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死
一
生活在当代中国土地上的许多人也许并不能算真正的中国人,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中国人是一种很奇异的人种,而且也是日渐稀少的一个人种。
“士”的精神,是真正中国人的核心品质,而这种品质也已经日渐稀有。
因为,在当代生活在中国的那些人眼中,“士”的一些行为很是怪异。
有个怪异的故事叫作两桃杀三士。说齐国有三个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武艺高强,功勋卓著。只因他们得罪了宰相晏子,晏子在国王那里进谗言,说这三个人骄傲难管束,不如消灭掉。但是这三个人都是武林高手,没有人能够战胜他们,怎么杀呢?晏子想了一个主意,他送了两只桃子给他们三人,说让他们“自评”谁本事功劳大,优先者得到桃子。公孙接、田开疆先分别自述了自己的丰功伟绩,然后各吃了一个桃子,但等到古冶子一说自己的功劳,他们两个人发现,古冶子的功劳比自己的大多了。功不如人却先吃了桃子,两个人感到很羞耻,为了洗雪这个羞耻,他们毅然决定自杀。古冶子看到他们自杀,说道:“他们两个都死了,唯独我自己活着,这是不仁;用话语去羞耻别人,吹捧自己,这是不义;悔恨自己的言行,却又不敢去死,这是无勇。”于是他也自杀。
轻易自杀不值得学习,但是在这个故事中有一种精神,他们看重生命的尊严,看重仁义、勇敢、真诚等品质。他们对自己的道德品质要求很高,以不道德(虽然是很轻微的)为耻。他们的生活是有品质的生活,他们生活中重要的这种品质是自己内心的品质,而不是身外之物的品质。在他们看来,对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高贵的心灵。高贵的心灵如同美玉,即使是被石头包裹在外也不要紧,但如果心灵低贱,仅仅有绫罗绸缎(或名牌服装)包裹身体,那也只如同用绸缎包着的一个马桶。他们的人生如同一次艺术创造,而被造就的是一个高贵的心灵。他们会以此为骄傲和满足,因此而感到自尊。在特别的情况下,如果不得不失去肉体的生命才能保护心灵的高贵,他们宁愿牺牲肉体。
这种观念,在当代中国的人看来,并不是很好理解。
去年,在一个心理治疗大会上,讨论和自杀有关的问题。我提出,虽然大多数自杀者往往有精神疾病,但是并非所有的自杀者都有精神疾病,有些自杀者可能心理是健康的,他们有自恋也是健康的自恋。一位专家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就举出例子说,屈原、项羽、陆秀夫、陈天华、老舍、傅雷等自杀者,心理健康程度可能比当时的常模还要好。那位专家就说,“至少他们也是适应不良,因为生命是最宝贵的,是最高的价值,自杀者放弃生命(所以心理不健康)”。我没有继续争辩,但我心中回想起了孟子的话:“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我也并不是很喜欢辩论,但是有不得已的理由。我们需要让当代中国的人知道,那些中国人也不愿意失去肉体生命,但是他们懂得,有些东西的价值,比肉体的生命珍贵得多,肉体生命很有价值但却并不是最高的价值。这是中国的士所熟知的道理。有时人可以死,但是精神不死,有时人还活着,但是精神已死,哪种情况是“士”的死呢?
真正的中国人要活得有尊严,宁死也不愿意没有尊严地苟活。这样一种刚烈的精神,是中华文化强大的来源。重道、重仁义、重信用、重情感、重尊严,勇敢、坚定、负责、有操守。比如,伯夷、叔齐为了抗议他们心中不正义的政权,宁愿饿死也不吃周朝的饭。比如颜真卿为了国家的安宁,知道自己必死也不辞去叛军中去试图劝降。比如即使宋朝已灭亡,文天祥也宁死不愿意屈从元人。比如明代亡国,异族入侵的时候,数以万计的士人和百姓自杀也不投降。再比如日寇入侵时,中国军队穿着草鞋,用着子弹不够的劣质枪以及大刀,和武装训练都远胜自己的日本人血战。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宁可被处死也不投降的烈士们、比如宁死不屈的杨靖宇等,都获得了敌人的尊敬。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当然,也不仅仅是在生死中可以看到这种中国精神,我们也可以在其他的种种选择中看到中国精神。比如,苏东坡为了坚持对民众有益的政见,一次次被贬,直到被贬到最远、最荒凉的烟瘴之地。比如,范仲淹在穷困得只能天天喝粥吃咸菜的状态下,想到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翻开中国历史,类似这样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不胜枚举。
正是因为有许多这样的骨鲠中国人,中国人才能在外敌入侵的时候,宁愿用血肉筑起长城,也不愿做亡国奴;才能在暴君的**威之下,宁愿慷慨赴死,也不放弃内心的正义。士以高贵的心灵为依托,不畏惧任何强暴,为这个世界维护道义的存在,让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而能够有美好、有仁爱、有公理、有秩序。士,真正中国人的代表,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是重点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看重这个过程中自己的灵魂,他需要的最大的报酬只是真实的荣誉。这样的精神,对于个体的肉体生存来说,也许并非最适合,但是对整个民族的强健来说,却意义重大。敢于用生命保护正义的人越多,这个民族整体必然更能得到正义,必然繁荣昌盛。
随便说明一下,虽然我把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叫作“士的精神”,但是并不是说这个精神只在社会身份是士的人身上存在。墨家的成员,大多社会地位并不是士大夫,但是从精神上却完全是“士”,具体说是“侠士”。
遗憾的是,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两千多年来的趋势是日渐消亡。
有个古代笑话,说一个读书不精、经常读错字的书生死后,阎王问他来世想做什么。他回答说想当一只母狗。阎王很奇怪,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古人说过,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做母狗太幸福了。”
其实古人的原话是:“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本来的意思是,不是自己的钱不要随便拿,有了危险也不要苟且偷生不敢面对。这个书生读错了字,以为“毋苟”是“母狗”,所以就想要当母狗了。但是关键还不是读错字的事情,而是他有一种人生态度,一种有便宜就占,有危险就跑的态度。这种态度让他不再是堂堂正正的人,而变成了一条母狗。不禁联想到了汶川地震时,谭千秋、张米亚、汤鸿、杜正香等“临难毋苟免”的老师。
二
为什么士的精神会日渐衰落呢?让我们从春秋战国末期讲起。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人心中还有很丰沛的“士”的精神。一个原因,当时士人阶层很受尊重。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都争相延揽人才。士在一个国家如果不受重视,完全可以去另一个国家,士的“就业渠道”没有被一个皇帝所垄断。士人阶层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政治压迫,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威胁,这为他们精神的独立提供了条件。史记:“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 然,奈何其同之哉!’”一个士人遇到太子,太子主动尊敬地打招呼。这个士人竟然不理睬,并且说出“贫贱骄人”的道理,这种情况,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很难想象。这里面的关键,正是因为一旦不合,士人可以很轻松地去其他国家(不需要签证)。
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有“士”生存的精神土壤。那个时候,社会价值观中士大夫的精神是主流。士比较能够得到理解。豫让为了报仇,一次次试图行刺赵襄子。行刺不成功豫让被擒之后,赵襄子先是释放他。豫让为了不被认出来把自己毁容,并吞碳毁掉自己的声音,再次试图行刺,但是又一次被擒获。赵襄子虽然决定杀掉豫让,但是被豫让的精神所感动,并且同意把自己的衣服送给豫让去用剑砍,好让豫让临终有一点安慰。要离行刺庆忌,庆忌在受伤之后,却告诉手下不要杀死要离——说,“不要在一天中死两个壮士”。这样的环境中壮烈的死是一种光荣,是一种为人所敬的行为。
在当时这种士的精神是主流的情况下,与之相竞争的其他精神和其他意识形态还没有很体系化地形成,因此,遵守这种价值的人,遵守得理所当然。而那些做不到这些的人,也只好承认自己做不到,而不能说自己有更好、更高的价值才不做。那个时代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危险中选择“逃命第一”,但是他们不可能说出“范跑跑”的那套理论,并且自得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才是更先进的。
但是,在春秋战国的后期事情发生了变化,不同的价值观开始出现。比如,有个群体叫作纵横家,这些人对道义并不怎么关心,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其中最有趣的故事是苏秦的,他一开始想当官但是失败了,回到家里,妻子见到了他不理睬,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和他说话——全家人都这样势利——苏秦受到刺激,便刻苦学习,再次出去游说各国国王,最后大获成功,竟然可以同时佩六个国家的相印。这一次回家的时候,嫂子竟然拜伏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苏秦问她:“为什么前倨后恭?”嫂子很直接地答道:“因为你现在地位高,又有钱。”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苏秦和他的父母妻嫂,在价值观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是不是有钱有权。因此,苏秦失败回家后受到冷遇,并没有因此对家人的势利小人的样子很反感,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宽厚,而是他自己也觉得这是自然的事情,而当自己得到财富地位之后,则也安然享受嫂子伏地不起的那种恭敬,享受地位、权利所带来的面子。
苏秦六国封相衣锦荣归图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孟子遇到这样的事情会如何?他会说“大丈夫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他会不理睬那些势利的人,继续做自己认为应当做的事情,不管那个事情是不是能带来财富权利——有财富权利很好,没有也没关系。因为孟子觉得人的价值,在于其内在的品德,而不在于外在的财富、权利。苏秦则认为,人的价值当然要从外在的财富、权利上得到体现,否则你再优秀也没有意义。
也许有些读者读到这儿,会想:“苏秦说得对啊,没有成功,人的确再优秀也没有意义啊。”现在我并不打算说服这些读者,我只是告诉大家,这样想的人实际上也许就是苏秦等人的思想影响的产物。各种价值观在这个世界上当然都有存在的权利,只不过本书中还是有倾向性的,我认为苏秦的价值观和孟子的价值观相比,对中国是更不好的。
法家对士的价值观的破坏,远过于纵横家。
法家对人性的观点,主要是一种性恶论。他们不大相信人精神中崇高的潜质,而非常了解人的生物性。他们认为人的动力主要就是利害,认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而这里所说的利害也不是精神层面的利害而是生物层面的利害,利也无非是权利、地位、金钱、美色,等等,害当然就是刑罚甚至丧命。
法家为国王,或者按照中国的习惯叫作国君服务,所以教国君所做的,都是如何通过赏罚,控制人的趋利避害之心,从而让国君的意志得到充分实现。
纵横家只不过出卖自己的智力,换得自己的名利,别人做不做士,有没有操守,他们并不是十分在乎。但是法家不同,法家的精神和士大夫的贵族精神是抵触的,法家的政治目标与士的精神也是抵触的。因此,法家对士的精神,有一种必欲灭之而后快的态度。
士有自己的操守,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即使是国王权贵,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真正的士的操守。因此,士是不容易被控制的。国君或权力者想要他们做什么,他们未必愿意做,而且这些人“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么,他们不听话的时候国君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因此,法家对这些人很是不悦。
在春秋战国早期,为什么国君们和士人之间,比较少有这样的管理和不服从管理的矛盾呢?那是因为早期的国君,把自己定位为“天意”的代言人,更多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和全民利益,自己的私利比较少。而士的精神,士的操守,和这样的国君是协调的。士的精神起到了保护社会的健康价值观的作用,而国君也遵守着同样的价值观。但在春秋后期以至于战国时期,国君们的私欲膨胀更厉害了,所以他们做事常常不合天理,违背道义,而这个时候他们和那些有操守的士人就开始有了矛盾。于是,真正的士人就开始不服从国君了,而国君又没有办法改变他们——也就令为国君私欲服务的法家们不悦。
不悦怎么办呢?法家可以威胁利诱,重赏重罚,试图把一部分原来有操守、有原则的中国人转化为“听话的人”。
如果有人就是坚持天道,坚持操守,不为赏罚所动,怎么办?法家有一个“彻底解决方案”,那就是“杀”。如果杀一个人还不足以震慑,那可以“连坐”,一人不服从,杀你全家,甚至杀你旁边的五家人。士人不怕死,但是你是不是怕连累别人,怕因为你的原因让全家人甚至周围的很多人死?因为心中有深切的爱,士人是怕的,好,那么你就只好服从了。连坐法也是商鞅这个法家代表人物的重要发明。这个方法用无辜的人做人质,要挟那些有操守的人放弃自己的坚持,邪恶无比。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是让不愿意受连累的家人邻居去监视你,避免你不听国君的话,这个方法也阴险无比。从他的邪恶行为给未来几千年所带来的后果看,商鞅五马分尸这个下场也真是不能赎其罪恶之亿万分之一。
有没有不受这个要挟,而坚持自己心中正义的人?有。明代朱棣兵变篡权之后,劝文人方孝孺归顺,并为他写诏告天下的即位诏书。方孝孺誓死不服从,只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大字。朱棣大怒说:“难道你不怕诛九族吗?”方孝孺一股牛劲上来:“诛十族我也不从。”这个事情的结果是,朱棣把方孝孺的所有亲戚,以及学生、朋友共800多人在方孝孺面前一一处死,最后凌迟杀死方孝孺。如果一个人坚守自己的原则,要付出800多条生命的代价,方孝孺这样应该吗?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但是,我知道,这样的做法得到了那些法家要得到的结果。士的精神被削弱了,中国人的奴性增加了,民众好管了,但是暴君和贪官们得意了。
这个过程,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商鞅等法家,在以后的时代不断进行,在一次次的利诱、威逼、屠杀、侮辱的过程中,中国人的精神一次次被削弱。
三
如果我们写一部“心灵史”,那么其中关于士的精神的消亡,可以这样简要地总结。
战国时期,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开始了一个丧失的趋势。孔子这样的人,明确地看清了这个趋势,并称之为“礼崩乐坏”。孔子自己也承认自己像一只“丧家犬”,他所丧失的“家”就是真正的中国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狗是一种忠诚的动物,孔子就是这样的一只忠诚的狗,试图为中国人找回失去的家园。
秦帝国的建立,是中华文明中一个代表性的事件,一个不幸的事件。大一统的帝国中,帝王的权势得到了空前的扩大,法家的态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礼义廉耻得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法家用残酷的手段推行着他们的文化,并用战火摧毁所有不同的文化。秦消灭儒家,让天下人“以吏为师”,开启了全面的思想专制;消灭墨家,开启了全面的武装镇压。最有操守的中国人被大量肉体消灭,中国精神被严酷打压。在秦的时代,我们不再看到官员中有真正的士人,只有李斯这样的势利之徒和赵高这样的阴谋家。
秦帝国在短短15年后就灭亡。在秦灭亡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短暂的复兴机会。因为反秦的各路义军领袖中,有一些是原来的贵族,还继承了原来的中国精神。西楚霸王项羽是楚国大将之后代,也继承了许多传统的精神。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行为中看到这一点。在巨鹿之战中,赵王歇被秦军20万围困。秦军非常强悍,其他部队都不敢去迎战。楚军中主帅宋义也主张让秦军和赵军先打个两败俱伤,自己再出手。但是项羽却决定以少敌多去救赵军,和秦兵决一死战。这并不是因为项羽不懂兵法,而是他的义气使然。在鸿门宴中,范增建议杀掉刘邦以免后患,但项羽却放掉了刘邦,这也不能说成只是因为他不懂政治,而是因为项羽有那种不欺凌弱者的精神——甚至在最后他兵败自杀,不肯回江东招兵买马试图卷土重来,也是因为不愿意为了自己争天下,而让天下百姓受兵荒马乱之苦。项羽也是很重视操守的,因此,那些有气节操守义气的人大多都追随项羽。但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当然其中有项羽的缺点,也有“非战之罪”的其他原因,最后项羽失败了,而刘邦胜利了。
刘邦没有沿袭士的精神。历史记载,他其实挺喜欢侮辱人,喜欢骂人甚至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当然他是一个很明智的人,当有需要的时候,他也可以表现得对人非常尊重。只不过这种尊重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用不着这个人的时候,他的尊重也就再见了。
刘邦和贯高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话说有一次刘邦去他的女婿赵王张敖处做客。张敖对待刘邦的态度很谦卑有礼,而刘邦却动不动就骂人,很不尊重张敖。赵国相贯高、赵午等人很生气,说“我们的赵王太胆小了”,“我们不能受这样的侮辱,他侮辱我们的赵王,我们就要杀了他。事成让我们赵王得益,如果失败我们自己承担罪责”。但是贯高等暗杀刘邦没有成功,并且被告发抓住。当时的十几个参与者都想自杀,贯高说,“如果我们自杀了,就没有人为我们的赵王洗脱罪名了”,所以没有自杀。一次次严刑拷打,打到浑身没有一块地方是好肉,贯高坚持说赵王是不知情的,最后保住了赵王。刘邦也很敬佩贯高,决定赦免他。贯高说,“我当时不死,就是为了说明赵王是无辜的。现在我的责任已经完成,死而无怨。再说我作为臣子要暗杀,是应该死的”,于是自杀而死。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贯高还保留着传统的士的精神。宁死不辱,宁受酷刑也绝不出卖别人。而刘邦总体上却是一个不尊重士的人——虽然偶尔也有被感动的时候。
还有一个田横五百士的故事,说刘邦招降田横。田横感到羞耻在半路自杀,跟随他的五百士也都自杀而死。同样表现出了两种价值观的冲突。
从一个细节看,春秋战国时期,国君和士在一起的时候,是面对面坐在席子上的。而到了汉代,皇帝坐在中间高位,而大臣却只能坐在下面的两边。
汉代前后400多年,士的精神虽然远不能和先秦相比,但是还有一些保留。之后经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损伤又是很不少。例如,在北齐高洋那种杀人当游戏的暴君统治下,是完全没有士的存身之地的。即使如此,我们看到当天下终于太平后,隋唐的士的精神还是保留了很多。比如,在我们熟悉的杜甫身上,也可以看到那种忧国忧民的责任感等士的精神。唐末动乱之后,再到宋代,一样也还保留了很多士的精神。一个细节可以说明士被尊重的程度在减少,那就是宋代的大臣已经不是坐在朝堂上了,而是站在朝堂的两边。正是这些屡经摧残而坚持不灭的士的精神,使得唐宋的中国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之一。
到了南宋,一半国土被敌国占领。国家受到过皇帝、太上皇被敌国掠走,虐待致死的耻辱。激起了士人保护中国精神的自觉。士人们以天寒地冻而不凋谢的梅花,四季常青的松柏等为榜样,在逆境中坚守自己的节操。这其间的许多人和事,说之不尽,暂且略过。
崖山战役中南宋亡国,是中华文明受到的另一次最重大的打击。宁死不辱的丞相陆秀夫抱着小皇帝投海,十多万中国军民也随之蹈海殉国,体现了中国人“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我们也许会想,为什么这些人不懂得“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道理呢?这是因为当时的确没有机会留下青山。想不放弃自己的原则,而又能保住性命的可能性,当时完全没有。中国人的大量减少,以及剩下的人所感到的极大恐惧,使得中国精神也受到了巨大的摧残。以至于有人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不是说崖山战役后,中国这块土地没有了,也不是说崖山战役后,中国人的血统没有了,而是说,崖山战役后,中国人的精神没有了。当然,我并不认为这句话是完全对的,崖山之后中国精神固然凋零殆尽,但是并非完全绝迹、绝根或者绝种。
明代,中国的精神也有了一些恢复。在明代也出现了如于谦这样“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英烈。但是不得不承认,明代的士的尊严感等,和以前的中国人相比已经差很多了。从细节看,明代皇帝可以“杖”,也就是可以在大殿打大臣的屁股——而那时的大臣也还可以接受了。想象一下春秋时期,如果有哪个国君杖大臣……
但清军入主中原是又一次浩劫,全国人口从6000多万人,降到了1000多万人。在文化方面,清代的文字狱让文人不敢思想,只敢做一点考证的工作,浩劫之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几乎彻底崩溃了。大多数的中国人再没有了血性、勇气和尊严,只能苟活于亡国奴的生活中。所谓中国人的奴性,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成为主流。生活在中国的人,蝇营狗苟,胆小怕事,自私算计,诈伪不诚……没有了他们祖先曾经的光辉。
从细节看,清代的满族大臣对皇帝自称奴才,而汉臣则连奴才都不如。
清末到民国期间,中国精神又有一点恢复。所以我们能有为变法而就义的谭嗣同,有陈天华、秋瑾、徐锡麟等很多烈士。抗日战争期间,也有无数有名或无名的英雄。但和以前的时代比,也是远远不如了。而最近的一次士的精神遭受浩劫,就是从反右到“**”。
过去对中国精神的摧毁,是以肉体屠杀为主要手段,而在反右和“**”期间,却是用更巧妙的精神迫害的方法,而且是巧妙地抓住“知识分子”的弱点,把欺骗、威胁、引诱和杀害结合在一起,有系统、有条例地“辱士”。比如,“斗私批修”,利用中国士人的“自我反省精神”,先让他们对自己原有的价值观产生怀疑。比如,“**”期间“戴高帽子游街,剃阴阳头”,则是在之后的有系统地侮辱他们。士人的肉体生命大多都并没有失去,但是却完全丧失了文化自信,完全丧失了自尊。一些不堪忍受的,如老舍、傅雷等,只好自杀而死。以至于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本应该最能代表中国的精神的人群,知识分子阶层,却很多人品行低劣,没有道德和操守,唯利是图。大学教授中,有不少被人称为“叫兽,砖家”。
四
我们还有希望吗?
有。
一种精神如同一种生命物种,只要没有完全灭绝,就有恢复种群的可能性。真正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但是不绝如缕。不论多么严酷的环境下,还是有他们存在。种子在,只要有适当的环境,他们就可以发芽成长,开花结果,繁殖更多。
即使是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中,不是也有梁漱溟吗?“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不是他的声音吗?
本文不是一曲挽歌,不是为了凭吊已死的中国精神。我认为虽然在总体上看,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精神遭受重创。但是仔细看起来,却能发现中国大地上处处还有这种精神的留存。鲁迅对中国人的奴性深恶痛绝,但是也知道还有少数中国的脊梁存在着。
我们要珍惜中国士人为代表的那种精神——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动不动就自杀,而是要有精神追求,要有道义,要仁爱并且有智慧,要守信并且勇敢。我们要学习古人中最伟大的榜样,把这种精神和当今世界上其他伟大的精神相融合。
士,没有死绝。有种子,士的精神,就可以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