陶行知正在上海充当《申报》的顾问和评论员，但因对他的“通缉”尚未解除，使他无法接触这个政府邀请的考察团。在贝克尔主持下起草的考察报告中，清楚地提出了对中国教育多方面的批评，诸如：特权化的教育体制；教学法与课堂活动；中等学校的困境；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批评的矛头首先指向美国教育理论和实践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尤其是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代表的教育学。[215]贝克尔本人在1931年11月30日从南京发出的信件中也流露出他对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反感：“我曾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做过讲座，这个学院所起的作用简直是灾难性的。我从未领略过任何一个学府对整个一块大陆像该师范学院那样给中国带来如此巨大的有害影响。”[216]
我们在这位德国东方学家的旅途信札中无从直接得知他感到了哪些有害的影响。我们却有理由推断，贝克尔对一个事实深感失望：尽管不少中国的教育官员和教育家——其中大多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长时期以来力图按照美国模式来实现中国教育体制的现代化，但依然存在着一系列缺憾，诸如缺乏为非特权阶层的儿童和成人举办的教育机构、课堂教学活动陈旧过时、儒家的传统仍然如影随形，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改观。考察的结果加深了贝克尔和考察团的疑虑：毫无保留地照搬美国的体制是否是解决中国教育问题之适合的途径。依笔者理解，贝克尔的责难不仅是针对那些美国人，他们出于自身的利益力争赢得中国人对美国体制的青睐；同时也是针对一些中国人，他们肆意鼓吹另类的美国模式，且是中国的样板。因此，贝克尔与他的三位欧洲同事在提交国联的述职报告中共同呼吁中国官员和教育工作者要认清自己的身份。考察团成员认为，中国拥有悠久历史和4—5亿人口，代表着人类一个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民族只有走自己的道路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这就意味着，自己先要醒悟。因此，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不是仿效的问题，而是适应和创新的问题。美国与欧洲文化对于中国来说，除了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文化影响欧洲的不断发展那样，不应该起其他作用。[217]
倘若贝克尔认识同样也是哥大学师范学院培养出的教育家陶行知，并了解陶那些与他的述职报告中提出的批评大相径庭的教育改革举措的话，他针对哥大师范学院的责难或许会是另一番措辞。而他回到德国后确实做了一些微妙的更正，1932年7月他在威廉皇家协会所做的题为“从北京到大马士革”演讲中，将昔日的批评通过如下表述加以修正：“我旅途中最深刻的印象是，几千万充满活力的亚洲人正在反抗按照美国模式对世界规范化，或者至少通过对强行闯入的精神舶来品进行兼容和改造来拯救他们的精神自主性，就像近东地区曾经面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那样。”[218]
与贝克尔相反，杜威与陶行知有直接联系，而与莱希维恩只有间接关联。虽然在德国教学法研究中有关于莱希维恩的“意图教学法”（Vorhaben）与美国杜威/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Projectplan）对照分析，[219]但是迄今尚未“澄清莱希维恩在多大程度上依据了杜威的思路。”[220]只有马堡市莱希维恩档案馆的前馆长、莱希维恩传记的作者乌尔里希·阿穆隆（Ullrich Amlung）博士给出了一则唯一较具体的提示：“莱希维恩很可能在1926/1927年的美国之行中注意到了约翰·杜威在他的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创立的“设计教学法”。但由于缺少各种证据，这仅是猜测。”[221]
与莱希维恩和陶行知都相关的人物还有两位莱希维恩关于中国著作的中文翻译者：吴宓（1894—1978）和何炳松（1890—1946）。陶行知与吴宓熟识已久，两人从1921—1923年同在南京的一所大学分别担任教育学和文学教授。何炳松则如陶行知自己所称，是一位“老朋友”。[222]何炳松1935年在上海出版译著时，陶行知也已在上海从事了四年的撰稿工作。由此可以推断，陶氏很可能对莱氏著作的中文版略有所闻。何炳松与陶行知同年同日同于上海逝世。
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惊人发现：莱希维恩出生的小镇“巴特埃姆斯”（Bad Ems）作为一个计划前往的目的地赫然出现在陶行知在德国行程安排之中，尽管最终未能成行。如上面所提到，陶行知虽有可能知道莱希维恩关于中国的著作，除此之外，对这位正在柏林远郊的乡村教师一无所知，所以他要去巴特埃姆斯不太可能与莱希维恩相关。巴特埃姆斯虽然是一个著名的疗养胜地，但鉴于陶行知的政治使命，去那里疗养或游览名胜也是难以想象的。为何陶行知要造访这个不起眼的、也无中国侨民的小镇，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谜团。
同样令人困惑不解的是，陶行知原本还选择了游历巴特埃姆斯附近的一个火山湖“拉赫湖”（Laacher See）。我们无法想象，他只为领略美景和地质奇观前往此地。但完全可以想象，其意图可能是去参观拉赫湖畔著名的玛利亚·拉赫修道院，因为陶行知所接受的教育大部分是在西式教会学校，因此他熟悉基督教，而且可能了解这所本笃会教堂的历史及其对欧洲国家文化的意义。由此可以推断，陶行知对本笃会修士著名的拉丁语箴言“祈祷与劳作”（ora et labora）并不陌生，其含义在某些方面与陶行知的提出的教学原则“在劳力上劳心”极其相似，可谓异曲同工。[223]借此线索还应指出，关于“基督教对陶行知人生的影响”的问题，除去一些对陶行知的基督教观零星的涉及，[224]至今尚未深入地探讨，所以，对此进行详细缜密的考证分析是陶行知研究亟待开发的课题。
二、陶行知与德国
（一）对德国哲学和教育学思想财富的吸纳
从本文第三章的陈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中国和国际的陶行知研究中，有大量的关于陶行知与杜威的关系以及他接受美国进步主义思想的学术探讨。与此同时也可发现，欧洲文化思想财富对陶行知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德国哲学与教育学也曾给予他丰富多样的启迪。虽然休伯特·布朗在其研究中对此有所涉及，但仅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225]陶行知的著述中含有相当多的示意，表明他对德国的强烈兴趣。这些示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对大量零落的线索进行梳理，利用这些马赛克散片拼嵌出陶行知心目中大概的德国形象。
陶行知很早就已经开始关注德国教育学。1917—1919年，他刚从美国回国不久，便力图在南京高等师范凭借西方的教育理论改进中国落后的教学方法。为了阐明自己在教育学、方法论和教学法方面的思考，陶行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对西方的，尤其是对德国教育学的赞佩之情跃然纸上。
陶行知在《教育研究法》（原是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上的讲演）一文中激励教育界同仁，以裴斯泰洛齐（1746—1827）[226]和福禄贝尔（1782—1852）为榜样，创造性的发展教育科学。他言道：“尝观世界大教育家，如白斯达罗齐、福禄伯等之伟功盛业，无不在试验，无不在发明。故鄙人深愿本会为试验之先河，为发明之鼻祖。吾尤愿诸君为白斯达罗齐、为福禄伯，为条魏，为曹郎达。”[227]
在《以科学之方，新教育之事》和《新教育》两篇文章中，他再度激励道：
“裴斯塔洛齐之研究教授法也，则考察其子而得之。……福禄伯之设幼稚园，则由爱玩天物而创之，以爱玩天物者移之于童稚。然其初始，亦屡遭政府之非难阻止，而其制终获大行于世。”[228]
“要有信仰心。认定教育是大有可为的事，而且不是一时的，是永久有益于世的。不但大学校高等学校如此，即使小学校也是大有可为的。夫勒培尔研究小学教育，得称为大教育家。做小学教师的，人人有夫氏的地位，也有他的能力；止须承认，去干就能成功。”[229]
在《新教育》和小品文《试验教育的实施》中，他对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1776—1841）提出了一些批评。赫尔巴特教育学早在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在一段时间内曾对中国的中小学课堂教学产生过重大影响。[230]陶行知认为，由赫尔巴特提出的、并经他的信徒们延展的所谓“五段教学法”（亦称“五段教授”：预备—提示—联想—总括—应用）“过于偏重形式”，“不大适用”，既而主张用杜威的“五步思维法”（暗示—问题—假设—推理—验证）来取代。[231]
在教育小品文《教学合一》中，陶行知草拟出其教学方法的构想，并在后来拓展为“教做学合一”。他这样写道：“那好的先生就不是这样，他必定是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如同柏林大学包尔孙先生说：‘德国大学的教员就是科学家。科学家就是教员。’[232]德国学术发达，大半靠着这教学相长的精神。”[233]
在《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一文中，陶行知试图阐明教育实验的意义和必要性，并以赫尔巴特、福禄贝尔和裴斯泰洛齐为例指出，他们的实验对过去200年间教育的进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外，他还以德国文化史为鉴，号召大力尝试来自异域的各种新方法，以使中国教育洗心革面。为支持自己的论证，他重新以意译加注解方式引述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1846—1908）的文化史观：“柏林大学保尔生曰：德国中世纪以前，狉狉榛榛，等于化外之民。及拉丁文输自罗马，民情一变。既而文化北渐，蕴成宗教变革，而民德又一进，是德人再得力于拉丁民族也。当十七世纪，法国礼乐艺术最盛，德人见异思迁，其贵族咸能以说法语为荣。及十八世纪，大风烈铁骑帝（Friedrich the Great）又定发文为学校必修科，并聘法人为高级教师。其学于法人也，可谓勤矣！此外，于英吉利及希腊之文化，皆无所不吸收。此德人师天下之期也。迨至十八世纪之处，哈里大学与郭听斯堡大学相继而兴，皆以宣扬试验精神为务。其后赫尔巴耳忒与福禄伯诸贤，先后辈出，凡所建树，皆根本于试验。虽执政者屡加干预，而其教之流行，速于置邮传命，不数十年而弟子几遍国中。至十八世纪末叶，复与国家主义会合，以国家主义定目的，试验主义定方法，相演相成，用著大效。此后言教育者多宗德人。故十九世纪以前，德人师天下；十九世纪以后，天下师德人。试验主义实与有力焉！”[234]
显然，陶行知感到这段话极具妙用，致使他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和《智育大纲》两篇文章中稍作修改反复引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汇编论文集《中国教育的改造》时有意地删去了这段话。在该文集的前言中，他说明了删节的真实意图，即想借此表明自己思想的彻底转变：“这本书代表我在中国教育里抹黑路所见着的几线光明。……当选择旧稿时，我曾下了一个决心，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所以我所写的便是我所信的，也就是我所行的。”[235]
此前，他曾十分用心地关注当时德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对其动态有着惊人的了解。就在1919年3月，普鲁士文化部长康拉德·赫尼禧（Konrad H?nisch，1876—1925）刚刚上任仅数月，陶行知即写出了《普露士教育之基本改革》一文。他在文中既全面又详细地报导了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教育改革要求，包括（一）关于教育宗旨上的改革；（二）关于教育行政上的改革；（三）关于学校组织上的改革；（四）关于教员上的改革；（五）关于课程上的改革；（六）关于社会教育上的改革。我们对赫尼禧的基本构想略加一瞥，即会发现与陶行知的诉求基本吻合，因此，陶行知为普鲁士采取的新教育措施感到欢欣鼓舞也就不足为奇了。赫尼禧的设想大体如下：“他试图按照那些关键的学校改革家们（具有社会主义改革者的鲜明特色）的要求，重新塑造普鲁士的教育体制。从文化政策上，他希望将劳工大众融入总体文化之中，将“埃森”与“魏玛”相结合。[236]于是国民学校与群众业余大学中的实施国民教育就成为文化部长的根本职责。他想把培育现代的共有经济与领导人材结合起来。公民思想和国民经济思想，民主与社会情感是他的教育目标……他的教育途径是：一方面在少年儿童养育中和普通学校中，另一方面在标准学校之中以民族性为本增强个性化。”[237]
陶行知在报导的结尾也假借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向日本发出警告，因为日本早在“一战”开始之前就要求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和领地，而此时企图利用正在进行的巴黎和会实现其目的：“我们大家知道，普露士的教育是最重军国民主义的阶级制度的，这回大战把这种教育制度都打破了。最重军国民主义的阶级制度的学校，一变为平民的共和的学校，岂不是世界的一个大大的幸福么？现在这军国阶级主义的祸根，既然为一阵狂风拔得干干净净，我很希望他在东亚的祸根，不就也就要凋落了；我更希望当这军国、阶级两主义凋落的时候，那抄袭德国精神的国家也能回心转意，培植那平民主义的教育，使他能够开花结果，为东亚放一异彩。”[238]
陶行知对德国教育的兴趣很可能是由他的美国导师暨好友保罗·孟禄所引发。孟禄与德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求学时代，他在那里研修德国历史、哲学和教育学，使之对德国的学校体制了如指掌。后来，他一直都在通过与德国教育家的合作维系着与德国的联系；例如，他与波恩教育研究院的教育学与心理学教授弗里德里希·施耐德（Friedrich Schneider，1881—1974）[239]共同主编采用三种语言的《国际教育科学杂志》。[240]孟禄是美国首位教育史教授，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在许多国家（主要是德国）取得的丰富经验不断地影响着这个学科的后续发展。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每个学期都选修孟禄的课程，[241]他对德国的兴趣或许由此而来。孟禄曾多次访华（1913年，1921—1922年，1928年，1941年），特别是在1921至1922年历时4个月考察中，他与中国教育官员和教育家们探讨了中国的学校中存在的问题，其间经常列举德国的例子来支撑他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建议。例如，他以德国改革后的专业技术学校、以高度发达的手工业为基础的德国职业学校、德国实行的语言课教学方法等为例，奉劝中国同行对专业技术学校、职业教育和传统教学方法进行革新。[242]
另一位陶行知的启发者是其友人、20世纪前30年中国知识分子重要的精神领袖之一蔡元培（1868—1940）。此前已有许多中外学者对蔡元培在中国教育改革中的作用和他与德国的关系挥洒了大量笔墨。[243]在谈到德国对蔡元培的影响时，几乎所有的作品除了指出他在柏林和莱比锡留学外，都会提及到他1909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System der Ethik），尽管他是从日文的删节译本转译成中文。[244]但很少有人关心，由蔡元培翻译的这部包尔生的著作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带来了哪些启迪，例如，对鲁迅和毛泽东。后者1917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在他当时的老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1871～1920）推荐下阅读过此书，并在书上做了大量有趣的眉批和边注。[245]
陶行知常使用的“试验主义”这个概念涉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德国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学科方向，例如，由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克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和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创立的“实验心理学”及“实验美学”；特别是由恩斯特·梅伊曼（Ernst Meumann，1862—1915）和威廉·奥古斯特·拉伊（Wilhelm August Lay，1862—1926）奠基的“实验教育学”。蔡元培注意了这些发展和概念，并在许多的著述中提及或介绍，从而使中国的教育改革家们有所了解。[246]然而这并不是蔡元培与陶行知亲密关系的唯一旁证。更令人信服的证明是陶行知创建并领导的晓庄师范学校，蔡元培作为校董会的董事长多次到校讲话和讲课，并亲笔为学校礼堂题写了“犁宫”的牌匾。[247]
陶行知的目光并不仅局限在德国教育上，而也投向了德国的政治、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他的著作中还有多处提及或摘引了德国各界名人，诸如：马丁·路德、康德、尼采、歌德、马克思、拉萨尔、杜里舒、爱因斯坦、葛利克、威廉二世、希特勒、格林、克虏伯、富特文格勒，等等。[248]陶行知对德国精神生活的涉猎证实了德国汉学家傅吾康的综述。傅吾康本人于1937—1945年在中国从事文化工作，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概括了德国对中国产生的多方面的思想影响，以及经日本转道传入中国的特别路径：“一些德国19世纪的思潮也影响了中国，而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相关。从五四运动前后，直到30年代充斥着一种对德国精神生活中各种动向的极大兴趣，旨在克服传统的偏见和传统的思想构架，不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而这些影响也是经日本传入，德国著作的中文翻译大都不是根据德文原文，而是依据其日文译文。”[249]
陶行知的外国友人圈子中也有一些德国人，他们由于不同的原因分别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旅居中国。例如，有一位流亡的德国犹太医生于1940年应陶行知私人邀请携夫人来到育才学校，为学生进行了两天的体检，还在与孩子们的交谈中强烈地谴责了希特勒和纳粹德国。[250]
另一名德国友人是卫西琴（Alfred Westharp，1880—约1945，又名卫中、傅有任），他是一名音乐教育家，与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1875—1937）和意大利女医生玛利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私交甚笃，并于1920年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蒙台梭利学校。[251]他于20世纪30年代初结束了与梁漱溟的合作后从广州来到上海，以充当美国《密勒氏评论报》[252]的自由撰稿人为生。他与陶行知很可能是这个时期结识，因当时陶行知也恰在上海为《申报》撰稿。陶行知本人曾两次在文章中披露了一则逸闻趣事：他决定第二次将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是采纳了卫西琴的建议。他1934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可以视为对改名原因公开的、正式的解释：“改名！我久有此意了。在二十三年去，我开始研究王学，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七年前，我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理论，正与阳明先生的主张相反，那时以后，即有顽皮学生为我改名，常称我‘行知吾师’。我很乐意接受。自去年以来 ，德国朋友卫中先生，即傅有任先生，每每喜欢喊我‘行知’。他说：中国人如果懂得‘行知’的道理而放弃‘知行’的传统思想，才有希望。……但为求名实相符，我是不得不改了。”[253]
卫西琴似乎谙熟儒家理学思想，对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有着与陶行知相似的理解。这一推断可从其1914年在中国发表的论文《中国教育议》中找到依据。[254]该文由著名的儒家维新派重要人物严复（1853—1921）译成中文，文中主张新式教育应将西方的心理学、教育学与传统的儒家伦理学相互融合，力争将儒家教育学说中至关重要的概念“成己”与蒙台梭利的核心概念“自主能力”合二为一，其理由是：“僕察中国之民性，固不必借径于欧洲之旧法教育，凡学必由心识而后为躬行。但用蒙氏之教育术，自可立致知行合一之妙，本于由成己者而为成物。”[255]
翻译者严复对于卫西琴的奇思妙想虽持怀疑，但还是在他写的序言中善意地随声附和道：“卫西琴倡成己之说，以破仿效兴自由。谓教育之道，首官觉以达神明，以合于姚江知行合一之旨，真今日无弃之言也。”[256]
除了与德国犹太医生及卫西琴的交往之外，在陶行知的笔记本中还出现下列德国人的姓名及在华或德国地址：[257]
Kurt Rosenfeld（注：库尔特·罗森菲尔德博士，1877—1943，政治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早期领导人之一，因担任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辩护律师而闻名。因是犹太裔，1934年被迫流亡美国，在纽约从事律师职业直至去世）；
ErnstKornfeld（注：恩斯特·科恩菲尔德，陶行知1936年访美时，他在宾夕法尼亚州旧金山市可能从事与工会有关的工作）；
M.Fuchs（注：M·富克斯及德国柏林的地址，此外暂无其他个人信息）；
Ingeborg Schultz（注：英格博格·舒尔茨及在华地址，此外暂无其他个人信息）；
Anna Wang（注：德文名Anneliese Martens；中文名王安娜，博士，1908—1989，原德中友协名誉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家王炳南的前妻；1973年在德国汉堡出版了《我为毛泽东而战斗——一位德国妇女的中国革命经历》一书）；
Ruth Weiss（注：中文名魏璐诗，出生于奥地利犹太家庭，自30年代起长期旅居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为多家中国大陆出版的德文刊物担任编译专家）。
笔者在德国试图对陶行知与上述德国或德语区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的考察，虽经各种努力，却收获甚微，既而有待日后在中国国内继续深入发掘。
（二）一九三八年德国之行
中国有句成语“百闻不如一见”。陶行知1938年环游世界，于该年7月到达德国，使他有机会通过亲自观察来认识这个国家，并检验他之前心中的“德国形象”。虽然他对于此次旅行没有全面的记述，但从他的记事本中仍能够发现一些十分有价值的手记（全部影印收录在陶行知全集的第十卷），从而使我们至少能够对其德国之行的整个过程进行追踪和还原。中国在前些年也曾出版过几本书，试图依托陶行知出访二十八国日志对这次达两年之久的环游进行纪实性或文学性描述。[258]由于这些尝试均不属于学术研究，因此，某些企图再现的情节实难经得起推敲。本文将在下面重新借助陶行知的手迹以及其他著述或演说，力争揭示出他德国之行的一些内心触动和外部关联，并汇集他此行的体会和印象。
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肩负着动员海外华人支持中国抗日的政治使命，于1936年7月11日从香港出发踏上旅途。他乘船首先前往伦敦参加“第七届世界新教育联合会大会”（7th World Conference of the New Education Fellowship），接着又应邀参加在日内瓦举行世界青年大会。他在英国和法国暂住至11月初，然后去美国并在那里逗留了十五个月。在此期间，他出访了四次加拿大和一次墨西哥。1938年2月，他第二次来到欧洲，途中经过了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此后他返回美国，并于6月15日又从纽约出发，开始了第三次欧洲之行。在6月24日访问伦敦、6月26日访问巴黎、6月27日至30日访问意大利、6月30至31日访问奥地利之后，陶行知于1938年7月1日由中国驻布拉格公使梁龙陪送至火车站，乘11点44分的火车前往柏林。虽然陶行知本人在环游世界临近结束时统计称“三次进德国”，[259]然而，只有他1938年7月2—12日的行踪有据可查。他最初的德国行程计划如下：[260]
①维滕堡：马丁路德1517年95条论纲
②格廷根大学
③波茨坦：腓特烈大帝
④柏林：菩提树下大街，大学，腓特烈大帝，新博物馆，佩加蒙圣坛，凯旋大道，夏洛滕堡城堡
⑤莱比锡
⑥魏玛：文学、绘画、音乐
⑦法兰克福：歌德诞生地
⑧罗滕堡：Gigantic 博物馆
⑨楚格峰，最高山峰
⑩波恩大学，贝多芬
海德堡，最古老的大学
巴特埃姆斯
拉赫湖
7月5日，他又将德国行程计划变更如下：[261]
柏林、波茨坦、维滕堡、莱比锡、魏玛、瓦尔特堡、法兰克福、海德堡、慕尼黑、维也纳。
从以上的旅行计划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有意亲眼近距离了解德国的文化和文化历史。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的愿望未能实现。陶行知最终只去了柏林和波茨坦，然后提前离开了德国。我们今天只能依据他记事本中提供的那些信息碎片，复原他在德国十天里的具体情境。
1938年7月2日，星期六
陶行知在柏林动物园火车站下车后下榻“霍尔施泰因旅馆”（Hotel Hollstein），房费为每日4.89马克。此前，位于库当大街的“动物园旅馆”（Hotel am Zoo）和法萨嫩大街的“巴达维亚公寓”（Pension Batavia）也在备选之列。
——当日拜访了位于库当大街28号的中国驻德大使馆。
7月3日，星期天
——拜访莱布尼茨大街62号柏林中国学生会，与学生代表座谈。当时在柏林约有二百多名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攻读理、工和医科专业。
——参观柏林大学，了解创建者洪堡兄弟（威廉·冯·洪堡和亚历山大·冯·洪堡）。
——改住位于萨维尼广场附近格罗尔曼大街21号的一家小旅馆，此店每天只需付2马克。
——制定第一个德国旅行计划（见前文）。
7月4日，星期一
无当天的活动情况记载。
7月5日，星期二
——参观佩加蒙博物馆（Pergamon Museum）。
——修改旅行计划（见前文）。
7月6日，星期三
——参观博德博物馆（Bode Museum）和国家美术馆（Nationalgalerie），表现出对两件公元前1300年的亚麻汗衫和一幅公元前1000年的埃及文字字符表的兴趣。[262]
——与中国商人江梁谈论德国经济。江梁曾在北平辅仁大学任教，后经商。
7月7日，星期四
——在达尔曼大街4号中国留学生自办的食堂用午餐，“80芬尼一餐，1盘3菜一汤”。
——下午四时参加中国大使馆举行的“七·七事变”纪念会，为二百余名与会者演讲，其提纲要点如下：[263]
①读历史，写历史，造历史。七月七是中华民族造历史的又一章。
②七·七的意义
（a） 打破日本的妄想
（b） 打破世界的误解
（c） 造成中国的统一
③美国一年
（a）华侨人由分裂而联合统一义捐、买公债、当裤子、唱歌
（b）美国人民由孤立政策而接近集体安全
（c）美国对日本接济54.4
① 国民外交
（a）多方进行，分工合作
（b）演讲员除游击队外有七百人
（c）连餐馆老板娘都帮
（d）与老番做朋友
②捐款、买公债
（a）海侨按期捐，千万以上
（b）红十字再振作
（c）救济箱
（d）一碗饭
③研究 日本经济研究
④抵制日货运动与拒运
⑤美国与中日。供给日本54.4%
⑥舆论稍有转变。
⑦日本之穷途
（a） 抵抗在中国
（b）海军相形见绌比美差
（c）准备金将尽
⑧ 日本之阴谋
（a）说中国赤化以孤立中国
（b）火起两头烧以分裂中国
⑨ 抵抗到底必定胜利
⑩ 在自由的战场上唱
——了解德国主要报纸及性质和犹太人的境况，做了如下手记：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D.A.Z.，德意志汇报），私营；Frankfurt Zeitung（法兰克福报），私营；V?lkisches Beobachten（国民观察），政府党报。
·犹太人领取汇款，“每1马克只可取13分；德犹每人只可有五千马克，超过之数由政府处理。黄色椅归犹分坐”。
——晚七时津汉餐厅（康德大街22号）[264]会见学生和华工代表。当时旅居在柏林的华侨约有100多人，大都是旅店或饭店的业主或厨师。
7月8日，星期五
——下午一点在津汉餐厅再次会见华侨和学生。
——下午五点拜会中国大使程天放。程天放（1899—1967）在美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自1935年起任驻德国大使。
——用德文手记了1874年建立的幼教师资职业培训机构“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之家”在柏林的地址和三位德国当时最显赫的教育家姓名及其主要著作的书名：[265]
恩斯特·克里克，海德堡大学（Ernst Krieck）
1.《教育哲学》
2.《人的塑造》
3.《种族政治人类学》
4.《民族政治教育》
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Alfred Baeumler）
爱德华·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
1.《文化哲学》
2.《生活形式论》[董兆字1938年译本名为：人生之型式]
3.《教育学》[童德禧1937年译]
7月9日，星期六
——第三次注射霍乱疫苗（此前三天和七天已注射两次）。
——与中国旅德学者和留学生交谈。
7月10日，星期天
——9时至10时于萨维尼广场附近的一栋楼房3层4号房间内开会，了解德国的教育体制和学费规定。
——赴波茨坦参观无忧宫。
——或许再次参观柏林大学。
7月11日，星期一
——上午由工学博士冯治理陪同办理前往法国签证。
——下午睡觉、洗澡。
——傍晚列席由救国联合会举办的座谈会，会议临结束时遭纳粹打手捣乱。
——晚间遇孙振先（正在柏林工业大学学习机械制造，后成为飞机制造专家），详谈；孙明日送行，并代退已订购的德国境内车票。
7月12日，星期二
——乘坐火车（三等车厢）途径亚琛、列日、布鲁塞尔，23点21分抵达巴黎。
从以上的记录中可以清楚看出，陶行知在德逗留期间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因此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在柏林的中国人一起度过的，同时还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教育家暨童子军教育训练专家吴兆棠（1905—1964），吴氏此时刚刚从柏林大学获博士毕业；后在20世纪40年代中一直与陶行知保持着联系。在柏林始终陪伴陶行知的高级工程师冯治理于1941年曾应陶行知邀请访问育才学校，并为学生做了有关德国风土民俗的报告。说到中国的留德学子，还须提及一个事实：陶行知开办过多个学校，其师资队伍中总有留学德国的学者任教，例如：在晓庄师范学校有罗公陶（教育家）、丁柱中（电气学博士）；在晓庄研究院有李华（双博士学位工程师，后任新中国沈阳工业学院校长）；在社会大学有乔冠华（1935-37年留学图宾根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74—1976年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章伯钧（1922—1926年留学柏林，攻读哲学）等。
显然，陶行知在德期间将精力都花在了他的政治任务上，以致他似乎无暇与德国人直接接触。除此之外，也可能与当时笼罩德国的政治气候不无关系。在从美国前往欧洲的轮船上，陶行知就已经钻研过德国的政治局势，包括“苏台德地区德裔族群”的问题。[266]他非常清楚，他所肩负的反法西斯的使命在这个“第三帝国”起码会被视作不受欢迎。德国刚于同年5月承认了日本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并即将与日本缔结成战争伙伴同盟。实际上，他在离开德国的前夜也领教了德国纳粹分子的挑衅。这也就合乎逻辑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陶行知是否出于安全的考虑而有意规避与德国人接触。陶行知结束环游后不久，在重庆接受一名中国记者采访时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世界上的国家，大多数都是同情我们的，只有少数的两个国家，就是德、意，是不同情我们的。我可以举出三个证据来！
（1）我将要到德国去的时候，我先就留心一个问题：德国政府对于中国人的态度怎样？我就在他们的著作里面去考察。在那本大名鼎鼎的《我的奋斗》（德文本）里面，他简直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他说中国人是‘半死不活的动物’，他认为中国人应该被淘汰、被消灭。
（3）也许有人要说，这只是报纸上谈谈，无关紧要。那么，我又举出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在德国的中国人的救国运动，是常常受到禁止的。有一次，救国会开座谈会，我也列席。法西斯知道了，就派了几个打手来，准备打我们。哪晓得，他来得迟了，我们的会快要开完了，他来听了一下，觉得并没什么要紧，结果也没有打我们。
意大利的情形，和德国也差不多。
孙中山先生要我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像这样‘不以平等待我’的民族，我们应不应该和他们联合呢？
可是，这绝不是说，所有的德国人，都是这样的看不起我们。德国法西斯政府的态度，和民众的态度是不一致的。有一天，我到柏林乡下去玩，我要去看看他们乡村民众的生活状况。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农人，我走上去招呼他，说了几句应酬话，就谈起话来。先从他们的生活谈起，慢慢谈到中国的抗战。谈了一会，他忽然问我：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立刻就举起大拇指来说：我赞成中国人，我佩服中国人。他又立刻对我说：但是请你不要把我这个话讲出去，如果你把我这个话讲出去，给我们的政府知道了，我就不得了。”[267]
这段采访摘录对陶行知德国之行的表面过程补充了内情，同时也显示出，这位曾经十分钦佩德国的来访者，由于那些可怕的经历而对德国感到失望。此外，他手记中关于德国犹太人的境遇也隐含着他对反犹主义感到的震惊。而这种震惊在一周之后再次降临。陶行知7月18日抵达维也纳后又亲眼目睹了纳粹分子列队游行。[268]因此，完全可以想象，陶行知德国之行的总体印象是相当糟糕的。
1939年1月在香港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又谈到了自己在纳粹德国的负面体验：“现在世界上还有二个看不起我们的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意国。在德国我们是得不到机会去宣传。希特勒在《我们的奋斗》一书中还骂我们‘中国人是半生半死的人’，更把中国人与黑人比做一起。又一次一个人问他说：‘黑人受了德国教育也能发明，总该另眼看待吧？’希特勒说：‘他生下来是黑人，死了进棺材还是黑人，穿了一件德国的外套算得什么？’又有人向他问：‘日本人呢？’他则说：‘日本人是白种人！’在德国报纸上中国打胜仗是受骂的，日本胜了便大大的宣传。”[269]
对于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言论及其《我的奋斗》，旅德华裔学者Hwuang Shen-chang博士在他的论文《中国人的德国印象》中结合昔日的中德关系作了如下阐述：“德国在30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留下的突出印象，一是由新的统治秩序带来的吸引力，二是德国顾问团在华的工作。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文版由中国国家的翻译机构编译，并于1935年出版，而后在不足三年的时间内再版五次。……让人费解的是纳粹的种族主义根本不涉及中国——除了希特勒唯一的一句话，招致中国驻柏林使馆向德外交部提出了申诉。……抗议却丝毫不关乎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和可质疑性，而是牵扯到中国人对将其人种与黑人相提并论发出的愤慨。”[271]
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尚无对此真实情况的核实，但无意间却在陶行知的演讲中得到了某种证实。
尽管时间有限和对德国的政治气氛深感失望，陶行知在德国期间还是抓紧机会尽可能多地了解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如果我们回想起他在早期的文章中对普鲁士国王“大风烈铁骑帝”（亦称：腓特烈大帝）的仰慕，那么，他唯一的一次柏林之外的游览，即参观位于波茨坦的洛可可风格皇宫无忧宫，就绝非偶然。
陶行知在笔记本中亲笔记下了“第三帝国”三个最重要的教育理论家：恩斯特·克里克、爱德华·斯普朗格和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及其主要著作（参见前页），对此须特别加以注释。
恩斯特·克里克（1882～1947），自1934年起担任海德堡大学哲学与教育学教授，并且由政府任命担任该校校长数年，属于纳粹教育理论关键的代表人物。与改革教育家要求放手个体自主自决和自我发展相反，他按照所谓“整体哲学”奉行“客观/客体教育学”。克里克认为，教育“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发挥精神的基本作用”，是一种民族—政治群体具有的功能。教育是“管教”，使个人完全顺应民族群体和文化。因而，“民族—政治整体”就意味着必须消除和剥离任何个性。所以他把纳粹的口号“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也当作了教育的准则。
爱德华·斯普朗格（1882—1963）师从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自1920年起担任柏林大学哲学与教育学系教授。陶行知访德时，他正在日本长期讲学（1936—1939年）。尽管他对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持矛盾态度，但作为现代“文化教育学”（亦称：精神科学教育学）的创立者，实质上却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和教育的政治取向。在他看来，作为“价值载体”的文化财富可以实现并更新价值体验能力，即对人的成长进行陶冶。教育旨在将个体的主观世界全方位地引向多元价值结构的客观文化世界，培养完整的人格。
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1887—1968）从1933年起在柏林大学任“政治教育学”教授，是除恩斯特·克里克之外另一名领头的纳粹教育家。陶行知记下他的名字，或许与保罗·孟禄有关，因为自1935年弗里德里希·施耐德离任后，博伊姆勒便与孟禄共同负责出版更名为《国际教育杂志》的原《国际教育科学杂志》，[273]而陶行知一直与孟禄保持着联系。
还有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细节，就是陶行知在旅途中的节俭。毫无疑问，这是由于他贫寒的出身和传统教育而铸成的。不过，这也与此行的目的和费用的承担者直接相关。陶行知的任务是，赢得外国人及海外华人对中国抗日战争在道义上和资金上的支持。所有的旅行费用都是由委派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来承担，而这个群众团体的活动经费都来自民间募捐和私人赞助。为了将途中花费降至最低，这位“国民外交使节”虽经常受到各国政要和知名人士的接待（如杜威、孟禄、克伯屈、甘地、泰戈尔、加拿大议会和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却又不得不“锱铢必较”。为此，他在笔记本中不断地记下各项价格和花销，而且总是找最廉价的旅店，并时常乘坐三等列车出行。
三、莱希维恩及其著作在中国
德国对莱希维恩的研究中，“莱希维恩与亚洲”这一专题已有过多视角的探讨，其中霍斯特·维蒂希（Horst E.Wittig）和沃尔夫冈·威廉（Wolfgang Wilhelm）的研究特别值得称道，因两人都曾作为教育学学者在日本的大学里工作多年。他们的研究论文主要基于莱希维恩本人对那次传奇式的亚洲旅行见闻和印象的记述，分别探究了“外国教育对莱希维恩事业的影响”（维蒂希）和“莱希维恩对东亚文化和现实世界的直接体验”（威廉）。1967年，维蒂希还在东京日本同事的协助下进行了查访，试图查证莱希维恩1927年初在日本逗留期间的各种活动轨迹。在日本徒劳的尝试也致使他推测，在当今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上海和香港，也已无法再寻觅到莱希维恩在中国逗留时所接触过的人。[274]
笔者在中国的寻访同样毫无结果，从而也证实了维蒂希的推测。对于这种查考，莱希维恩的著述及其亲友的回忆所提供的线索寥寥无几。例如，从他的旅行信札中和他的老友米歇尔·哈罗·西格尔（Michael Harro Siegel）那里得知，莱希维恩当时在中国期间只与两位中国人有过“偶遇之交”。一次是在南京附近的长江河谷，请一位“国民党人”（原文：Kuo-ming-tang-Chinesen）帮他拍了一张照片；[275]另一次是在香港，他请一位机动船的驾驶员载他去追赶已驶离港口的客轮。[276]这些记述远不足以找到这两名中国人，更别说还找出莱希维恩当时在中国直接打过交道的其他人了。
正如维蒂希在日本所证实的一样，在此也可认定，一方面阿道夫·莱希维恩在中国并非一个陌生的名字。他的著作《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China und Europa，Geistige und künstlerische Beziehungen im 18.Jahrhundert ）很早以前就为人所知，而且至今仍一直经常被引用。而另一方面，人们对莱希维恩的生平和其他著作又几乎一无所知。据本人了解，至今尚无一本有关莱希维恩的生平和教育活动的中文出版物。甚至那些研究中欧文化交流的专业人士，也只是熟悉他那部关于中国与欧洲文化的著作，将其视为文化形态学家，而不知他还是教育家和抵抗运动战士。更令人诧异的是，在所有最近十年来中国研究国际和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出版物中，对德国抵抗运动组织“克莱绍集团”（Kreisauer Kreis）都只是粗略简介，对其核心成员阿道夫·莱希维恩更是只字未提。[277]
莱希维恩关于中国与欧洲文化的专著原本是他1921年在马堡大学获得通过的博士论文，于1923年在柏林正式出版。[278]后被英国人鲍威尔（J.C.Powell）翻译成英文，并于1925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中国对此书的反应惊人的迅速。英文版问世仅数月后，就在北京出版的中英文双语报纸《东方时报》[279]上刊登出一篇分别用中英撰写书评（见下图）。由于这篇书评在所有的德国图书馆中均无法查到，所以有必要在此全文抄录对莱希维恩作品的评述，以供德国莱希维恩研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分享这篇罕见的资料。[280]
此问题前此迄无有力方法系统之研究。但往日所谓中国除茶丝而外，无输入西方之物之说，已渐失势力。世人渐知十七八世纪欧洲之思想家颇获中国圣贤教训之利益，而欧洲彼时之美术的生活，亦受赐于中国不少。吾人前谓无有系统的研究，兹有雷文君所著『中国与欧洲 — 十八世纪智识的与艺术的接触』一书，颇足弥此缺憾。该书业由鲍威尔君译成为英文，加以图画解说。其序言首述今日西方青年对於东方之智慧之注意，可见西方多人之精神寄托于东方。嗣述欧洲与中国之接触，直至十八世纪之末。此虽为初步之研究，而含义极深。内有一节述中国势力之广播，凡磁器、漆器、刺繡、糊墙纸、绘画、建筑等物，皆详论其得于中国及欧洲仿制之原始。吾人细读此节，方知中国势力播西方之伟大。吾人须计及智识与哲学方面，方知西方所负于中国之大。西方得孔子学说之启发不少，於雷尼次、瓦尔佛、福路特尔、孟德斯鸠诸氏著作中可以见之。读其论政治经济一节，则见菲西克雷特学者之政治学说，充满孔子关于国家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之学说。该书诚为创作，吾人仅能举其概略。此书为研究东西关系者不可不读。此书之性质，不能投人所好。惟有远见，知人类往来关系之重要，及信吾人所见之物暂而所不见之物为永久者，方嗜读是书。是书盖为彼深信世界有一民族于他民族确有所贡献者而作也。
莱希维恩在世期间，他的这部作品就曾被两度由英文译成中文。第一次是英文版问世一年后的1926年。假如莱希维恩当时得知，该书的中文译本诞生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一定会感到惊喜和遗憾，因为他于译文刊出一年后的1927年曾亲临该校并与农林科系有过亲身接触。[281]翻译者是东南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吴宓。他虽于1917—1921年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攻读文学，接受过欧美高等教育，却矢志不渝地立足于儒学传统。广为人知的是他1922年创办并主编的《学衡》杂志。[282]在这本刊物上，他作为“学衡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激烈地反对五四运动引发的文化革命和语言文字改革，坚决捍卫古老的中国文化遗产。这种文化政治立场充分表明了他采用文言文语体翻译莱希维恩著作，并刊登在《学衡》杂志上的用意。在译文的引言和诸多附加的编者按语中也流露出了他内心的想法。[283]
吴宓在为莱希维恩原著的绪论《孔子老子学说对于德国青年之影响》所做的引言中指出：“今欧洲青年承机械生活自然主义之极弊，渴望清凉散以消炎毒。其欢迎老子之说，亦固其所。然须知此种态度，仍不免为浪漫主义之余波。以此而求精神之安乐，殊非正轨。如研究孔子之学说，得其精义身体而力行之，则可有平和中正之人生观，而又不悖于文明之基础与进步之趋向。转言之，即彼欧洲青年如能讲明希腊哲学及耶教中之人生道德之精义，琢磨发挥而实用之，则所得结果与受我国孔子之感化相同，固不必以好奇之心远寻旁骛，徒事呼号激扰也。由是推之，则我国之青年与彼欧西之青年，其道德精神问题实为一而非二。而中西真正之文化，在今实有共休戚共存亡之形势者矣。”[284]
翻译者对德国青年的告诫无意间也击中了原作者。莱希维恩曾是德国青年运动组织“游历鸟”（Wandervogel）的成员，他们主张从工业时代回归，倡导简朴的生活。莱希维恩也属于德国战后一代青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深深震撼了他们的心灵，从而无比向往中国道家所宣扬的平和洒脱与宁静淡定。“他们对十九世纪后期那种幼稚的进步信仰产生了怀疑，进而笃信非暴力的道德伦理和崇奉内省‘无为’，并试图以此来抗拒刚开启的大众时代所风靡的能动主义和唯物主义。”[285]而在另一方面，众所周知，莱希维恩的一生却充满着对无数领域的进取心。他的密友西格尔对此评论道：“在阿道夫无休止地作为的深处，有一片固定在他的学识中道家的沉静，这是他力量的源泉，使他从容应对艰难，即做到行动与深思并重。”[286]英国朋友罗尔夫·嘉迪纳（Rolf Gardiner）则更加形象地比喻他：“在阿道夫·莱希维恩的天性中，道士深思远虑的智谋与纯正的十字军骑士之火热聚成一体。”[287]可惜翻译者吴宓当时无从知晓这些历史和个人的背景情况。
在莱希维恩论著的结语中，提到了欧洲一股反中国热的逆流，其代表一是启蒙时代法国汉学家约瑟夫·德金（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他质疑中国史书的可信性。另一个是英国人威廉·约翰内斯（William Johnes，1746—1794），他对中国哲学进行了毁灭性的评价。吴宓借用这段论述向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及其对儒学传统的极端否定提出了强烈指责：“乃今吾国中妄为疑古之士，犹推波助澜，何也。”[289]
此外，吴宓还隐晦地批评了那些热衷中国的西方人：“即在今日，以好奇及戏谑之心理对待中国事物及文明，如葛德第一期所为者，其人数仍极多。而具葛德第二期之观察，或赞同其说者，则甚寥寥，诚可哀也。”[290]
莱希维恩著作的第二个中文节译本出现在1935年6月的《中国新论》丛刊上。[291]翻译者何炳松于1912—1916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后来在多所中国的大学任历史学教授，并曾任上海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副总经理。我们今天无法确切查证，他为何决定翻译莱希维恩的这本书。但可以肯定地假设，当时的一个事件与此事不无关联。就在这一年，何炳松作为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的校长发起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他联合了十位大学教授在一份公开宣言中呼吁，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接受外来文化进行“一个总清算”；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复古，对固有的思想文化传统“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这份宣言引起舆论界热烈的讨论。由此事件可以推测，何炳松意在用莱希维恩书中的内容旁证自己的主张，因为该书全面介绍了中国的瓷器与漆器、刺绣与绘画、建筑与园林，还包括伦理、哲学、国家学说和文学对欧洲精神生活的诸多影响。
莱希维恩的著作起初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被中国所接纳，它体现出当初那些所谓守旧文人们一种纠结心态。面对日益增强的西方影响，那些具有儒家意识的知识分子——即使很多人也接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担心传统的中国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将愈来愈失去价值和意义，以致五千年的中华帝国不得不屈从于“西方蛮夷”。他们欲维护建立在儒家礼教基础上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所以，一方面竭力反对全盘西化，另一方面，欲借用西方人的著述加强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他们为此目的选译了莱希维恩的作品，而并不在乎作者的本意，只是认为，此书对于他们自己的意图再合适不过了。莱希维恩肯定没有料到，该著作的前两个中文译本是在这样的文化政治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