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在中山大学

1927年1月18日，鲁迅到达广州，在中山大学工作。当时的中山大学刚刚由广东大学改组而成，是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大学。鲁迅在厦大时，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曾一再表示：“到中大后，也许不难择一不空耗精力而较有益于学校或社会的事。”[89]“中大如有可为，我还想为之尽一点力……”[90]鲁迅是怀着这种热情和希望到中大来的。中山大学请他担任文学系主任、教务主任，还要开设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文艺论等课，工作是极繁重的。

那个学期，中山大学3月1日开学，3月2日正式上课，可是鲁迅于2月10日就开始工作了。他除主持召开教务会议、文科教授会外，还忙于其他众多事务。因为鲁迅是中大第一任教务主任，所以一切教务工作都得从头做起。拟订教务处规章，着手改革预科的学制，精简预科的科目及教材，接纳朝鲜和国内包括台湾（当时台湾被日本强占着）等地的进步学生入校，主持校内学生及转学学生的编级试验，甚至排课表、发通知书、核算成绩、写榜、贴榜等具体工作，都得鲁迅亲自动手。繁重的工作压得他有时连吃饭都顾不上，他却毫无怨言。此外，鲁迅还要接见各种各样的来访者。正如鲁迅给李小峰的信所写的：“……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第一次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没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罢。然而苦矣！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91]

许寿裳在《广州同住》中说：“……晚餐后，鲁迅的方面每有来客络绎不绝，大抵至十一时才散。客散以后，鲁迅才开始写作，有时至于彻夜通宵。我已经起床了，见他还在伏案挥毫。《铸剑》等篇便是这样写成的……”[92]

鲁迅在中山大学所开设的课程如下。[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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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讲课时，除必修、选修的同学外，其他各系科的同学也都争先恐后地来旁听。

据当时听课的欧阳山回忆：“鲁迅先生在中大讲课的次数不多，但因为上他的课不像上其他人的课那样沉闷，而是很活跃、很有生气，所以大家都愿意去听。听众之多，使得讲课也不能在教室讲，而要在大礼堂讲了。一上课，不只大礼堂里坐满了人，连四周的窗台也坐满了人，还有更多人是站在窗子外、大门口……但每一次鲁迅先生讲课我都一定去听。他讲的都是中国文学史里的问题和知识，我们都是闻所未闻的，当时听了真如获至宝。同时他非常幽默，常常讲一些引人发笑的话，但自己却不笑。他的态度那么严肃，更引得课堂里的学生们哈哈大笑。”[94]

鲁迅任教时的中山大学，是革命派与反革命派激烈争夺的阵地。学校进步力量虽然雄厚，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四五百人，但学校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右派手里，反动学生团体“树的党”活动猖獗，到处挑衅。

鲁迅在到校后受到进步势力的热烈欢迎。他到中大，是由以陈延年同志为首的中共广东区委邀请的。在他到广州的前夕，区委就开会研究欢迎鲁迅的工作，陈延年同志亲自布置，由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毕磊负责公开和鲁迅联系，帮助他尽快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并制造舆论，用鲁迅的威望发动中大学生进一步开展斗争。鲁迅到后，毕磊、徐文雅、陈辅国等共产党员经常给他送《向导》《少年先锋》《做什么》等共产党、共青团刊物，并介绍情况，促膝谈心。鲁迅总是热情地招待他们和其他进步学生。对送来的党团刊物，更是高兴地认真地阅读。1927年3月的一个晚上，鲁迅到广东区委办公处，与陈延年同志秘密会见，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的交谈。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使鲁迅十分感奋。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对复杂的斗争形势认识得更加清楚了，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也有了明白的了解。他坚定地与共产党站在一起，与进步学生站在一起，在激烈的斗争中支持共产党的事业，支持进步事业。

国民党右派势力也企图利用鲁迅的声望来为他们装门面，极力吹捧、拉拢他。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朱家骅、陈公博、甘乃光、孔祥熙、戴季陶等官僚政客，或来拜访，或连续不断地“邀请赴宴”。鲁迅识破这些国民党右派“新贵”大献殷勤的用意。他把送来的请帖叠在一起，送到传达室，贴上一张条子，写了四个大字“概不赴宴”。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跟着发动了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大规模逮捕和屠杀，中山大学进步学生也被逮捕。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广州。

15日清晨，鲁迅得到中大被搜查的急报，他担心进步学生的安危，十分焦急。当天下午，他不顾交通断绝，冒着狂风暴雨，赶往中大出席各主任紧急会议，商量营救被捕学生。会议一开始，他就坚决要学校当局保释被捕学生，阻止军警继续到学校搜捕。曾经公开向全校宣布“我带领诸君往左走”的朱家骅，这时自己撕下了面具，大骂共产党，张牙舞爪地叫嚷：“这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该服从国民党的决定，不能有异言。”[95]鲁迅蔑视朱家骅的反革命**威，单刀直入地质问他：“请问朱先生，被抓去的学生都犯了什么罪？”朱家骅支支吾吾：“这个，我不甚清楚。”鲁迅继续进击：“学生被捕，已是公开的事实，他们究竟违背了孙中山总理三大政策的哪一条？既然不甚清楚，为什么要在座的诸位都要服从你们的决定呢？”[96]朱家骅气急败坏，只好横蛮叫喊。鲁迅义愤填膺，退席出校，并决定辞职，以示抗议。回到白云楼住处，他把经过一一向许寿裳细说，气得连晚饭也未进一口。

这一次，“中大学生被捕者有四十余人”[97]，平日与鲁迅有亲密来往的中大学生毕磊、陈辅国等都被逮捕。毕磊被捕后，坚强不屈，当面怒斥戴季陶、朱家骅无耻背叛，壮烈牺牲。鲁迅对毕磊的被害感到非常悲痛。后来，他写了《怎么写（夜记之一）》，对毕磊“这看去很瘦小精干的湖南青年”寄托深切的怀念。

4月16日，鲁迅继续为营救被捕学生奔走，并捐款慰问被捕学生。

鲁迅决定辞职，这使国民党右派十分惊慌，他们害怕鲁迅离校会爆发学生反对他们的风潮。朱家骅连续来“挽留”，鲁迅不理；他又指使学生“代表”来“挽留”，也被鲁迅拒绝。

4月29日，鲁迅正式向中大辞去一切职务并退还聘书。5月3日、11日又连续退还送来的聘书，与反动派彻底决裂。

辞职后，鲁迅暂留广州，编译并校对旧稿，有时通宵工作。《野草》《小约翰》《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等书就是这个时候完成的。此外他还写了30多篇散文、杂文，写了有关教育的文章《读书杂谈》等。

9月27日，鲁迅离开广州去上海，许广平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