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对旧教育的批判

鲁迅是旧社会的叛徒，他在著作中无情地批判旧社会时，用了不少文字批判当时中国的教育。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教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的产物，是为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鲁迅主要从三个方面批判了旧教育：第一，反动统治阶级推行奴化教育；第二，旧教育的核心是封建礼教；第三，旧学校严重脱离实际。现在我们分别来看看鲁迅对此是怎样揭露和批判的。

一、对反动统治阶级推行奴化教育的批判

鲁迅认为，当时中国教育的根本特点是奴化教育，它反映了反动统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奴役人民的需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道：“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137]鲁迅亲眼看到，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曾经提出过一系列教育改革的主张，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被袁世凯的一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代替。1913年袁世凯发布了《注意德育整饬学风令》，说什么“学生在校最重服从”“学生有不守学规情事，应随时斥退，以免害群而示惩儆”。这实际上就是用来镇压学生参加革命活动。袁世凯垮台以后，在军阀混战时期以及后来国民党统治时期，统治阶级无不采取各种方式压制民主，禁止学生参加反帝爱国斗争，而且变本加厉，对革命青年进行残暴的迫害。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严峻时刻，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政治上采取投降主义，在军事上节节退让，在教育上则加紧推行奴化教育，不许学生参加抗日活动。鲁迅写过许多文章，无情地揭露反动派实施奴化教育。他满腔怒火地指出：“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138]这段生动的论述，精辟地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实施奴化教育和推行卖国主义政策的关系，深刻地揭露了奴化教育的反动本质。

国民党为了加强其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在国民教育上实行“党化教育”，在学校中设立“公民科”，并建立严格的军训制度。这种“党化教育”实际上是实行文化“围剿”的一部分。

1931年，鲁迅针对反动军阀何键在学校中实施法西斯奴化教育写了一首打油诗《公民科歌》，诗中这样写道：“何键将军捏刀管教育，说道学校里边应该添什么。首先叫作公民科，不知这科教的是什么。……第一着，要能受，蛮如猪罗力如牛，杀了能吃活就做，瘟死还好熬熬油。第二着，先要磕头，先拜何大人，后拜孔阿丘，拜得不好就砍头，砍头之际莫讨命，要命便是反革命，大人有刀你有头，这点天职应该尽。第三着，莫讲爱，自由结婚放洋屁，最好是做第十第廿姨太太，如果爹娘要钱花，几百几千可以卖，正了风化又赚钱，这样好事还有吗？第四着，要听话，大人怎说你怎做……”[139]这首诗形象地刻画了法西斯军阀对待教育的态度。

鲁迅认为，在反动阶级统治的年代里是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教育事业的。当权者整天想的是争权夺利，搜刮民财，哪里还会想到人民的教育事业。他们不过是一方面利用教育来毒化人民的思想，另一方面把教育作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与地盘。鲁迅在《反“漫谈”》一文中写道： “一、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二、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三、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这是针对《语丝》上一篇文章而发的。1927年张作霖为了进一步控制教育界，强行把北京九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当时曾有人就此在《语丝》上发表文章，一本正经地和军阀政府讨论教育问题。鲁迅认为，和这些军阀去谈教育，就是“发迂论”。他尖锐地指出，反动派要的不是办教育，他们不过是打着办教育的招牌当官僚而已。他说：“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140]一语道破了反动派所谓办教育的真相，提醒人们对这些反动派绝不能抱任何幻想。

在旧社会，教育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总是和暴力手段相辅而使用的。北洋政府一方面推行服务于卖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另一方面用刺刀迫害爱国青年学生。他们任意逮捕和杀戮进步青年，封闭和捣毁进步学校。1927年6月，国民党反动政权刚建立，即查封了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上海大学；1928年1月国民党在云南实行“清党”，通令停办中等以上学校；1929年5月查封了上海的大陆、华南和达华三所大学；1930年4月又以武力停办了民主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办的晓庄师范，等等。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的无比愤怒和反抗。鲁迅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各地爱国学生冲破奴化教育的牢笼，陆续到南京请愿，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出兵抗日。对这些爱国学生，国民党反动政府竟然命令军警逮捕和屠杀，同时还诬蔑学生请愿使“社会秩序，悉被破坏”“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声言杀人有理。鲁迅无畏地站出来，同残害青年的刽子手做英勇的斗争。他在一篇短文《“友邦惊诧”论》中写道：“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141]文章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阴谋，戳穿了他们要学生回去“安心读书”的骗局，有力地支持了学生的爱国运动。

鲁迅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反动派推行奴化教育的目的是为他们的反动统治培养“奴才”或“鹰犬”，是要把人民训练成“打仗的机器”与“愚忠的奴隶”。这是任何漂亮的言辞都掩盖不了的事实。

二、对旧教育的核心——封建礼教的批判

鲁迅在揭露反动派推行奴化教育时，特别抓住它的核心问题进行攻击。鲁迅认为，鼓吹尊孔读经，灌输旧思想旧礼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教育的核心。因此，鲁迅对旧教育的批判，特别是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总是和批判孔孟之道联系在一起的。

孔子、孟子是我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他在教育上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主张“有教无类”，除奴隶以外，不分贫富、贵贱、贤愚，凡致“束脩”之礼的，都可以收为弟子；他最早探讨人性和教育作用的问题，主张“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在教学内容上主张以“诗” “书” “礼” “乐”为基本科目；在教学方法上重因材施教，注意发展学生的个性，等等。他的学说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孟子传孔子之道，在战国时期为儒家八派之一。孔孟的学说，如果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来认识，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是应该批判地继承的。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统治阶级扩大了它的消极面，并经过他们的阐释，把它作为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特别是宋代理学家朱熹合《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集注》，“四书”“五经”经过他们注释成为宋代以后通行的教科书、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孔孟之道就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代名词了。因此可以说，孔孟之道与孔孟的学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孔孟之道对中国文化教育的消极影响是极大的。鲁迅批判的孔孟之道就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思想，并不是指的孔子、孟子的整个学说。

孔夫子之可以利用，主要是因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142]。这一套，经过思孟学派，以及后来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的改造，制定了适应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以“三纲” “五常” “存天理、灭人欲”为中心的旧思想旧礼教，成为长期毒化青年、麻醉人民的鸦片，束缚人民的绳索。从汉代起，统治者就开始“尊孔”。以后历代统治者为了攫取与巩固自己的权势，都根据自己的需要抬出孔夫子。董仲舒把他神化为“通天教主”，“二程”、朱熹则把他神化为“道学先师”。唐代封建统治者于开元二十七年给孔子加了“文宣王”的谥号，后来宋元明各朝也都有过加谥，到了清朝顺治二年又谥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指出，孔夫子本人的一生中，交过“好”的运气，也交过“坏”的运气，“孔夫子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是颇吃苦头的”。历代统治阶级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利用孔子学说中消极的东西来麻醉群众，“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143]他们“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144]

鲁迅批孔最杰出的地方，是他抓住了中国文化思想史和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事实。“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主要是打倒被神化、道学化了的孔夫子及成为“杀人”“吃人”的旧思想旧礼教的“孔孟之道”。反动派鼓吹“尊孔读经”，主要是要人们“尊”神化、道学化的“大成至圣”“万世师表”的孔夫子，读以“三纲”“五常”等为中心的宣扬“孔孟之道”的书。鲁迅打倒孔家店就是把矛头集中在“尊孔读经”上，把广大群众从孔孟之道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145]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总是把“尊孔读经”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制度虽然在形式上被推翻了，但是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把维护封建制度的孔孟之道作为他们统治人民的根本信条，无不以“尊孔读经”作为办学方针和内容。1914年12月教育部公布的《教育部整理方案草案》规定：“中小各学校修身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以保存固有之道徳；大学院添设经学院，以发挥先哲之学说……各学校宜注重训育，以孔子为模范人物……”1915年2月，袁世凯又公布了《特定教育纲要》，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按照经书及学校程度分别讲读。”《特定教育纲要》还规定初等小学学《孟子》，高等小学学《论语》，中学学《礼记》，等等。[146]国民党反动派在“四一二”政变以后，实行法西斯统治。他们在实行文化“围剿”的同时，在人民群众中大搞愚民政策，再一次乞援于封建礼教，鼓吹“尊孔读经”。蒋介石公开提出“四维八德”，要学生“明礼义、知廉耻”“尽忠孝、行仁义、重仁爱、尚和平”，企图用封建道德来束缚学生的思想，使他们不“犯上作乱”。1934年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特别通过“尊孔祀圣”的决议，后来还把孔子的生日定为“全国教师节”。“五四运动”以后已经废除了的“读经科”又恢复。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反动派要维护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就要在教育领域内散布孔孟之道——封建礼教。

鲁迅在“五四”时就是打倒孔家店的主将，在之后的战斗中，他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从来没有间断过。特别是鲁迅后期的作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紧密联系当时的政治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阶级本质和它在历史上所起的反动作用。

封建礼教的中心内容就是所谓“三纲” “五常”等一套“仁义道德”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论。董仲舒则根据他的“阳尊阴卑”的理论，确定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等级道德观念。按照这种封建道德，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有无上的权力。而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只有无条件服从，否则就是不忠不孝，就要被视为不道德，就要“人所共诛之”。董仲舒并提出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作为调整“三纲”的基本原则。鲁迅写道：“……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147]几千年来这种封建道德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所以鲁迅认为孔孟之道就是吃人之道。他在《狂人日记》中借助狂人的口说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48]这就击中了孔孟之道的要害。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还写了《我之节烈观》《春末闲谈》《论雷峰塔的倒掉》《二十四孝图》等许多文章，戳穿孔孟之道的吃人本质。

鲁迅同时还指出，孔孟之道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也因其有欺骗性，它的害处就更大，人们失去警觉性，就更容易中毒。鲁迅还说：“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149]

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反动文人把以“三纲”“五常”为内容的孔孟之道视为中国文化的精粹，奉为至宝。鲁迅说：“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150]一群圣人之徒死抱住不放的“国粹”就是中国的毒瘤和脓疮，只有割除了它们，中国才有出路，才有光明。否则只能是反动，是倒退。“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是他们拉出来的是好的么？如果是不好的，就是反动，倒退，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151]

鲁迅指出，孔孟之道不仅有利于中国反动派对人民的统治，而且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以它们也都竭力地鼓吹起尊孔读经来了。民国初年“孔教会”的成立，就是得到许多外国人的大力支持的。这些外国人为“孔教会”出版的《孔教论》写文作序，喧噪一时。鲁迅写过许多文章揭露帝国主义鼓吹尊孔读经的阴谋。他说：“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么？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152]帝国主义为什么对孔孟之道那样热衷起来了呢？因为孔孟之道可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后提倡所谓“王道”，就是诱骗中国人民自觉自愿地做奴隶，到那个时候，不用一兵一卒，中国就被征服了。正如鲁迅所说的，“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153]所以鲁迅愤慨地说： “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154]过去，外国人总是嘲骂中国的腐朽，自从发现孔孟之道的妙用，他们也称赞起中国文化来了。正如中国的俗话所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所以鲁迅说：“我记得‘拳乱’时候（庚子）的外人，多说中国坏，现在却常听到他们赞赏中国的古文明。中国成为他们恣意享乐的乐土的时候，似乎快要临头了；我深憎恶那些赞赏。”[155]帝国主义总是以我们的痈疽为他们的宝贝，就是要使“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156]。

孔子、孟子都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值得认真总结。孔子的教学实践与其认识论相结合，有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可供我们后人借鉴。但是，他们的教育思想中也有消极的一面。例如，孔子主张学习是为了“仕”与“禄”，孟子进而主张劳心、劳力的社会分工在历史上的不可避免性，把脑力劳动（劳心）与统治剥削（治人）等同，并把“治人”“食人”宣扬为“天下之通义”。从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习只是为了爬到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为了官位和利禄成为旧教育思想的“通义”。鲁迅深刻地剖析了这种教育思想的本质，他说：“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说得多么简截明白。”[157]这本是一切剥削阶级旧教育的共同特点，不独中国如此。但是，中国的反动派为了使自己的子孙做“人上人”的劳心者，可以不惜卖国求荣，去帮助洋主子统治自己的人民。鲁迅曾经揭露过这样一件事：1934年5月，当时的“国学名家”冯明权为了配合蒋介石的反共卖国和尊孔读经的宣传，在上海无线电台“读经讲座”专题广播节目中，宣扬封建道德和奴才哲学。其中一段是颜之推《家训》中的《勉学篇》，说：“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鲁迅敏锐地看出，反动派是在为投降主义造舆论。他立即予以揭露，指出：“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158]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统治阶级教子读经是为了做“人上人”，即使当了俘虏还可以帮助新的主子去治理别的俘虏。反动派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刻，在国难当头之时，却传播诵读起这种圣人之徒的家训，不是教人准备做奴隶吗？

鲁迅的不少小说描写了旧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读书人。小说《孔乙己》就是最典型的一篇。他运用艺术形象刻画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读书人。一个是读了书，中了举，显赫一时，称霸一方的丁举人；另一个是虽然也读了书，但没有能挤进统治阶级的孔乙己。孔乙己没有能当官，却又念念不忘自己是读书人，瞧不起劳动人民，不愿意脱下作为读书人的标志的旧长衫去加入劳动人民的行列。尽管穷得没有饭吃，也不愿意去参加劳动，终于走上了偷窃的道路，并在丁举人的迫害下，贫病交困地死去。可见，旧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读书人，由于受到孔孟之道的思想毒害，如果不能挤入反动统治阶级，就只有死路一条。孔乙己就是这种教育制度的牺牲品。鲁迅在描写孔乙己的时候，尽情地鞭挞了旧的教育制度，并对受害的旧知识分子予以同情。

鲁迅一方面揭露孔孟之道的反动性、欺骗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提倡孔孟之道的虚伪性。孔子的“圣徒”们和形形色色的尊孔派总是把孔孟之道视为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鼓吹“尊孔读经”，叫嚷“整理国故”“保存国粹”，好像这样一来就可以富国强兵。鲁迅无情抨击这些骗人之谈，指出那是“从古来，并无良效”[159]；相反，却把中国人送给外国人做奴隶。中国几千年来“尊孔读经”，而在一场鸦片战争中，被“四书”“五经”上并无记录的英国打败了。鲁迅还指出，鼓吹孔孟之道，主要是为了愚弄人民，统治者自己并不实行。他们不过把它当作夺取权势的“敲门砖”。“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160]，尊孔无非是一种“器具”，目的一达到，器具就可以掷掉，目的达不到，器具也就没有用了。正当北洋军阀大力鼓吹“尊孔读经”时，鲁迅写了《十四年的“读经”》一文，揭露反动派不过是“假借大义，窃取美名”，使他们可以在社会里“妄行”，他说：“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可是历史上到底出了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呢？“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161]

鲁迅认为，孔孟之道是反动派套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只有砸烂这个枷锁，人民的思想才能得到解放，中国也才有希望。他说：“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162]所以鲁迅总是教育青年要与孔孟之道以及一切旧思想做斗争，敢于对旧社会、旧文明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做“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163]。

三、对旧学校脱离实际弊病的批判

旧教育的另一个要害是严重脱离实际。对于脱离实际的旧教育，鲁迅曾经是深受其害的。他从小就被逼着背诵“一字也不懂”的《鉴略》，什么“粤自盘古”啊，“生于太荒”啊，以后又背“四书”“五经”。鲁迅后来在文章里常常谈到小时候读的那些书，觉得枯燥无味，很没有兴趣。

旧中国的学校严重脱离实际，鲁迅严厉地谴责这种学校，把它称为“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在这种学校里学几年以后，青年的思想会僵化，会未老先衰。

鲁迅一贯反对读死书、死读书。他批评那种读死书的人说：“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164]

对于那些读了几本书、自以为无所不晓的读书人，鲁迅曾给以无情的嘲笑。他说：“古之秀才，自以为无所不晓，于是有‘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自负的漫天大谎……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165]古之秀才的头脑里充满了脱离实际的“四书” “五经”，再加上升官发财的思想，秀才瞧不起劳动人民。有着这样的头脑和眼睛，对于天下大事怎么能看得分明、想得清楚？也就是说，一个充满着私利或者有着偏见的人怎么能正确认识世界？鲁迅对于脱离实际的旧教育的批判，真是深刻至极。

是理论联系实际，还是理论脱离实际，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思想，这两种教育思想之间长期存在着斗争。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鲁迅和胡适、陈源在这个问题上就开展过激烈的争论。胡适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但后来从新文化阵营中分化出来了。他放弃了与旧文化、旧势力的斗争，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引诱青年脱离社会阶级斗争的实际，要青年“踱进研究室”去“整理国故”。在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的国难当头之时，他提出“救国必先求学”的主张，引导青年学生钻到古书堆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客观上起到了麻醉青年的作用。他们还开出了以孔学、佛经为主要内容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共1 000多册，供青年选读。[166]一时间，“埋头读书” “保存国粹”的风气甚嚣尘上。鲁迅敏锐地看到了这种思潮的危害，严厉地批评了这种思潮，指出：“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167]鲁迅告诫青年，这是一种“圈套”。[168]针对胡适开出的国学书目，鲁迅借回答《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目时答道：“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他又在“附注”栏里指出：“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169]鲁迅这个回答是对当时复古倒退的逆流的有力回击，也是对脱离实际、埋头读书的有力批判。

对鲁迅上述的回答，当然不能理解为不要读书，鲁迅反对的并不是读书，而是反对读宣扬封建思想的书，反对青年脱离现实斗争，钻到古书堆里读死书。鲁迅少读中国书的主张在《京报副刊》上刊出以后，触怒了一大群遗老遗少，“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 [170]。当时就有一个名叫熊以谦的发表了一篇文章攻击鲁迅，题为《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诬蔑鲁迅“浅薄无知识”“贻误青年”“冤枉了中国书”，等等。[171]鲁迅写了《报〈奇哉所谓……〉》一文予以回击。鲁迅在文中揭露了“尊孔读经”的反动政治目的及其危害，指出“外国人来灭中国”是会“奖励你多读中国书”的。[172]有的人指责鲁迅，自己读了许多中国书，却偏不让别人读中国书。鲁迅回答说，正是因为自己读了一点中国书，知道其中的弊害，所以不愿再让青年去读它。

理解鲁迅上面一段话也应该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其实，鲁迅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读中国书，问题是在当时形势下应该读什么书，用什么态度、什么观点去读书。鲁迅主张多读一些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书，读古书则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读，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要古为今用，决不能用读古书来抵制革命运动的发展。鲁迅的教导始终是我们读书的指南。

研究鲁迅的教育思想，特别是鲁迅对孔孟之道及旧教育的批判，需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今天我们提倡读点儒家经典，已经是在中国人民做主人的新时代背景下，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精神服务。但仍需要有所选择，取其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