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南北朝的美男们说起

魏晋南北朝毋庸置疑是一个盛产美男的时代。文有写出《悼亡诗》的潘岳,武有兰陵王高肃,甚至《世说新语》都有专门的“容止”篇。或许不见得魏晋南北朝的水土孕育了那么多美男,但魏晋南北朝绝对是历史上对美男的记载最多的时代。潘岳出门碰到他的拥护者“掷果盈车”,其人气可见一斑,甚至比当今的许多明星也不遑多让。好好一个俊美的卫玢愣是出门被看杀。北齐名将高长恭,每次打仗无奈长得太好看,对敌人没啥震慑力,只好每次打仗都戴一副狰狞的面具。如此种种,称得上“俊”“美”的美男在那个时代可说一抓一大把。

我想说的当然不仅仅局限于魏晋南北朝的美男们,但是这是一个导入点。为什么那时的人们如此看中俊美的外表?心理历史学课上朱建军老师说过,这是因为那时士族寒门的区别,使这两者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使得士族子弟尽力保持一份士族的气度,说通俗一点就是“范儿”,这份气度就是“容止”的一部分。我觉得当门当户对的士族子弟之间在身份地位上没有什么差别时,要想在一众人中更夺目、更耀眼,士族男子就得开始注意仪表。于是士族男子各个剃须,敷粉,最后还得熏香。士族的风尚大抵上是要引领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的,所以魏晋南北朝的人们崇尚“俊美”外表,同时也真正出了一大批美男。当然士族子弟不是成天涂脂抹粉,他们也好清谈,这清谈在我看来有点像现在的辩论,只不过形式多样,没有固定论点,要求观点新颖。这样的清谈能出席的都是有学识的人物,如果能在清谈中侃侃而谈,见解独到,是一件多么拉风的事啊,能挣得不少的崇拜与仰慕吧。这美修仪,喜清谈都是夺人眼球、引人注目的,美男加才气应该能造出不少名士吧。

从士族的美修仪与喜清谈,我觉得我国的文化是一种外放的文化,这个看法是朱岩老师在比较中印文化时提出的,我认为非常在理。就单单说声名远播的“面子文化”,已然把这种外放表现得淋漓尽致。“面子”说白了就是要做给别人看。

郑和

中国人总是很重视别人的夸赞、关注,而没有真正看到自身的价值。好大喜功也是中国文化中比较多见的现象。我们总是希望展示自己,甚至过分地展示自己,希望得到别人的顶礼膜拜。郑和七次下南洋,原本的初衷是要向海外展示大明帝国的国威的。这种现象似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之后就开始有了。从那时起,中国人心目中就存在一位独一无二的皇帝,他的一举一动都能被人关注,而普通民众哪里来的机会被人关注?皇帝就像古代人们心中的明星一样活在他人的关注中。中国封建王朝更替了一代又一代,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想当皇帝的人一批又一批,虽然皇帝有极有建树的,也有糟糕透顶的,但总体来说皇帝是一个褒义词,冠之以皇帝的头衔就是一种极大的赞美。权臣的名望总是比不上皇帝的,要不然为何武则天抓住了实权还要给自己冠个皇帝的名呢?因为这名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皇帝之名是对其才能的最高赞赏,而这赞赏是普天之下皆能得见的。

说到名不得不提名声一词,中国人似乎也很看重名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样的名言对于传统的中国人并不适合。特别看重名声的我们要立墓志铭,要名垂青史。皇亲、有贡献的大臣死后还要追加谥号。《射雕英雄传》中铁木真临死前也还很在意“英雄”的名号。或许有人会说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许多隐士是不追求什么的,但是在我看来越是隐逸的越是名声在外,好比“竹林七贤”,又好比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风头不落于出世之人。中国的历史人物都希望能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不知道映射了多少中国人的人生信条。

说到历史,不得不提中国与印度的两国之间的差异。朱岩与朱建军老师都提到印度是一个不写史的国家,甚至早期的佛教经典都是口口相授。朱岩老师还提到印度文化史内敛的文化,相对于印度,中国文化就外放了很多。现暂且不说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学术价值,单从心理层面上说:中国人写史多少有些给后人留些什么东西的意味。许多历史伟人也有“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的想法。史书将看不见的时间流逝转化为一种可见,并能以长久存在的形式保留下来。即使多少年以后一个人存在的几十年如沧海之一粟,那写在史书中的事迹也不会泯灭。

文章开头我提到了士族。这让我想到了家族这个词。中国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为后世子孙“造福”。父辈总是想做出什么成就来荫蔽自己的子孙。受着祖辈的荫蔽子孙确也可以更好地发展,但也可能会造就一大批纨绔子弟。父辈们的努力我觉得一方面是真的为后世子孙着想;另一方面却是要将自己的影响力留到下一代。而后世子孙对于祖先的憧憬我觉得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人似乎也很突出,甚至将自己的祖先奉为神明。至今我清楚地记得我家乡还有大年初一拜祖先,向祖先上香的习俗。这样祖先的影子就在子孙身上继续活着。

稚川炼丹

以上写了这么多,我想抛出的不过是“存在”这个哲学意味很浓的词。在此我想说一说中国人的“存在感”。

名士伟人大抵是因为有丰功伟绩或者美德典故而为后世人所熟知。名士伟人建丰功伟绩,树美德形象的原因,在我看来除却成就动机之类的因素外,还有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们担忧自己就如同那沙滩上的脚印,随着风起浪涌不复存在,他们要将自己的名字永久地刻在石头上,刻在一代代后来人的心里。这种对于“存在”的执着使中国文化外放,中国人重视写历史。文化外放,当代人对他们印象深刻:重写历史使后代人也能知道他们存在过。这种对自己的存在的刻画成为一个人的人生意义,推动其不断向前。

反观印度文化,似乎印度文化中的个体并没有太过看中“存在”。这从原产于两国的宗教可看出点端倪。原始佛教是无神的,甚至在早期佛教中都没有造像一说,更不必说供奉菩萨在庙里膜拜;原产于中国的道教讲究羽化飞仙,仙就是让人崇敬、膜拜的。道观中供奉的真人,仙人每每受人间烟火衬托,越发光辉照人,容颜常驻,不老不死。受此影响,多少人想长生不老,希望长长久久地活着,长长久久地“存在”着。不是有一首歌曲就唱到“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吗?因此,中国史上不少人喜欢炼丹,喜欢研习方术,东晋道士葛洪还写了专门介绍这方面的《抱朴子》。而佛教似乎没有长生不老思想,佛祖都可灭度、涅槃,还有什么是永生的呢?他们关于“存在”的思考似乎更内在。

魏晋南北朝的美男像开屏的孔雀一样在那个年代招摇了一把,皇帝大臣不论名留青史还是遗臭万年,总之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其实不论是注重修仪、看重名声、历史留名,都不过是在追寻人生的意义。一生终结,如果没有留下点儿什么,那么这一生是为什么而活呢?白活一趟很能体现没能成就事业的人。其实人生本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我们没有必要将人生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仅仅是享受人生这一过程,也是很有意义的。体验人生这一过程有时收获多于一生拼搏。看小桥流水,看细水长流,享受生活相较于拼命地奔波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

(唐思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