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杀星

曾经看到过一个故事。

说一个私塾先生,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回家路上,不得已在一个小庙中留宿。结果夜里果然如各种神鬼故事一样,发生了奇异事情。他看到小庙变得金碧辉煌,庙中有神灵也有很多神的仆从。但这个庙中神却神情很紧张。他告诉私塾先生,这是因为今天他要接待一个更高级别的,但是脾气极大的神,随后,他们果然见到了一个相貌凶恶,脾气极度暴躁的神。后来庙中住的那个神告诉私塾先生,这个坏脾气神,就是天杀星,是上天派来杀人的。他之所以要好好接待天杀星,是为了让他高兴,从而能接受建议少杀一点人——而这个天杀星下凡后,就成了一个人们熟悉的人物,张献忠。

据说,张献忠杀人成瘾。作为一支军队的首领,他杀敌方士兵是正常的。但是不正常的是,他还喜欢杀无辜民众,而且杀得非常多。据说四川那边有些地方,民众几乎被他杀到绝迹(当然,有些研究者认为,可能是清朝统治者把一些清兵所杀的人也算到了张献忠头上,所以实际上张献忠杀的人并没有那么多。但是这些人也承认张献忠杀的人也很不少)。杀民众已经很不一般了,他甚至还喜欢找借口大量屠杀自己队伍上的士兵以及自己的下属。比如,他让狗来到下属面前,看狗嗅闻谁,闻到谁,就杀谁。即使是自己年幼的儿子,他也一时不高兴就轻易杀掉。他砍了大量妇女的脚,用来堆成一大堆烧……

如果是现代心理学家,就会用心理分析,看张献忠是不是有什么心理疾病。但是中国古人的解释更为简单——因为张献忠是杀星,所以他当然会杀人。

《水浒传》中,李逵也是“天杀星”,因此,李逵也会杀死无辜。比如,江州劫法场的时候,李逵杀得性起,就会不分青红皂白,排头儿砍去,把一些看热闹的百姓也一并杀死。在中国古人看来,这也不说明他恶,只是说明他是天杀星而已。杀人是天杀星的任务,虽然他不一定记得这个任务,但是他不自觉地会多杀人。

如果上天竟然会允许,甚至指派这些人到处滥杀,是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异常缺乏爱心?

其实也不是,中国人心目中,即使是玉皇大帝,虽然是天上的主宰,但是也不能随意做事,他也必须遵守“天规”“天条”等,而隔一段时间,需要让天杀星下来杀一些人,这个也是不可改变的“天数”。

也就是说,一段时间出一个天杀星,似乎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一种自然法则。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源于“阴阳”的思维原型。阴,和消极的东西有关,比如,阴间、阴险、阴谋,但是它不总是坏的,它也可以是阴凉、阴柔等,它是必然要存在的一面。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治世之后就是乱世,乱世就会有天杀星,这些在中国人心中都有必然性。中国人更尊重事物“本然”的样子,“天规”“天条”“阴阳变换”都是本然的样子。

这和其他文化中的说法不尽相同,比如基督教中,这些坏事一般都是大反派魔鬼干,上帝只干好事不干坏事。

不同的说法,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和态度。因为上帝永远只干好事,所以西方人全心全意地热爱上帝。因为魔鬼干坏事,所以他们仇恨魔鬼。他们会和魔鬼所代表的力量去战斗,从而让上帝的意志实现。而中国人则不尽相同,中国人对那些坏事有相对更接纳的态度,他认为这些坏的事情也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夏天就有冬天,有生命就有死亡。因此,当坏的事情来临时,他更容易忍耐。而且,他相信这些坏的事情也终会过去,美好的时候终会到来——就像在严寒的冬季,我们忍耐并相信,只要我们能熬下去不死,总有一天会春暖花开。

在历史中,中国的土地上生活过很多的杀人如麻的人物,黄巢、石勒、尔朱荣、张献忠……阴阳转换的概念,让中国人对他们的存在能够有一个理解,在这些人肆虐的时候,中国人也能因此而有一个对未来的信念,“不论冬天的北风多么凛冽,它总会过去”,这让中国人能坚持活下来。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天杀星”信念还是有心理意义的。中国古代,我们所遇到的惨痛比西方人古代要多、要大,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念,我们很难坚持活下来。我们可能会像《1942》里的那个中国牧师一样怀疑:“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为什么他会允许这些屠杀存在?如果说这些是魔鬼做的,为什么上帝赢不过魔鬼?”而用中国人的思考,我们会说,阴阳转换,现在正是天杀星的时刻,但是,会有一天,善星的力量将壮大,而幸福的生活会回来。

有可能中国人的这种忍耐也有消极的效应。因为中国人能忍,所以那些邪恶的人就更加肆无忌惮。而西方人的那种态度,带来一种主动的反抗,也使得邪恶的人邪恶的程度有限。心理上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当一个人把一种消极的情况看作必然,他忍耐时更能坚持,痛苦感也少一点,但是他改变这情况的驱动力也会小一点。

到底怎样的态度真的对人更好,要看他面临的情境:如果那种情境真的是不可改变的,那中国人的这种认命、忍耐和等待,的确是更好的态度。严冬中,拼命去种庄稼,的确不理智;不如尽量冬眠,忍饥挨饿等春天。但是如果情境并非不可改变,那么主动的态度会更好。我们奋起反抗,把邪恶的杀人魔王消灭,大家就可以避免灾难,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忍耐,可能就要等上一辈子。

那么古代中国是哪种情况呢?我觉得总体上说,在秦朝以后的政治体制,一直是高度的专制体制,百姓的权利被剥夺,对权势者的制约能力极为微小。而且中国的体制也必然会导致周期性的动乱,在根本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规律很难被扭转。所以,中国人所面临的情境,也的确是很难改变的,中国人有这种“天杀星”的信念,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即使是在严冬,我们本来也可以有更多的主动性的。比如我们可以生火,让寒冷不那么难熬。中国人虽然有不得不忍受的苦难,但也许依旧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反抗,可以试着突破“做了也没有用”的魔咒。

我们可以渐渐在心里创造一种信念,那就是“即使有些消极的东西是天命,它的程度也应当有底线”。超过那个底线的,我们就不能再忍耐——也许在古代的某些年代,这样想是要命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这样想,也许对未来是更好的吧,毕竟,时代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