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论教育和社会的关系

一、教育不能脱离社会

一定的文化教育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并为它服务。几千年来，学校教育总是被统治阶级垄断，成为他们统治人民的工具。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128]鲁迅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并且有很长一段时间从事教育工作，对当时中国教育界的内幕知道得一清二楚，对教育界的一言一行看得入木三分，因此，他对旧教育的本质有极其彻底的揭露。

首先，他认为教育总是和政治状态与社会情况有关。他批判了那种教育可以脱离社会的谬论。他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129]但是，一切统治阶级为了掩盖他们统治人民的事实，总是虚伪地宣称，教育可以脱离政治，学校可以脱离社会，抹杀教育的社会本质。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中国流行一种教育理论，叫“教育无目的论”，或者叫“教育无宗旨论”。1919年10月，第五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一个议案，建议教育部废除教育宗旨； 1922年，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建议下，北洋政府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令》，具体体现了这一理论。当时北洋政府最害怕的是人民群众，当然也就不敢公开表明他们的教育目的，只能用废除教育宗旨来掩盖他们所提倡的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反对教育为革命斗争服务。鲁迅竭力反对这种主张，他认为，教育总是有目的的，反动统治阶级办教育，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统治，培养他们所需要的顺民和奴才；革命人民办教育，就是要使教育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服务，培养冲破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势力的闯将，推翻吃人的筵席，建立新的生活。

当时也有一些“好心”的教育家，看到政治的腐败，妄想使教育脱离政治，谋自主的途径，因而产生了“教育独立”的思想。他们不去积极地参加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不去触动旧的制度，而只是消极地妄想脱离政治，逃避现实。有的甚至主张把学校搬到深山僻林中，去过隐居的生活。鲁迅尖锐地指出，那是不可能的，对学生来说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说：“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了校门，和社会相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 [130]学校是离不开社会的，鲁迅曾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这一点。1926年，鲁迅离开了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的北京，来到厦门。他总以为在那里可以安心地做点学问，谁知道那里同样是黑暗。“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131]

20世纪20年代，还有一批文人，高唱着“教育清高”的论调，鲁迅对这种人更是深恶痛绝，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c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教育和政治的关系，给了教育可以脱离政治之类的谎言以沉重的打击。

二、只有改造社会，才能改造教育

教育离不开社会，所以，改造社会是改造教育的前提。20世纪20年代还流行—种思潮，叫“教育救国论”，以为把教育办好了，就能国富民强。美国教育家孟禄在1921年来到中国，也提倡用教育救落后的中国，他说中国各种不好的现象唯有教育能够补救。这种思想当时在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但是，当时中国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愿望是要推翻压迫他们的旧制度。“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发展。提倡“教育救国论”，让学生埋头读书，只能削弱革命斗志，无益于中国革命。鲁迅对这个问题看得十分清楚，他坚定地认为，救国的根本办法不是靠教育，相反，要想把教育办好，首先必须彻底改造社会。他说：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132]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改良不行，修修补补更不行。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演讲时说道：“在劳动大学一方读书，一方做工，这是新的境遇；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但是环境是老样子，看着逼人堕落，倘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133]过去有人把这段话理解为鲁迅赞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提倡一面读书一面做工。实际上鲁迅讲话的重点是说明知识阶级要有真正的新的境遇，首先要改革环境、改造社会，否则，知识阶级仍然要回到不满意和受痛苦的老路上去。

20世纪20年代，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十分流行。“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教育主张曾经被当时中国许多学者接受，并在一些学校实验过。有的学校内部布置了“社会环境”，如办起了小银行、小商店、自治市等，甚至还有学校模仿当时的政权组织设置了保甲组织、警察制。鲁迅对这种教育思想有所保留，他后来在《〈死魂灵〉第二部第一章译后附记》中提到：“第一章开首之处，借田退德尼科夫的童年景况叙述着作者所理想的教育法，那反对教师无端使劲，像填鸭似的来硬塞学生，固然并不错，但对于环境，不想改革，只求适应，却和十多年前，中国有一些教育家，主张学校应该教授看假洋，写呈文，做挽对春联之类的意见，不相上下的。”[134]这说明，鲁迅虽然主张反对旧教育的教育方法，但他更反对教育消极地适应社会的需要，主张教育应该肩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

从以上鲁迅的许多论述中我们看到，鲁迅把握了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社会环境的辩证关系，科学地阐明了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的关系。他认为，改造教育首先要改造社会，但并不是说教育对改造社会没有作用，而是把改造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一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一篇鲁迅的佚文《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135]他说，中国人因为缺乏科学知识和技巧，弄得火车相撞，轮船沉没，因而被外国人认为是“最廉价的生命”。对于这种不平等的观念，中国人听了当然是很气愤的。但鲁迅说，我们虽然没有辨明的必要，但生活的能力终究是需要的，即知识和技巧，使我们能制造机器，使用机器，而自己不致撞死在机器里。这是现代社会一个民族生存最起码的条件。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自立于世界有文化的民族之林，才能免受异族的欺侮。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能辨认灯光和礁石”的人。他说：“在这样生活艰难的时候，总非另有一批能明认事实和有工艺的手的人来负担谋民族的生存的责任不可！”可悲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尽有一些所谓“眼光远大”的人，“他们知道哪一派必定将来得势，以便预先依附”。这样的人多了，中国就不会有希望。所以他要求大多数中国人要“有科学的头脑和工艺的手”。所谓有科学头脑，就是要“能够尊重事实，切实观察和切实的做”。要做到这一点不是容易的，“第一须对于国民切实的训练和教育”。鲁迅的这些主张充分地说明了教育对于改造社会，促进国家、民族富强有重要作用。这些论述在今天读起来，不是仍然很有现实意义吗？可是当时中国的教育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鲁迅发出全盘改造旧学校的战斗号召。他把当时的中国比作不干净的大沟，把厦门比作不干净的小沟，厦大当时浸在不干净的小沟中。他说：“这学校除全盘改造之外，没有第二法。”[136]这是他总结了长期的斗争经验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鲁迅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身体力行，积极支持学生改造社会的反帝爱国运动，支持学生改革旧学校的种种合理要求。他在学校教书也好，给青年学生演讲、写信、谈话也好，总是教导青年学生要“留心世事”，读书不忘革命，在后方不要忘记前线。所以，鲁迅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去了要求改革社会、改革学校的波浪，并在这个浪潮中培养了一代革命青年。

从以上可以看出，鲁迅认为要改造教育必须改造社会，但也主张改造教育以影响或推动社会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