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在北京大学等学校兼职

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工作的同时，除整理碑帖、古籍和写作外，自1920年起，先后在北京8所大中学校兼课，至1926年8月离京南下时止。

这时正是五四运动以后文化革命的**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我国传播，西方的其他各种思想也纷纷传入。鲁迅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精神振奋，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50]，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奋勇进攻。当时，为尽量开辟新阵地，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是斗争的急需。我国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亲自到大学任教，向青年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面貌。鲁迅与他们采取同一步调，以极大的热情满足广大青年的学习要求。于是在离开学校教学岗位8年之后，鲁迅又重新开始到学校从事教学工作，为培养革命青年贡献力量。

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在北京兼课的第一个学校是北京大学。他于1920年6月8日收到北大的聘书，12月24号起到北大讲课，至1926年6月止。北大是当时文化革命最活跃的中心，校长是蔡元培。鲁迅先后在该校任中国小说史课讲师，并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在北大任教期间，鲁迅还为北大的刊物写稿，扶植学生文学团体，培养了许多人才。许多著名的作家、教授，如冯至、曹靖华、章川岛等，当时都在北大听过鲁迅的课，得到他的培育。鲁迅一直支持北大进步学生的斗争，曾被一时还未能控制北大的“正人君子”之流指为“北大派”。1925年12月17日，北大举行建校27周年纪念会，鲁迅亲往出席，并撰写《我观北大》一文，热情赞扬北大进步师生“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向上的精神”，批判企图“勒转马头”的逆流。针对“正人君子”之流射来的暗箭，鲁迅公开宣称，如果支持北大进步师生的改革就算是“北大派”，那我就以“北大派”自居：“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校内新旧斗争激烈，鲁迅的行动给了北大进步师生有力的支持。

1920年9月起，鲁迅受聘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兼任小说史讲师，至1926年8月止。[51]1923年10月至1926年1月，鲁迅又受聘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任国文系讲师，开设小说史课程；1925年10月，被聘为教授，至1926年8月止。鲁迅在师大和女师大任教期间，积极支持学生们的进步活动。1925年，他亲自参加并指导了震惊全国的“女师大风潮”；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连续发表文章，声讨反动军阀对青年学生的血腥屠杀，参加被害的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并写了《记念刘和珍君》这篇千古不朽的名文；1926年5月，他参加女师大召开的“五卅纪念会”，并在会上做了演讲，为女师大学生会出版的《五卅惨案周年纪念册》题字。此外，他还资助师大学生出版《国文学会丛刊》[52]，介绍外国进步作家到师大讲演。他经常在家里接待许多北大、师大、女师大等校的学生，给予各种帮助。

鲁迅在北京兼课的第四所学校是世界语专门学校。他一向支持世界语运动，1923年9月至1925年3月，他应邀在该校讲授小说史并兼任董事。任教期间，该校各派政治力量斗争激烈。这所学校进步势力强大，学生中有共产党员，在1924年曾爆发学潮。为了防止学潮再起，校内反动势力曾企图拒绝接收加入党派的学生进校，鲁迅在讨论这一问题的会上坚决抵制了这一将进步学生逐出校门的阴谋。

据《鲁迅日记》，1924年5月至6月，鲁迅曾在集成国际语言学校兼课。5月8日记：“午后往集成国际语言学校讲。”5月15日、22日、29日，6月5日、12日，均记有“往集成校讲”。6月19日记：“上午寄集成学校信请假。”24日记：“上午得集成学校信，即复。”26日记：“午后往国际语言学校讲。”他在该校共讲7次。此后就不见记载。[53]这是一所什么性质的学校，鲁迅在该校讲过什么课，应谁邀请而去，何以离开，等等，这些问题至今未能弄清。这是鲁迅先后任教过的14所学校中唯一没有搞清的一所学校。本书作者曾先后请教过北京鲁迅博物馆及鲁迅研究室的同志，请教过当年与鲁迅来往较多的常惠、章川岛、许钦文等同志，请教过鲁迅研究专家唐弢、王瑶、林辰等同志，他们也都不了解。有的同志估计，这所学校可能也是世界语学校，因此我们曾去函请教我国长期从事世界语工作的方善境同志。他非常热情，1978年7月20日、21日连续来信，给我们提供弄清问题的线索。在7月20日的来信中，方善境同志说：“世界语本来叫‘国际语’，但在中国从未使用这一名称。其他国际语方案，一般也各有专名，而且也从未在国内流行。估计不会有专设的学校，如怕与世界语专门学校混淆，则不应有‘集成’两字。但也不能因为我们未曾听说，便由此否定这个学校。”我们认为，这个意见很值得注意。这所学校多次现于《鲁迅日记》，希望有朝一日有人能提供情况，弄清问题，补足鲁迅生平研究中的这一欠缺。

鲁迅兼课的第六所学校是黎明中学。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开展。北京、天津、通州、烟台等地觉悟起来的教会学校学生纷纷自动退学，在北京筹办的黎明中学除招收文商两科初高中学生外，也免试收容各地从教会学校自动退学的学生，让他们插入原有班次。为了支持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鲁迅从1925年9月至12月到该校任高中文科小说教员，采用外国短篇小说集《点滴》为教材，每周讲课两小时。[54]

大中公学是为了“增大孙中山主义在北方的影响”于1924年创办的，被北洋军阀视为眼中钉。鲁迅于1925年9月至11月在该校兼任高中部新文艺学科教员。

1925年9月至1926年5月，鲁迅还在中国大学兼任大学部文科国文系小说学科讲师。这所大学原名为国民大学，创办人是孙中山。

表1是鲁迅在北京各校兼课的详细时间表。

表1 鲁迅在北京各校兼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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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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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兼课最多、最为繁忙的是1925年。这一年，“女师大风潮”正处在最紧张的阶段，鲁迅参加并领导斗争，经常废寝忘食。这一年，他写了《华盖集》《彷徨》《野草》，以及后来收集于《集外集》中的大量文章，还翻译了许多论文、散文。这一年，他同时在6个学校兼课。以11月为例，每周教课的情况如表2。

表2 鲁迅1925年11月每周教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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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鲁迅已迁住阜成门内西三条，到兼课的学校路程很远，如到女师大，有六七里[55]，到师大，则有10多里。当时的北京，交通十分不便，汽车虽有，但不是一般人所能坐的。鲁迅外出讲课，有时乘人力车，有时就步行。到女师大，来回步行约14里路，到师大，则达20多里。再加上路面差，低矮的平房夹着崎岖不平的土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赶上雨雪天，走起来更加艰难。鲁迅总是不顾辛劳，风尘仆仆地奔波，及时地赶到学校上课。有时上午到大中公学，下午又到女师大，中午来不及回家吃饭，就在饭铺或者是街上的饭摊上吃一些应付一餐。

在北京各校兼课期间，鲁迅的身体已不好。他早已染上了肋膜炎、肺结核等重病，身体时时发热；从小就有的齿痛也经常发作。1923年8月，由于与周作人的思想分歧及其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专横霸道，鲁迅搬到砖塔胡同暂住。工作的过分辛劳，加上委屈与气愤，使他生了一场大病。从10月1日起“大发热”，加以腹泻，两三天不能进食。此后一个多月，都以粥代饭，到11月8日，“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56]这是鲁迅在北京14年中病得最重的一次。然而正是在这“三十九日”之中的10月13日，他带病第一次到女高师上课。这一天，他“身子笔挺挺的走上了讲台”，目光“炯炯有神”，但“眼窝是下陷着的”[57]，没有人知道他正在大病中。在这抱病的39天里，鲁迅先生以忘我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到北大、北师大、女师大等校授课，前后竟有16次！

鲁迅在北京许多学校兼课，主要是讲授中国小说史。

鲁迅先生讲课，听的人很多。小教室坐不下，换了大教室，还是很挤。本来坐两个人的座位，常常挤上三四个人，连门边、走道窗口和窗外都站满了校内和校外的、选修和旁听的学生。那时点名是专人负责的，他是看座位点名的。遇鲁迅先生上课，他只好画个“全到”。[58]

他讲课非常自然，不是滔滔不绝，也不是大声疾呼，但能使全场鸦雀无声。当时有不少同学听了一年鲁迅先生的课，第二年又继续去听，但一点也不觉得重复。[59]许钦文同志听了近3年，章川岛同志听了两遍，常惠同志则听了4遍。[60]

鲁迅先生讲课，总是先把讲义发给学生。用时油印讲义，上课时先校正个别错字，然后开始讲。他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有重点地分析一些问题，有根据地阐明与别人不同的见解。[61]

他讲小说史，并不限于讲义，常常联系课文，宣传反对封建礼教，引导学生前进。“……有一次好像是讲到六朝鬼神志怪小说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魔鬼将向你扑来的时候，你若大惊小怪，它一定会把你吓倒，你若勇猛地向它扑去，它就吓得倒退，甚至于逃掉。’当时我和一个同学说：‘他是要我们勇敢，要我们前进，不要我们畏惧怯懦。’”[62]

“有时一面讲一面又从科学的见地力斥古人的无稽，讲到《南荒经》的蚘虫，至今传说仍存小儿胃中，鲁迅就以医学头脑指出此说属谬，随时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中荒经》载西王母每岁登翼上会东王公。鲁迅说：‘西王母是地名，后人因母字附会为人名，因西有王母，更假设为东有王公，而谬说起来了，犹之牵牛织女星的假设为人，鸟鹊填桥成天河，即与此说相仿，为六朝文人所作，游戏而无恶意。’他随即在黑板上绘出中央一栓状为‘翼’、东王公西王母相遇于中央的状况，更形象地使人们破除了流传西王母故事的疑团。”[63]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周予同说：“西王母这一段，真是讲得‘神采奕奕’。”[64]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譬如谈到秦始皇，他说：‘许多史书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价者都是本朝的人，他们对本朝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把他杀掉了。’”[65]

他在讲小说史时，常常结合着写作方法。“如讲《儒林外史》时，着重分析作者的讽刺笔法；讲《水浒传》时，分析作者对人物的刻画，也联系当时写战斗文章的做法。他说，他不喜欢面面俱到的驳论文章，写战斗文章，要‘攻其一点，破其全局’。正如他控诉章士钊非法免去他的佥事职务时，抓住章士钊‘倒填日期’这个要害予以驳斥并得了胜诉一样。”[66]

讲小说史，他还结合着讲对小说、对人生应取的态度和方法。“鲁迅说，小说乃是写的人生，非真的人生。故看小说第一不应把自己跑入小说里面。又说看小说犹之看铁槛中的狮虎，有槛才可以细细地看，由细看推知其在山中生活情况。故文艺者，乃借小说——槛——以理会人生也。槛中的狮虎，非其全部状貌，但乃狮虎状貌之一片段。小说中的人生，亦一片段，故看小说看人生都应该站在槛外地位，切不可钻入，一钻入就要生病了。他这种对待古典文学的态度，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正确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各种庸俗、荒诞小说麻醉青年灵魂的时候，尤有着清醒头脑的作用。这里鲁迅教导我们，不仅是看小说，就是对一些世事也应如看槛中的狮虎一般，应从这里推知全部状貌，不要为片段状况所蒙蔽，亦犹如马列主义教人全面看问题一样。”[67]

鲁迅讲小说史，非常风趣。他常常讲得大家发笑，但他自己却不笑，使学生在笑声中愉快地接受了教育。北大学生王儒卿在《回忆鲁迅》中写道：“……鲁迅老师给我们讲课时，讲完《红楼梦》那一部分，他问道：‘你们爱不爱林黛玉？’当时许多同学都不假思索，随口乱答。其中一个同学反问道：‘周先生你爱不爱？’鲁迅老师毫不迟疑地答道：‘我不爱。’又问：‘为什么不爱？’答曰：‘我嫌她哭哭啼啼。’这一次问答就此完结。我常推想这正是鲁迅先生教育青年改正数千年来以‘工愁善病’‘弱不胜衣’的美态看妇女的错误思想。所以这一段话永远在我的脑中深印着。”[68]

通过小说史的教学，鲁迅先生在“每个听众的眼前**裸地显示出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家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被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于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来了一盏光耀的灯，灯光下映出了一条宽阔无边的大道”。[69]

冯至同志说：“他讲课超过一般的教育。回忆当年听的许多课，至今还起作用的，是鲁迅先生讲的课。”[70]

在北京各校兼课期间，鲁迅还给一些学校做过讲演。著名的如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师大文艺会上讲的《娜拉走后怎样？》。当时，易卜生的剧本《娜拉》被介绍到中国，对“五四运动”后开始觉醒、积极寻找解放道路的青年妇女有一定的影响。鲁迅清醒地看到，娜拉般的“出走”并不是妇女解放的根本出路，他在讲演中指出，要实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首先要用“更剧烈的战斗”取得平等的经济权，进而进行改变整个旧的“经济制度”的社会革命。这个讲演，对听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71]1924年1月17日，应北京师大附中校友会邀请，又做了《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鲁迅对天才与民众、天才与实践的关系做了精辟的分析，提出了天才来自民众、好花一定要有好土的正确论断，并热烈赞扬甘于做泥土、甘于培育嫩苗的献身精神。

1924年暑假，鲁迅还应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合办的暑期学校的邀请到西安讲学，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次讲学从7月21日开始到29日结束，共讲8天。

据陪同鲁迅上课的刘依仁回忆，鲁迅讲课，将理论形象化，绝不抽象笼统，举出代表作品，找出恰当例证，具体发挥。鲁迅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简练，有独到之处，深受听者欢迎。

鲁迅在西安讲课期间，曾到西安易俗社剧院看过几次戏。那时适逢易俗社成立12周年，鲁迅曾亲笔题“古调独弹”匾额赠送，表示祝贺。离开西安前，鲁迅和孙伏园各从自己的讲学酬金中取出50元，捐赠给该社。这是鲁迅“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72]主张的具体体现，更是鲁迅提倡文艺改革的实际行动。

鲁迅讲课结束后，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刘镇华想利用鲁迅扩大自己的影响，又托人要求鲁迅给士兵讲一次话。鲁迅回答：讲是可以的，只是仍讲小说史。让这个军阀碰了一个软钉子。

8月4日，鲁迅与孙伏园等辞别西安，同回北京。

在北京任教期间，鲁迅先生以极大的热情关怀爱护青年。他帮助和指导青年学生办刊物，尽力满足他们提出来的各种要求。李霁野同志在《鲁迅先生和青年》中写道：“……他不仅喜欢青年来访问，也费尽苦心来鼓励他们、培养他们。他看改我的译稿时那种诚恳、认真的态度，使我很受感动，所以以后偶有写作，也寄给他去，我知道他是不会笑话青年人的幼稚的。在收到我的一篇题作《生活》的小说时，他立即回信道：‘……我略改了几个字，都是无关紧要的。可是，结束一句说：这喊声里似乎有着双关的意义。我以为这双关二字，将全篇的意义说太清楚了，所有蕴蓄有被其打破之顾虑。我想将它改作含着别样，或含着几样，后一个比较的好，但也不觉得恰好。这一点关系较大些，所以要问问你的意思，以为怎样。’先生对一个初学写作的人竟这样周到，实在令人感愧。以后送去自己的或别人的写作时，常常觉得唐突，也诚实地写出自己的所感，但先生总说，哪有一生下来就完全成长好了的人呢？说到我们译文的生硬，先生总比喻说，能有不先涩苦的果实吗？遇有实在费解的地方，他总用小纸条注记，夹在译稿里面，等见到时商酌……”

鲁迅先生处处关心青年、体谅青年，对别人的困难体贴入微。但他绝无“恩赐”的思想。鲁迅先生的伟大，正在于他助人是完全出于赤诚。他付出的，从不记账，收入的，却一笔笔记上，即使受人赠一盒蛋糕，也必记于日记。青年学生总把鲁迅先生视为“伟大的导师”。由于受一向的“师道尊严”的影响，学生初次见他时总有些敬畏之心。但他对平凡的青年学生从来没有一点“伟大”的架子。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他希望自己“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事实正是这样。青年们见了他之后，只要自己是要求上进的，总能很快地与他融洽相处，谈笑自若，毫不感到拘束。住在北京砖塔胡同时，他既是俞家三姊妹的好老师，又是好朋友，他叫俞家姊妹为“野猪”“野牛”，姑娘们叫他“野蛇”。川岛等青年人要骑驴玩，拉了他去，他就同他们一道骑，一道谈笑。正像他自己后来所主张的，“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

但是，鲁迅先生对青年的爱护是有原则的。当他发现青年们有错误时，往往严肃批评，希望他们改正；改正了，他就表示谅解。有时鲁迅没有弄清情况，批评错了，发现后，他便立即改正，把真实情况公布于众，不使被批评者蒙受不白之冤。

1923年7月，有位北大学生在文章中对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生理缺陷加以奚落，鲁迅认为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便写文章批评了他。后来这位学生认识并改正了错误，鲁迅便表示谅解。

1924年11月，北师大学生杨鄂生，妄称该校国文系主任杨树达之名来到鲁迅家，说了很多似疯非疯的话，并硬向鲁迅要钱，形迹十分可疑。鲁迅怀疑他是别处派来的流氓，于是写了一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予以揭露，发表在《语丝》第二期。事后鲁迅收到北师大学生李遇安的来信，内有文稿《读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证明杨鄂生确系神经错乱。鲁迅收到这封信，十分惨然。为了消除对杨鄂生的误解，鲁迅又写了一篇《关于杨君袭来的事件的辩正》，并写信给《语丝》的编者，要求将自己的信与李遇安的文稿同时在《语丝》上发表。为了不使刊物因增加版面而提高售价，鲁迅主动提出负担所需的费用。他说：“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

鲁迅先生爱护青年，但不姑息溺爱，对青年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但也是抱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因此有的青年虽然受过鲁迅先生的指责，或者反对过鲁迅，但到后来明白了真相，便又都衷心地敬佩他，甚至与他建立起很好的友谊。宋紫佩先生曾经反对过鲁迅先生，后来却成为与鲁迅最亲近的友人之一，是鲁迅可以委托在京照顾家务的少数人之一。闻一多先生也是一个例子，他后来说：“现在我们要向他忏悔，我们骂错了，鲁迅对，我们错了。”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战士，但他从不因为私怨而战斗。他像真理自身一样朴实。在北京期间，他就用真理教育了年青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