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晚年在上海的教育活动

鲁迅与许广平于1927年10月3日到达上海，在此定居9年，直至去世。这时他深入地、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党员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共产党的不断帮助下，在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血战中，他彻底纠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逐渐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他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马列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与内外敌人英勇战斗，为中国革命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与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已完全结为一体。他庄严地宣布：“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在这9年里，鲁迅虽没有继续在学校专职任教，但他并没有脱离教育工作。他多次应邀到学校演讲，发表有关教育的文章，始终不渝地培养青年战士。在白色恐怖下，鲁迅掩护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期望他们健康地成长。

定居上海后，鲁迅已下决心不再到学校任教。唯一的例外，是他曾到劳动大学讲过课。

劳动大学的校长是易培基，政治后台是李石曾、吴稚晖。这个学校以实行“半工半读，供给生活”招徕学生，用无政府主义迷惑青年，当时虽与国民党教育部有个别矛盾，但属于它们内部的摩擦。

1927年11月，鲁迅因易培基再三邀请，答应为劳动大学开设“文学讲座”课。许广平在《读〈永不磨灭的印象〉》一文中说：“鲁迅到劳动大学讲课，确是被易培基两次三番亲自到寓恳请的。当时鲁迅初到上海，原想专事写作生活。教书的事，就不想了。不料易培基再三邀请，以‘劳动’为招牌，而易与鲁迅，又经过在北京反抗黑暗统治、恢复女师大的一段生活，这时易还没有暴露出他的劣迹给鲁迅看到，又不知他请鲁迅去是有阴谋的，就上了敌人‘可欺以其方’的大当，答应每周去讲学一次了。”

实际上，鲁迅只在11月7日、14日去讲课两次。[98]首先讲的是“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他讲了革命家与革命文学，革命与文学的关系，讲了创作方法，等等。第二次讲题不详。

后因了解到易培基迫害进步学生，他就不再去讲课了，并退还了薪水。1928年1月10日的日记记着：“复易寅村信，并还薪水六十。”[99]

在上海期间，鲁迅指导许多青年进行学习，给予许多热情帮助。从1927年12月起，鲁迅开始教许广平学习日文。先是教单字。他教日文单字不用日本教本，而是用他自己编的讲义来教。这本讲义共有27课。除特殊情况外，他每天晚上总是按时地、严肃认真地进行教学。他的教学方法非常灵活，27课一个月就教完了。1928年1月至10月，改用一本浅明地谈论艺术的日文书《尼罗河之草》为课本。这本书的内容包含有关欧洲文化的一些基本知识，鲁迅选用这本书作教本，目的在于使许广平学习日文的同时，多得些各方面的知识。给许广平选的第三个课本是日文本的《马克思读本》。这本书除序言外的内容分为10讲。鲁迅从1928年10月30日起至1929年4月7日止，共教了5个多月。许广平认为马克思的著作本来是比较艰深的，再经过日文转译，术语和句子对初学者是比较难懂的，但是鲁迅能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有时把句子拆开来讲解，使她学起来明白易懂。

增田涉是日籍青年，192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为了翻译中国文学，特别是鲁迅的作品，他需要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1931年春，他来到上海，经内山完造介绍认识了鲁迅。据增田涉回忆，当鲁迅明白他的来意后，第二天就把一本《朝花夕拾》送给他，并对他说：“须了解中国的情况，先看看这本书，与仙台有关的藤野先生的事，也收在这本书里。”增田涉看后，把看不懂的地方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向鲁迅请教，鲁迅详尽地予以解答。这样的请教、解答问题等，都是在内山书店进行的。约莫过了一个星期，鲁迅邀请增田涉到自己家里去研究。此后每天下午约有3小时，鲁迅尽力排除一切外来干扰，在安静的环境中帮助增田涉学习《中国小说史略》，为他打好翻译这本书的基础。方法是先由增田涉把《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日语，逐句读给鲁迅听，听到不对的地方鲁迅就给予纠正，增田涉有不懂的地方就提出问题。据增田涉回忆，他当时提的问题不单是词句，也包括内容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涉及当时中国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时，他也提出问题来请教。鲁迅总是耐心地用日语把问题讲清楚。就这样用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鲁迅把《中国小说史略》讲解完毕。待到鲁迅给增田涉讲完《呐喊》《彷徨》两本书时，已近当年年终。8个多月，鲁迅几乎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增田涉，使增田涉翻译鲁迅作品、中国小说的知识与技能的各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8个多月的“教”与“学”，使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当增田涉学完归国时，鲁迅作《送增田涉君归国》诗一首，诗云：“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柳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100]

增田涉回到日本即着手翻译《中国小说史略》等书，遇到问题时，经常写信请教鲁迅，鲁迅始终是有问必笞，详尽地解答增田涉的疑难问题，充当译者的义务顾问。增田涉需要中国的有关书籍，鲁迅就代选、代购、代寄。

增田涉翻译的《中国小说史略》，译名为《中国小说史》，于1935年7月在日本出版，鲁迅在6月7日代为作序。

8个多月的时间，每天3小时，鲁迅毫不厌倦地帮助一位过去并不相识的日籍青年作家增田涉，来翻译自己的作品和其他小说。他为培养青年译者、为中日两国进步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鲁迅一向重视木刻艺术，他认为木刻是最适宜于做宣传工作的，只要用简单的工具和普通的纸张，自画、自刻，就可以做成宣传品。即使战争到来，各种条件差了，运用木刻也可以继续进行宣传工作。

1931年8月17日至22日，鲁迅为“一八艺社”部分成员及个别爱好木刻的进步青年举办了为期6天的木刻艺术讲习班，地址设在不大引人注意的白鹅画社三楼。鲁迅邀请内山完造之弟内山嘉吉为学员讲解木刻的基本知识，并亲自担任翻译。据当时听讲的陈广回忆，讲习班开学那天，鲁迅对学员说：“这次讲习班机会难逢，不好错过。内山嘉吉先生不远千里从东京来到上海，我经过内山老板的同意，又征得嘉吉先生的同意，请他来当义务的教员，我自己充当义务翻译……”鲁迅和嘉吉事前还为学员准备了部分木刻工具（木板、木刻刀），筹备讲习班时间上虽很匆促，但考虑问题是周到的。

嘉吉上课边讲边刻，态度谦虚和气。鲁迅则十分认真地翻译、解释，耐心明白地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学员们在鲁迅、嘉吉的热情鼓舞下，人人信心百倍，勤奋学习。前四天的讲习一共讲了四个木刻创作上的基本问题，后两天讲授套色木刻。

学习班结束时，鲁迅建议大家合影留念，每个学员把所做的木刻各拓印出较好的两幅，一幅送给嘉吉先生，另一幅送给鲁迅。送给鲁迅的为留作纪念，送给内山嘉吉先生的则是为答谢他义务讲授的隆情厚谊。

这次木刻讲习班是鲁迅扶植、培养中国年轻一代的木刻人才的一大贡献。参加木刻讲习班的学员中，有的后来成为我国版画界的优秀分子和艺术界的骨干。

鲁迅在此期间的另一教育事迹为指导许世瑛学习中国文学。

据许寿裳回忆：“吾越乡风，儿子上学，必定替他挑选一位品学兼优的作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教本面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1914年，我的长儿世瑛年五岁。我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作开蒙先生。鲁迅只给他认识两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这天人两个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101]世瑛自己的志愿是学理工科，后来因为近视，考入清华大学，只好入中国文学系。许寿裳请鲁迅指导世瑛学习，鲁迅便给开了一张必读书单。[102]这张书单，是1930年鲁迅在上海开的，见许寿裳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并已收入《鲁迅全集》。这张书单，开列了学习中国文学的基础书，有史，有论，有工具书，并附加解说，简明扼要，是青年学习中国文学的很好的入门指导。

另外鲁迅还曾指导唐弢等学习历史和外语。

20世纪30年代，现代著名作家唐弢当时还是二十几岁的青年，是文艺战线的新兵。唐弢因为向《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与鲁迅结识。

鲁迅史学知识极其渊博，治史态度十分严谨。他整理古书，却不被古书整理。唐弢想学历史，鲁迅介绍他先看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有一次，他对唐弢说：“弄古书，要没有道学气，以避免迂阔和拘泥；但也绝对不宜有才子气。”过了一会，又微微地叹息着说：“要那样，即使求之于今人，也是很难得的。”唐弢当时在邮局当拣信生，鲁迅问他能否用点功夫整理一部文网史，唐弢表示困难，说自己“对于古书，不过随便翻翻”。鲁迅说：“随便翻翻是可以的，但必须不随便乱写！”

唐弢和与他一道的几个青年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但很难买到中译本，因而想通过日文译本学习，于是又请教鲁迅如何学日语。鲁迅给予许多指导，并推荐《现代日语》给他作读本。[103]

在1934年7月27日、8月9日给唐弢的信中，对学习日语的问题，鲁迅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他说：“自修的方法，我想是不大好，因为没有督促，很容易随便放下，不如进夜校之类的稳当。”

“……放弃发音，却很不好，不如就近找一个学校（不管好坏）或个人，学字母正音及拼法，学完之后，才自修。”[104]

此外，鲁迅又给唐弢寄去内山书店日文书籍的目录，并指明哪些可买，哪些可缓买或不买，表现了对进步青年的关切。

在上海期间，鲁迅为大中学校做过多次讲演。例如，1927年10月25日在劳动大学正式授课之前鲁迅曾去演讲，由黄河清（黄源）记录，题为《关于知识阶级》。1928年5月15日午后与陈望道同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为《老而不死论》。这次讲演的讲稿已佚，但鲁迅在《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附记》中曾谈及此次讲演的内容，说：“欧洲的有一些‘文明人’以为蛮族的杀害婴孩和老人，是因为残忍和野蛮，没有人心之故，但现在的实地考察的人类学者已经证明其误了！他们的杀害，是因为食物所逼，强敌所逼，出于万不得已。两相比较，与其委给虎狼，委之敌手，倒不如自己杀了去之较为妥当的缘故。所以这杀害里，仍有‘爱’存。……西洋教士，常说中国人的‘溺婴’是由于残忍，也可以由此知其谬。其实，他们是由于万不得已：穷。前年我在一个学校里讲演‘老而不死论’，所发挥的也是这个意思。”[105]

陈望道在《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那时教育界的黑暗势力极为猖狂，不但对于“五四”以后输入的马列主义思想进行‘围剿’，就是对于“五四”以后盛行的白话文也极为仇视，企图加以消灭。鲁迅的讲演是为声援在复旦大学和实验中学作战的孤军而举行的。他当时的讲演极有声势……每逢讲到得意处，他就仰天大笑，听讲的人也都随着大笑，那满屋的大笑声直震**了黑暗势力的神经。”

鲁迅定居上海后，曾两次回北京看望母亲。头一次是1929年5月15日至6月3日。在这期间，应各大学校学生邀请，鲁迅曾到4个大学做过演讲。

5月22日傍晚鲁迅前往燕京大学演讲，讲题为《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5月29日上午7时，鲁迅到北京大学第三院礼堂演讲（原定第二院，因听众太多，临时改在第三院礼堂，可是连第三院礼堂也挤得水泄不通，鲁迅绕到后台才走上讲坛），演讲内容与《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大体相同。

6月2日上午鲁迅在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此校前身即女师大）演讲。据有关同志回忆，这次主要是讲女子解放问题。

6月2日晚鲁迅在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此校前身即北师大）演讲。据陈楚桥回忆，这次演讲主要是批判“新月派”文人，并对革命文学的论争提出自己的看法。鲁迅指出，革命文学家必须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不必忙于挂招牌，其次要多从外国革命文学理论借点光来指点我们的创作道路。

鲁迅另一次到北京是1932年11月13日去探望母病。鲁迅回到北京，反动统治者惊恐万状，而青年学生却非常兴奋，热烈欢迎。鲁迅这次在北京只住了15天，忙得很。许多大学的学生来请他演讲，因为时间关系，他只接受了5个大学的邀请，做了著名的“北京五讲”。

1932年11月22日，鲁迅到北京大学第二院（即今沙滩后街55号人民教育出版社大院）演讲，讲题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同日，又前往辅仁大学演讲，讲题为《今春的两种感想》。以上两份记录稿均经鲁迅改订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24日下午，鲁迅到北京女子文理学院讲演，题为《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

27日下午，鲁迅到北师大讲演，题为《再论第三种人》。

28日上午，鲁迅到北京中国大学讲演，题为《文艺与武力》（另一说为《文学与武力》）。

这几次演讲听众都很多。特别是1932年11月27日在北师大讲演的那一次，正值星期日，校内校外听众人山人海，风雨操场容纳不下，改为露天演讲，有的听众竟爬到树上听。

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一年以后，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并酝酿把战火扩大到关内的严重时刻。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执行“不抵抗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大好河山、**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时，反动派对内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大肆镇压爱国运动。在国难临头、民族垂危的恶劣形势下，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是很紊乱的，不少人存在悲观、失望、没有出路、做亡国奴等糊涂思想。鲁迅这几次讲演，给青年指明了方向，起了唤起群众、宣传群众、鼓舞群众、教育群众的重大作用。

鲁迅在光辉一生的最后9年，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面对内外敌人的疯狂进攻和残酷迫害，他英勇战斗，毫不退却。他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106]

这9年，他虽然已不在学校担任教职，但仍然继续参与教育战线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28年，鲁迅在自己主编的《语丝》第32期上发表了冯珧的《谈谈复旦大学》，揭露当时复旦大学的一些腐败现象。站在复旦大学当局一边的一些人表示不满。泮楚基虽然不得不承认复旦当时有“美国化商业化的趋势”，但又为校方辩护。章达生除了为校方辩护以外，还攻击鲁迅“袒护”冯珧。

鲁迅发表了泮楚基、章达生的来信，又另行发表宏芬进一步揭露复旦大学腐败现象的文章《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对敢于揭露教育界黑暗面的青年学生予以支持。

不料，这件事竟触怒了已成为国民党党棍的复旦大学毕业生许绍棣，成了鲁迅不断遭受迫害的原因之一。鲁迅后来揭露了许绍棣的卑劣行径。他说：“……例如我那《二心集》被删剩的东西，书店改名《拾零集》，是经过检查的，但在杭州仍被没收。这种乱七八糟，自然是普通现象，并不足怪，但我想，也许是还带着一点私仇，因为杭州省党部的有力人物，久已是复旦大学毕业生许绍棣老爷之流，而当《语丝》登载攻击复旦大学的来函时，我正是编辑，开罪不少。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也是浙江省党部发起的，但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总算党恩高厚。”[107]

20世纪30年代，反日爱国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鲁迅写了大量杂文，给予有力的声援。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9月28日，鲁迅发表《答文艺新闻问——日本占领东北三省的意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他指出，侵占东三省，“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征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征膺’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108]蒋介石却发出“不抵抗”令，鼓吹“忍辱含愤”“逆来顺受”，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要求出兵抗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先是下令严禁请愿，继而又疯狂屠杀请愿学生，并且污蔑爱国学生“捣毁机关阻断交通……”，说什么学生游行请愿的结果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云云。12月25日，鲁迅发表了著名杂文《“友邦惊诧”论》，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严词痛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给爱国学生运动以热情的支持。两年后，鲁迅又写了杂文《冲》，揭露国民党贵州省教育厅长镇压贵阳学生纪念“九一八”爱国游行，造成死伤学生42人的惨案，指出国民党反动官员都是一批媚敌卖国、只会对10岁小学生“横冲直撞”肆意屠杀的刽子手。

在1935年2月9日给萧军、萧红的信中，鲁迅又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他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一方面写文章把日本侵略者当作“友”，一方面又把爱国人民当作“敌”，加以讨伐，千方百计严禁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今年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109]

1933年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关内。1月3日，榆关失守，平津告急。国民党反动派仓皇南逃，以“保护文化”为名，运走大批古董文物，却大肆指责北平各大学提前放假疏散学生是“妄自惊扰”，只许他们偷运古物，不准大学生逃难。有的文人也错误地责骂大学生“敌人未到，闻风远逸……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云云。鲁迅义愤填膺，在半个多月中连续写了《逃的辩护》《崇实》《论“赴难”与“逃难”》《学生与玉佛》等文，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并驳斥攻击学生的种种谬论。鲁迅指出，大学生只能“逃难”不能“赴难”的可怜局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奉行卖国投降政策，一贯镇压学生爱国救亡运动造成的。国民党反动派“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是因为大学生“不值一文钱”，而古董文物“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劫持古物，弃城南逃，一面却对大学生临难疏散横加指责，目的在于转移视线，掩饰其在国难当头时不但卖国投降，而且不顾大学生死活，不要国土，不要人民，妄图乘机大发“国难财”的卑劣用心。鲁迅指出，当时北平还有大批大学生因开会被捕，罪名是“借口抗日，意图反动”，可见“不逃的也还有”。对“逃难”的大学生，他殷切地期望他们“脱出诗境，踏上实地”，投身到切实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去。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即轰动全国的著名的“一二·九运动”。鲁迅立即给予热烈的赞扬和有力的支持。在当天写的《“题未定”草（九）》中，他说：“刚刚接到本日的《大美晚报》，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渴……’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鲁迅坚信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是反动派阻挡不了的，他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他主张采取徒手请愿之外更加有效的方式来战斗，他说：“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110]

“一二·九”爆发后，鲁迅对此一直极为关注。当年年底，东北大学学生共产党员陈蜕（邹鲁风）代表北平学联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工作，鲁迅亲切地接待了他，给予热情的帮助，并关心地询问北平学生两次示威游行和学生被捕的情况。[111]

1936年6月，《救亡日报》记者芬君访问鲁迅。鲁迅在病中同他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对“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意义做了高度评价。他称赞学生“特别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中感觉最敏锐的前哨战士”。他们的救亡运动“不难影响到全国，甚至影响到目前正徘徊于黑暗和光明交叉点上的世界”。“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后，共产党及时指出：单纯的学生运动是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的，青年学生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发动千百万工农群众起来进行武装的民族自卫战争。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平津学生3 000多人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工农群众，宣传抗日。鲁迅对青年学生的这一巨大进步十分高兴。他指出，青年学生“也知道深入下层，体验他们所需要体验的生活，组织农民、工人，加紧推动这些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力军”。他鼓励青年学生在以后的血的斗争中保持过去的胜利，学习一切有效的战术。

1933年5月，为了防止学生参加抗日反蒋爱国运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借口“人才过剩”，责令各大学限制招收文法科大学生，并规定从1933年度开始，全国中小学学生除校内毕业考试以外还要参加会考，及格后才能毕业。这是一个要把大批学生赶出校门的反动措施。鲁迅为此写了杂文《智识过剩》，讽刺国民党的这些做法无异是在文盲占百分之八九十的中国叫嚷“智识的丰收成灾”。“嚷着文法科的大学生过剩”“要用‘严厉的’会考制度，像铁扫帚似的——刷、刷、刷，把大多数的知识青年刷回‘民间’去”，[112]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效法希特勒“铲除知识”，为防止学生造反，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明证。

20世纪30年代，鲁迅还写了《新秋杂识》《难答的问题》《立此存照（七）》《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上海的儿童》《〈看图识字〉》《难行与不信》等大量杂文，揭露反动派“从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入手”，制造“打仗的机器”，训练“愚忠的奴隶”；痛斥那些正当日本侵略者在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时候，向孩子们灌输中国人杀了日本人应当“罪加一等”等民族投降思想的人是“真畜类也”。鲁迅批判那些充斥市场的反动儿童读物，批判那些培养“奴才”或“霸主”的教育方法，号召“打掉制造打仗机器的蚁冢，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在那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年代，鲁迅完全自觉地列身于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以当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小兵”为荣。他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寄希望于人民大众，寄希望于人民大众的后代。[113]

晚年，鲁迅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答客诮》。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鲁迅这位“空前的民族英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就是在激烈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向敌人英勇冲杀的“兴风狂啸者”，却不忘“回眸时看小於菟”，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怀着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