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论工农教育

1926年秋天，在厦门，鲁迅被邀请在厦大教育系学生为学校工友和附近农民子女举办的平民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演讲。他在演讲中说：“你们都是工人和农民的子女，你们因为贫苦，所以失学，所以须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但是，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和智慧。你们贫民子弟，一样是聪明，一样有智慧。你们能下决心，能奋斗，一定会成功，有光明的前途。没有人有权力叫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命运会注定叫你们永远做穷人。”[313]这一段话，充分反映了鲁迅关于工农教育的思想。

一、世界是由愚人造成的，文化是由工农创造的

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都要欺骗人民，把自己打扮成创世者，胡说什么世界文明是他们那些高贵的有学问的人创造的，工农大众是愚昧无知的。早在100多年以前，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杰出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站出来打破了这个神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但是当时落后的中国的统治者，到了20世纪还在不断地宣传这个神话。鲁迅再一次站出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批判这个神话，宣称世界是由愚人造成的，文化是由工农创造的。他说：“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314]鲁迅在1934年写了《门外文谈》一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他说，文字是在人民中间萌芽的，后来被特权者所收揽。过去总是说，文字是古时候一个叫仓颉的创造的。其实，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就逐渐地有了文字。过去以为文学是文学家做出来的，其实，在不识字的文盲群里，作家却是有的。《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的作品，因为比较优秀，大家口口相传，史官们记录下来，就流传到现在。鲁迅认为，剥削阶级的文人不仅不能创造文化，相反却摧残文化。他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315]

针对剥削阶级诬蔑工农大众是愚人，鲁迅指出：“……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我看来，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是要知识，要新的知识，要学习，能摄取的……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316]鲁迅这里提到愚人、提到文盲，并不是说读了书的人反而不如不读书的人，有了知识反而不如没有知识，而是揭露当时有知识的统治阶级对工农大众的诬蔑。事实上，工农大众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在同大自然和阶级敌人的搏斗中，能学习，善于总结经验，少保守思想，他们需要有用的知识、新的知识。文化本来是工农大众创造的，但是长期以来被剥削阶级垄断，创造文化的人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在剥削阶级社会里，文化教育成了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他们把持着教育大权，不让劳动人民受教育，企图使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处于愚昧状态，以利于他们的统治和奴役。鲁迅在他的文章中抨击了这种不合理现象：“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死亡。”[317]

剥削阶级为什么那样害怕劳动人民掌握文化呢？因为劳动人民有了文化就会明白革命的道理，就会戳穿统治阶级压迫人民、欺骗人民的谎言，就会起来造反，剥削阶级就不得安宁。鲁迅曾经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文化教育事业的罪行指出：“智识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软。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辣手。结果，不是自己不镇静，就是妨害别人的镇静。于是灾祸就来了。所以知识非铲除不可。”[318]可见，知识对于一切反动派是多么可怕，所以他们总是要实行愚民政策，使老百姓都成为他们驯服的臣民。当然，剥削阶级为了他们的利益，有时也要给劳动人民一点点文化，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既然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码的生活，那我们也就不必奇怪它给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319]鲁迅有一次在信中也曾经揭露过同样的事实。就是在那次厦门大学平民学校的成立大会上，鲁迅去演说了五分钟，“又恭听校长辈之胡说至十一时。有一曾经留学西洋之教授曰：‘这学校之有益于平民也，例如底下人认识了字，送信不再会送错，主人就喜欢他，要用他，有饭吃……’我感佩之极，溜出会场……”[320]

二、工农教育与社会革命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只有社会革命。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就一定会大力发展平民教育。鲁迅说：“工人地位升高的时候，总还须有教育才行。”[321]社会不革命，工农不解放，纵使有好心肠的文学家、教育家为工农着想，也不可能使广大工农有文化。因为“中国的工农，被压榨到救死尚且不暇，怎能谈到教育”[322]。工农受不到教育，就不可能有工农出身的作家；没有工农出身的作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民文学。鲁迅说：“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323]

但是，是不是一切都要等到社会改革好了再去做呢？不是的。鲁迅认为，要根本改变工农教育的状况，只有通过社会革命，但并不是说在当时就不要改变工农教育的状况。在革命胜利前提高工农的知识水平，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鲁迅在《门外文谈》的“煞尾”中写道：“总之，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要许多人做：大众和先驱；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学家，言语学家……这已经迫于必要了，即使目下还有点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纤；顺水固然好得很，然而还是少不得把舵的。”“目的只是一个：向前。”[324]鲁迅要求觉悟的知识分子不要等待，要为工农大众切切实实做点事情。可见鲁迅对于工农教育问题，既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又指明了切实可行的办法。

三、将文字交给大众

鲁迅认为，中国文字之难是工农受教育的障碍。他说：“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份、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325]单是这条门槛，没有10年工夫就跨不过去。中国的文和大众说的话是脱节的。鲁迅说：“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326]因为中国的象形文字难，所以文章用字很简练。再加上古时候只有特权阶级才能读书，或者读了书就进入特权阶级，因此，文字成了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327]特权者不希望大众掌握文字，否则就会失去神秘和尊严。鲁迅却是要文字为大众服务，因此他提倡白话文、大众语，后来又提倡汉字拉丁化。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便于工农大众学习，写出来的就是说出来的。现在有些人老是质难鲁迅提倡文字拉丁化，似乎鲁迅要毁灭中国文化。事实恰恰相反，鲁迅是要把本来是人民大众创造的文字还给大众，大众掌握了文字才能学习中国文化，也才能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鲁迅说：“文字难，文章难，这还都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328]

他认为，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早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的。如“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个太平歌……”等俗歌。也有一些白话报，但办报人的主意也只大家听得懂，并不要求大众写出来。要想大众写得出、看得懂，就要让他们先识字。清末民初也曾经有人整理过简字，民国初年制定了“注音字母”，可以注在汉字的旁边。但是还不能代替汉字。鲁迅主张汉字拉丁化，那样，只要认识26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但也遇到一个大问题：中国的言语，各地很不同。用拉丁文写，是写普通话还是土话？照鲁迅的意思，在开首启蒙的时期，各地各写土话，但一面又渐渐地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逐渐做到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当然，汉字拉丁化的问题，随着我国教育的普及，以及电子计算机汉字输入的改进，现在已经不是迫切的问题。但也不能不看到，它仍然制约着汉语文走向世界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现在又有少数人主张小学生不要学汉语拼音，甚至想取消汉语拼音，这只能是历史的倒退。

鲁迅认为，在语文大众化过程中，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俗。不要以为“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他警告说：“这意见发展开来，他就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329]他反对“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得大众的欢心”。[330]他主张要给大众新思想、新词汇。这些改革，都是知识者的责任。因为“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而智识者本身“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331]不骗人，不迎合；既不看轻自己，也不看轻别人；把自己作为大众中的一员，“这才可以做大众事业”[332]。从这些话里我们难道不能看到鲁迅那种平凡而伟大的精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