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当官的

中国历史上,“官儿”或者说“当官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角色。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专制社会,官僚阶级是影响力最大的阶层。他们的心理,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状态。

官员的社会位置,是在一个中间的层级。从整体上,官员是皇帝和百姓之间的中间层级。具体某一个官员来说,他的下面是更低级的官员或者百姓,上面是更高级的官员或者皇帝。因为官员的心理,无非是“对上”的心理和“对下”的心理。而和官员有关的那些人的心理,也可以归类为上级对官员的心理,和下层人员对官员的心理。

这里简单地对官员自己的心理,以及人们对官员的心理,做一个心理历史的分析,更具体的,希望以后的研究者能更进一步仔细分析。

秦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从整体上,可以用一个词来说明,那就是“儒法相表里”;这个儒法相表里,其表面主要是儒家,而里面实际上以法家为主。

多数官员在做官之前,学习的主要是儒家的经典。儒家对于人的基本期望,是希望人人都充满爱心,乐于助人,有责任心。因此,儒家对官员的期望,是对上面的君主,如同孩子对父母一样敬重,这称为“事君如事父”;对下面的百姓,如父母对孩子一样慈爱,这叫作“为民父母官”。

但是当这些人学有所成,进入了官僚体系后,他们会发现实际上官僚体系中的人,做事并不是这个原则。而是以利益原则为主导,对上面要“逢迎谄媚”,因此古代有一个说法,说这些人是以“妾妇之道”对待上司或皇帝。对下面,可以欺压剥削,自己才能获得足够的利益。对百姓,他们绝不像父母,顶多像一个“白雪公主故事中的后妈”。

官员们的人生中,一般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心理冲突。他们年轻的时候学习到了一种价值观,但是他们却发现人生中通用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这便构成了他们最基本的心理矛盾。

不同官员的种种不同表现,无非是这个心理冲突的不同的解决方式。

海瑞

有些人通过学习儒家经典,真正地认同了儒家精神。这种人进入官场后,会感到极度不适应。他们看到在官场中,实际上的那种自私、贪婪、无耻,会感觉是对精神的极端的亵渎。因此,他们会产生一种极为愤怒的基本心理状态。他们会奋斗,想改变这个世界,至少他们会努力不同流合污。但是,现实极端难于改变,所以他们的奋斗几乎永远不可能成功,即使想不同流合污也会非常困难。这些人就是所谓“清官”。

所以我们会发现清官常常会显得性格并不友好,他们常常是很容易愤怒的。他们刚直,但是让人难受。历史上很出名的那些清官,比如海瑞,大多火气很大。海瑞火气上来了,连皇帝都骂。当然骂的还算文雅“天下人不值陛下久矣”。(意思大略是,我们全天下的人,早就不稀罕你这个皇帝了)。

因此,这些清官很难在官场长期存在。官僚体系受不了他。古代经常出现清官被害的故事,并非偶然。

更麻烦的是,其实他们对皇帝也会很不满,但是儒家的教育会不允许对皇帝不尊重。这个矛盾他们自己心里更难解决。王阳明好不容易抓住了造反的宁王,但皇帝说,你把他放了吧。我要自己抓他过过瘾。王阳明心里可能会想“你当是过家家啊,打仗要死人的”。但是他又不能对抗指责皇帝,这个憋着很难受。王阳明修为高,还能化解一下,一般的清官化解不了,只好把这口气发到贪官身上,对贪官发火去。贪官也觉得冤枉阿,“我是坏人不假,但你的愤怒也过量了啊”,于是贪官更生气,清官更成了贪官们的众矢之的。

王阳明

皇帝对清官还是比较接受的,这些人至少比较真诚,比较负责任,但是,从感情上说,皇帝也往往很受不了这些“充满愤怒”的人,因为清官没有短处在别人手里,理直气壮。他们虽然意识中尽量压抑对皇帝的愤怒,但是有时也难免对皇帝发泄出来一些,这让习惯于被大臣哄着的皇帝来说,也是挺不舒服的。李世民是少见的好皇帝,也曾经在下朝后,气鼓鼓地和老婆说,“我真想杀了魏征这个乡巴佬”。当然,他是一个有理智的皇帝,所以不会真的这样做。但是那些心理不够成熟的皇帝,很多人就真这样干了。

倒霉的清官,也许就被皇帝或同僚们给害死了。冷静一点儿的清官,就往往决定退出官场“老子不和你们玩了”。因此,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隐士群体。陶渊明就是这些人的一个代表。不论是场内的清官,还是场外的隐士,他们人性上都有一个相对偏高的要求,不太能接受人的那种世俗的、趋利避害自我中心的一面,因此,他们很难适应现实的人所构成的世界。

清官对百姓,还真的是如同父母对子女一样,有不少关心的。所以百姓也都很喜欢清官,喜欢的方式也很像子女对待父母的方式。他们会像小孩子把父母理想化一样,把清官高度理想化。小孩子幻想父母几乎什么都能干,中国百姓对清官也会有这样的幻想。他们幻想清官可以“明察秋毫”,几乎什么都知道。他们不能想象一个清官也是人,也会犯错误。中国人幻想中的一个典范清官“包青天”,就是无比明察秋毫的人,他甚至有能力到地府去做调查,所以任何坏人不论多么狡猾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传说中他有“阴阳眼”)。而且他是一个永恒公正的人,绝不会有任何私心杂念。更有趣的是,他被皇帝给予了不受限制的权利,他的铡刀有权铡任何地位的犯罪者。因为他无限的公正和无限的智慧,所以他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

这在心理学中,叫作全能幻想。儿童对父母有这种幻想是正常的,小孩经常很奇怪,为什么我说一个假话,爸爸妈妈都能揭穿,他觉得父母好像有无限的智慧。但是成年人对一个人有这种全能幻想并不正常——简单说,社会如果不利于人的心理成熟,百姓就容易有这种对清官的幻想。

另一种官员是贪官污吏。他们是一些现实主义的人,很早就看明白了情况,知道儒家那些仁义道德只不过是个幌子。实际上官场就是法家那种争权夺利的“丛林社会”。他们接受人的趋利避害的动物性一面,接受“人本质上就是动物”这种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但是他们失去了人不同于动物的、更高贵的精神的一面。

他们看清了潜规则,知道基本的形势。说到底是权力,权力的分配是一个金字塔形状,最上面有极少数一个或几个人有最大的,几乎不被限制的权力。各级官员通过上级的授权,分享这个权利,并为这个上级服务。下层的人几乎没有权力,任人宰割。因此,为了活得舒服,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尽可能爬升到更高的地位,尽可能获得更多的权力,千万不能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位。

他们不爱上级不爱皇帝,绝对不爱。因为他们很清楚皇帝和上级也并不爱自己,他们只不过是利用自己。这就是法家始祖之一韩非子所说的“君臣一日百战”,本质上君臣要不断地斗心眼,从而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

中国电视剧中,会有无穷无尽的“宫斗剧”,实际上就是这种中国社会的心理现实在艺术中的反映。

但皇帝或自己的上司垄断了全部的权力,这个“斗”不是平等的、公正的斗,不是公平竞争。因此,官员们要学会的方法必须是,用讨好上级的方式来获得利益,用阴谋的方式和同僚斗。当从上司那里获得了一定权力后,借此为依托,在讨好的同时想办法用阴招暗斗,最后,当自己的权力非常大之后,就“撕破脸皮”直接报复上司了。

所以,正如吴思先生说过的,有时皇帝也是冤大头。道光皇帝要吃点鸡蛋,御膳房的太监就要几十两银子,告诉皇帝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么贵。皇帝没有出过宫,也完全不知道外面的市价,于是就只好尽量省着吃。有一天和大臣聊天,说你吃鸡蛋吗,这东西太贵了,要四十两银子一个。大臣明知皇帝被骗也不能揭穿,于是就附和说,“是啊,我一年也只能吃一两个。重大节日才能吃”。——骗骗皇帝没关系,反正他也不是我亲爹;得罪御膳房的人,那些人说不定哪一天就能把自己给灭了。

对上级溜须拍马可以毫无限度,我不用举例了,自古至今这种例子简直是无穷无尽,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即使是李白这样超凡的诗人,当希望进入官场时,也难免要“摧眉折腰事权贵”,只不过他实在性格上接受不了自己总这样做,于是只好“出门去”了。“仰天大笑”只不过是为了抵消过去“摧眉折腰”的难受而已。

贪官污吏对上谄媚,他们心里也是很难受的,因为是个人都有自尊心。逢迎别人,自己心里并不舒服。

怎么办呢?

办法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就是“欺压下层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切权贵,会做很多不必要的恶。宝马会撞人,城管会打人,校长会性侵学生……因为不这样做,他们的心里就不平衡。

他们是以自己被侮辱作为代价,才得到了可以侮辱别人的特权,如果他们不使用这个特权,那他们会感到太吃亏了。所以,即使不需要他们也要做,即使现实层面不需要这样做,心理层面他们需要这样做。这样做,他们才能平衡。

或者,他们要用利益来平衡。如果不贪污一点,那么自己受的那些苦,逢迎别人时的那些屈辱感,所谓何来——千里求官只为财;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官发财嘛。因此,在这样的局面中,一定要贪污。——只有那些为理想,或者为爱而工作的人,才不会贪污腐败。

当他们由衷地接受了这种现实后,对他们来说,儒法之间并无矛盾,儒家思想就是给别人看的外皮,法家思想才是骨子里的真相。骗子言行不一,不会有心理矛盾,同样贪官言行不一也很自然。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大声疾呼要廉洁的官员,转瞬间就被发现是一个大贪污犯。

最特别的官员,是那些由清变污的官。他们年轻时的确或多或少相信儒家的理念,进入官场后,一开始也是个愤怒的清官。但是,他们不是很坚定。当遇到一次次挫折后,他们没有坚持当清官也没有退隐做隐士,而是选择了改变自己,和世俗同流合污。

这些由清变污的官,内心中会持续有心理矛盾。

有趣的是,他们在外人面前会装作清官,但是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是贪官,但是他们和别人可能都不知道的是,在潜意识层面,他们实际上也想做清官。

因此,他们内心中充满矛盾,这使得他们很不幸福。

每当他们的良知告诉他们,不应该去做贪官的时候,他们就很难受,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去反抗现实,他们也舍不得贪官所能获得的利益,但是他们潜意识中又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贪官。

这时,他们往往会嘲笑自己的良心,反复对自己说,“别傻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根本没有什么清官,人和人之间就是丛林法则,就是尔虞我诈……”他们不断说服自己,但是他们心中却永远有一个地方不甘心这样做人。

这些人会不会比一般的贪官更好一点呢?因人而异,个别这一类的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他们可能会偷偷地做一些好事作为补偿。比如,山西有个官员就是把贪污的钱拿去做公益。但是这种是少数,多数的这类人,贪腐得会比一般的贪官更厉害。

因为除了一般的贪心之外,他们还有额外的贪腐动机:他们必须用贪腐的行为,来压抑、克制自己那种想改变为“清官”的动机;因为他们心中这个动机常常出现,而他们又不能允许自己改变,所以必须不断贪腐,好维持自己不变。另一个动机是,他们发现自己失去了善良的理想,这让他们很难过,每当这种难过的情绪浮现,他们就需要麻醉一下自己,安慰一下自己,而他们用来麻醉自己和安慰自己的方式就是他们所习惯的种种贪腐行为——“既然我已经失贞了,如果我再不多**很多次,岂不是白白失去了珍贵的贞操?”他们是类似这样的一种心理。

所以他们往往是最邪恶、最危险、最过分的贪腐者。他们可以伪装成最廉洁的人,因为他们心中知道清官是什么样子,但是他们实际却最邪恶。他们欺骗上级最狠,因为他们仇恨这种关系,他们对此最感到耻辱。他们对待百姓也更坏,因为他们轻视这些像过去的自己一样天真“愚蠢”的人,所以他想狠狠地打击他们,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天生的贪官像野兽,而转变出来的贪官像邪魔。——西方神话中,魔鬼本来是天使,堕落后转变为了魔鬼。

大多数百姓不大有能力区分这两种贪官。如果贪官伪装得好,百姓会误以为他们是清官。如果他们伪装得不好,或者已经不屑于伪装,百姓会知道他们是贪官,但是百姓不知道他们的心。

对贪官,百姓(也就是无权力的下层民众)当然是仇恨的。他们会幻想这个可恶的家伙被清官消灭干净。如果真的被逼急了,百姓会造反,会残酷地对待这些贪官——但那是极为罕见的情况。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忍受。

当忍受成为迫不得已的习惯之后,他们会放低对官员的标准——贪污就贪污吧,只要不很过分;霸道就霸道吧,只要没把我们逼到绝路。既然官员们反正都要贪污,要欺压人,那只要这个官不很过分,我们也就凑合着接受了。

心理学指出一种心理效应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是说被害人可能会喜欢上害人者。这种喜欢的心理原因很多,一个是被害人羡慕害人者,认为他们是强者,是有本事的人。于是害人的贪官就成为大家心中的明星。还有就是,如果表现出对他们的仇恨,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如果掩饰仇恨伪装不恨,也许有时会露馅,所以他们觉得不如尽量让自己真的喜欢上他们,这样,也就生活得更安全了。

所以百姓对贪官的态度,真的是“羡慕嫉妒恨”交织在一起的。

这样的官本位社会,真是一个非常可怜,可恨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