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学潮

有人说过,研究久远的历史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材料太少。研究近期的历史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材料太多——材料太多,就仿佛听一群人七嘴八舌,最容易把人搅乱,从而弄不清楚发生的是什么。

好在我的重点是心理学,我可以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忽略历史事件的细节,只从心理的角度,去做一些评说。这里就简单评说一下“闹学潮”。

闹学潮是一种群体行为,比较偏向于无组织的、情绪化的群体的发泄行为。人们对待闹学潮的方式,也和对待其他群体行为不一样,导致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所以我们还是有必要对闹学潮单独进行一点心理分析。

心理学研究指出:群体行为发生的基本前提,就是有足够的人数。闹学潮的前提,同样也是要有很多学生——学生少了是不行的,必须有足够的数量,才能形成“潮”的那种汹涌澎湃的效果。因此,在先秦似乎没有什么可称为学潮的历史事件,就是因为学生的总数很少。最有名的、规模可能最大的私立学校是孔子的学校,那里历年的学生总数也不过是区区三千人。有名的稷下学宫学生总数也许会稍微多一些,但是也完全不足以用来闹学潮。因此,中国最早的学潮,也许应该说发生在汉代。黃现璠研究指出:“西汉博士弟子王咸为营救入狱的司隶校尉鲍宣,率千余太学生伏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学潮。东汉的第一次学潮是公元153年,清官朱穆惩治太监,被太监一党反噬而被捕。太学生领袖刘陶带领几千太学生请愿,静坐绝食,要求释放朱穆。学潮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皇帝虽依旧罢了朱穆的官,但是免除了他的流放和苦役。以后东汉多次发生学潮,最多的时候有三万多太学生相应,规模相当之大。汉代之所以能有学潮,就是因为汉代的教育规模很大,太学生数量数万,有了产生学潮的基础。

古代学潮最多的年代是宋代,靖康之难时有太学生陈东号召大批太学生“伏阙上书”对皇帝请愿,要求启用救亡中的名臣李纲,以及摈除奸人等。这之后太学生也常常对国家政策发表意见,影响舆论,研究者邓序说:“君相虽尊,莫之敢违,违则士论哗然。”宋代的学潮能有这样大的势头,除了学生数量众多外,也和宋代总体上言论自由,轻易不杀士人的宽松环境有关。

而到了北洋政府、中华民国时期,学潮风起云涌,成为影响社会的一个极强劲的力量。五四运动,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学潮。抗日救亡期间,学潮此起彼伏,对政府的决策以及对各方政治力量的态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潮也对国共两党的斗争产生了影响。因此,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中,学潮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北洋政府期间以及民国期间,之所以能有大量的学潮,一个基本的原因也是因为学校更加普及,使得学生的数量大为增加。而且,由于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使得学生能够议政并积极参与政治。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高师爱国学生

分析学潮参与者的心理时,需要区分出学生和其他群体成员的区别。古代的太学生,以及近现代的大学生,作为学潮这种群体行为的主体,和其他群体成员的一个区别是:首先一般年龄比较小。古代太学生的年龄,总体比官员是要小的,也是以青年为主。现代的大学生年龄一般都是在二十岁上下,最多也是二十几岁。年龄对他们的心理活动、行为方式等,显然是有影响的。青年人往往精力充沛,而社会阅历比较少。因为精力充沛,所以在他们的情绪被激发起来之后,会有很大的冲击力,从而使得学潮容易走向激烈。传统精神分析心理学会认为,青年人荷尔蒙多,性能量可以转为情绪能量。心理学也会认为青年人会有“感觉寻求”的倾向,也就是说会比较喜欢刺激。学潮是很刺激的,可以消除日常生活的无聊和烦闷,这也是青年人更容易参加学潮的一个辅因。

青年人社会阅历比较少,则思维的模式相对比较简单。善恶好坏,在他们的心中泾渭分明,因此,行动上也比较容易激进。他们会把一些人或者事情理想化,把另外一些人或者事情妖魔化,因此,他们的解决方式也比较简单化。学潮的诉求,往往有着良好的动机,但是未必都会恰当并有良好的结果。

学生和其他群体的另一个区别是,他们的诉求相对来说,和他们个人利益关系会比较小一些。因为他们自己往往还并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他们的个人利益也还没有完全体现。他们的动机,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社会的关怀以及出于他们的道德追求。汉代的太学生闹学潮,是为了援救正人君子,对抗小人和奸险宦官。北洋政府和中华民国的大学生则是爱国。当然,如果我们用心理学做诛心之论,则学潮中人也并非都没有个人的利益。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出风头,有些人是为了发泄,有些人是凑热闹,有些人甚至是别有用心,但总体上的确利益的作用比较小一些。因为利益相对小一些,学潮参与者就会有一种道德优越感。这种道德优越感积极的一面,是它可以驱使学生们做出一些英勇无畏的事情;而消极的一面,是它会使得学生偏激而不宽容,从而容易很极端,使得事情最后不好收场,使得政局也向更为极端的方向发展。在细节上,这种道德优越感也可能使得学生做出一些过激的行动来而没有内疚感,比如,打人、冲击行政机关以及毁坏公物,等等。我们现在回头看,民国政府当时并非不想抗日,但是必须做好准备,不可轻举妄动,而当时有些比较过激的学生对政府的攻击,实际上对国家的整体战略造成了一定的干扰。而那些学生,当然觉得自己是非常正确的。

学生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他们更需要被关注和被重视。已经有社会地位的人,不是那么需要关注和重视,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社会地位很低的人,也不奢望得到社会的重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得不到。不过学生是个特殊群体,他们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但是他们被预期为将来的栋梁,所以他们对被关注和重视有需求。闹学潮,刚好可以满足他们的这种心理需求。这种心理导致的结果是,学潮往往比较激烈而带有冲击性。

那么,学潮的对立方,也就是当时的社会的上层,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呢?这却难以一概而论,因为这既要看社会的形态,也要看对方的性格。

如果国家领导者,或者其他权力在手的人,性情冷漠或习于专制,则他们会对学生相当厌烦和愤怒。我这里不去讨论谁对谁错,因为这都是有可能的,学生虽然动机往往善良,但不能保证他们就一定正确。性情冷漠的人,不能对学生的感受有所理解,而更容易厌烦。而习惯了专制的人,则会觉得学生在侵犯专制者自己应有的绝对权力,于是更容易愤怒。厌烦愤怒之下,则容易采用压制甚至镇压的方式来对待。

而学生——不论是太学生还是大学生——正值青年,在心理发展中正是需要建立独立的自我的时期,对压制有一种天然的抵触。加上他们别的没有,但是有道德的优势,自觉代表着正义的力量。故学生必定倾向于更强力的反抗。这样一来,事情往往很快激化,双方越来越难以相互理解,难以相互妥协,最后,也许只有用强力镇压来解决问题。这样,学生固然会付出代价,而当权者一方实际上也大大失去人心。

如果对方是比较温和、宽容的,则他们也许对学生有一种积极的态度——虽然学潮是反对自己的。如虞云国著文中所写,蔡京向徽宗危言耸听:“不杀邓肃,恐浮言乱天下。”徽宗朝政污浊无须词费,但他却说:“这倒是个忠臣!”宋理宗与徐元杰有一段对话,上曰:“学校虽是正论,但言之太甚。”元杰云:“正论是国家元气,今正论犹在学校,要当保养一线之脉。”这让人联想到,教育家蔡元培既明确反对学生运动,又断然反对镇压学生,也无非认为:“摧残青年,那是损害国家民族的元气的。”说“正论”是国家元气,这个比较容易理解,蔡元培这种把青年和国家“元气”联系在一起的看法,实际也符合心理学的原理。因为青年人虽然缺少阅历所带来的知识,但是他们很有心理能量。这种充沛的心理能量,就是“元气”,有了它就有一种力量感。一个国家如果珍惜青年人的这种心理能量,这个民族的整体就会比较有力量。因此,宽容的国家领导者对待学生,有点像一个长辈对待年轻的孩子——即使他有时候闹得厉害,让人头疼,但也不能过度惩罚,以免挫伤其锐气。他们会看到青年人大多是有良好的动机,只不过是有时不知道深浅,或者有点孩子脾气而已,因此,他们会更愿意采用温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如果采用温和的方式,则要体贴学生的心理。如果青年人是不知深浅,意气用事,可以耐心说服。青年人需要被关注和重视,则不妨给予足够的重视。认可他们的良好动机,并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怀。和学生中的代表深入讨论,把他们看作平等的对话者。如果可以,则满足他们的部分要求。如果这样,则学潮的混乱将很快平静下来。而当权者也会因而获益。当然,如果有些政治人物别有用心,利用学潮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那又另当别论了。

其实,历史上很多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只要当事人更懂得心理,顺应心理的规律去做。只可惜他们往往只是懂得种种心机,却未必懂得心理学,才使得一些本来可以缓解的事情,变得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