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在厦门大学

1926年9月，鲁迅到达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课，每周5节。此外，他还给国学院研究生做专题讲演，指导研究生学习，批改他们的作业，并为国学院专刊、校刊撰稿等，工作十分繁重。特别是编写中国文学史讲义，因校图书馆存书不多，鲁迅得自己设法到外地买书，向友人借书，相当费事。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上说：“看看这里的旧存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73]

鲁迅讲课，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当时厦门大学的学生很少，文科生原来只有十几个，但鲁迅上课，除国文系的全部学生，还有英语系、教育系的学生听课。此外，法科、商科、理科的学生，校内的助教，校外的报馆记者、编辑，也都闻风而至。座位满了，许多人只得站着听讲，因为听课的人远远超出预计的数目，讲义不够，拿不到讲义的人便上课记笔记，下课赶紧借讲义抄。

鲁迅在厦门大学讲的文学史，从文学起源到汉代司马迁，共分十章。他一开始便批判了“仓颉造字”“文字得圣而传”等英雄创造历史的传统说法，认为文字创造“绵历岁时”“且由众手”；还明确指出，“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74]

鲁迅在厦大讲的中国小说史课，同中国文学史课一样，在校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据当时的学生俞荻回忆：“鲁迅讲学，并不像一般‘名教授’那样，只干巴巴地一句一句地读讲义，枯燥无味地下定义。他的讲话也和他的作品一样地丰富多彩。他讲到某时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善于引用适当的、丰富的资料来详尽地加以分析，雄辩地加以批判，说明什么应当吸取，什么应当摒弃。听他讲学，好像小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唯恐时间过得太快！”[75]

厦大的学生和鲁迅的感情很好，许多本地的学生有时星期天也不回家，留在学校里，鲁迅倘若上街，他们便随同去当翻译。鲁迅的宿舍里经常有学生来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从鲁迅的充满热情的谈话中汲取了前进的力量。鲁迅支持并帮助进步学生先后成立了“泱泱社”和“鼓浪社”两个文艺团体，筹办《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

鲁迅在培养青年文学新军上“耗去生命不少”，但为了组织向旧社会进攻的宏大队伍，他从不吝惜自己的心血。鲁迅在厦大像在北京时一样，他为文学青年“打杂”，在百忙中为上述两个刊物改稿、审稿，还经常恳切地鼓励学生不要怕自己的作品幼稚。他说，成人都是从小孩变来的，初学的人也只能如此。有时他还把写稿的青年找来，提出自己的意见，启发、引导他们把作品写好。有一次他对一位学生说，你的这一篇倒像一首抒情诗，只可惜带点学生腔，但是你现在也只能如此。不过，以后还得多多阅读各种名著，好扩大你的眼界，对社会生活也要多观察，这样你的题材就不会太狭窄了。

鲁迅在厦门大学，时间虽只有130多天，但他做了许多工作，除上面所提到的教学工作外，还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完成了好几部书的编辑、校订工作。他写了5篇《旧事重提》，两篇《故事新编》，还有《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汉文学史纲要》，《华盖集续集》的《小引》，《坟》的《题记》及《后记》，《〈争自由的波浪〉小引》，《〈绛洞花主〉小引》，《〈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等，共17万多字。

此外，鲁迅还编了《坟》《华盖集续编》，校阅了《争自由的波浪》《卷葹》等书……鲁迅的工作效率，实在是惊人的。

初到厦门，鲁迅对北伐的进展感到十分兴奋。但不久后他就发现，厦门的学校与社会和北京一样腐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76]他放弃“休息几时”的打算，又举起投枪，向旧世界开战。

与鲁迅发生冲突的是厦大的校长和几个教授。[77]他们们是当时又一伙代表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正人君子”，鲁迅与他们的冲突，在当时是“不可调和”的“根本冲突”[78]，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与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的斗争在厦大的反映。

厦大当时的校长林文庆是个尊孔派，开口不离孔子。他把《大学》上的“止于至善”当作校训，以“人人为仁人君子”作为培养学生的宗旨，经常在学校的周会上讲“君子独善其身”“治国平天下”，等等。在他的影响下，“五四运动”虽已过去7年，尊孔复古思潮还是笼罩着全校。

鲁迅一到学校，来看望他的学生就告诉他校长如何提倡复古、尊孔，学生如何背古书、弄古文。鲁迅对他们说“这应该改变一下”“我会给你们一些帮助的”。到校刚过一个月，鲁迅与林文庆一班人就进行了一次反尊孔与尊孔的激烈交锋。1926年10月3日，厦大开“恭祝圣诞”大会，林文庆在演说中宣称“孔子学说实为千古不灭之学说”。[79]11天之后，鲁迅应邀在厦大周会上演讲，公开反对林文庆的尊孔读经思想。他的讲题是《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他说：“我在北京，就看到有些人主张读经，提倡复古。来这里后，又看见有些人老抱着《古文观止》不放。”他说：“过去凡是主张读经的人，多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要人们读经，成为孝子顺民，成为烈女节妇，而自己倒可以得意恣志，高高骑在人民头上。”[80]鲁迅揭露了尊孔派的卑劣用心，号召青年学生要勇于做改革社会的“好事之徒”，从实际出发，从小事做起，推动社会一切事物的改造、前进。林文庆畏惧鲁迅反孔言论的流传，在发表演讲稿时把“少读中国书”部分断然删去。

林文庆的另一个特点是崇洋，在他的影响下，厦大又迷漫着崇洋思潮。尤为突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在厦大特别吃香，学校如同一所高等“学店”。鲁迅说：“厦大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81]

学校以金钱为中心，学校当局便依仗金钱势力，把教职员当奴仆看待，唯恐花了钱雇的工不出力。鲁迅说他当时过的是“农奴生活”“等于卖身”[82]。到校不几天就有人在问计划，问几时有成绩，希望从速做工作，多多出成果，像养牛之每日挤乳一般。鲁迅对此十分厌烦。有一次，林文庆又催问有什么学术成果，鲁迅立即把足足可以抵三四年研究教授成绩的《古小说钩沉》稿子交出去，但是，“放了大约至多十分钟罢，拿回来了，从此没有后文”[83]。

在这金钱至上的“学店”里，店老板的头脑里有一条成规：有钱才有发言权。1926年11月22日，国学院召开经费问题的讨论会，林文庆借口学校基金缺乏，要裁减国学院的经费预算。计划出版的《国学院周刊》也要与《厦大周刊》合并。对这个只重金钱、漠视研究成果的措施，到会的人中有人表示赞成，有人提出异议，但更多的人则是心里不满，口上却不敢反对。林文庆看到应诺之声寥寥，十分恼火，立刻摆出老板的架势，傲慢地说：“学校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只有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鲁迅按不住心中怒火，挺身而起，掏出两个银角子，“啪”的一声摔在桌上，说：“我也有钱，我有发言权！”鲁迅这种不畏横霸的气势，使林文庆十分狼狈。会后，鲁迅又据理抗议，林文庆只好撤销自己的提议。[84]

主子摆架子，逞威风，一些“惟校长的喜怒是伺”的人则百般献媚争宠。有一次，鲁迅被拉去参加校内的“恳亲会”，学生指导长在会上发言，公然把校长比作“父亲”，说：“首先是，我们要感谢林校长，给我们点心吃。其次是，我们教员吃得多好，住得多么舒服，薪水又这么多，应该大发良心，拼命做事，而校长如此体贴我们，真如父母一样……”鲁迅气得“真要立即跳起来”。哲学教授缪子才也起来驳斥，稀奇的是，一个“洋教授”竟然还起来为学生指导长辩护，说什么在西洋，“倘说谁和谁如父子，也就是谁和谁如朋友的意思”云云。对这些洋奴们的“大识见”，鲁迅厌恶透了，他愤然离席，并决计离开厦大，不与这些甘为奴才的“金钱下的人们”为伍。[85]

特别使鲁迅厌烦的是几个当时属于《现代评论》派的走卒，“学者皮而奴才骨”的人物。他们经常刁难鲁迅，给鲁迅“小刺戟”，想排挤鲁迅，把厦大变成他们宣传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的天地。鲁迅断然地说：“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86]

由于与校长尊孔崇洋的办学方针从根本上对立，由于《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厦大有逐渐膨胀的趋势，鲁迅决定提早离开厦大。原来订约任教两年，结果半年未到，鲁迅就辞去一切职务。

鲁迅的辞职，使敬爱鲁迅并得到他巨大帮助与教育的进步学生对校方大为不满。以共产党员罗杨才为首的进步学生掀起了挽留鲁迅的热潮，后来又由挽留运动转为改革学校运动。鲁迅离开厦门前，一场大规模的改革学校的风潮终于爆发了。1月7日，厦大到处张贴出“打倒刘树杞，重建新厦大！”的标语。刘树杞当时是厦大教务长兼理科部主任，是厦大的当权派，学生把矛头首先指向他。后来，风潮又发展到罢课、罢考。学生们揭露了学校的种种黑暗现象，给林文庆等以猛烈攻击。林文庆一面假意设宴“惜别”鲁迅，一面又在背后造谣说鲁迅“并非预备在厦门教书的”，是来“捣乱”的，是“放火者”。鲁迅早就预料到这一手，他坦然地告诉许广平：“放火者就放火者罢。”[87]

鲁迅于1月15日上船离开厦门，离开前一个月，他就下决心：“……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