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人物的“原产地”
历史的发展固然取决于时势,但也不可否认个别重要人物的影响。在皇帝世袭的年代,随便谁都不能不承认,皇帝的性格和行为会影响国政——除非皇帝是个傀儡。
举一个例子,公元976年宋朝第一个皇帝赵匡胤去世。3年后继位者赵光义领兵与辽国大战于高粱河。虽然当时的宋军战斗力极强,但是赵光义缺少战略规划,现场的指挥也不正确,而且在危险的时候自己弃军而逃,导致宋军失败。以后的对辽作战,也都因赵光义个人性格的缺点而屡次失败。宋对辽的劣势就此形成,影响了整个宋代的国防形势。
设想如果赵匡胤没有在壮年时突然故去,和辽国作战的指挥者是他,那可能战斗的结果就会全然不同。赵光义并没有多少军旅经验,而赵匡胤本是天下无敌的名将。如果是赵匡胤,就肯定不会犯那些低级错误,而且更绝对不可能在战场上临阵脱逃,宋朝的历史可能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在历史转折点的风口浪尖上,因缘际会中有些人也会影响到历史的走向。如果康有为不是那么浮躁,也许戊戌变法就会更为平稳地进行,皇帝和太后之间的矛盾也许不会那么激化。中国的历史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袁世凯没有那么想当皇帝,中国几乎肯定不可能有讨袁的内战,政治上也会有不同的面貌。
而决定这些人物的性格和行为模式的因素中,有一个因素值得关注,那就是他们的故乡。因为中国各地的人,在性格特质上有相当大的区别。而历史上某些重要人物的性格和行为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他们故乡地域的影响。因此,历史上某些重要人物的家乡是哪里,会间接对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中国古代有个很有趣的传统,那就是称呼某个人的时候,会用他的家乡地点来称呼:袁世凯是项城人,所以可以叫他“袁项城”;李鸿章就是“李合肥”,康有为则叫“康南海”。我觉得这能随时提醒我们这个人是哪里人,从而对他的性格有个大概了解。
地域如何影响到人的性格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不同地方的人种可能就有差异,北方人多为蒙古人种,而南方的马来人种比较多。生理上不同,当然性格也有差异。不过随着历史上多次大的迁徙,人种和居住地的关系不是那么确定了,所以对我们现在各地域人的性格来说,这个因素的影响不大。
不同地方的自然环境,对这个地方的人性格有一定影响。例如,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人的性格一般比较顽强、战斗力强。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人则比较文雅。
中国各个地域有不同的亚文化,亚文化对这个地方的人的性格很有影响。研究发现,战国时期的几个大国的文化,直到今天还是对地域的亚文化有影响。因此,最重视教育的是山东,燕赵地区还是“慷慨”,山西还是比较踏实,而陕西人也还有秦人的那种倔强。当然,有些地域的亚文化和古代战国时期没有关系,而是别的时期的历史导致:北京的“爷”是清朝八旗子弟文化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大院子弟文化的产物;上海人最有商业精神,是因为民国时曾经是远东的经济文化中心;深圳人比较努力进取敢冒险,则是因为全国的这类人都来到了深圳……
某地域以往有过什么名人,对以后此地的人的性格有影响。在心理学上,这是因为“认同”的心理机制,“我和某个名人是同乡”,这会使得“我感觉和他很亲近”,从而使得“我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他”,于是“我就和他性格相近了”。
下面我想非常简要地举例说说几个地域的人的性格,说说这个地方有过什么历史人物,他们的地域性格对他们的行为有什么影响,对历史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篇幅所限,这个对地域的划分比较粗略,所以有些读者可能会有异议。比如上海人会说,闸北区的那些来源于江北的上海人,和徐汇区的那些上海人,性格怎么可能是一样的?但这里我真的不可能划分得那么细致,所以也只好请大家满足于一个大概的描写了。
湖南
湖南人对中国当代史影响大,所以让我们从湖南开始。这一带的人,性格比较强悍,有勇气、也有谋略,更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做事情很务实,思想和行动能够结合,成就欲望也比较强。这些都使得他们的行动力很强,比较容易获得成功。但在其他一些地方的人看来,这个地域的人不够温良、太厉害。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性格呢?毛泽东有个说法:湖南人爱吃辣,所以有革命性和斗争精神。这也许的确有一点影响,心理学家曾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性格和饮食口味是有关系的。有种感觉寻求型的人,喜欢强刺激的生活,不喜欢平淡而喜欢冒险,这种人的饮食口味一般也都比较偏于刺激的重口味。
还有个原因,是因为此地是原来的楚国。战国最后的那个时期,秦国人对楚王那是尽兴地欺骗,最后楚怀王甚至被骗去秦国而死在那里。楚国人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反而变得更为强悍。所以当时有人说,“亡秦必楚”,而后来也果然是由楚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由楚人项羽带头击灭了秦国。项羽虽然后来败于另一个楚人刘邦,但是楚人的悍勇之气却留在了历史中。
我认为,宋代创立的岳麓书院,对这个地域的文化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朱熹在岳麓书院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留下了文化的火种。朱熹弟子的性格,最主要的特点是好学、正直和坚定。
因此,到了清代这里出了曾国藩、魏源、左宗棠、郭嵩焘等大批人才,其中以曾国藩影响最大。曾国藩以书生而带兵,取得了扫平太平天国的辉煌胜利,挽救了当时摇摇欲坠的朝 。曾国藩很有智慧、也很有勇气,不过他的性格中,最鲜明的特征是“坚忍”。这个性格特质,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他在儒家的思想影响下,长期自我修养而成的。这不能不说,有岳麓书院的影响。
曾国藩成为湖南人的骄傲,湖南人对他的心理认同很强。之后的湖南豪杰,都会多多少少以曾国藩作榜样,这不仅增强了湖南人的自信,也使得湖南人更有文人带兵的传统和进取实干的精神。曾国藩的坚韧不拔、务实、重视事功而不空谈等这些品质,被其他湖南人所深深认同,也因此更加深入湖南人的性格中。
曾国藩
近现代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中,湖南人的比重最大。在曾国藩之后,有谭嗣同、唐才常、沈荩、熊希龄、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杨度以及毛泽东等,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尽人皆知。谭嗣同参与的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是他以他的血唤醒了中国。黄兴是国民革命的最早领袖,宋教仁是民主政治的最伟大实践者,蔡锷在二次革命中居功甚伟……而毛泽东,在之后的一百年中的中国历史中都留下了他的印记。而在其他各个领域中的湖南人(比如沈从文),虽然对国家政局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也在中国文学、科技等方面的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广东
总的来说:广东人很有活力,勤劳。北方人的所谓勤劳,是能吃大苦卖大力,而广东人的勤劳是东奔西跑不停不休。如果我们把北方的勤劳比作牛,广东的勤劳就像急急忙忙储存松果的松鼠。另外,广东人在经商等事情上的脑子很灵活,善于抓住机会,对新的趋势能很快地跟上。广东人性子比较急,不会有北方人的那种“韬光养晦”“沉稳”等特点,他们的特点是,想到什么就要去做。
和湖南人以及其他地域的人不同,广东人往往不是理想主义者,对政治也不关注,他们所关注的大多是和日常生活有关的那些事情。
当我们说“湖南人务实”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湖南人有理想就去做,不会空谈。当我们说“广东人务实”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广东人不会在意那些和生活无关的理想。
在古代中国,广东远离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只有被贬谪的官员才会来的“蛮荒之地”。儒家文化在这里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因此,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在古代的广东地区相对比较少,人们都只是过自己的日子而已。
但广东临海,近现代当海洋成为主要的交通要道的时候,广东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除了上海、福建的部分地方之外,广东是和国外联系最多的地方。广东人的求新性格,外向的行为方式,可能都和这一点有关。
最早的以“拜上帝”为号召的广东人洪秀全,就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几乎最成功的邪教教主,他的军队曾横扫半个中国,让千百万人丧失生命,也让自己着实享受了做皇帝的幸福生活。他改变了历史,虽然是以毁灭的方式。
康有为、梁启超也都属于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刚才我们说广东人不关心政治,康梁却是例外——他们的性格也都有广东人的那种“急性子”,也许正是因为广东人的这种急性子使他们的戊戌变法操之过急。政治上单纯的广东人,不能和两千多年训练出来的,精通种种权谋的中原人在政治上相比较。因此,康梁会被轻易击溃,而袁世凯却可以高奏凯歌。
孙中山
孙中山当然是不能不提的。中国历史因他而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和一般广东人不同,孙中山当然也极为关心政治,不过他的精神更多地传承于西方文化,而不是中国本土的文化(这一点,民国宋氏家族也是一样)。他不能算一个纯粹的中国人,而应该算一个广东人和美国人的集合体。但广东人的性格,对孙中山的行为模式很有影响。广东人对新事物敏感,孙中山才引进了中国没有的新事物,共和国。广东人务实、勤奋、注重行动,因而孙中山就不知疲倦地一次次带着大家造反。广东人性子急,孙中山也等不得那种渐进式的改变,总想尽快改变中国的现状。这带来了后人评价不一的一些行动,比如,宋教仁被刺后,他不是耐心用法律去解决,而是动武去反袁……
如果没有广东人,中国历史不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肯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江浙
江浙的人总的来说,相对其他地方的人,是精致、敏感、细腻的一种人。他们不喜欢好勇斗狠,性情比较温和,体质上相对有一点柔弱,脑子比较聪明,喜欢享受也懂得如何享受生活。才子比较多,诗人比较多,沉醉于或沉迷于情感生活中的人比较多。如果人可以分豪放派和婉约派的话,他们可以称为婉约派。如果说他们的缺点的话,我觉得江浙人做事的魄力相对弱一点。也许是因为习惯了在春光旖旎中的生活,他们缺少那种破釜沉舟的气势,有时候也比较容易优柔寡断。江浙属于古人所说的江浙,是中国人美好生活的寄托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二十四桥明月,寒山寺外钟声,种种心情百转千回,江浙人都有几分艺术的气质。
江浙人其实也很勤劳。他们不喜欢犯险也不喜欢反叛。他们的勤劳方式如同蜜蜂,或者如同编织蛛网的蜘蛛。他们不停地工作,精心地耕作、绣花或者制造工业产品。他们有耐心,能够从小的收入逐渐积累而最后富有起来。
想理解江浙人的这种性格,要从历史中找原因。春秋战国时,江浙人的性格应该和现在很不同。吴国人很是英勇善战,越国人也有一种豁得出去不怕死的精神。比如,有个叫要离的吴国刺客,为了刺杀庆忌不怕牺牲一切。而庆忌被要离刺伤,临死的时候居然吩咐手下不要杀要离,因为他欣赏要离是个壮士。再如越国人和吴国作战,为了挫伤吴国士兵的锐气,居然先让一排敢死队员在阵前自杀。三国时期,孙策被称为小霸王,手下也是猛将如云。其实据我观察,江浙人中现在其实也还是有这种不怕死敢赌命的气质,只不过这种气质是潜伏在内的,一般情况下不表现出来。
江浙人如今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和历史上的两个事件有关:一个是东晋的南渡;一个是南宋的南渡。这两次其实很类似,都是中原政权被来自北方的野蛮民族攻击,只好逃到南方继续存活。因为南渡过来的,有许多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士族——如王羲之、谢灵运所属的王谢家族——所以使得江浙更有文人气息。而且这些人过去习惯了享受生活,到了江浙后也还继续着风花雪月的生活方式——也许恰恰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过去不敌于粗犷的、骁勇的野蛮人。“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就是说得那些南宋的官员和士绅的生活。更何况江浙地区是鱼米之乡,四季美景令人陶醉,也真的更适合过这种风花雪月的日子——也许“雪”比较少,但是江浙的烟雨迷蒙,比皑皑白雪更有诗情画意。
如果要列举历代江浙的文人,那真的是举不胜举。早有陆机、陆云兄弟,有谢灵运,后来有唐伯虎、金圣叹、郑板桥,近现代有钱钟书、徐志摩、鲁迅……江浙才子是如何之多,如果把江浙的文人除去,估计中国文学史要减少一半的篇幅。因此,对中国人的文学艺术的历史,江浙文人的影响极大。没有江浙人,中国人在生活的审美上会损失惨重。
江浙当然也出过不少的政治军事家,南京也是多次被当作都城。只不过以南京为都城的,几乎都没有可能统一全中国。唯一的例外是明代,但是明代也是在统一后不久,以南京为都城的皇帝朱允炆就被朱棣打败,而明的都城也换到了北京。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也许其中一个原因是,近现代江浙人的性格不是很适合残酷的战争。当然,我们看到在抗日战争中,出身于江浙的领袖蒋介石也是非常英勇顽强的,但是不管怎么说,相对其他地方的人来说,还是显得他有些魄力不足。他的性格,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对中国的命运有相当决定性的影响。
北京、上海,虽然都是极为重要的大城市,但是在这里并不大需要多说,因为北京土生土长的名人,并不能说很多,只以老舍、侯宝林、梅兰芳等不多的一些文学家和艺术家为主。上海本地的名人,也并不很多。有人说,陆机、陆云、陆逊乃至黄道婆等可以算是,但是我认为他们当然不能算,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上海”这个城市在呢。我们说美国的名人有谁的时候,并不能把印第安部落的老酋长算在内吧。所以近代好像也只有钱学森、李政道等少数人。因此,在这里北京和上海我们就可以省略了。
理解历史可以启示未来。在我们预测某个对国家影响很大的人物的行为时,他们的籍贯也是可以被考虑的因素之一。心理历史学,实际上不仅仅是一门象牙塔中的学问,经世济用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