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论教师

鲁迅没有专门论述教师的文章，但在他给曹植甫先生写的碑文以及他纪念他的三位老师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崇敬和认识。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他在文章中所赞扬的，也就是他所要求于教师应有的品质。他认为，教师要有崇高的品质，要有对教育工作的热情，要有和谐的师生感情。以下我们就来看看他在上述几篇文章中是如何认识教师的。

一、对教师的崇敬和对教师素养的认识

1934年11月19日，鲁迅给曹植甫先生写了一篇碑文，原稿题为《河南卢氏曹植甫先生教泽碑序》，收入《且介亭杂文集》时改为《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这是一首对农村教师的热情的赞歌。它充分显示了鲁迅对教育的重视及对长期献身教育事业的农村教师的由衷敬仰。

曹植甫先生名培元，河南卢氏县人，生于1869年，卒于1958年，是著名翻译家、教育家曹靖华的父亲。培元先生长期在农村从事教育工作，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地培养年青一代，是教育界的模范。1934年，培元先生任教逾40年，他的学生一致认为对他的业绩要铭记不忘，决定立一块碑作纪念，以赞颂他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和他崇高的品德。他的儿子且是他的学生曹靖华把写碑文的任务托付给鲁迅，鲁迅欣然应诺，写了这篇碑文。

《碑文》热情地赞扬了培元先生的“教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通过《碑文》，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教师这个社会职业的崇敬和对如何做一个人民教师的论述。

鲁迅首先颂扬培元先生在动乱的时代能够立志在穷山僻村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伟大精神。《碑文》写道：“夫激**之会，利于乘时”“巧黠因时，鷃枪鹊起”，但培元先生却“躬居山曲，设校授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培元先生生活的年代，先是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末期，继而是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压迫的国民政府时期，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这种动乱的时代有利于投机分子的泛起，巧伪狡猾之徒利用时机巧取豪夺，追名逐利，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培元先生却嫌弃虚荣，注重实干，安于河南偏僻的山区，开设学校，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专心致志地教育和启发年青一代。在那黑暗的年代，他把荣华富贵置之度外，选择了当时被一般人视作知识分子的末路，而实际上是对社会很有益的工作。这哪里是有点小才能、小聪明的人所能做得到的呢？

培元先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幼承义方，长怀大愿，秉性宽厚，立行贞明”。他从小就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年长后怀有远大的志愿，生性宽大厚道，操行坚定光明，是一位在当时很难得的、品德特别优异的人。培元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一心一意地从事教育事业，“历久不渝，惠流遐迩。”鲁迅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但持之以恒却很难得，培元先生为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呕尽心血，确实是国家的杰出人才。

鲁迅在《碑文》中提到，培元先生对待学生是“诲人不倦，惟精惟一”“或有未谛，循循诱之”。培元先生一生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把语文作为少年儿童学习的基本内容，认为学好了语文，才能够有条件学习别的学科。他精通汉语，教学时讲解得很形象，很清楚，着力培养学生的写作基础能力。他对学生循循善诱，不怕麻烦，不知疲倦。学生不了解的、领会错的，他总是耐心地有次序地反复讲解，直到学生弄懂为止。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达不到要求绝不放松。他对自己做学问的要求也很严格，做到精益求精，他是学生敬佩的一位慈祥的严师。

鲁迅在《碑文》中提到，培元先生的另一个特点是“又不泥古，为学日新，作时世之与前驱，与童冠而俱迈”。培元先生身经三个历史时期，但他不守旧、不迂腐。他是一个好学的人，一个能够与青年人共同随时代潮流前进的人。早在清末，他就注意学习新事物，传授新知识。戊戌变法时期，他注意吸收外国的学术思想。梁启超在当时是风云人物，他的文章浩浩****，有如长江大河，汹涌澎湃，打破了陈腐的八股，在当时是有启蒙作用的。《饮冰室文集》一传到，培元先生就认真阅读，选出文章教给学生，自己的文笔也跟着变化。19世纪末，开封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白话报》，宣传富国强兵，文章全部用白话写。培元先生知道后就买来看，教学生读。在当时，这是件“离经叛道”的事。他不顾腐儒的反对，极力给学生灌输新知识。袁世凯称帝，培元先生很愤激，用白话文写了文章，表示反对。所以鲁迅在《碑文》中赞扬他“开拓新流，恢弘文术”“爰使旧乡丕变，日见昭明”。培元先生在地方上开学术风气之先，使古老的乡村面貌大变，一天天光明起来。

鲁迅在《碑文》中赞扬培元先生的这些品质，正是一个人民教师应当具备的。鲁迅的这篇《碑文》受到毛泽东的重视。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同国民党和谈，会见曹靖华时，表示了对他的父亲培元先生的钦佩，他说：“我从鲁迅先生的文章知道的。鲁迅先生给他写过《教泽碑序》……”[289]

二、论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

鲁迅在著作里，还写过他自己的三位老师，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老师的态度和评价，以及他们的师生关系。

第一位是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鲁迅从12岁时开始从寿镜吾先生读书，直到17岁才离去，进南京的学堂。对这一段读书生活，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散文中有详细的描写。鲁迅对当时的封建教育制度和呆读死记的教学方法是很不赞成的，在散文中进行了尽情批判。但是他对寿镜吾先生还是很尊敬的，认为他为人刚正、教学严格，是绍兴城里“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290]他对学生虽然要求严格，但从不体罚学生。“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291]学生喜欢活动，不喜欢那种枯燥的内容，纷纷溜到后园去玩耍。寿镜吾先生便在书房里大叫起来：“人都到哪里去了？”[292]但是他从不呵责学生。“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293]寿镜吾先生和鲁迅的关系也很好。据周建人回忆，鲁迅的父亲病了，有一次医生开的药方中要用十年的陈米做药引，鲁迅在三味书屋谈起，说到哪里去找呢？寿镜吾先生听见了，说他有办法。不久，背了一袋陈米到鲁迅家里来，使鲁迅深受感动。寿镜吾先生生活很简朴，他和他的儿子两人只有一件长衫，而且肩背上已打上了补丁。在家里，长衫挂在书屋里，谁出门谁就穿上它，回来即脱下挂起来。他对劳动人民很同情，有一次坐船下乡，遇到大风，把船篷吹走了一块，船户要去捞，寿先生赶忙拦住，说太危险了。船户说，一个篷要两元钱呢！寿先生说：“我赔你的。”回来后，果然赔了两元钱给船户，船户很感激。[294]这一切都是鲁迅尊敬寿镜吾先生的原因，在封建教育制度下，寿镜吾先生是一位难得的老师。

第二位是鲁迅最怀念的日本仙台医专的藤野先生。为了纪念他，鲁迅专门写了一篇散文《藤野先生》。这又是一首对教师的热情的颂歌。

藤野严九郎，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解剖学教授，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295]第一堂课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向学生们展示了大大小小的书，起初有几本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治学严谨、没有偏见的正直的学者。

20世纪初叶，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在日本国民中间煽动军国主义、沙文主义情绪。而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弱国，中国人到处受到歧视。但是鲁迅在仙台却受到日本人民友好的接待，特别是从藤野先生那里得到了温暖。藤野先生没有任何民族偏见，对中国人民怀着十分友好的感情，对中国学生鲁迅的学习特别关切。为了使鲁迅更好地掌握解剖学知识，他第一周就把鲁迅叫到身边，仔细询问他的学习情况。以后每星期都要把鲁迅抄的讲义收去看，发回来的时候“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296]。这样一直持续到他教完了所担任的课程。有的时候还当面给他指正。有一次鲁迅把下臂的血管画错了位置，藤野先生和蔼地对他说：“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297]他教育鲁迅要用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科学。藤野先生对鲁迅是关怀入微的。在解剖实习时，他因为听说中国人敬鬼神，担心鲁迅不敢解剖尸体，当他看到鲁迅并不这样时才放心了，并且很髙兴。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教诲是铭刻在心的。他说：“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298]

鲁迅在仙台学习了两年，后来终于决意放弃医学，离开仙台。为了惜别，藤野先生送给鲁迅一张照片，后面写着“惜别”二字。鲁迅一直把它挂在书桌对面的墙上，时时用藤野先生的精神来勉励自己。他说：“毎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299]

鲁迅之所以这样尊敬和怀念藤野先生，把藤野先生作为鼓励自己的力量，是因为藤野先生有伟大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这是一个教师最宝贵的东西，鲁迅写道：“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300]

鲁迅是怀着十分崇敬和怀念的感情写的这篇文章，读起来感人肺腑。在鲁迅的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议论师生关系的长篇论文，但是，这篇散文不是最好的抒发师生情谊的诗篇吗？

第三位是章太炎先生。鲁迅十分钦佩他反对清王朝的革命精神。他说，在日本之所以去听章太炎讲学，“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301]就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篇文章里，鲁迅热情地赞扬章太炎早年的革命业绩。章太炎为了驳斥保皇派康有为，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曾被清政府监禁于上海的西牢；出狱之后东渡日本，不久就主持《民报》，宣传革命；民国以后，袁世凯称帝，他曾临总统府之门，以袁世凯授给他的大勋章为扇坠，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他曾先后七次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这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302]

鲁迅还十分赞赏章太炎先生的平易近人、民主的作风和态度。在日本讲学时，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解释，滔滔不绝”；有时随便谈天，也是“诙谐间作，妙语解颐”。[303]鲁迅说他“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

鲁迅把爱老师和爱真理结合起来。在学术上有不同意见时绝不盲从。有一次章太炎先生和鲁迅讨论文学的定义，鲁迅认为章太炎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坚持了“爱吾师尤爱真理”的科学态度。[304]

对于章太炎先生后期脱离革命，鲁迅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后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305]但是，鲁迅还是很全面地评价章太炎，认为他的错误“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306]。对于当时有些文侩作文奚落章太炎，鲁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说：“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307]也正是为了这件事，鲁迅才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来全面地评价章太炎先生，保护章太炎先生。鲁迅在一封信中讲道：“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308]

这是鲁迅对师生关系最全面、最精辟的论述，从鲁迅对三位老师的态度可以看到，鲁迅既对老师尊敬、爱护、体谅，又坚持原则。

鲁迅对待老师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也如他所称颂的老师那样，以身作则，循循善诱，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他说：“我的确当过多年先生和教授，但我并没有忘记我是学生出身，所以并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309]鲁迅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总是有问必答，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凡合理的，总是设法予以满足。他心甘情愿地为文学青年打杂，并为此耗费了他的半生精力。

鲁迅还善于向学生学习，从革命的学生中吸取力量。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女师大学生刘和珍等英勇牺牲，鲁迅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了纪念文章。文章写道：“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310]文章中充满了愤慨和崇敬的心情。他对敌人杀害他的学生表示无比的愤慨，对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的学生表示无限的崇敬。他称刘和珍等为“真的猛士”。他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311]活着的人们要向她们学习，“真的猛士，更将奋然而前行”[312]。后来鲁迅对于被杀害的柔石等五烈士，也是怀着同样的深情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

从以上提到的几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对老师、对学生的态度。他为我们树立了正确的师生关系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