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论培养和造就大群的革命战士

一、培养和造就革命战士的紧迫性

鲁迅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非常重视培养新的战士。因为他认识到，要与旧势力做斗争就要有斗士，而且旧势力又是那样顽固，非有很大的力不能动摇它，所以就需要有大群的具有新思想的战士。1934年6月9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样的战斗，是要继续得很久的。所以当今急务之一，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我向来即常常注意于这一点……”[173]这是确实的，他从参加战斗的第一天起就认识到培养战士的重要性。以后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几场战斗以后，革命队伍几经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落荒，有的颓唐，他时时感到革命战士的不足，有时简直布不起阵来。因此他呼吁革命者一定要注意培养战士，积蓄力量，以期能与旧社会恶势力决一死战。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给左联明确提出三条任务，其中一条就是“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174]

对于培养新的战士的思想，鲁迅在前期和后期有所不同，这是与他的整个思想发展相一致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五四运动”前后。他在《狂人日记》中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呼吁有觉悟的父母，把孩子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他批评旧中国的父母只把孩子当作自己福气的材料，只要生，不管教，“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175]他要求父母对于子女应该有“尽力的教育”，他说：“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过了过去。”他批评那种“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封建道德，“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但是要真正做到解放子女，做父母的先要有一番预备，那就是觉醒的人们要肩负起改造社会的任务，“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

这一时期鲁迅对于青年的要求是：发奋图强，努力奋斗，不要因为看到社会的腐败而气馁，看到环境的黑暗而消沉。他要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176]

前面已经谈到，在这一时期鲁迅还是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来阐述教育问题的，虽然也提到了改造社会的任务，但对于培养什么样的人，还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

第二个时期是1925年前后，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特别是从1920年开始到8个大中学校任教，直接与青年学生接触，参加了他们的斗争，鲁迅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青年的要求逐渐明确起来，提出了培养“斗士”“闯将”的思想。我们可以看看他在1925年至1926年写的几篇文章中的提法。

1925年4月14日他写道：“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177]

1925年4月29日他写道：“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178]

1925年7月22日他写道：“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179]

1925年12月31日他写道：“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180]

1926年4月2日他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181]

鲁迅在这一时期对青年的要求比前期激烈得多、明确得多，充满了反帝反封建的反抗精神。如果说前期还只是要求孩子得到解放，青年不必理会旧势力的“冷笑和暗箭”，只是“向上走”，那么这个时期就要求青年主动地起来斗争，冲破传统思想和手法，掀掉吃人的筵席，提出了青年改革社会的使命。

第三个时期是1927年以后，鲁迅逐渐成为具有马列主义世界观的共产主义者。他的教育思想达到了新的高度。他明确地提出要培养革命人。他说：“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182]他在谈到革命文学的时候又说道：“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183]鲁迅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和给杨霁云的信中也提出了要培养革命战士的任务。这个时期，鲁迅深深感到培养和造就革命战士的紧迫性。

二、革命战士应该具备的素质

那么，一个革命战士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呢？鲁迅没有直接阐述这个问题，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到处都是答案。这里试着归纳成下列几点。

第一，他要求革命战士要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和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自己坚守不移的信念，同时也是他所要求于青年的。鲁迅认为，一个革命者对于是非和爱憎都要从阶级的利益出发，敢于坚持所是，反对所非。他曾经说过：“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184]

鲁迅最反对超阶级的观点或者对是非问题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认为这种态度貌似公允，不偏不倚，骨子里却掩盖了自己的真正立场和观点。因此，作为一个革命者，就要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在黑暗和暴力的袭击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边偏倒的小草。对待敌人是横眉冷对，毫不容情，对待人民则无限热情。鲁迅自己就是这样，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185]这里鲁迅特别注明，不是为个人，是为了中国的大众及其解放事业。

第二，他要求革命战士要有彻底革命的精神。这就要求有正确的世界观。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和远大的奋斗目标，才能勇往直前。

有了彻底革命的精神，对敌人就毫不妥协、决不宽容。鲁迅主张要有“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这是他总结了长期革命斗争的血的教训而得出来的。他亲眼看到由于革命不彻底，让“落水狗”爬上岸来，咬死了许多革命人。因而他主张对敌人决不能讲宽容。正像毛泽东诗中所写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他最反对中庸之道。他说，“中庸”的根基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186]而在与反动势力斗争中宣扬“中庸之道”，恰恰是帮了敌人的忙。所以他在《死》一文中告诫子孙：“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187]

鲁迅还要求革命战士要有“韧”战的精神，与旧思想、旧文化做斗争时必须坚决，持久不懈。这是因为旧社会的根基非常坚固，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旧社会的势力很顽固，它还有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所以一个革命战士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战斗30年，战斗到下一代，再下一代，这就要“韧”。

第三，他要求革命战士要有牺牲精神。革命是和敌人做殊死的战斗，战斗就会有牺牲，只有具有远大的革命目标、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才能不怕牺牲，去夺取革命的伟大胜利。他批评小资产阶级对待革命的浪漫的幻想和动摇性。他以俄国诗人叶遂宁[188]等为例，说明如果一个革命者不脚踏实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很可能“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189]。他还指出，革命不仅是轰轰烈烈的事业，而且还有许多具体的工作要做。如果只想到轰轰烈烈，不想做具体麻烦的工作，革命是不会彻底成功的。他说：“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190]鲁迅说得多么深刻！只有对革命有着这样深刻的理解，才不会因遇到困难而退缩，因遇到失败而颓唐。鲁迅自己就是这样，为了革命，不惜做一切琐事。他曾经说过：“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更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191]鲁迅以上的话和他的牺牲精神对我们现在来讲也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

第四，他要求革命战士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革命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样才能够不落后，不掉队，不断革命，永远前进。鲁迅说：“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192]他要求革命者严于解剖自己，不断地使自己进步。他有一句名言：“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193]他告诫青年，不要听了别人的称赞便高兴，听了别人的批评便不快。他说这种态度只有小孩子与野蛮人才有，他希望将来要担当大任的青年不要如此。

第五，他要求革命战士永远生活在工农群众之中。革命者要有解放工农大众的远大革命目标，同时还要到工农中去，和他们结合，才能为大众做事情。他深刻地批评那种居功自傲，以为替大众做一点事就有功于大众，于是革命胜利了就该吃特等饭、坐特等车的思想。他特别指出，身为知识分子的革命者，更应该到工农中去，了解工农的疾苦，把自己看作工农群众的一分子，才能做出革命成绩来。他说：“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娄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194]

鲁迅对革命战士或者青年要具备的素质的论述还有很多，以上只是归纳了几个主要方面。读过鲁迅著作的同志都有一种感觉，鲁迅讲述的是当时的具体事情，但它的内容含义深刻，有着无穷的教育力量，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吸取到教育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