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论美育

一、要重视美育

在鲁迅的教育思想中，美育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鲁迅长期从事文艺工作，对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有着深刻的见解。早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就弃医从文，“治文学和美术”，把文艺当作“改造国民性”的重要工具，当作激励中国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战斗武器。

鲁迅认为，文学有巨大的教育作用。文学能“涵养人之神思”，培育人们的理想。文学对人的教育意义又非同一般，“而其教复非常教，自觉勇猛发扬精进，彼实示之”，它能启发人们自觉地勇往直前，奋发图强。[269]

文学的特殊教育作用决定于文学的特征。“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img alt="" src="../Images/0130-1.jpg" /]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270]因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能揭示科学家所不能揭示的微妙深奥的人生真理，直接说出事物的本质，“虽缕判条分，理密不如学术，而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音，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如热带人既见冰后，曩之竭研究思索而弗喻者，今宛在矣。”[271]这就是说，文学作品分析事理虽然不如科学著作，而人生的真理却直接包含在它的词句当中，使听到声音的人心里明白，并和现实生活立即联系起来。这就像热带的人见到冰以后，以前竭力研究思索而不能理解的道理，现在都明白了。

这个道理，鲁迅在跟随章太炎学习文字学时，有更浅显的说明。他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272]

鲁迅十分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也十分重视艺术特别是美术的教育作用。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任第一任教育总长，就竭力提倡美育。他的主张受到鲁迅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但是，由于当时内阁中党派争权，不久蔡元培就辞去了教育总长的职务，他所提备的教育方针也就夭折了，美育也就随之被守旧派取消。蔡元培于1912年7月1日提出辞职，7月12日教育部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就决议“删除美育”。鲁迅对此在日记里愤然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273]

鲁迅在教育部期间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负责文化、科学和美术诸事项。他利用当时的职权，不顾守旧派的阻挠，在宣传美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1912年6月教育部举办“夏期美术讲习会”，鲁迅讲《美术略论》，连续四讲。讲习会虽然因蔡元培的辞职和教育部删除美育的决议而受到影响，但鲁迅仍坚持到最后一讲。据鲁迅日记7月17日载：“上午九时至十时在夏期讲会述《美术略论》，初止一人，终得十人，是日讲毕。”[274]这是鲁迅对守旧派的一次示威，即使只有一个人听，鲁迅仍坚持讲演。由此可见鲁迅对美育之热心，可惜讲稿失传。

二、论美术作品的教育作用

集中表现鲁迅早期美术与美育思想的是1913年2月发表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的《儗播布美术意见书》。这篇文章是鲁迅为教育部拟的官方公文，阐述了美术的特点、种类、目的和效用，制定了传播美术的方针和措施，通篇表明了鲁迅对美育的热情。

对于什么叫美术，鲁迅在文中写道：“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275]它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戏剧、碑碣等，即现在说的艺术。他说美术有三个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276]“天物”即现实生活。他认为，美术作品是人感受生活后创作的。鲁迅这种美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他肯定了生活美是第一性的，艺术美是第二性的。同时又说明美术作品不是对生活美的简单的再现，而是要经过作者的“思理”，即构思，然后进入“美化”，即具体创作。“倘其无思，即无美术。然所见天物，非必圆满，华或槁谢，林或荒秽，再现之际，当加改造，俾其的宜，是曰美化，倘其无是，亦非美术。”[277]

讲到美术的目的和效果，他指出有三个方面：“表见文化”“辅翼道德”“救援经济”。[278]一是可以表现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一个时期一个朝代的文化可以通过美术作品而保存下来，一个民族的精神可以在美术作品中体现；二是可以有助于道德的成长，陶冶人的性情，使人的品德崇高；三是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各国的资源材料是基本相同的，只要我们提倡美育，就可以创作出许多优美的富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国货就一定能够超过舶来品，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鲁迅从文化、道德、经济三个方面论述了美术的功能，这三点见解是很有价值的，特别是促进道德教育，把诚作为美育的重要目的。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还详细地论述了传播美术的方针与措施。他的意见对于我们保存和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普及美育有着重要意义。

1914年4月，教育部在北京举办了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鲁迅从一开始就参加了筹备工作，一直忙到结束。展览历时两个多月，展品主要是全国各地小学生的字画作业及他们所做的编织、刺绣、玩具和其他手工艺品等。教育部在发令征集展品时说：“儿童艺术展览会之设，意在汇集儿童制作，藉觇其心意之趋向，智力发展之程度，暨其所处境地与外物之关系，因而研究其施教方法，以资比较而图改良。”举办这次展览会，体现了鲁迅提出的美育思想。

作为这次展览会的成果之一，鲁迅所在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于1915年3月编辑出版了《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一书。该书内收入的《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一文，据唐弢同志考证，应是鲁迅的手笔，至少也是经过他修改润色的，“因为思想、口气、文笔都是他的”。这份《旨趣书》，与《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样，也反映了鲁迅早期的美学观与美育思想。《旨趣书》也强调艺术的教育作用，认为“儿童之精神”应具有“德与智与美三者”，艺术能使儿童“观察渐密，见解渐确，知识渐进，美感渐高”，美育对儿童精神之发展有重大作用。[279]

鲁迅自幼爱好美术，后来他一方面从事文学工作，另一方面致力于美术方面的活动。在北京期间，他曾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收集了汉魏六朝以来的画像，并手描了大量碑刻的画像和图案。他在整理这些古代碑刻拓片时，不仅对碑文和有关史实做了考订工作，而且注意到古代石刻图像的史料价值和美术价值。在北京、厦门、广州任教期间，在教书之余，他又曾研究中国古书中的插图和民间美术，从作品的思想性和技术两个方面进行批判和探讨。为了保存祖国的优秀的版画遗产，继承和发扬这些优秀的美术技巧，鲁迅在晚年和友人精心收集，复印了我国清代木刻家刻印的《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

鲁迅收藏和复制的都是我国古代的版画作品，他对挂在客堂里的文人画并不感兴趣。这是因为版画的好处是易为大众所了解，而且便于复制，便于传播，有益于美术运动。

20世纪30年代，有些资产阶级文人极力反对文艺大众化，并将群众喜闻乐见的连环图画等文艺形式贬为“低级的形式”，产生不了“好的作品”。鲁迅写了《“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予以驳斥，列举了中外古今的大量事实，证明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里面了。[280]鲁迅维护连环图画，是因为群众“能懂、爱看”，易于从中受到教育。

鲁迅不仅收藏了大批中国的版画，而且收藏了大批外国著名艺术家的版画。为了介绍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美术家的革命版画，以发展我国的革命木刻运动，他通过曹靖华用中国的宣纸去换取革命版画作品，然后把它们展览出来或者复印出来。他自己筹款先后复印出版了德国革命版画家梅斐尔德的《士敏土之图》，以及《近代木刻画选》《新俄画选》《比亚兹莱画选》《藤谷虹儿画选》《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引玉集》《死魂灵百图》《一个人的受难》《苏联版画集》等十几种画册，供中国美术青年学习和借鉴。

鲁迅为了在中国开展木刻运动，付出了很多心血。他请了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给美术青年们办木刻讲习会，并亲自当翻译。讲习会以后，鲁迅又看了青年们的实习作业和其他一些木刻作品，并做了细致的评论，之后又帮助青年们选出比较好的作品出版，这就是《木刻纪程》的由来。所以，美术界一致认为，如果没有鲁迅的苦心栽培，中国的新兴木刻是很难有像今天这样大的成就的。

三、要重视革命艺术理论的指导

鲁迅在推动革命美术运动中，非常重视艺术理论工作。因为他深刻地了解：“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特别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各种艺术思潮泛滥，如果没有正确的文艺理论作为指导，青年艺术家很可能误入歧途。所以鲁迅一刻也不放松地用革命文艺理论把中国文艺青年的思想武装起来。于是他用严格批判的态度翻译介绍了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苏联的文艺理论。其中有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苦闷的象征》，板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苏联的《苏俄文艺政策》，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等。

鲁迅在提倡美育、教育美术青年时突出的艺术思想有以下几点。

第一，艺术必须为人生，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他在论述小说时这么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81]他认为，工人农民看画是要问意义的。“意义”在现代绘画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装饰画自然例外，因为它的使命不过是调剂人们精神而已，但不能承认它是纯粹的艺术。他说，古人作画，除山水花卉而外，绝少画社会事件。但今天的画家作画，不应限于山水花鸟，而应是再现社会的情况于画幅之上。[282]

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脱离了生活就创造不出感人的作品来。所以鲁迅常常劝告青年要深入生活，观察、研究生活。他给青年写信说： “书斋外面是应该走出去的，倘不在什么漩涡中，那么，只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283]

第二，既要重视作品的战斗性，又要重视作品的艺术性。鲁迅十分重视美术的战斗性。他把版画艺术看作是教育人民最好的艺术形式。因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284]。但是版画之所以能够成为战斗的工具，就在于它是艺术品。他说过：“艺术自然是宣传，但宣传并不一定是艺术。”他在给版画家李桦的信中说：“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285]鲁迅把战斗性和艺术性统一起来了。

从这一点出发，鲁迅要求美术青年要有进步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他说：“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286]

他要求青年美术家刻苦学习技术，尤其要在素描上下功夫。他对青年版画家寄给他的作品一一加以批评，指出它的缺点和错误。在鲁迅的精心指导下，中国版画家的队伍迅速地成长起来。

第三，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同时学习外国艺术的长处。他认为我国的版画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他特别推崇唐朝的佛画像和线画，认为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是可以取法的。他认为继承民族遗产是为了创造新的内容和形式，不是盲目地硬搬。

鲁迅也十分重视学习外国版画的长处。他特别欣赏当时苏联版画家的独特风格。他说：“它不像法国木刻的多为纤美，也不像德国木刻的多为豪放；然而它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但又不是静止的，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法，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287]

总之，不论是古代的还是外国的，都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批判地吸取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来创造新的艺术。他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288]

鲁迅对美术的见解，是我们今天开展美育工作的宝贵的遗产。我们要像鲁迅那样重视美育、提倡美育，培养年轻一代的革命情操，树立高尚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