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教育的生命情怀

爱与责任：因灾难而生的教育精神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此次灾害导致六万多人遇难，两万多人失踪，数十万人受伤，数百万房屋倒塌。当灾难以迅疾之势进入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空间，迅速成为激励民众、唤醒民心、凝聚民族的精神性事件，亿万中国人迅速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以此来扶助灾民，共同对抗灾难。与此同时，灾难本身也成了一个重要的教育场域，无数人的灵魂获得净化，对生命的关切胜过一切，由此而生的爱与责任，构成教育精神生长的起点。

（一）生命高于一切

日渐体制化的教育，像一架冰冷的机器，把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带入以知识的获得与技能的训练为中心的教育流程。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加上当下教育竞争的愈演愈烈，以及大众文化所提供的某种虚幻的温情，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沉溺在个人功利性的教育追求之中，把自己封闭在个人自我成就的追逐之中，逐渐失去了对他人生命世界的鲜活感受，我们的教育精神也在功利主义与技术主义的侵蚀之中一点点走向封闭。

现代文明在不断提高个人自主、自立能力的同时，也在逐渐地导向人的孤立。科技与商业的高度发展，把人与人之间原本淳朴敦厚的关系，转变成了利益的交换，转变成对财富和名声的追逐。每个人都为着自己的生计谋算，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个人私欲的极大膨胀，以及对他人以及社会的漠不关心。商业、财富和名声，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质，正是这一特质掩盖了生命的真相，使我们片面地看待生命，他者生命成了一种功用性的存在。每个人都习惯于把自己厚厚地围裹起来，面对他人生命世界，我们更习惯于隔岸观火，缺少必要的敏感性，有用性成为交往的尺度，生活伴随人心的迷误而变得冷漠，少了些许人性的温暖。卷入其中的现代教育以培养个体对当下生活的适应为基本目标，不再以个体整全人格的发育为根本目标，这意味着现代教育本身正在成为滋润狭隘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温床。

当灾难出现，大自然肆虐地施展其毁灭的力量，个人主体性的自大与盲目就暴露无遗。那从废墟中伸出的无力的手臂，那一个个令人心颤的伤亡数字，那充满哀怨的呼救，让我们明白，生命原来如此脆弱。与此同时，包裹在我们身上的各种伪装都在这一刻被撕扯，人性之光绽放出来，灾难因此而成为自然给我们上的最生动也是最严重的一课。生命本有的感受力充分展现，回到生命的原点，以超越格式化的生命本真去感受世界和他人，这一刻，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个人在灾难面前的无力与无助。我们越过各种俗世的围裹，真实地关切遥远的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基于利益交换，而是回复到彼此之间基于生命本身的联系。我们终于抛开一切使人疏离的外在差异，用爱与同情，把逝者和生者、受困者与施救者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此时此刻，灾难像一道闪电，急速地进入我们尚待启明的灵魂，我们的心灵世界得以敞开，原来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我们并不是孤立的个体，所有的生命都是一个整体，我们活在生命共同体之中，每个人的离开都是自我生命一部分的逝去。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所说：“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出自《祈祷文集》）

我们在个人一己情怀的利欲世界中摸爬滚打，我们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当教育越来越多地成为纯然实现个人世俗生活成功的终南捷径，教育的生命情怀便丧失殆尽。灾难让我们从个人自我满足的圈隅之中惊醒，我们开始瞩目生命的可贵，不只是个人的，还有他人的；不只是亲人的，还有陌生的同胞，他们的生命与我们都是一体的。这一刻，我们真实地明白，生命高于一切。这一刻，我们开始懂得，人活着，其实并不全是为了自己，同时也是为了个人之上的生命共同体。敞开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无条件地尊重生命，这是人类文明的准则；敞开个体向生命共同体的敞开，向他者而生，这是生命的境界。现代教育的生命情怀，由此而不证自明。

（二）以爱来对抗人间苦难

我们常说“苦难是人生的导师”，但我们未必能明白其中的义理，“5·12”汶川地震来临的这一刻，无疑让我们体会得淋漓尽致。苦难的意义正在于生与死的严峻性突入日常生活，从而构成对日常生活习惯的近乎残忍的颠覆，由此带来个体对自我人生样态的根本性反思与重塑。我们通常强调通过挫折教育来磨炼人的意志、砥砺人的心志，但磨炼意志、砥砺心志，只是治标之举，并未触及人的深层次的灵魂和生命样态。一个人何以有坚强的意志，何以能百折不挠地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幸？一定有其根源性的力量。这种根源性的力量，直接面对着人为什么而活、为谁而活这些构成个体人生最根本的、起始性的存在问题。作为生命存在源动力的，甚至作为生命本体依据的爱，是从自我生命出发的对他者生命的抵达与成全，对一切生命世界的同情与向往。唯有在爱中，我们才得以超越小我的、物化的存在，进入彼此相关的生命共同体之中，我们在心灵性、精神性存在的层面达致生命的共生与共存，向他者而生成为可能。

地震所造成的死难和家破人亡，是人世间最大的挫折。在这样的挫折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生命能在废墟中无水无食物地坚持100多个小时？因为爱。为什么会涌现出那么多平凡人的感人事迹？为什么那些母亲要舍命保护自己的孩子？为什么那么多教师要用生命去呵护自己的学生？同样也是因为爱。凭着爱，数十万的军人、警察、医生、工人，用鲜血和汗水筑起抵抗灾难的长城；因为爱，无数人发自肺腑地伸出援助的双手，献血、捐钱，甚至连乞丐都把自己好不容易讨来的零钱都捐献出来。在这里，灾难极大地激活了我们生命中潜藏的爱意。当灾难把生命原有的一切俗世的支撑化为虚无，爱便成为支撑我们彼此生命虚空的最坚实的力量。

我一直在思考，教育何以可能的根本性基础是什么？想来想去，只能是一个字：“爱”。爱是从个体生命自我出发，抵达他人；爱意味着对他者生命无条件地承认。但在以利益诉求为基础的凡常人生之中，这种爱被功用与交往的法则替代，物质的联系遮蔽了彼此之间生命与心灵的联系。在这种遮蔽中，我们麻木的心看不到自己和他人本然的生命和心性，听闻不到自己和他人最真实的心跳，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爱这一生命之间最根本性的精神联系，而被异化为一种功用化的、物化的联系。平庸的教育生活同样是凡常的日常生活的延伸，每个人被训以适应当下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与规则，生存竞争的压力过早地进入教育情景之中，教育不再以激励人与人之间内在的生命联系为根本目的，爱弱化为彼此之间利益的交换，或者是彼此之间不平等的、居高临下的关心，我们现实的教育并没有敞开爱的精神，并由此而引导个体活在爱中。

当地震以残忍的方式使亲历者和见证者，使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个体，从彼此之间功用化的联系中解放出来，因为爱心的敞开，我们突然发现，遥远的、在功用化世界中无关的他者，此时此刻，正以生动的姿态进入我们的生命世界之中，那些死难的兄弟姐妹，他们的生与死不再是“他们的世界”的事情，而是“我们的世界”的事情，是跟我们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生命故事，他们的疼痛迅速转化成为我们自己的疼痛。正如一首写给汶川死难的小孩的诗所写：“亲爱的小孩/汶川的小孩/睡吧/请永远睡在/我撕裂的心口上”（何立伟：《我在写诗》，《潇湘晨报》，2008年5月20日）。此时，灾难就像一把利剑，迅速地斩断我们生命之中的俗世缠绕，呈现出我们的自然人性，以及被悠远文化所浸润的心灵深处的爱意，我们的生命空间因此而充满着亮色和暖意，爱也因此而成为当下我们感同身受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生命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