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分彼此的中国人

蚂蚁有多大?

大家都以为蚂蚁很小。

不过,那个小小的、总是急匆匆地爬来爬去的东西,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吗?

一个完整的生命,应该独自具备生命的全部功能。它应该有自己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以及生殖系统,对吧。

我们在地上看到的小蚂蚁,自己是不能生殖的,没有生殖系统。

我认为一只蚂蚁不能算一个完整的生命,一群蚂蚁才算。蚁后是这种动物的神经中枢和**,公蚂蚁是**的另一部分。而那些小小的工蚁,它们相当于这种动物的神经细胞和手足。当工蚁互相之间用触角和化学物质传递信息的时候,就仿佛神经细胞在传导信号。当工蚁共同去搬运食物的时候,就好像是几个手指一起拿东西。

所以一个蚂蚁的大小是变化的,最大的时候,也许可以有几千米长。

中国人一定程度上,也如同蚂蚁。一个单独的中国人未必可以算一个生命,一个家族、一个团体才算是一个生命。

因此,在群体内部,人和人之间,界限是很不分明的。

说得感人一点,那就是“荣辱与共、休戚相关”,或者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或者中性一点说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商鞅

历史上中国人之所以形成了这样一种状态,有多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孔子对家族的重视,导致中国人家族观念非常强。一家人之间,界限就非常不分明。因此一个人如果有了成就,那就会“光宗耀祖”,一个人做了坏事,那就会“辱没门楣”,成为“家门不幸”。

另外,商鞅开始推行的“连坐”制度,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强化了这个状态。如果一个人犯了大罪,就会被“满门抄斩”。因此,一个人犯不犯罪就不再是他自己的事情了,而是“满门”的事情。

孔融得罪了曹操,曹操终于找了个借口灭了他。孔融的孩子还很小,在家里玩,得知此事后平静地在家里等死。他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就是深深懂得这个道理。

这样一种状态,对生存有其价值。一个人不是孤独地面对世界,而是一个家族或一个团体的一部分,于是可以得到永不休止的支持,心理上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现实中,古人也可以得到“自己人”的实际支持。比如,父亲的人际关系网络,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子女的资源。再比如,如果你到外地经商,遇到了一个同乡,那这个同乡——甚至他并不是你的近亲——就会给你帮助,因为作为同乡你们在外乡时就属于一个群体了。

但,这样一种状态,对人的心理发展以及健康也有不利之处。

在人的自然发展中,婴幼儿阶段是适合和最亲近的人“不分你我”的。在心理学上,这叫作“共生”。婴儿和母亲之间,就是天然共生的。共生,让婴儿有一种安全感。他会觉得,“妈妈和我不分彼此,妈妈知道我需要什么,哪怕我说不清楚,妈妈也能把我需要的东西给我”。在这个阶段,婴儿也容易有一种对“妈妈”或者其他亲人的理想化,“她对我好,还能够满足我的一切,是最好也是最有能力的”。如果这种理想化被突然打破,他就会非常愤怒:“我一心一意依赖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在人的自然发展中,当儿童逐渐长大,他就会逐渐发现妈妈不是万能的,相反自己也是可以独立的。他会渐渐建立起独立的自我,渐渐区分开自我和他人的界限——这个他人是包含妈妈在内的其他人。于是他逐渐成熟、独立。

中国人同亲人之间、团体之间的界限不清,会让人的心理滞留在婴幼儿的阶段。虽然身体上早已成年,但是他们有可能心理上还是像婴幼儿一样。于是,他们会变得互相依赖、心理幼稚。他们会侵入别人的边界、侵犯别人的隐私,而不以为意。他们也会很难坚持自己的主见,而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像一个工蚁一样,他们缺乏完整的精神生命,而依附于团体。这样的生活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他们临终的时候,会突然意识到自己一辈子都没有“为自己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将成为他们人生最大的一个失败。

而那些心理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的人,没有过度滞留在婴幼儿期的人,会觉得自己的边界时时受到亲友的侵犯——虽然他们可能是善意的,但是却让人不舒服。

举一个例子,比如,兄弟姐妹之间,有人比较成功,有人却比较落魄。一般来说,父母就会强制那个成功的人去帮助他的兄弟姐妹。而这样的强制帮助,却可能会使得那个落魄者不求上进,干脆理直气壮地依赖上了成功的同胞——而父母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公平,因为他觉得一家人就应该这样不分彼此。

比如高考,表面上是高中生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却是一家人的事情。高考报志愿,按说应该是按照学生的爱好去报。就仿佛一个人爱吃什么,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同样一个人喜欢做什么,本来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实际上大多数中国家庭中,选择志愿却更多的是由父母来做。如果学生自己对父母所选择的志愿不喜欢,要么抱怨,要么就凑合着接受。学生自己不认为这个志愿是自己的选择——实际也真的不是——就不会对其负责。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边界不清带来的恶果。

恋爱和婚姻中,父母的过多干预,也同样是边界不清。爱谁不爱谁,这本来更是自己的事情。父母不可能知道,哪个人激发起了孩子的爱情,哪个人会让他日思夜想。但是父母却往往认为自己比孩子更知道他“应该”喜欢什么样的人。本来我吃东西,你不会知道我感觉到的味道,这应该是一个常识。但是父母却常常以为自己知道孩子的感觉,就好像自己有与他心通的特异功能一样。这就是因为他们在内心中,没有能够区分“孩子是孩子,我是我”,而有一种共生的幻觉。“他想什么,我还不知道,我是他的爸爸或妈妈”,就是这种幻觉的最明显的表现。可能只有在中国,才会有这样的现象:父母会去代替子女“相亲”,他们竟然相信,他们会替孩子找到孩子喜欢的人、爱的人。

在社会层面,这种心智的幼稚化会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人们会像婴幼儿一样,缺少自己的独立意志。因此,人们会需要一个管理自己的、也满足自己需要的“父母”。他们会把这样的一种愿望投在“领袖”身上,从而渴望有一个理想的、完美的、能力超强而又善良的“领袖”,渴望自己只需要服从这个领袖就可以得到幸福的生活。因此,这种愿望就为专制者所用了。如果人们发现,这个“领袖”并不像一个“理想的父母”一样好,相反,他凶恶、贪婪而又专横的时候,人们也只能像一个被“后妈”欺负的孩子一样默默忍受,因为在心理上还是孩子的他们,除了忍受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是不是该怪罪祖先,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呢?这倒不是。在不同的时代,也许有不同的适当的生活形态。在古代,生产力落后,人们活下来都很不容易。一家人用不分彼此的方式合作,也许更利于大家的生存。只不过到了今天,我们也许不再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也可以生存下去。对我们的关系模式做一些改变,也许我们会活得更好,心理发展得更成熟。那么在今天,也许我们可以慢慢地、逐步地做一些改变。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并不是一个错误。但是当回到河水中后,就不如“相忘于江湖”更幸福了。

也许,以后当朋友问到你不愿意说的隐私时,你可以直接说“这个是我自己的私事,我不愿意告诉你”。当父母告诉你说,某个异性是多么适合你的时候,你可以平静地说,“我喜欢谁,我自己才能感觉到”。也许,逐渐地中国人会懂得人际界限,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像一窝蚂蚁一样,而更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命。独立的生命之间也会有联系,有交往,但是他们有界限。

有界限,所以有真正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