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科举研究与科举学

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1]

一、问题的由来

科举制是中国的特产，但它却对东亚和西方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指历史上日本曾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朝鲜、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是指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东亚诸国仿行科举于史有证，不成问题；而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却是一个以往中国人了解较少的相当复杂的问题。

20世纪初，清朝统治者在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风雨飘摇，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在中国也走到了穷途末路。为了推广新学、兴办学堂，清政府不得不于1905年废止了科举制。随后，八股科举被一般人看作和鸦片、缠足等同类落后丑恶的东西，被人们所唾弃。作为历史陈迹，曾经显赫无比的科举在中国逐渐为人们所淡忘，再谈科举容易被进步人士视为“顽陋”。因此，一些谈及科举考试史的人为避免用“科举”这一很难听的名词，常代之以“中国历史上的考试”的说法。在中国人多对科举加以批判的20世纪20年代，早年便出洋、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说出的话真是石破天惊：“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2]正是在孙中山这一说法的启发下，一些中国学者对科举西传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1943年前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最为激烈、中华民族的命运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两位中国学者不约而同分别在美国重要学术刊物上用英文发表了关于中国科举考试对英国和西方影响的论文，使当时正与中国一道抗击法西斯和日本侵略者的世界人民知道中国曾对世界文明做出的这一大贡献。这两篇论文其一是当时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任教的张沅长发表在1942年4月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上的《中国与英国的文官改革》一文（以下简称张沅长文）[3]，其二是旅居美国的邓嗣禹发表在1943年9月出版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的《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一文（以下简称邓嗣禹文）[4]。尤其是邓嗣禹文长达3万余字，旁征博引，论述详赅，长期以来在海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被收入多种文集，在西方汉学界几乎无人不晓，已被公认为是经典性的论文，至今还经常被引用。其后，还有几位外国学者在邓嗣禹文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了一些探讨，如莱茨（Lach）1965年出版的《16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一书，新发现了几条西方人对明末科举制度的记载，并认为欧洲人曾从中国科举中学到了笔试形式。[5]顾立雅（Creel）1970年在《中国政术之起源》一书中，声称自己在详细研究考试制度史之后，发现中国确实是最早采用考试的国家，并认为中国的考试制度曾在12世纪影响过中东的医学考试，进而影响欧洲的学位考试，17世纪以后又影响了德国、英国考试制度的建立。[6]但他对科举西传并未作系统全面的研究。其他一些涉及科举西传的外文论著多数只是一般介绍16～19世纪西方人所见到的中国科举，中国学者近年来的有关论著基本上是在邓嗣禹文的资料范围内作一些介绍论述。笔者的《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一书[7]有关章节，虽曾利用过一些新资料，但尚未遑作深入的探究。

由于研究“科举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这一问题主要涉及19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文献，在中国基本上无处查阅，在西方庋藏此方面资料的各大图书馆也多将之列为善本书而很难借阅，加之邓嗣禹等人的研究成果已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要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难度极大，因此在张沅长文和邓嗣禹文问世后半个多世纪，中国学者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未取得大的进展。笔者在研究“科举学”的过程中，一直很想研究“科举西传”这一难题，1993年，幸得原国家教委公派留英的机会，在伦敦大学访学半年，2000年又获教育部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的资助，并由厦门大学派往日本创价大学访问研究半年，使笔者得以有条件专门进行此问题的研究，本文便是研究的初步成果。

1953年7月，邓嗣禹文以《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为名在台湾出版了中译单行本，随后，中外关系史专家方豪在香港《民主评论》半月刊第4卷第15期发表了《西方考试制度果真受到中国影响吗？》一文，对邓嗣禹文的论点提出质疑。1965年，英国学者蒙哥马利出版的《考试：它们在英格兰作为行政措施的演进》一书，认为英国文官考试制度之由来可归因于牛津、剑桥等大学的考试制度，完全不提中国科举制的影响。[8]中国大陆也有个别学者根本否认西方或英国的文官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影响。[9]

西方考试制度是否真正受到过科举制的影响？这一说法能否确立？1870年前记载有关科举的文献是否仅邓嗣禹文所列的70余种？孙中山关于英国考试制度是从中国学过去的说法根据从何而来？弄清楚这些问题，不仅在“科举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全面正确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及为当代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作为新探，本文将运用新发现的资料，力图在邓嗣禹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一大步，以得出更为明确的结论。

二、新的探索与发现

作为本问题的拓荒者之一，邓嗣禹在论文中经过详细考证，基本上厘清了西方考试制度的发展脉络，表明1702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实行了书面考试，1802年才有学士学位考试。而正式的文官考试，法国是1791年开始实行，大革命后渐趋松弛，1840年后法国又重新考虑建立文官制度，至1875年法国文官系统基本形成。德国约于1800年左右实行文官考试。[10]1806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学院，1829年为东印度公司选用文职人员实行公开考试，1855年，英国政府开始推行文官考试，并在1870年使其制度化和正规化。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1893年使其进一步完备。对此，本文不再详细追述。

为了证明中国科举制曾影响西方考试制度这一论点，邓嗣禹广泛查寻，细大不捐，力图将1870年以前出版的记载中国科举制的西方文献搜罗殆尽。其文末附有“记载中国考试制度之西方论著目录”，收录了1570—1870年的78本（期）多数是用英文在伦敦出版的西方书刊。从此，海内外论及科举西传的学者都据此说1870年前谈及中国科举的西方文献有70余种之多。邓嗣禹文的确难能可贵，几乎已将常见的19世纪以前关于中国的西方书刊搜遍，要在此基础上新发现一条资料都不容易。但是，也并非不可能，实际上张沅长文所引资料中已有10种是在邓文所列78种文献之外的，莱茨也找到一些16世纪的珍贵资料。只要我们扩大范围认真求索，在邓、张二文所得文献之外，还是能新发现不少1870年以前论及科举的西方文献。

经过艰难的搜寻，笔者目前已新发现了1870年以前论及科举的西方论著近50种，其中多数也是用英文在伦敦出版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对科举考试的知晓和推崇程度。以下我们选取有代表性的史料分三个阶段加以介述。

（一）17世纪的记载

在17世纪以前，西方所有的出版物并不太多，关于中国的书籍也较有限，谈及科举的主要西文书籍邓嗣禹文已基本收录。但就是在其所列书目之外，笔者还是找到了数种弥足珍贵的文献。

1669年，约翰·韦布（John Webb）在伦敦出版的《中华帝国古语历史文集》一书中，论述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在第133～134页谈到了科举使用笔试的情况，说中国人通过考试获得的头衔“就像我们大学中的博士学位，然而却需更勤奋和严格地用功，而且确实竞争更为激烈”；“他们若不能十分准确地写出好的文字，便得不到学位”，那么只好等3年后的下次科举再试。作者在书中还引述了其他学者谈到的中国用同样的科举考试来认可生员身份的情况。[11]

1671年，蒙塔努斯（Montanus）编辑出版了荷兰作者《第二、第三次出使大清或中华帝国记》的英文版，其中说道：“在中国社会中有几种荣誉学位，每个人要通过写优美的文章才能获得这些学位；一旦获得后，他们在朝廷中便能升迁到很高的职位。”书中还提到各地主持或参与管理科举考试者皆是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士。[12]西班牙传教士门多卡（Meadoca）的西班牙文著作《满清征服中国史》也于1671年被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此书第八章谈到满清征服中国后，并不禁止汉人学习汉人学术，顺治皇帝认为中国人十分敬重而且很醉心于学术，于是在1647年初有300多位文士取得了博士学位，600多人得到了硕士学位，此外还有大量的人得到了学士学位，这说明并非只有欧洲才有众多的博士和学士。[13]

葡萄牙来华传教士安文思（Magalhaes）的著作《中华帝国历史新编》于1689年被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书中谈到了中国人获得科名非常荣耀，3种科名含义相当于西方的博士、硕士、学士，并说：“全国的硕士（中国人称之为举人，即有学问的名人）每三年一次集中在北京贡院，一起参加13天的考试。一个月后，在作文考试中显示出最富有创造性和独出心裁的366人被赐予博士学位。皇帝在年轻的博士中挑选最年轻和机灵者进入一个叫作翰林院的机构……这些翰林在院中成长有年，学习真切的统治艺术和优良举止的方法。”[14]

以上4种书籍有关中国科举制的描述还较为简略，而在杰米里（Gemelli）博士《环球航行记》一书中记载得就更为详尽。杰米里博士此书1696年出版，后又收入邱吉尔（Churchill）1704年在伦敦出版的《航海与旅行著作集》中。此书第4部分描述了杰米里在中国看到的许多十分奇异的东西，其中第8章详细描述了考进士点翰林的情况、各省学政去主持考秀才的情况、乡试的内容和时间。“在15个省市中，北京和南京两个都市可取中150名硕士，其他各省或多或少低于100名不等。”“每场考试从黎明到夜晚，在贡院中饭食是由公府提供的，饭食非常清淡易消化，以免考生的才思变迟钝。到晚上考生折好他们的作文试卷并交与指定收卷的人，每个人都要签名。这些试卷由抄书手誊录另本并与原本校对之后，分发到评卷官那里时，已无法知道试卷的作者，这样可以防止舞弊。”作者还对科举考试所用的“四书”“五经”一一作了介绍，并赞叹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世界上还有什么国家像中国一样有这么多的大学？中国肯定有10000名以上的硕士，其中6000或7000人每三年聚集于北京一次，通过艰难的考试，有365人可获得博士学位。我相信没有任何国家的大学生人数可与中国那样有如此多学士人数相比，中国大约有90000名学士；也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的文化知识这么普及，尤其是在中国的南方省份，不论是富人或穷人、市民或农民都能读书或写字。简言之，除了欧洲，世上没有其他地方像中国出版了这么多的书籍。”[15]杰米里博士对中国南方教育普及程度的估计可能过高了一些，而他对科举考试的观察和记载却相当详细。其描述或许有受到17世纪初在欧洲广为流传的利玛窦和金尼阁有关中国科举的记载的影响，但也是一份了解清初科举制度的珍贵资料。

（二）18世纪的记载

如果说17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中国科举制的了解还不够系统的话，那么到18世纪，随着更多的西方传教士和外交使节来华，西方人对科举的了解也就更为全面了。17世纪以前来华的西方人中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而18世纪法国、英国人渐居上风，用法文和英文出版的谈及科举制的书籍出版量也更多了，以至许多英、法学者崇尚中国文化，连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代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也赞扬有加。因此，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看，在一定意义上，欧洲的18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笔者也新找到了一些记载科举的西文书籍。

意大利人铎罗（Tournon）的《罗马与中国基督教状况实录》1710年在英国出了英文版。该书第114～117页描述了中国的庙学制度，说到有的学者认为所有获得科举学位者都要到孔庙，在那里考官与他们一道举行仪式，授予学位。他们并非在那里学习后获得学士学位，而是在此之前已得到学士学位，只是集中到府学（孔庙）中来被授予学位。在中国所有城市中都有一座称为府学的学院，学院有高大的建筑物。该书第210页还提到学者参加殿试获得学位后拜谒孔庙的情况。[16]1740年，一位佚名作者因阅读杜哈尔德（Du Halde）有关中国的描写而撰写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非正式的学术演讲》的英文著作。在该书中，作者说中国的所有头衔（科名）都与学问有关，与我们学士、硕士、博士相当的3种学位不是授予而是通过严格的考试而获得。作者提到当时江西省有1万名学士，每三年仅有60人获得举人。对秀才、举人、进士的选拔考试程序，进士与官员更新比率等，该书也作了一些描述和评论。[17]1774年，在伦敦出版的邱吉尔所编的《航海旅行集》中收录有多明戈（Domigo）《关于中华帝国的记述》，其中也说到中国的3种学位的用法如同西方的学士、硕士、博士，这种学位非常古老，一个人如果获得学士，就不再隶属于行政官员而从属于大学，这有如西方的情况。但他在岁试之外，每三年还得参加一次考试，这促使学生终身要钻研读书。[18]

托马斯（Thomas）于1747年在伦敦出版的《新航海旅行集》，其中第4卷所收的第一部书为《中国描述》，该书是在综合整理以往许多论述中国的著作的基础上而撰成的，其第3章第1节专门谈论介绍中国的绅士和官员。对中国没有世袭贵族，科举考试的层次和种类，贡院的布局和规制，童生试、秀才、举人、进士考试及其衣冠、朝考、贡生等均有详细而相当准确的描述，甚至还谈到立进士坊、受生员礼、糊名考试、防止舞弊等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说：所有称为文人绅士的人都是学者或学生，所有官员均为绅士，但并非所有绅士都是官员。[19]该书对科举制某些方面的描述虽非最为详细，但却相当全面而简洁地概括出了科举制的主要程序。当时欧洲读者只要读此一节描述，便可把握以往所有西方人士对科举所作描述的基本概貌。

弗朗西斯（Fransois）的法文著作《中国史》1763年被译为英文在伦敦出版。该书对中国人接受私塾教育后如何通过三级考试获得秀才、举人、进士学位也有描述。由于西方学者均将科名等同于西方学位，因此该书也分别描述了获得不同科名后穿戴颜色、款式不同的学位衣冠，并说进士放榜后每个进士的家乡都欢欣鼓舞，为进士举行庆祝活动。[20]与此类似，汤姆（Tome）1781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著作《书信集——关于中国的记忆》也对中国科举的三级考试及授予的相关学位作了不少描述。[21]

另一种译自法文的著作《哲学演讲集》于1795年在伦敦出版，该书作者科尼利厄斯（Cornelius）指出，西方作者中的一些人赞美说中国人在担任官职之前要参加奇妙的考试，其实这是由于中国的文字非常难掌握，因此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学习并通过考试来鉴别。[22]

1793年，英国君王首次正式派遣大使到中国觐见乾隆皇帝，这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英国使节回伦敦之后不久，大使马戛尔尼伯爵（Lord Macartney）和随从参赞斯当东（Stauton）都分别出版了使华札记，邓嗣禹文对此已作过介绍。但斯当东《由英使华纪实》一书看来于1797年在伦敦出版了不止一个版本，与邓嗣禹所见的版本于第2卷第123页对科举的描述和赞扬略有不同，笔者看到的斯当东《大英使节谒见中国皇帝纪实》一书是在第12章第413～415页称赞中国的科举制度与政府。在记载他们于1793年使华途中曾因没有公共旅馆而下榻于贡院时，斯当东写道：“这些考试总是公开的……没有人被排除在外，它对各阶层的人开放。民众因而确信职权是通过功绩而获得，这促使人们尊敬和服从当局，除非是在声名狼藉的情况下，身份和学问才无法永远提供保障。采用这样一种制度的政府对社会具有许多益处。”[23] 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等人在出使中国之前已广泛收罗和认真阅读了有关中国的许多书籍，他们的使华札记出版后影响很大，使英、法等欧洲国家对中国及其科举制度有了更广泛和真切的了解。

在英国公使访华的次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派出使节出访中国。在《1794年至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访问中国朝廷的真实记录》一书中，作者布朗（Buraum）对中国的科举制也有描述，在该书卷首注释中还写道：“中国人对他们参加的考试给予最高的重视，因为及第者注定可以在政府中获得不同的职位，甚至获得最高的声誉。在爱迪芬特（Edifiantes）的信件中，可以发现有关这些考试及其相关的礼节的非常令人好奇的细节。”[24]

在18世纪，钦羡中国文明的欧洲人对科举制赞美有加。他们或从遥远的异地观察，或来中国后将其与本国的政体作对比，往往只看到科举考试的优点和新奇之处，对科举考试的弊端并无切身感受，加上有些人为了促使本国政府仿行，往往过高地赞美科举制。

（三）19世纪的记载

与18世纪推崇中国文明的时代背景不同，随着西方特别是英国与中国商业利益的矛盾加剧和不同系统的文明的冲突，19世纪许多西方人士不再钦佩古老的中国文明。尤其是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已不再神秘，声望一落千丈，曾被英、法等国打败的中国人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往往是男子留长辫、女子缠小脚、众人嗜鸦片，一切都落后原始——唯独科举制是例外。在19世纪，科举制还像17～18世纪一样被一些西方人赞不绝口，而且欧美国家还纷纷仿效，借鉴科举建立了近代文官考试制度。从19世纪西方有关科举制的描述来看，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笔者新发现的1870年以前记述科举的19世纪英文书刊已有34种（条）之多，以下列举主要的15种（条）。

1810年，《爱丁堡评论》杂志刊载了介绍评论中国《大清律例》的文章，其中说道“在经过行政官员的主考主持的考试之后，文科学位必定会授予那些将要走上公共官职的人，但那里看来没有与我们的大学相似的机构”，并提到斯当东所说乾隆皇帝特赐科名给满人之事。[25]1816年，汤姆斯（Thoms）编辑出版了一部《英译汉语对话与句子》，其中有大量例句是关于科举的，如对话三列举一位官员对其仆人说：“官儿，你到门上伺候，倘有各衙门拜贺，说我老爷连日科场辛苦，懒于接见，止留帖，容日答拜。”随后有一位叫皇甫吟的新进士求见被拒。对话九也有“科场在即，尊驾满腹经纶，今年一定恭喜”的例句。对话十八、十九、二十一中列举的说话对象都是秀才、监生或举人拜访人时常用的句子。[26]由于当时科举在中国社会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影响广泛，因此一般的汉英词典和教学用书多会举一些与科举相关的例句。

在《1820年至1821年俄罗斯使团经蒙古到中国并在北京居住游记》一书中，作者乔治（George）一一介绍了北京城的主要建筑，其中第81号建筑为坐落在京城东边靠近运河旁的翰林院，或称“中国文史院”，他指出翰林院中尽是出色的学者，中国的所有文士和学校都依赖于这一机构，因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从其中选任。第87号建筑是靠近北京东城墙的贡院，它是一个巨大的建筑，要担任公职的候选者都在其中参加笔试。它包含非常多的单间或号舍，以及给主考官员住得很好的套间。“他们还对考生实行监督，以维持良好的秩序，阻止无才学者从相邻的更有学问的考生那获得帮助；在防止考生带入书籍和他人所作范文方面也同样严格。各省会也有类似的为科举考试而修筑的建筑，皇帝经常派遣翰林去主持乡试，这些翰林拥有很大的权威，等同于最高职位的官员。”[27]

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直至40年代，西方尤其是英国出版物中介绍或谈及科举的资料更为频繁地出现在书籍和杂志中，本文无法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这里仅择要介述一下。1834年，查尔斯（Charls Gutzlaff）在《1831、1832和1833年沿中国海岸的航海日记》中说：按照费希尔（Fisher）先生在《君子杂志》所引用1669年倪霍夫（Nieuhoff）等人的说法：“中国显然在许多世纪中要比欧洲国家更先进——教育更为普及，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教育实施状况比1669年所写的记述更好，也比当今任何其他国家更好。”“政府不仅通过赐予官职，而且通过授予科名来鼓励教育，而科名是荣誉的象征。学政在各省巡行，调查教育状况并考试科举生员。此外，还有每三年一次的考试可以授予最高的科名……”[28]

1840年前后在伦敦出版的里奇（Ritchie）所著的《东方的不列颠世界》一书第2卷在谈到中国政府时说：吏部最令人感兴趣和独特的职能是主管教育或文士的任用。“每三年一次的考试，由于应举者是来自各阶层的人，因而在中国引起巨大的震动；举行乡试的省城被从全省各地来的人群所挤满；当发榜以后，金榜题名者受到普遍的欢呼，中举者的家庭将喜报贴在家中并向公众宣传他们的好运，在即使是最低贱的农民的小屋中，题名录也被研读。获取较低学位的考试持续3天，而获取较高学位的考试持续9天。”作者还指出，令人遗憾的是，和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实践与理论也相脱节，贿赂和腐败行为往往比文才对获取官职更为有效，他还举出捐官做法以及有许多进士和举人多年待官的情况。[29]

在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担任中国语言文学教授的基德（Kidd）对中国文化颇为了解，1841年，他根据一些来华西方传教士的原始记载资料和中国文献，编写出版了《中国》一书。该书第7部分专门谈及中国的教育与文学等，其中包括科举考试。他指出，中国的地方官学即秀才们所就读的儒学管理不善，除了岁考和科考时，生员几乎不到学校。为获得学位、选才授职的科举考试制度创建于唐代，其原则直到当今很少变更。他还对科举考试不鼓励创发己见、忽视科学实用知识等弊端作了分析，并介绍了乡试、会试的情况。尤为难得的是他还仔细描述了八股文的内容和结构，并举例说明。[30]与里奇相同，基德对科举制的介绍不再停留于一般探奇描述，而且还看到了科举制的局限。

从1832年起至1851年止每月出版的英文杂志《中国文库》（Chinese Repository）刊载了许多有关中国科举的文章和消息，邓嗣禹文所附的78条目录中有8条是出自于该杂志，其中有重要的长篇大论，也有的条目仅是个别地方涉及科举的文章。其实，在邓嗣禹文所录8条之外，我们还能在《中国文库》中找到内容多少不一的18条涉及科举的资料，其中有许多是关于1835年至1851年广东各科乡试的简短消息报道，包含录取的举人数额和参加乡试的人数，还有一些是关于武举、广州府岁科考试、对考试作弊者的处罚、贡院旁发生火灾等有关消息的报道，科举考试消息已成为该杂志经常性的很少遗漏的报道内容。也有一些资料是较详细地记载科举情况的。例如，《中国文库》第7卷第2号（1838年6月）第112页记载了该年会试钦定四书义之题目；第20卷第7号（1851年7月）第390～391页记载了全国各直省武举秀才和举人定额，第508～509页记载广东乡试3场考试题目和广东省各府州举人分布数额，以及赌榜和跑报习俗；第18卷第11号（1849年11月）第609～611页记载了全国各省举人定额和广东各府州举人分布数额；第15卷第4号（1846年4月）第213～215页则记载了福州科名盛况及占全省秀才、举人、进士数的比例；等等。总之，从《中国文库》所载资料来看，科举是当时在华西方人经常关注且相当了解的事情。

在1850年至1870年，也还可以在邓嗣禹文所列70余种英文资料以外找到不少记载中国科举的书刊。张沅长《中国与英国的文官改革》一文中已引用了多种邓嗣禹文之外的重要的资料，如1864年12月17日出版的英文周刊《一年到头》（All the year Round）刊载的《中国竞争考试》一文，便对科举进行了全面介绍和深刻的分析。笔者也新发现了一些资料。以下略举数例。

《美国东方学会学报》1851年第2卷发表了布朗（Bram）《中国文化：或评中国的独特性的成因》一文，其中有对科举各级考试的介绍，甚至还谈到赴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可以得到官方支给的川资。作者在谈到武举、宗室科举、翻译科举之后指出：“这样，政府看来将竞争与考试制度运用到每一个可能的方面。”[31]

1853年，莫礼森（Morison）在《中国：过去与现在》一书中，谈到在欧洲人知道中国之前许多世纪，中国人已发明了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当全世界还处于野蛮状态时，中国的文明已经存在和持续了很长的时期。作者认为，在中国所有制度中，最重要的是在北京的为政府提供从最底层到最高层官员的巨大的国立学院。“那些被证明具有占据政府官职的求取入仕必须经过考试过程，这使著名的德国大学考试显得黯然失色。因此，这一制度应该得到更多的特别注意。”作者接着介绍了各级科举的办法以及状元鼎甲发榜的荣耀场面。[32]

《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学报》1866年12月出版的新3号刊载了克尔（Keer）的《广东贡院》一文，该文对全国各省划一的贡院的布局、规制、各部分建筑的功能等作了详细的描述，并且认为这种专门而朴素的科举建筑完美地适用于科举考试。“中国的竞争性文士考试制度是该国特有的制度，并且持续了一千多年。长期以来，它得到每一个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认可和支持，得到人民普遍的赞同和接受。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对处于半文明状态、崇拜偶像、民族尚文的独特的中国而言，科举是最好的事物。”[33]作为西方人，作者从欧洲的角度将中国人视为半开化民族带有其偏见，但他对贡院这种科举制度的具体象征好奇有加，对科举考试的独特性印象深刻，也得出了科举是十分适合中国古代国情的一种制度的结论。

《中国记录与传教士杂志》1869年3月出版的第1卷第11号，发表了长期在福州传教的夏查理（Hartwell）的《基督教徒与科举考试》一文，该文针对当时“是否应鼓励中国的基督教徒参加获得科名的科举考试竞争”这一当时摆在西方传教士面前的棘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篇曾在1869年2月福州传教士大会上宣读的论文认为，这是一个对当时在华传教士而言是非常现实而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当一个文士考虑要接受基督教时，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个问题：“假使我成为基督教徒，我还能参加科举以获得科名吗？”作者在详细介绍中国的科举考试程序尤其是乡试与会试前后皆历时9天的情况之后，认为参加科举不仅从时间上会与做礼拜相冲突，而且还会成为信仰基督教真义的障碍，因此主张在当时阶段，不赞成中国的基督教徒参加科举考试。[34]不过，在华传教士又深知中国的精英人士皆参加科举，要影响中国就不能不影响这些精英人士，因此，后来许多省份的传教士都采取在乡试出场时向应举者分发《圣经》等读物，以期在此关键场域对全省儒士做出广宣流布的有效影响。

以上列举的新史料只是笔者发现的主要部分，限于篇幅，无法一一介绍。总之，16世纪至19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记载有关中国科举考试的文献不止为邓嗣禹文所列的70余种，而是在120种以上。通过这些书刊的介绍，中国科举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选才方法已为西方知识阶层所熟知，并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间接和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