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科举研究与科举学02
三、确认受中国影响的说法
由于各种有关中国的书刊的介绍和描述，以及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和好奇，在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科举考试制度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知识界已为人们所熟知。曾经担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翻译和领事的密迪乐（Meadows）在1847年于伦敦出版的《中国札记》一书中说：中国奉行由贤能之士组成政府的原则，“对于以此原则为基础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存在，每一位受过教育的欧洲人都了如指掌”。[35]密迪乐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欧洲人对遥远的中国充满了好奇，对处于另一文明系统的东方古国中国的一切皆感到新鲜，特别是在18世纪曾出现过全欧洲范围内的“中国热”或“中国文化热”，而当时有关中国的书刊中又常有描述科举考试的章节，因此，一般欧洲知识分子多知道中国的科举制。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后来出现的考试制度自然多少会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影响。欧洲国家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曾受到大学中竞争性考试的启示，但英国的大学笔试至18世纪才开始，而在当时中国采用竞争性的公开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在欧洲已广为人知的情况下，牛津、剑桥等大学19世纪初建立的学位考试制度至少间接受到过中国科举制的影响。[36]
以往邓嗣禹等人的研究虽举出了大量资料说明英、法、美等国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曾受中国科举的影响，但因为没有举出直接指明“这是借鉴中国科举而来”的资料，因而被一些人认为此说尚不能确立。笔者认为，由于东西方文化和国情之间的差异，18世纪、19世纪的欧美国家不可能像10世纪、11世纪的高丽、越南等东亚国家那样照搬中国的科举制，朝鲜科举有进士和状元，越南科举连贡院和八股文也学过去，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对西方国家，关键是看其是否吸取了考试选才的本质精神——公开竞争、平等择优，至于考试的内容和具体方法不可能会一样，因此，在已证明西方考试制度是将科举考试的平等原则借鉴过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找出英、美等国实行文官考试之后的明确的定性说法，则可以使科举西传说得到确立。
英国于1855年实行文官考试制度以及美国于1883年开始仿行之后，有一些资料明确指出科举制曾对欧美国家产生过影响。1884年3月至4月出版的《中国记录与传教士杂志》第15卷第1号，刊载了一篇评论卫廉士（Samuel Wells Williams）《中央王国》一书第18章《中国制度恒久的原因》的书评，该文在对《礼记》所载先秦考试办法，以及密迪乐于《关于中国政府与人民之散记》一书中称赞科举制的观点作了介绍之后，特别指出：“这一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科举考试制度的优点和中国政府的榜样已导致了欧洲和美洲一些最开明的国家采用这种方法以提高其文官的效率。”[37] 这是在英国于1855年试行并于1870年全面推行文官考试，以及美国于1883年开始采用文官考试制度后做出的评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最为肯定科举制曾影响西方国家并直接主张美国仿行的是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博士。丁韪良是一名中国通，从1865年起担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69年起任总教习（校长）达31年之久，并在1901年前后一度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对中国社会、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有十分深入的了解，并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同时也翻译了许多西方著作，在当时的中国广为流传。1883年，清朝政总理衙门刊印了丁韪良的中文著作，《西学考略》，在该书谈及科举考试制度时，他说：“西国莫不慕之，近代渐设考试以取人才，而为学优则仕之举。今英、法、美均已见端，将来必至推广。”[38] 他当时的预言后来成为现实。
在1896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环行记》一书中，丁韪良在谈到科举时，认为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这一制度在千年中缓慢演进；但它需要（就如它将要的那样）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39] 作为对清朝政府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丁韪良曾多次向清朝有关大臣建议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引进一些西方近代新学，如增加算学科的考试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知识。[40]在这里，丁韪良一方面再次提到科举需以西学加以嫁接改良的观点，另一方面则明确指出英、法、美的文官考试制度系借鉴中国科举而来。不过，美国文官考试的建立与英国类似，一开始也遭到不少反对。张沅长文与邓嗣禹文都已提及，英国议会和美国国会在辩论中，竞争考试的观念均与中国相关联。一些人提倡实行政党分肥制而反对以考试决定候选人是否称职，因为他们认为这一方法是中国式的、外国式的，甚至说是“非美国式的”，这种考试在理论上也许正确，但在实践中行不通，而且中国的官吏贪污腐败、卖官鬻爵。然而，反驳者认为，不能因为中国没有实现其理想就完全抛弃这种办法。丁韪良在同书中还带着揶揄的口吻说：“柯宗（Curzon）先生以这样的方式对中国表示感恩：‘一个缓慢地皈依中国理念的制度预兆着我们自己的国家正开始遭受损害。’”但丁韪良提出反驳：“英国肯定既没有因在其东印度公司，也没有因在它极好的驻中国领事人员中采用竞争考试而遭受损失，它们都从‘竞争者’中得到补充。假如英国有遭受损失的话，那也不是因为该制度的原因而是由于其判断不当的运用。美国仍然更迟采用竞争考试，现在已使人确信它只是提供政党分肥制下腐败现象的矫正方法。虽然我不能料想我们的军事指挥官或我们的内阁部长也将以此方法选择出来的时代会很快到来，但它扩展至更广范围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考试是专业化的，在中国考试的弱点是缺乏专门的适应性。尽管具有其缺陷，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它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大的作用。”[41]丁韪良在此极力为美国推行文官考试制度辩护，从中也可看出其关于英、美文官考试制度是效法中国科举而来的含义。
丁韪良在京师同文馆任内曾多次返回美国，1868年10月还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东方学会上作专题论文报告，介绍和赞扬中国的科举考试。作为力主美国政府仿行考试选官的在华美国人，他相当关注美国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由他明确指出英、美等国曾受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是很有说服力的。到20世纪的开端，美国文官考试制度已有相当大的发展。1901年，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又在爱丁堡和伦敦出版了《中国的学问，或中国知识界》一书，在该书中，他又对科举考试制度作了不少述评，并说：“它不可能适宜我们自己共和国制度中某些类似的特性以被移植吗？它更适应于我们自由政府的精神，在这个国家可以比在中国结出更好的果实。在英属印度它运转得极好，在英国本土亦然，其外交和领事人员的选任已经置于竞争基础之上。假如我们希望我们对外国的影响与我们本国的强大与繁荣相称，我们自己的外交人员也必须采用考试选拔办法。”丁韪良还提到来自罗德岛的詹克（Jenck）在美国众议院最早提出建立文官考选制度法案可视为美国文官考试的肇端，并一再陈述采用竞争考试的理由。他同时指出：“自从文官改革以来，它在公众头脑中的印象是如此牢固，以至于没有哪个政党敢于拒绝这一制度。虽然它运用的规模还相当有限，但在1896年其运用范围已大为扩展。有理由可以预期竞争考试最终会像在中国已经历的那样成为我们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因素。”[42]
由此可见，丁韪良十分清楚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系模仿中国科举制度而来。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包括丁韪良在内的一些人士不断明确指出欧美文官考试制度系从中国借鉴而来的情况下，在当时欧美国家中没有任何人否认过这一点或声称文官考试制度是其自身发明创立的，说明一般西方皆认可这一事实。如果这一说法站不住脚，当时就必然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因此，笔者认为，在找到上述当时明确指出英、美等国文官考试制度曾借鉴中国科举制的宝贵资料后，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
科举制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立以后，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在中国本土已逐渐走向穷途末路，却在此时正被西方国家所借鉴而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科举制与西方的政治文化相结合，脱胎换骨之后，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那么，为什么科举制会受到西方人的推崇进而效仿呢？
原来，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文职官员的选用，实行个人赡徇制、政党分肥制。这些文官任用办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政府之中，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和工作连续性的中断。而科举制实行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向平民开放，标榜公开取士，唯才是举。当西方人知道遥远的东方帝国竟然有这么一种奇妙的文官制度时，不禁产生出特殊的兴趣并大加赞誉，进而仿效。比起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来，科举取士无疑具有其优越性。科举考试制度虽然产生于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但其“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精神却具有超越封建时代的特性，是中国封建社会难得的较为公平的制度。西方在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时期，科举制体现出的“机会均等”原则曾使许多西方人大为惊叹，使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一代哲人心悦诚服，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奎奈还曾直接主张欧洲引进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确实，科举从形式上看相当公平，“朝为田舍郎”可能“暮登天子堂”，这种将相本无种、茅屋出公卿的官员选任办法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可以保证行政管理人员维持较高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考试选才的公平客观性又可以排除人情关系对官员任用的困扰，因此，科举引起西方人的兴趣并受到赞誉。1878年，美国外交官卫廉士（亦称卫三畏）认为，当时中国甚至连电话都有了，但除了精细复杂的科举制之外，什么都不完美。[43]当然，19世纪以前西方人从遥远的异地观察，往往更多地只是看到科举考试的优点，而来华的西方人士从外部观察，对科举考试的弊端并无切身感受，加上为了促使本国政府仿行，因此虽也看出中国官员实际选用中的一些弊病，但还是侧重于赞美科举制。尤其是他们抓住了科举考试具有公平竞争的长处这一本质特征，确实很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基本上经历了从中世纪向近代化转型。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官员选用方面也日益要求朝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可以说，19世纪中叶以后，英、法、美等国已出现了建立平等择优的文官制度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而中国的科举制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示范。1888年9月，英国著名的权威刊物《威斯敏斯特评论》刊载的一篇题为《中国：新的起点》的文章开头指出：“如果说中国政体中还有什么特别之处会受到欧洲人无条件的赞美的话，那么便是科举制。”[44] 当时中国在各方面多已落后于西方，在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下，中国人不得不学习西文、西艺、西政，科举制是屈指可数的反被西方人学习的中国特产之一。当然，英、美等国借鉴科举并非生搬硬套，而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西方的文官考试吸取了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即考试的平等竞争原则和择优录用方法，而舍弃了科举考试空疏无用的古代经典内容。笔者曾在伦敦翻阅1855年英国文官考试制度初建时的试题，考试的内容均为数学、法律、政治、国际关系等与各种文官职位密切相关的学科学问，避免了中国清代八股科举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弊端。东方古老的科举制移植到西方的文化土壤中后，各国结合本国的国情，化腐朽为神奇，结果确实为各国的政治制度开创了新局面。
四、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19世纪下半叶及20世纪初，在一些对此问题较为了解的西方人士的印象中，欧美各国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曾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启导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异议的事。当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亦然。比如，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八股科举深恶痛绝、将国贫民弱割地赔款都归罪于八股取士的康有为，也说过中国历代科举“虽立法各殊科，要较之万国，比之欧土，皆用贵族，尤为非才，则选秀于郊，吾为美矣，任官先试，我莫先焉。美国行之，实师于我”[45]。康有为当时还未出过国，而他当时就知道美国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是学习中国科举而来，可见此一说法也为当时部分中国上层知识精英所知晓，很可能其中就有丁韪良宣传的因素。另一位在公车上书时为变通科举摇旗呐喊、戊戌变法时为变革科举冲锋陷阵的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耳闻目睹欧美、日本等国借鉴科举实行文官考试之效用，而1905年科举制却在中国本土因积重难返被彻底废止，痛定思痛，梁启超于1910年发出了如此惊世言论：“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试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46]此时科举刚停罢5年，梁启超甘冒被时人视为“顽陋”的风险而毅然提出恢复科举的动议，是其反思考试制度在中外不同国家中因革兴替的命运的结果，从中也可见梁启超是深知科举曾影响世界列强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孙中山关于欧美各国考试制度是从中国学过去的那个著名论断，只是康梁科举西传说的延续和发展。
科举西传说也为现代西方汉学界和行政学界所肯定，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科举考试西传欧美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里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其重要性还超过物质领域的四大发明。本文第一节所介绍邓嗣禹之后莱茨等西方学者的后续研究都赞同科举西传说。而美国学者柯睿格（Kracke）1947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发表的论文中更是指出：“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之一。”[47]1953年，他在《北宋前期文官》一书中，在对比科举与欧洲早期文官制度之后，对科举影响欧洲文官制度的史实也表示肯定，并认为邓嗣禹和张沅长两位学者的论文清楚地显示出，19世纪通过印度的文官制度，英国的文官制度曾受到中国范例的直接影响。[48]1964年，顾立雅也发表过这种看法：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远不止造纸和火药的发明，现代的由中央统一管理的文官制度在更大范围内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特征，而中国科举制在建立现代文官制度方面扮演过重要角色。可以明确地说，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49]早在19世纪，当一些人主张英、美仿行文官考试制度时，就曾多次将其与火药、印刷术对西方社会发展的作用进行类比，顾立雅的看法可以说与19世纪的一些西方人一脉相承。此说也得到一些当代外国学者的赞同，如日本学者福井重雅便一再引用、附和顾立雅的观点。[50]美国汉学家卜德（Bodde）在《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则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51]《剑桥中国隋唐史》一书的编者崔瑞德（Twitchett）也认为：唐代的科举制度经过以后的长期发展几乎被全世界所接受，“许多世纪以后，这一制度为我们所有西方国家以考试录用人员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遥远的榜样”[52]。确实，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来说，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53]。
科举被废后相当长时间里，在人们印象中科举就是一种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科举更多的是作为批判的对象而加以介绍的。过去中国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外部世界有关科举的评价知之甚少。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风美雨再度东来，当人们知道西方汉学界和行政学界对科举制的赞美和评价时，感到相当讶异和新鲜。而当我们准备“引进效率”，借鉴西方文官制度以建立公务员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西方文官制度竟然还是从我们中国的科举制学过去的。1983年，美国卡特总统任内的人事总署署长区伦·坎贝尔应邀来北京讲学时曾说：“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54]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事物是“失之华夏，得之四夷”，在本土未能得到良好的发展，传到外域后却生长为生气勃勃的东西。科举制在清末未能顺利地转型为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而是走到尽头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其考试选才的“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精神却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所接力传承，现今中国要建立健全公务员制，发明文官制度的古老国家反而需向欧美学习，这真如古语所说的“礼失而求诸野”。
综合全文考述，我们可以得出比以往研究更为明确的结论：1570年至1870年主要用英文出版的涉及中国科举的文献远不止邓嗣禹文所列的70余种，在此之外至少还可以找到近50种相关文献，总数当在120种以上。由于这些书刊广为流传，在19世纪中叶时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已为欧洲知识界普遍知晓，有明确的史料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科举考试“公开竞争、平等择优”原则的合理性，近代欧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文官选用方法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使得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建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在孙中山做出英、美考试制度是从中国学过去的论断之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曾说过类似的话，这可能与丁韪良主张美国应借鉴科举和宣传科举制的优越性有关。科举考试西传欧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55]
[1]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本文为教育部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课题成果。本文得以完成，应感谢教育部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教育部考试中心及其原主任杨学为研究员、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远东系贝克（H.Baker）教授、剑桥大学东方学系麦大维（David McMullen）教授、日本创价大学创始人池田大作先生、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图书馆、伦敦大学总部图书馆、大英图书馆。
[2] 《孙中山先生演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第35页。后来一些版本最后一句为“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
[3] Y.Z.Chang，“China and English Civil Service Reform”，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XL VII，No.3，Apr.，1942，pp.539-544.
[4] Ssu-yu Teng，“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VII （1942—1943），pp.267-312.
[5] Donald F.Lach，China in the Eyes of Europe，the Sixteenth Centu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p.780-782.日本学者矢泽利彦也曾于1959年在《琦玉大学纪要》第6卷发表过《西洋文献中所见明代科举制度》一文。
[6] Herrlee G.Creel，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p.15-27.
[7] 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8] R.J.Montgomery，Examinations：An Account of Their Evolution as Administrative Devices in England，London：Longmans Press，1965，pp.17-43.
[9] 王敬松：《也谈官吏制度与文官制度》，《光明日报》1989年12月20日史学版。
[10] 顾立雅、莱茨考证出德国于1693年便采用了笔试方式选拔法官，但也曾受到中国科举的影响。参见Herrlee G.Creel，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The Problem”，p.XII，Note 93.
[11] John Webb，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London，1669，pp.133-134.
[12] Arnoldus Montanus （Collected），The Second and Third Embassy to Empire of Taysing or China，London，1671，p.403.
[13] Juan de Palafox Y. Meadoca，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China by the Tartars，London，1671，pp.500-503.
[14] Gabrie de Magalhea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Newly Done out of French），London，1689，pp.147，218.
[15] John Francis Gemelli Careri，A Voyage Round the Word，Part 4，1696，Book II，Chap.8，in Churchill，A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Vol.4，London，1704，pp.38-361.
[16] 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Memoir for Rome Concerning the Sta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 China，London，1710，pp.114-117，210.
[17] Anonymous，An Irregular Dissertation，Occasioned by the Reading of Father Du Halde’s Description of China，With May Be Read at Any Time Except in the Present Year 1740，London，1740，pp.9-11，68-83.
[18] Domigo Fernandz Nanarette，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in Churchill，A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Vol.1，London，1744.Book 3，Chap.1，pp.48-49.
[19] Thomas Astley，A New General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London，1747，Vol.4，pp.111-119.
[20] Fransois Marrie de Marsy，The History of China，London，1763，pp.231-234.
[21] Tome Vingt Quatrieme，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E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eres，Memoires de La Chine，Paris，1781，pp.123-135.
[22] Cornelius de Pauw，Philosophical Dissertations，London，1795，Vol.2，pp.313-314.
[23] George Leonard Staunton，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Embassy of the Emperor of China，undertaken by order of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London，1797，pp.413-414.
[24] Buraum，Houckgeest Andre Everard Van，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Embassy of the Dutch East-India Company to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in the Year 1794 and 1795，London，1795，p.31，Notes.
[25] Cadell & Davies，“Penal Code of China”，The Edinburgh Review，Vol.16，No.31，Aug.，1810，p.491.
[26] P.P.Thoms，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Macao，1816，pp.17-19，58，125，143，148-149，261.
[27] George Jimkowski，Travels of the Russian Mission Through Mongolia to China，and Residence in Peking，in the Years 1820—1821，Vol.2，London，1827，pp.163-165.
[28] Charls Gutzlaff，Journal of Three Voyage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in 1831，1832 & 1833，London，1834，pp.15-16.
[29] Leitch Ritchie，The British World in the East：A Guide Historical，Moral，and Commercial，to India，China，Australia …of Great Britain in 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Seas，Vol.2，London，around 1840，pp.201-203.
[30] Samuel Kidd，China，on Illustrations of the Symbols，Philosophy，Antiquities，Customs，Superstitions，Laws，Government，Education，and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London，1841，pp.339-344.
[31] Samuel R.Bram，“Chinese Culture：or Remarks on the Causes of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Chines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51，Vol.2，pp.198-201.
[32] A.Morison，China，Past and Present：A Lecture，Delivered at the Mechanics’ Institution，Melbourne，1853，pp.4-5.
[33] J.G.Keer，“Description of the Great Examination Hall at Canton”，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No.3，Dec.，1866，pp.63-69.
[34] C.Hartwell，“The Relation of Christians to the Examinations”，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1，No.11，Mar.，1869，pp.217-220.
[35] Thomas Taylor Meadows，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and on the Chinese Language，London，1847，p.124.
[36] 1993年3月，因原国家教委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研究员的书信引荐，笔者作为该中心兼职研究员赴剑桥大学访问，由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委托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艾超世（Charles Aylmer）先生负责接待。当谈起中国科举对西方考试制度之影响这一问题时，艾超世认为科举制对剑桥大学1800年以后实行的学位考试制度有影响，因为英国人在此之前已熟知科举考试的选才原则，故即使无直接材料证明，至少也可以说剑桥考试制度的建立间接受到中国的影响。
[37] “A Review，Williams’ Middle Kingdom，Chapter XVIII，Cause of the Perpetuity of Chinese Institutions”，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15，No.1，March-April，1884，pp.130-133.
[38] 丁韪良：《西学考略》下卷，光绪九年（1883年）同文馆聚珍版，第53页。
[39] W.A.P.Martin，A Cycle of Cathay，or China，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Edinburgh and London，1896，p.42.
[40] 潘懋元、刘海峰：《同文馆与中国近代海关的关系》，《教育史研究》1991年第2期。在《西学考略·自序》中，丁韪良也说“中国倘能稍用西术于科场，增格致一门，于省会设格致书院，俾学者得门而入，则文质彬彬，益见隆盛矣”。
[41] W.A.P.Martin，A Cycle of Cathay，or China，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Edinburgh and London，1896，pp.42-43.
[42] W.A.P.Martin，The Lore of Cathay or The Intellect of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1901，pp.326-327.丁韪良是主张美国借鉴中国科举实行文官考试制度的人中最为积极且最典型的一个，因此，1905年9月中国发布废科举诏后，1906年出版的《美国东方学会学报》第27卷在迅速刊载该诏令英文本的同时，还谈及丁韪良以往一再主张美国仿行竞争考试之事。
[43] Wells Williams，“China and Chinese”，London Quarterly Review，Vol.51，Oct.，1878，p.136.
[44] R.S.Gundry，“China：A New Departure”，The Westminster Review，Vol.130，No.3，Sept.，1888，p.294.
[45] 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208页。
[46] 梁启超：《官制与官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3，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8页。
[47] E.A.Kracke，“Family vs.Merit in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Empi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0，1947，p.103.
[48] E.A.Kracke，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960—1067，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pp.2-3.
[49] H.G.Greel，“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in China：The Origin of the Hsie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3，Feb.，1964，pp.155-183.
[50]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通讯》1986年第3期所载福井重雅在中国秦汉史第三届年会上的发言；福井重雅：《汉代官吏登用制度研究》，东京：日本创文社，1988年，序言。
[51] Derk Bodde，Chinese Ideas in the West，Washington.D.C.：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Fourth Printing，1972，p.31.
[52] Denis Twitchett，The Birth of the Chinese Meritocracy：Bureaucrats and Examinations in T’ang China，Printed by Bendles （Torquay） Ltd.，15/16 George Street，Torquay，London，1974，p.33.
[53] 刘海峰：《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8期。
[54] 桑玉成等：《当代公务员制度概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页。
[55] 需附带说明的是，科举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本文只是在以往邓嗣禹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此命题的论证向前推进了一步，尚未穷尽所有的西文资料。若有条件再作更深入的研究，相信还可以发掘出更多的论据证明科举西传这一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