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研究的方法

方法是人创造出来或想出来的解决问题的工具。工具有两个要点：第一，一定要符合我们的目的；第二，衡量工具的价值用“适合或者不适合”而不是“好或者坏”。适合什么呢？适合研究目的。没有好的方法也没有坏的方法，只有适合的方法和不适合的方法，就好像找伴侣的时候只有适合不适合自己而没有好坏一样。其实人类追求的就是追求适合。在我们平时消费的过程中也是追求适合的过程，我们为什么偏偏看上这件衣服呢？因为它的款式、颜色尤其是价格比较适合我们。衡量的标准是适合，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之分。

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人以及人的道德、创造性、人文精神等非理性东西。教育对于人的研究要注意以下三点，承认这三点作为哲学思考以及实证研究的基础：①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我们在道德教育中把学生当作“安琪儿（天使）”，把教师当作“圣人”，这个假设从一开始就不对。研究生在写论文时吃得饱穿得暖又有红袖添香，但却不知其所云。我常问：“饿上三天你还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吗？”②人具有巨大的潜能。比如说创造性就是巨大的潜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潜能。任何违背人性的教育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尽管有时候会取得暂时性的成功。例如，不许谈恋爱实际上是不现实的，更谈不上暂时性的成功。③人有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在研究活动中对对象属性的主观能动性。它不是一步到位的，所以教育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我们面对的主体是能动的。总而言之，人是一个自然体，他有内在的自然属性，任何方法、任何教育只要违背人内在的自然都是不能成功的。

关于教育，教师的教育是农业式的，教师的教育活动更像农业活动。而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大多是工业式的。虽然工业比农业先进但并不意味着贬低教师教育，只是意味着教师教育的活动属性更像农业活动。教师进行教育活动培养学生更像播种，是稻子、小麦还是豆子，也就是说要考虑人内在的自然。这里我们要注意五点。

（1）教育是被决定的，不能随心所欲，它被两个因素决定。这两个因素分别是：一是适合社会，包括社会的历史、社会发展的现状以及中国社会的各种特殊问题等；二是适合人或学生内在的自然属性。适合主要是适合社会。现在的研究生的倾向是想拔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人发展的方向和内容都是取之于社会的。离开社会谈人的发展就相当于拔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事实上是离不开地球的。任何教育都是具体的教育，所以你不能离开具体教育的事实环境。研究生所讲的教育我们不知其所云，貌似正确，但实际上都是些脱离实际的废话。他们的理论似乎是通用的，在今天的美国、在100年后的中国都好像适用，但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而我们再三强调研究是要解决问题的。

（2）教育是有限的，尤其是学校教育。现在的学校教育是工业化的模式，对学生采取的是来料加工，学生基本上是被塑造的，而不是学生自身的发展。我们对待学生就像对待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样，完全是工厂式的。我们的学校已经变成学校工厂，统一的目标，统一的要求，生产工艺在学生没进来之前就已经被规定好了。学生还没进入学校之前就规定好了该如何发展，一套又一套的发展模式都提前制定好了。我们应该知道教师的工作是农业式的，他要充分考虑各种外部的因素。

（3）师生关系是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加工和被加工的关系。工业化的生产追求和拥有的是一种什么模式呢？是操作的艺术，即art operation，而师生的关系前面加个“co”即cooperation，是合作式的。什么叫做操作式的呢？比方说我手里拿的水瓶，如果说工人不生产它，世界上就永远不会有水瓶，大自然不会给我们提供。还比如说室内的空调、麦克风、电脑等如果不是人创造生产它，世界上永远不会有。这种说法是美国的一个教育哲学家讲的，类似的说法叶圣陶先生也讲过，虽然不能把别人的说法占为己有，但是我讲的过程中也有自己的一点体会和认识。比如说我们手中的杯子、脚上穿的鞋、戴的眼镜、穿的衣服都是操作的结果。而农民的活动没有一样是操作的，农民种的麦子、稻子等农作物，如果农民不种，大自然会不会有？也会有，现在的苹果就是在野苹果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的，但是如果没有野苹果，现在的红富士从何而来？现在的水稻也是在野生稻子的基础上加工的。袁隆平是研究水稻专家，他最早研究的水稻种子也还是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不是他自己发明创造的，他发现一大片稻田里有一棵水稻长得特别好，他就特别关注它，把这棵稻子做成种子。什么叫合作的艺术呢？它不是纯粹让人加工的，人的活动要和外界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没有工人的生产永远不可能有水瓶，但是没有农民的种植我们同样可以吃到苹果，只不过是野苹果，我们同样可以吃到猪肉，只不过是野猪肉。总而言之，没有农民的种植我们同样可以有些农产品，只不过不好而已。所以，农民和它的劳动对象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同样从教育上来说，教师的教不是学生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老师教学生就发展，老师不教学生就不发展。而工人的操作是任何工业产品的充分必要条件，教育的这个根本特性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现在的教育活动是工厂式的、操作式的，把学生当成来料加工产品，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是万万要不得的。比方说，我们经常看到电影李双双，那么李双双没有什么文化，恐怕没有进过学校，她的丈夫倒是有点文化，但是有什么用呢？家里出了个什么事，没有进过学校的李双双分析得头头是道。这种例子在社会上多得不胜枚举。比如说，拥有高学历的丈夫却在处理大小问题上反倒不如文化水平不怎么高的妻子，妻子把各种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所以说学校教育不是人发展的唯一条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而且我们要注意，教师的教是好心做坏事，所以教师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伟大了，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这里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是什么呢？就是要研究人。我们前面讲过，有的是不需要教，有的教了也是没有用的。

（4）现有的学校教育体制最重要、最能够发挥作用的是传授可传播的知识，而知识不等于人的发展。我们的教育破坏了人内在的自然，只发展人的有利于工业生产的技能知识，比如说数、理、化知识。而作为人的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道德的发展、品行的发展，全部被我们遏制。比如，牛只发展长力气的部分，猪只发展长肉的部分，我们人类没有得到全面的发展，只发展所谓知识的部分，有利于生产的部分。我们的教育只发展学生的知识，尤其是中国的教育，这样就遏制了学生的全面发展，遏制了学生的创造能力，甚至学生的道德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要知道现在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不是那些能够提高成绩的知识，而是能够创新的知识。我们的教育要实现两个转换，哪两个转换呢？第一是要让学生从学会知识到学会学习。这是知识经济时代最需要的问题。第二个转变是要让学生从学会接受到学会创造。现在所谓的“好学生”就是会接受的学生，特别是在中小学，把老师教的东西全都接受了，等到考试的时候再都还给老师。要实现这两个转变，老师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知识对于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来说其作用不是想象得那么大，要实事求是，我们要破除一些神话。我们不要认为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是讲创新，讲它的社会作用，是促进社会发展，多一所学校就少一所监狱。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学校和监狱都在不断地增长，现在进监狱的哪个不是先进入学校然后再进监狱？越是学历低的老农民越不会扰乱社会，真正危害社会的一般都是那些高智商犯罪的人，电脑的简单操作就会对社会做出很大的危害。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知识对于人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生活中的例子有很多，让一个小偷评价偷东西正确与否，他肯定不会说自己是法盲，认为偷东西是对的。我认为现在社会根本就不存在法盲，因为真正的法律精神在人心里，人不需要学太多的法律，任何人都不会否认杀人是错的。小偷之所以叫小偷，就是说他在偷的过程中已经知道偷东西是错的，为什么不叫“小拿”呢？小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着别人的面会把东西拿走，而小偷总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所以他叫小偷。因此知识有什么用呢？小偷照样会偷。

（5）要注重学生非理性因素的发展。我们经历了长达几百年的理性时代，理性的作用被我们神化了。今天讲座中所讲的创造性中提到的第二点非理性因素才是第一位的。学生少学两个数学公式，少学两个英语单词没关系，如果陕西师范大学的学生学会了很多人文精神、合作精神，将来未必不成大气。因为社会的发展意味着社会的分工，当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时，作为人的一个基本职责就是学会合作。所以，这次课程改革的价值标准就与过去不一样，过去要求学生学会竞争，所有的课题，从“七五”到现在一直都在提竞争，而过现在最需要的是合作。现在看看新课程改革的一些过去传统的课程，我敢保证你们这个年龄都学过《东郭先生和狼》《农夫与蛇》的故事，现在把这些课程全部取消了，为什么呢？它们反映的价值观不符合21世纪后要弘扬的合作精神，因为东郭先生遇到的狼和农夫遇到的蛇，像这样的人物在现在的社会中有没有？有，但不是大多数，这里还有一个哲学问题就是，人类是在合作中发展起来的，还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显然是合作，所以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合作，而不是学会斗争。所以，学会合作将来就会成大器，现在已经注意到“二十名现象了”，将来真正成大器的不是前10名，当然名次太靠后也不行，只有在第10名到第20名这之间是最能出人才，做大事情的，这就是所谓的“二十名现象”。我想在座的老师们之所以“沦落”为教师，很可能在念书的时候都是好学生，所以请来当教师了。不要看不起没考上大学的学生，他们当中有的素质发展得很好，至少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我是知道的，越是考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高才生越是最早忘记中小学老师的，这帮人比较多。尤其现在谢师宴上吃好了，就屁股一拍两清了，就好像我付了20块钱，他给我一盒烟一样，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没有考上学的学生将来未必不成器，他卖鱼还想着提上两条给老师吃，老师要搬家了跟他说一声，他鞍前马后地照顾得很好。这样的学生为人处世都处理得很好，原因是他的非理性因素发展得很好。而那些考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将来很可能跟我一样“沦落”为教授。

总而言之，今天我总共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是怎么样研究创新以及我是怎么思考的；第二个是通过各种例子，讲在教育研究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谢谢大家！（掌声）

司晓宏：

我们书院讲会提倡互动，所以我们这场报告并没有结束。下面我希望我们的老师，尤其是我们的同学们积极主动地向陆老师提问。而且陆老师刚才用了两个词，一个是“question”，一个是“problem”，我理解他的意思是“question”属于假问题，“problem”是真问题，“problem”有一个意思就是麻烦。所以，我想同学们可以把你们学习中遇到的麻烦——真正的问题提出出来，能够给陆老师的回答带来很大麻烦的问题，你们就大胆地提。

提问互动

问题一：“现在无论是做老师还是做学生都需要与上面保持高度一致，那么，怎么理解‘高度一致’和‘创新’之间的关系？”

陆有铨：这个是最麻烦的事情。（笑声）我先讲一个我个人的经历。我的一个邻居是美国人，她问我：“你们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我说：“是啊。”她又问：“共产党有多少人，中国人有多少人？”我就回答多少人，她很吃惊，在他们美国人看来，这么少的共产党怎么能领导那么多的中国人呢？她说：“我就不喜欢领导我丈夫，我丈夫也不领导我，我们之间彼此相爱多么好。”我就想方设法地把中国需要有一个领导核心这个情况给她讲。但是我回去以后就思考，一强调高度一致实际上就排斥了个性。我们往往是共性压制了个性，而离开人的自由，离开了民主，创造性人才是不可能有的。真正的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学校要发挥大的作用，但是仅仅靠学校是不够的。从1949年到“**”期间，我们国家的政治运动几乎没有停过，当然很多政治运动很必要，有些政治运动是伤害人的。比如说1957年“反右”，打击的就是创造性人才，到最后只有5个人没有违法，因为小平同志参与得比较深刻，所以只能叫扩大化。生态需要有多样性，而创造性人才也需要多样性。把全国人民的创造性发挥出来，这是中国富强的关键。谢谢！（掌声）

司晓宏：唯书唯上作为一种学风，那是要坚决批判的，但是从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来看，它都应该有一个主流的文化思潮。所以在学术研究上，我们党也好，我们国家也好，向来都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尤其是我们从事的教育事业。我想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环境下，它不会限制我们同学的思维，有没有创造力不要总从这个角度去考虑。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也不是今天陆老师讲的精髓和核心。

问题二：“陆老师，首先感谢您精彩洋溢的演讲。我最近在思考一些问题，跟您今天讲的一些问题有些相关性，您在演讲的过程中讲道：教育的对象是人，人最大的特点是人的所有的活动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与利益是紧密相关的。马克思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人的一切的活动都与人的利益相关，利益又是社会化的需要，我们能不能从需要的角度去探讨教育的问题？包括教育作为人的一种需要，那么教育需要与人的其他活动作为人的一种需要，有没有本质的区别，对于这样的研究，您看这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包括对于教育哲学教育价值的研究来讲，陆老师能不能给我一点自信？”

陆有铨：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问题三：“理性这种传统的教育方式在我们现在还能充当一个怎么样的作用？”

陆有铨：荷兰有“no one knows tomorrow”，明天怎样谁也不知道，“anything goes”，怎么都行。“tomorrow”是什么样子谁都不知道，“anything”“go”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所以，任何一种偏废都可能会带来麻烦，当然我在讲演的过程中，我比较强调非理性的因素，特别是在创造这个问题上，但是，我丝毫不否认理性有它的价值。我强调的是中小学教育的全面发展，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非理性出身的哲学家，包括叔本华、尼采写出来的文章都是很理性的，符合逻辑的。

问题四：“如何协调理性和非理性二者的关系？”

陆有铨：比如，“operate”和“cooperate”，“evolution”和“revolution”。“revolution”是革命，“evolution”是渐进、演变，我想教育更多需要的是“evolution”而不是“revolution”，两者就差“r”这个字母，“合作”和“操作”之间就差了一个“co”。

问题五：“从学的角度，我们怎样注重非理性的过程？如果注重非理性，会不会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一种无序和不确定，使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不知道该学什么，也没有创造成，反而把自己学得很迷茫？”

陆有铨：你的想象力太发达了，我还是正面回答你的问题吧。首先，非理性的因素就是“情”“意”的部分，而“知”更多的是逻辑理性的部分，我觉得不可能会引起混乱。前面我们讲过，我们这次课程改革的主题是什么呢？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强调什么？人文精神强调的都是非理性的东西。你要看到自己肩负的责任，这个责任有家庭的责任，也有社会的责任，还要有人类的责任，作为一个大学这些都可以做的。我希望你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不要把掌握知识作为唯一的目的，我想这样的话，你的生活会丰富多彩，当然如果你是中小学生的话，我们就陷入高考的困难。但是你要注意，我们的高考在改革，问题都看出来了，虽然找不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但是我们已经在路上。比如说，高考的题目，纯粹记忆性题目的比重在逐渐减少，我只想说我们已经在路上，“we are on the road”。我还是主张渐进，不可能有一种革命性的改革，不可能一下子就改了，不可能很快地影响中小学，只要我们往前走，我们总有一天会到达希望的彼岸。（热烈掌声）

司晓宏：大家讨论非理性这个问题，我也插一句。我听了非理性也感触很深，我的理解跟陆老师最后的解释是一样的，就是陆老师强调在学生的发展中要重视非理性，但是并不存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替代性的问题。所以由此我想跟刚才最后一位同学说，我们的研究生学习确实还不能完全的非理性，不能拉着梦的手，跟着感觉走，（笑声）到了最后，博士答辩、硕士答辩的时候，你就过不去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需不需要非理性？肯定还是需要的，包括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你的发展、你的个性、你的兴趣、你的爱好。我举一个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我在家免不了跟我爱人吵架，每一次吵架，尤其是比较大一点的吵架的时候，都是我给我爱人做检讨，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没有错，但是非理性告诉我，她是我的爱人，我应该给她检讨，我不原谅她谁原谅她？（掌声）我觉得这就是非理性。

问题六：“陆老师说，在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过程当中，创造性有的就不能教，有的教了也是白教。作为一个教师，我就有点自卑的情怀，我想问，在学生创造性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教师除了不压制，除了传授一些可传递的重复性知识以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基于现行学校创造的实际弊端，我们提倡的创造还有什么意义？”

陆有铨：这些教育改革确实引起了一些问题，我们变动太频繁，至少任课老师他很烦，他对于教科书刚熟悉了一轮，本来第二轮他能够在第一轮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不断更换教材，教师就得经常面对新教材。

问题七：“比较中西方文明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古代是以孔子和他的学生对话形成《论语》，而在印度是释迦牟尼跟他的佛教弟子也是在对话，在西方是柏拉图跟他的学生的对话形成了《理想国》，这都是以这种对话形式起源的，我想问的是，文明起源和教育有没有什么关系？”

陆有铨：美国一个重要的人文主义教育学者赫钦斯，他有一本著作THE CONFLICT OF EDUCATION IN DEMOCRATIC SOCIETY即《民主社会中教育的冲突》，这本书主要是讲大学教育的问题，也间接地涉及你问的问题。这本书说西方大学的文明，确实像你说的，就是一个对话的文明，他认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髓——对话（communication），而我们现在却没有对话，这个学者的观点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多数是灌输式的，所以创造的过程靠灌输是不行的，我想，可能需要更多的对话，整个的民主社会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话，整个世界也是不同利益国家之间的对话，罗斯福上台以后把“对话”的内涵扩大了，对话、交流、讨论是学术发展，也是个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同意你的陈述。

司晓宏：我监督，他的问题你没有回答完。他说了，孔子的《论语》是对话，《理想国》也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对话，这位同学说，为什么所有的文明几乎都从对话开始？陆老师刚才解释了西方社会，您再解释解释中国的。

陆有铨：为什么有，我也不知道，这可能是人和人的交往吧，真正内在的是人的思想，不在于人拥有的各种符号，我想，这里就涉及很复杂的方面。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怎么样认识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司晓宏：

大家还有问题吗？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提问就到此结束。（热烈掌声）陆老师主要讲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每一个人本身都是一个创造的本体，都与生俱来有着创造的力量和天赋，我们教师的作用是要让学生去创造，我们不敢言及教学生去创造，听了这个话对我的确很有启发，我也希望我自己以及我们在座的老师们把这种思想能贯穿在教学之中；第二个观点，陆老师讲得很形象，教师的劳动是一种农业式的劳动，这个农业式的劳动是相对于工业式的劳动而言的。农业劳动更多的是一种个体劳动，农业劳动是要尊重劳动对象的，劳动对象是个有机物，而不像工业的原料一样是一个无机物。比如，一块铁皮，你砸成圆的就是圆的，砸成方的就是方的，而农业劳动方面，你养猪也好，你种庄稼也好，教师的外在作用是要给它培土，给它施肥，给它修剪，核心的一句话就是要尊重它自身的规律，我觉得这个观点既是非常深刻的，又是非常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去认真加以反思和贯彻的，这是我做的两点概括。最后我的一个体会，陆老师是搞教育哲学的，郝老师也是搞教育哲学的，郝老师从来都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笑声）哲学是一切科学之冠，郝老师的研究是我们教育学科中研究得最复杂的、最尖端的。陆老师是教育哲学学会的理事长，是这个最复杂的学科之冠的明珠，但是陆老师今天演讲得“浅入深出”，用很浅近的问题导入，但是最后得出了一个非常高深的结论，由此同学们产生了什么想法呢？我今天也是来学习的，因为我认识陆老师很久了，觉得陆老师讲得非常深刻，但是又非常生动。由此我想告诉我们同学，我们一定要认识教育现象，陆老师反复强调，研究就是解决问题，我们只有在认识了教育现象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发现教育问题，继而才能解决教育问题。可是我的体会是，我们现在的博士生也好，硕士生也好，更多的时候只是认识一些教育概念，认识一些教育理论，尤其是在我们博士论文答辩中，不能拿自己的深奥理论去解释浅显的现象，你的理论深奥吗？陆老师的理论很深奥，但是他把浅显的教育现象给诠释了。我们诠释了没有？我们理解了没有？我们感受了没有？我们感悟了没有？我觉得这些可能需要通过今天这个报告之后要去反思的，最后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陆老师！（热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