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菁中学

南菁中学的前身是南菁书院，建于1882年。1903年重新制定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后改名为“南菁学堂”。学堂除设普通科，还设有农科和商科，是江苏省名校之一。可惜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侵略军炸成废墟，学校被迫停办，只有少部分学生迁到上海租界上学。1942年学校由汪伪政府复办，校名改为“江苏省立第九中学”。那年我刚好上初中，就进入了这所学校。当时校舍破旧不堪，仅有的一座教学大楼被日军炸成了断壁残垣，只剩下几间平房。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管学校，恢复南菁中学校名。抗战胜利后第一任校长李天民，筹资盖了一座教学楼，因为是抗战胜利后建的，所以起名为“重光楼”。但除了校舍经修缮有所改善外，设备依然奇缺，物理化学课都是在黑板上“做实验”，因此我的物理成绩最差。

背景资料：南菁中学，前身是江苏学政黄体芳在光绪八年（1882年）创办的南菁书院。清末，这里是江苏全省的最高学府和教育中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曾产生过一定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菁中学曾是江苏省早期18所示范中学之一、江苏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和江苏省首批合格重点中学；1998年上半年，南菁中学以高质量通过了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的验收。南菁中学百余年间，英才辈出，桃李满天下，共为国家培养了27000余名专家、学者、革命者和建设者，他们中有7名中科院院士，7名解放军现役将军，还有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医学家、工程师、书法家、音乐家等。[1]

中街上南菁中学老校门

南菁中学的校园一角

我的中学时代可以说是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中度过的。小学四年和初中三年我都是在日寇的铁蹄底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高中三年又是在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之下过来的。幸而学校中有几位好老师，使我在青少年时代没有虚度年华。例如在初中一年级教算术课的章臣顺老师，他常常用图解法讲解四则运算，如讲“两车对开，时速不同，在一定距离内何时相遇”等此类问题，都用图画出来，学生就很容易懂了。另外一位是教初三平面几何的胡静莲老师，她那时才二十几岁，患有肺结核，但给我们上课时却总是精神抖擞，极富艺术性。考试时她常常出一些难题，但不计在一百分内，只是另加分数，第一名交卷也能加分。我非常喜欢数学，常常把难题做出来了，而且第一名交卷，因此我的数学成绩总是可以拿到一百多分。不幸的是，她在抗战胜利那一年去世了。出殡那天，虽然天下着雨，但同学们都去为她送行。高中的数学一直是吴菊辰先生教的，他讲课极富逻辑性，而且讲话很快，前后衔接，一气呵成，所以上他的课很痛快。但数学成绩不太好的同学就感到吃力，跟不上他的节奏。高中教我们国文的李成蹊老师、教史地的李庚序老师都很有学问，不仅课讲得好，而且人也很好，和蔼对待每个同学。值得纪念的还有一位音乐兼美术老师胡森林，他身兼两职，既教音乐又教美术。1949年前的中学一般都是这样的。他善于彩粉画，音乐本来不是他的专业，但他的音乐修养较好。当时只有一架风琴，但他的课上得有声有色，给我们讲五线谱，介绍各国名曲，使我们增加了许多音乐知识。他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而且还在课下组织各种活动，成立合唱团、口琴队。抗战胜利那一年又辅导我们排练话剧《一颗爱国心》。我国著名指挥家，曾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的曹鹏就是我们当时的口琴队队长。抗战胜利前夕他过长江参加了新四军，1949年5月上海解放军进城仪式上的军乐队就是由他指挥的。

南菁中学时代的顾明远先生

顾明远先生当年临摹过的《芥子园画谱》

我的中学生活丰富多彩，没有现在这种高考的竞争压力，因此学习比较主动、生动。我们学数学，不仅学数学知识，还把它当作一门艺术。我们数学作业本都是最好的道林纸本，书写特别整齐。高一时上立体几何，把画圆锥体、立方体当作绘画，有阴面阳面，同学之间还互相比较谁画得最好。课外活动也是生动活泼。记得我小时候喜好画画，在我姨夫家阁楼上弄到一本《芥子园画谱》，就学起画来，结果班上有许多同学也都画起来了。当时夏鹤龄同学喜好书法和篆刻，于是班上许多同学都练写大字和刻起图章来。为了节省纸墨，同学们蘸着水在方砖上写。今天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沈鹏之所以成为著名的书法家，不能说和那时的兴趣无关。初中二年级时，尹俊华同学从上海转学过来，他是个足球爱好者，从此，班上都踢起足球来。我们班的足球不仅是全校第一，就是在江阴也是数一数二的。为了赛足球，有一次还和当时的《正气日报》发生冲突，同学们一下子把对国民党当局的仇恨发泄出来，围困了《正气日报》报馆，差一点酿成政治事件。抗战胜利以后，同学们当时以为应该有民主政治了，谁知国民党当局又对解放区发动战争，对国统区人民残酷镇压。我们班在当时要求民主的气氛中办起了两个文艺社团，即曙光文艺社和新绿社。开始只是办墙报，用道林纸写好了贴在墙上，但设计很讲究，有文章，有插图，图文并茂。第二年，在薛钧陶同学的策划下，曙光文艺社办起了刊物，只是油印本，刻蜡版，手工印刷大多是我和夏鹤龄两人干的。没有想到刻蜡版的技术在20年后爆发的“**”期间用上了，为造反派刻小报，免去了我做苦力劳动，这是后话。后来我们又办起了铅印的正式杂志，名《曙光》，表示当时大家生活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曙光必将来临。但终因缺乏经费来源，出了两期就停刊了，改为在《江声日报》上出文艺版，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当时只是为了搞文艺，内容还是倾向于进步的，期盼着民主的曙光。记得办第一期油印版时刚遇上1946年双十节，国民党发布了双十节文告，进步人士马叙伦撰文评论了双十节文告，我们就在油印本上转载了这篇评论。我还清楚地记得正式出版的两期封面，第一期是一位木刻家为悼念陶行知而刻的陶行知头像，头像上陶行知的嘴巴被一把锁锁着，说明陶行知被国民党当局迫害，不允许他说话；第二期的封面也是一幅木刻，刻的是一名工人的双脚被铁链锁着，另一名工人正用榔头砸铁链。这两幅木刻都是反对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因此说《曙光》杂志应该属于进步的刊物。

顾明远先生与同学在南菁中学老校门前合影，其中右二为顾明远，左一为沈鹏

高年级的进步同学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比我们高三四个年级的徐瑞卿、花育城、尹素华等，较早地接受了党的领导。他们从南菁中学毕业以后在大学里学习，每逢寒暑假回乡休假就在江阴组成旅外同学会，把我们在家乡的同学集合在一起，举办假期补习班、图书室、歌咏队。他们把大学的民主空气带回家乡，使江阴这个小城有了生气。我们在和他们的共同活动中接触到了新思想，也就是这个图书室使我在抗战胜利后第一次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对我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后来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与南菁中学六年的生活不无关系。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很有意义，学校的生活很有生气。我的成长是教师培养的结果，我也愿意像我的老师那样去培养下一代。

背景资料：当年顾明远和同一届校友薛钧陶、沈鹏一同创办曙光文学社，在校园小有影响。这些为他后来从事社会工作和投身教育事业都奠定了基础。

《曙光》杂志第二期的封面

曙光文学社成员，后排右一为顾明远，右三为薛钧陶，左一为沈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