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论儿童教育和儿童读物

儿童的教育问题是鲁迅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在他浩瀚的著作中，有一部分是专门论述儿童教育的。为什么鲁迅这样重视儿童教育呢？因为“将来是子孙的时代”[230]，所以儿童的命运也就是国家未来的命运，民族前途的命运。如果儿童从小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大了就会变成蠢材，国家和民族就会失去希望。鲁迅关于儿童教育的思想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批判旧社会对儿童的摧残

鲁迅首先感到的是，在旧社会，儿童受到封建思想的摧残，得不到应有的自由发展和健康成长。旧社会的儿童教育完全被禁锢在封建礼教的枷锁之中。那时的家庭教育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一套；那时的教科书就是《三字经》《百家姓》，教儿童读的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时的课外读物就是骗人的《二十四孝图》之类的东西。结果是“孩子长大，不但失掉天真，还变得呆头呆脑”[231]。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对封建礼教的猛烈攻击。他在书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封建社会的“仁义道德”就是“吃人”的道德，摧残儿童的道德。鲁迅在文章最后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并且断言“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的。[232]

那么到了20世纪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成立了，是不是好一点呢？并没有。虽然科学已经发达，社会也在进步，但是当时中国的反动派仍然死抱住“古训”不放，变了样子毒害儿童。鲁迅说：“中国是改革过的了，孩子们当然早已从‘孟宗哭竹’‘王祥卧冰’的教训里蜕出，然而不料又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年’，爱国之士，因此又想起了‘小朋友’，或者用笔，或者用舌，不怕劳苦的来给他们教训。一个说要用功，古时候曾有‘囊萤照读’‘凿壁偷光’的志士；一个说要爱国，古时候曾有十几岁突围请援，十四岁上阵杀敌的奇童。”鲁迅愤慨地指出：“这些故事，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但万一有谁相信了，照办了，那就会成为乳臭未干的吉珂德。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见四号铅字的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事？但这还只是不容易罢了，倘去凿壁，事情就更糟，无论在那里，至少是挨一顿骂之后，立刻由爸爸妈妈赔礼，雇人去修好。”“到了20世纪，古人空想中的潜水艇，飞行机，是实地上成功了，但《龙文鞭影》或《幼学琼林》里的模范故事，却还有些难学。我想，便是说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罢。”[233]所以鲁迅要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二、要重视儿童的家庭教育

鲁迅认为，儿童教育首先要从家庭开始，父母就是最早的教育者，父母对儿童不仅有养育的责任，而且有教育的责任。鲁迅批评旧中国的父母不注意家庭教育。他说：“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234]

下面还有一段很有趣的话：“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需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235]这里鲁迅批评的旧社会的父母，可是今天读起来，不还是很有教育意义吗？

由于不重视家庭教育，孩子长大了就变成了蠢材，思想不会进步，社会也停滞不前。鲁迅批评一些父母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的情况，“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236]这里指的是一些封建的旧式家庭的父母。那么一些“新人物”呢？总应该有一些新的思想吧。但是，许多“新人物”只“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和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237]他呼吁有觉悟的父母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大家都来注意儿童的教育。

教育者先要受教育，首先要懂得教育子女的重要性，其次要懂得用健康的思想教育子女。儿童生下来是纯洁的，而父母则是从旧社会中过来的，鲁迅希望父母不要再用自己所受到的旧思想去传染给下一代。所以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反复强调：“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38]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改革家庭”。鲁迅认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中国的“圣人之徒”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239]这种思想不改变，难以有正确的家庭教育。还有一种思想也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就是“报恩”的思想。鲁迅认为，人和其他生物一样，“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240]父母生儿育女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但中国的旧见解，恰恰与这道理相反。父母把子女当作私有财产，利己思想、权力思想很重，而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按照生物进化的观点，鲁迅认为：“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241]因此，本位应在幼者，而不是在长者。“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胜的。”[242]但没有家庭的革命是做不到的。

三、要尊重儿童、相信儿童

鲁迅非常热爱儿童。因为他认为儿童是人类的未来，是我们自己生命的延续。在八道湾住的时候，他常常给侄儿们买些玩具、点心。他对朋友的孩子也很爱护。有一次在上海，“茅盾的儿子有小病在家休养，鲁迅很关切他，去看电影之前就特别向茅盾先生商量：要借他的孩子一下。弄得茅盾先生莫明其妙地允诺之后，才晓得原来是要带他的儿子阿霜去看电影”。[243]

鲁迅不仅非常热爱儿童，而且尊重儿童、相信儿童。他总是用民主、平等的态度对待儿童，不像当时一般家庭那样，大人总是摆起长辈的架子对待孩子、教训孩子。

1923年8月2日，鲁迅因与周作人决裂，从八道湾11号寓所迁居到西城砖塔胡同61号。同院子住着俞氏三姐妹。据俞芳回忆，大姐俞芬20岁，她是老二，才12岁，小妹俞藻不到10岁。她们开始以为，鲁迅一定是很严肃的，“大概有些‘凶’吧”，开始不敢接近，但鲁迅却主动接近她们。院子里种有一株“独叶芋艿”，有一次鲁迅问俞芳，为什么芋艿总是只有一片叶子，俞芳回答，老叶不好看，把它摘掉了。鲁迅告诉她，这样下去芋艿是种不好的，以后不要把老叶摘掉。“大姐已经熬不住，在骂我‘呆’了，但大先生（俞芳姐妹对鲁迅的称呼——编者注）却微笑着对她说，小孩子总有小孩子的想法和做法的。”俞芳回忆：“大先生对孩子从不摆架子，很民主。我的生肖是猪，三妹的生肖是牛，他就叫我们‘野猪’ ‘野牛’。我们也没大没小地叫他‘野蛇’（大先生的生肖是蛇）……而他不但不生气，反而笑着问我们：‘蛇也有不是野的吗？’一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244]

鲁迅对待海婴更是爱护倍加，对他的教育却是民主的。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先生活着的时候，给予他（指海婴——编者注）的教育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多拂逆他的喜爱，除非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如果我们错了，海婴来反驳，他是笑笑地领受的。”[245]有一次吃鱼丸子，海婴说不新鲜，别人都不信。鲁迅把它拿过来尝尝，果然不新鲜。鲁迅说：“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246]

这种对待孩子民主的教育思想和作风，在当时我国封建思想还很浓厚的社会里是极为少见的。这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科学和民主，与反动的封建势力做斗争是完全一致的。

鲁迅热爱孩子，但不娇惯孩子，他要求孩子敢想敢说，从小得到锻炼。据他的好友许寿裳回忆，鲁迅得悉他的夫人去世，给他发了唁函，“大意是说惊闻嫂夫人之丧，世兄们失掉慈母，固然是不幸，但也不尽然。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幼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因为他们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247]

四、要注意教育儿童的方法

儿童教育，还有一个方法问题，方法不对头，也不能把儿童教育好。鲁迅批评了旧中国的家庭教育的错误方法：一种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248]；另一种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父母往往认为是“听话”，以为是教育的成功，等到放他到外面去，“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249]其实这两种家庭教育方法至今还有不少父母在采用。鲁迅的批评不值得今日的我们深思吗？

要有正确的教育方法，就需要了解儿童，要照顾到儿童的特点，切忌用成年人的思想去理解儿童，更不应该用成年人的一套成法去要求儿童。儿童天真活泼，喜欢游戏，喜欢生动的有图画的书籍，有爱美的天性，有丰富的想象力。“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250]鲁迅在《风筝》一文中，曾经忏悔他年轻时拆毁弟弟制作的风筝，摧残了儿童的天性。他写道：“偶尔看了一本外国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251]他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二十四孝图》《故乡》《社戏》等文章中都描写了儿童的特点和喜好。

教育就是要遵循儿童的天性和发展的特点，对儿童进行正确的指导，发展他们的智力，养成健全的体魄、高尚的道德，教给他们独立自主的能力。

鲁迅很重视儿童的玩具。玩具、游戏都是儿童教育的重要手段。1934年鲁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玩具》，批评旧中国的老爷太太们自己想了许多玩意儿，鸦片枪、麻雀牌、《毛毛雨》、科学灵乩、金刚法会，还有别的，但没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虽是提倡什么儿童年，也没有因此给儿童创作一种小玩意儿。他特别赞赏劳苦的江北人（指流浪在上海的苏北灾区难民），他们是制造玩具的天才。他们制造的机关枪玩具，摇起来格格地响，虽然没有外国造的漂亮，但是它是真正的国货，是“创作”。鲁迅觉得，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拿着中国人自己创作的玩具枪是自豪的。他说：“我们摇着在路上走，毫不愧恧，因为这是创作。前年以来，很有些人骂着江北人……而江北人却创造了粗笨的机枪玩具，以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与文明的玩具争。他们，我以为是比从外国买了极新式的武器回来的人物，更其值得赞颂的。”[252]

在教学方法方面，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倡了要运用现代化的手段。他说：“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253]鲁迅在日本学医时，听过采用影片的细菌学课，见过全部是照片，只有几句说明的植物学书，觉得简明易懂。他深信不但生物学，就是历史地理，也可以这样办。鲁迅的预言，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

儿童教育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该有人专门研究。所以鲁迅说：“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254]

五、要为儿童创作优秀读物

鲁迅热爱儿童、关怀儿童还表现在他对儿童文学的热心上。鲁迅把儿童文学视作儿童教育的重要手段。为了使儿童受到好的教育，就要给儿童丰富的优质精神食粮，这就是儿童文学工作者的任务。鲁迅呼吁文学工作者关心儿童文学，为儿童创作或翻译适合他们特点的优秀读物。鲁迅为什么这样热心于儿童文学呢？因为他看到中国的儿童读物太贫乏了。在当时儿童教育没有多少人关心，儿童文学更没有人关心。他回忆他的童年时代，没有什么书可看，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禁止、呵斥，甚至打手心。每天读“人之初，性本善”的书，读得枯燥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255]。鲁迅童年时最喜欢有图画的书，特别是对有图的《山海经》想得入迷，把它称为“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256]。鲁迅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散文《阿长与山海经》，描写童年时如何喜欢有图有画的书籍。

正因为这样，鲁迅后来特别重视儿童读物。他叹惜中国的儿童读物太少了，尤其好的读物太少。他在《译文集· 〈表〉译者的话》中写道：“《金时计》上有―篇译者的序言，虽然说的是针对着日本，但也很可以供中国读者参考的。译它如下。‘……我想，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译成中文时，自然也想到中国。”[257]他想到中国，就是希望中国的作家多给儿童创作优美的作品，希望科学家也为儿童创作有趣的科学故事。

鲁迅对旧社会毒害儿童和愚弄孩子的读物十分愤慨。他说：“经济的凋敝，使出版界不肯印行大部的学术文艺书籍，不是教科书，便是儿童书，黄河决口似的向孩子们滚过去。但那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要将我们的孩子们造成什么东西呢？却还没有看见战斗的批评家论及，似乎已经不大有人注意将来了。”[258]又说：“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还有《龙文鞭影》里的故事的白话译。这些故事出世的时候，岂但儿童们的父母还没有出世呢，连髙祖父母也没有出世，那么，那‘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259]

鲁迅对儿童文学提出了正确的要求，他认为，儿童读物要注意儿童的特点，浅显易懂，而且有趣。儿童有儿童的世界，与成人的截然不同。他们的特点是求知欲强，想象丰富，他们会想到月亮怎么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260]有的文武官员发表高见，指斥起童话来，有的说是猫狗不应该会说话，称作先生，有失人类的体统；有的说是故事不应该讲成王作帝，违背共和的精神。鲁迅说，这是“杞天之虑”。他说：“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员的不同，它会进化，决不至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到得胡子老长了，还在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去做皇帝。因为他后来就要懂得一点科学了，知道世上并没有所谓巨人和仙人岛。倘还想，那是生来的低能儿，即使终生不读一篇童话，也还是毫无出息的。”[261]

鲁迅认为，写作给儿童看的图书必须十分慎重，要给儿童正确的印象和科学的概念。所以鲁迅认为写作儿童读物是很不容易的事。一篇文章，一幅图画，就可以看出作者意中的读者，以及作者自己的生活状态。鲁迅在批评了当时的《看图识字》读本以后说：“即如《看图识字》这两本小书，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无所不有。其实是，倘不是对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都有些切实的知识的画家，决难胜任的。”[262]

鲁迅提出，儿童读物要注意儿童的语言，要用“孩子的话”来写，不要用什么难字、生僻的字。他要求作者向儿童学习语言。“倘要明白，我以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也就是学学孩子，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263]

鲁迅要求儿童读物要图文并茂，因为孩子爱图，有些孩子还因为图画才去看文章。所以鲁迅说：“插图不但有趣，且亦有益。”[264]但图画要画得真切，要给儿童正确的美的形象，给儿童作范本。他批评当时出版的儿童读物，上面的图画太粗劣太死板，和实物不同，色彩也都很恶浊。他说：“现在总算中国也有印给儿童看的画本了，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儿童，然而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幅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这虽然由于画家本领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为范本的，而从此又以作供给儿童仿效的范本。”[265]鲁迅认为，儿童画也反映了民族的教育和民风。所以要把儿童画画好，也首先要改变民风和儿童教育的思想。有了正确的教育思想，明确了要培养什么样的儿童，画出来的儿童才能真正做儿童的范本。鲁迅这里讲的是儿童画，却讲到了教育的根本问题，其意义是很深刻的。

鲁迅还特别提到应该给儿童创办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向儿童介绍科学知识。这种杂志要有许多插图。当然编这种杂志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说，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是不难做到的。[266]

鲁迅为了下一代的教育，热心提倡儿童文学，他自己则千方百计地翻译介绍了许多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一方面是给儿童运输精神食粮，另一方面也是给中国的教育家、儿童文学家作借鉴，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开辟道路。他从1921年开始就在繁忙的教学工作和创作生活中挤出时间翻译儿童文学作品。他先后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小约翰》《小彼得》《表》《俄罗斯的童话》等作品共40多万字。鲁迅为向中国儿童介绍《小约翰》这本书，在1926年离开北京的前夕，与友人一起，几乎每天下午都在中山公园，顶着夏日的酷热，挥汗译书。据鲁迅日记记载，1926年7月6日“下午往中央公园，与齐寿山开始译书”[267]。8月13日“往公园译《小约翰》毕”[268]。可见，鲁迅与友人正是在夏季最炎热的天气里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译完《小约翰》，之后又经过加工整理然后出版。这本书凝结了鲁迅对儿童的爱，同时鲁迅也为儿童文学工作者树立了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