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科学管理”理论对教育管理的影响

一、“科学管理”的提出

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加剧了社会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困扰着广大的企业管理人员。在这个社会背景下，许多国家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在研究如何在一个企业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些人中间成就比较显著的是美国工程师弗雷得里克·W·泰勒（F.W.Taylor）。他本来是一个工人，后来当过工长、绘图员、技术员和工程师，最后当了总工程师和管理顾问。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工人之中，对工人的思想和表现都十分熟悉，所以他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通过对工人劳动过程的观察、测量和试验。才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泰勒自幼才华横溢，兴趣广泛，勤学好问，善于思考。他在工厂工作期间，有许多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成果，获得技术专利一百多项。他在管理方面曾进行过“铁块搬运试验”、“铲具的试验”和“金属切削试验”。这三项试验为他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实践的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有《计件工资制》（1895年）《工场管理》（1903年）、《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等。他逝世以后，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上“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得里克·泰勒”来赞扬他的功绩。从严格的角度来看，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管理行为系统化、科学化的人。[1]

二、泰勒“科学管理”的主要观点

1.科学管理的目的和中心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说：“培训和发掘企业中每一个工人的才干，使每个人尽他天赋之所能，干出最高档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最高的效率。”

2.管理人员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工人在生产过程的操作程序进行观察和试验，分析每项工作的动作和时间，除去多余的和错误的动作。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日工作量标准。这是“用准确的科学研究和知识来代替旧式的个人判断和个人意见，这包括每项工作所采用的方法和完成每项工作所需要的时间。”

3.每个工人能否完成日工作量标准呢？这取决于标准化管理。就是说，从原材料、使用的工具、工艺过程、检验方法一直到劳动者，一律标准化。

4.为了造就标准化的工人，必须对工人进行岗位培训，达不到厂方规定标准的工人，不能上岗。

5.为了鼓励工人打破定额，建立了岗位标兵制度和实行差别计件工资制。

6.宣扬科学管理是一场伟大的“心理革命”，工人和厂方的管理人员不要相互对立，要“以友好合作和互相帮助来代替对抗和斗争”，“双方把注意力从被视为最重要的分配剩余的问题上移开，而把共同注意力转向增加剩余上。”[2]

从上述观点看出，科学管理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由经验管理模式向依靠知识的科学管理模式过渡。泰勒的科学管理有其科学性的一面，但又有欺骗性的一面。

三、“科学管理”理论对教育管理的影响

20世纪初，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和工人阶级为争取工人及其子女受教育权的斗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施了普及义务教育。学校的数量也迅速增长，同时社会团体、个人和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大大增加。这种巨大的投入引起了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对办学质量和效益的关注。他们批评许多学校只重视质量而忽视效益，在管理上存在着浪费现象，要求学校管理人员切实负起责任，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效益上。并以办学效益作为评价和考核学校管理水平的主要标志。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教育管理人员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教育管理观念和做法，转向接受工商业界的市场原则、价值标准和相应的管理行为。也就是说，不管教育管理人员是否认同，泰勒的科学管理成为检验学校管理的主要标准。

当时积极主张在学校中推行科学管理的人中，有两位影响比较大的人物：一位是美国新泽西州牛顿市督学弗兰克·斯波尔丁（F.E.Spaulding）。他提出了教学成本这个概念。他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控制的关键因素。学校组织的总效率是直接和教职工的工作效率联系在一起的，每个教职工的工作效率又是与他完成教学任务的数量多少有关。学生的入学率、合格率、留级生率以及流失率都要摊入教育成本。学校管理人员在安排教师的工作任务时，也就是把工作任务与经费分配、教学成本联系起来。斯波尔丁还根据每个学校的办学效益不同，分配不同的教育经费，以此鼓励办学效益高的学校。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的讲师富兰克林·鲍必特（F.Bobbitt）。他认为要提高学校行政工作的效率，首先要确定学校“产品”的理想标准（即毕业生的标准）；其次是规定学校的“生产方式”和程序；第三是生产者（教师）必须具备的资格和工作准则。教师要遵守由专家制定的“详细的教学计划所应达到的标准，所应用的方法与所使用的教材”。这种效率、成本和标准化的观念对传统教育管理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反映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对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的影响。

这个时期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方面也有一些新的进展。从1910年前后开始的美国学务调查，先从纽约市开始，逐步扩展到全国各地。1933年举行的中学教育及师范教育的调查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学生留级和休学现象的研究引起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关注。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桑代克（E.L.Thonidike）、爱尔斯（L.Ayres）和施菊野应纽约市教育行政部门的邀请，参加了此项研究工作。他们把教育统计、教育和心理测量的方法带进了学校管理。此外，还有对教育行政组织、教育视导、教育经费、学校建筑和设备之类问题的研究。[3]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把现代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应用到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之中，促进管理工作的标准化、定量化、程序化和效率化。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推动学校管理由传统的粗放式管理向着科学的集约式管理迈进。

当时也有一批教育家对学校管理工作引进科学管理的思想和做法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学校管理绝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压抑富有创造精神和多变的教育工作与教师的劳动。雷蒙德·考尔汉（L.L.Cunning ham）在其《教育和效率崇拜》（1962年）一文中指出，这是“美国在教育方面的一个悲剧”，教育管理人员正从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蜕变为反文化的企业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