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中国教育学界，我的学术路数大概属于有点特别，或者说我的教育研究是属于有点特色的，因为其一是融汇古今，其二是专注考试。

先说“融汇古今”方面。我是一个非教育学科班出身的学者，是出身历史学到教育学界行走的学者。1977年考上厦门大学历史系读本科；1982年初又考为厦门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生；1984年11月硕士毕业后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从此开始进入教育学界，至今已有30多年了。

从事教育研究是我研究方向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跨度是相当大的，既不是一级学科内不同二级学科之间的调整，也不是同一学科门类中一级学科之间的迁徙，而是不同学科门类的跳跃，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跨越。过去我曾应约在《东南学术》2001年第5期“跨世纪学人”栏目中发表《从历史到教育——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体验》一文，在《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中青年专家访谈录”专栏中发表《在人文与社科之间——刘海峰教授访谈》一文，都谈到了我的学科转变心路历程和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起初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仍为高等教育史或中国教育史，并未真正脱离历史，故介于转行与非转行之间，换句话说是半转行，就研究对象而言是较为专门的历史，从研究方法来说则与历史学没什么不同。之后我逐渐结合教育实际进行研究，并向当代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转移。这些年来，我从事跨学科研究，也有一些体验，深感要在某一新学科获得好收成，必须在原有学科打下好的基础。只有在一个学科具备较高素养，饱满而充满张力，才能触类旁通，才能顺利迁移至其他学科。如果原先学科就学不好，在新的领域也难以开拓。多年来，我既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教育学刊物上发表现实教育研究论文，也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史学刊物上发表教育史研究论文。我能做出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与研读历史学奠定了较扎实的学术功底有很大的关系。

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如果努力得当，跨学科研究也有可能获得某种独特的优势和收获。我的研究领域不仅主要在高等教育学和教育史两个二级学科中耕耘，而且在教育学和历史学两个一级学科中纵横。我发表的论文面也比较宽。例如，从1984年以来，拙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的篇数已经达到70余篇，分布于“教育学”“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历史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中国近代史”“新兴学科”等多个专题。如果只是在某个单独领域中发表论文，一个专题的人大复印资料是很难转载一个学者这么多篇论文的。

因此，本书名前半段之所以用“融汇古今的教育研究”，是因为自己从历史到教育，从科举到高考，从过去到现在，在历史与教育的结合点上下功夫。学术研究注重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融汇古今的特点。

再说“专注考试”方面。我的学术研究较为专门，即主要集中于从古代科举到当今高考的考试制度研究。最初我之所以到高教所工作，是为了专门从事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第一项任务便是协同潘懋元先生编纂《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中国教育史研究范围很广，要想超越前人，有所突破和创新，必须进行专题研究。部分是因为博士学位论文的先导，部分是因为自己的持久兴趣，最终我的主攻方向归结到科举史研究。

科举在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占有核心的地位，是中国古代人文教育的首要内容，也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专题，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学术空间。由于科举与1300年间知识分子的命运息息相关，古代士人的喜、怒、哀、乐往往集中在科考前后表现出来，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因此，相对其他专题来讲，我觉得研究科举特别有意思，研究起来兴味盎然。加上科举文献汗牛充栋、科举人物难以胜数，具有很强的挑战性，以往的研究又存在以偏概全或误解之处，因此科举学具有巨大的研究空间，是一门精深的、吸引人的专学，使我乐此不疲。而且，科举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所以慢慢地我就更集中于研究科举。

在我的学术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倡建科举学。在“学”字满天飞的当代中国，我提出创建科举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概括地说，科举学是在全面客观评价科举制和传统文化，或者说是在为科举平反的时代大趋势下，在学术研究环境渐趋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在学科交融和跨学科研究的学科依托上，在借鉴参考科举的经验教训为考试改革服务的现实需要的呼唤下，应时而生的。科举学的范围涉及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领域，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覆盖或囊括科举研究的所有内容。我之所以会提出科举学，想到将科举的各方面整合起来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来加以研究，是因为自己向来爱好文学。后来，我从学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受过十年正规的历史学教育，毕业后又在教育学界行走。正是由于具有跨学科的学习和工作背景，我才会提出建立科举学这样一门综合性的专学。可以说，科举学是学科交融的产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多年来，批判高考的论著往往也不约而同地将高考与科举相提并论。我在教育学界研究科举，早期又参与了教育部考试中心的杨学为主任组织的中国考试史研究，自然会将科举研究与现代的高考联系起来，研究触角往下延伸。我的高考研究往往是融汇古今的研究，在同时进行古今考试制度研究的过程中，我的一点认识是，虽然科举是一种过去的、离我们越来越远的考试制度，当前现实的考试体制、考试观念、考试方法、考试形式却无不受历史的深刻影响。

作为高校与中学之间的桥梁，高考既是高等教育的起点，也是高校与社会各界联系最密切的方面之一。高考改革历来是教育改革的关节点，不仅敏感而且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由于其影响重大且十分复杂，所以研究起来很有挑战性。高考改革是一个谁都说得上两句话，但谁都不容易讲深讲透的问题。发表一两篇论文不难，要连续推陈出新发表系列论文却不易。有一些博士生曾问我，为什么我能思考一些高考改革中的规律性问题，能写出一些他们想写却写不出来的文章。我的回答是，功夫在诗外，不能就高考论高考，重要的是将高考制度放到中国考试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放到整个社会大背景中去论述，自然比就事论事看得更深更广。科举研究与高考研究关系密切。古今时代虽变，但人性和许多道理并没有变，大规模选拔性考试所遇到的问题也非常类似，甚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科举学研究使自己的高考研究具有历史深度和学术底蕴。

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要将主要的时间做自己最擅长且有价值的课题。对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专题要不断坚守，持之以恒，深入其中，而且还要不为外物所动，这样必定有所收获。我在考试研究领域耕耘不止，逐渐使论著成系列、学问成系统、影响成气候，获得的11次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的成果都是考试研究方面的著作。长期坚持研究考试使我的教育研究有点别具一格，因此本书的副标题为“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

我学术研究的第三个大的方面是高等教育。身在以高等教育研究见长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尤其是长期作为机构的负责人，自然少不了进行高等教育研究。我的高教研究比较集中在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研究，其他如高校校史追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性、院校更名问题、大学教师的生存方式、高等教育学科性质、大学排行榜问题、大学章程与教授治学等，也都发表过一些论文。只是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论文论题比较宽广，与科举和高考方面的论著相比还不够成系统。

本书3个篇章选编的次序，先是科举制与科举学研究，其次为高考改革研究，最后为高等教育理论与历史。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与高考也有很大部分是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但又不完全属于高等教育领域。我从事学术研究30多年来，已经发表了300余篇论文。本书所选论文既涵盖科举、高考、高等教育三个方面，又不与自己过去出版的《中国科举文化》《高考改革论》《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理论研究》3本论文集中的论文重复，并希望能够代表本人的学术水平，以不辱这套文库的名称。

选入本书的32篇论文，不少曾产生广泛影响，发表后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摘13篇、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等专题转载13篇。有的论文的难度颇大，如代表性论文《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写作时间前后花了8年。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是以往中国人了解较少且相当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尚无定论的历史之谜。从1991年开始，我就想写一篇论文来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我于199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作高级访问学者时，整天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由于这一问题主要涉及19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文献，在中国基本上无处查阅，而在西方藏有此方面书刊的各大图书馆也多将之列为善本书而很难借阅。经过半年苦苦搜寻，我新发现了1870年以前论及科举的西方论著近50种。回国后，原本打算尽快将此贵重难得的资料翻译出来写成论文，可这些17～19世纪的文献多用近代英文和字体印成，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半文言文，看起来很费力，且需要大段时间集中精力才能写上一小段文字，结果打打停停，一拖就是8年。幸好2000年我获得赴日本创价大学教育学部做访问教授半年的机会，才最终得以将此难度极大的论文写出，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面世。就我的感觉而言，写这样一篇论文的难度不亚于写一本普通的专著。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是中国古代广为流传的一句格言。鉴古可以知今，知今也有助于通古。关注现实改革中出现的一些争论和问题，能使人们对历史上相似问题有“同情之理解”，更容易认识历史真相。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古与今是互补为用的，将来我的教育研究，还是会坚持融汇古今，彰显考试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