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理想和市场经济[1]

一

英国教育家阿什比（Eric Ashby）有一句名言：“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他说：“大学是继承西方文化的机构。它保存、传播和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它像动物和植物一样地向前进化。”的确，大学的发展如果从中世纪意大利的波隆亚大学算起，已经历了700余年。它的职能、规模、课程、培养方式等都与初创时期迥然不同。但是各国的大学却都还或多或少地保持着各自的传统，使各国的大学既有共同之处，又各具特色。我们称这种传统为大学的理想。它引导着各国的大学乃至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航向。当然，大学的理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它毕竟带着各自的遗传因子。这种遗传与环境是如何在大学理想中变异的，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中世纪的大学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是由教师和学生聚集而成的，是一个自治的团体，有人称它为一种行会组织。其目的是培养有教养的教士、教师、神学家、律师和医生等专门人才。起初，大学都是单科性的，如波隆亚大学设法学、萨拉偌大学设医学、巴黎大学则是一所神学院。到13世纪，大学都设有文、法、神、医四科。课程以语法、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即“七艺”为主。在当时，大学自治、传授知识，为统治阶级培养有教养的人才就是中世纪大学的理想。

14世纪到17世纪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时期。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贸易的扩张，中心城市的兴起和中产阶级产生，动摇了教会对大学的控制和禁欲主义的思想，建立了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但是欧洲大学本质上仍是贵族的教育，即培养统治人才的教育。

工业革命给大学的理想注入了新的血液。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需要培养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物质生产服务成为社会对大学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但是，这种要求却受到传统大学的顽强抵抗和排斥，以致许多高等技术学院甚至直到20世纪中叶还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例如，在英国，“高等教育”一词传统上只适用于大学，直到1963年罗宾斯委员会发表的《高等教育》报告中，才把技术教育、管理教育以及继续教育学院和师范学院提供的达到与当时英国25所大学同类教育水平的教育包括到高等教育的范畴。可见，大学传统理想的顽固。但是时代在前进，大学要想前进和发展，也必须改革。因此，工业革命使大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大学不只是要为统治阶级培养有教养的人才，而且要为工农业发展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大学教育的内容不只是传授古典人文科学，而且要传授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术。除了一批技术学院和农工学院应运而生外，传统的大学也在自我改造。还是以英国的大学为例，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英国的大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技术进步主要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创造的。大学主要关心的是授予学位、培养绅士，与社会的经济发展不发生什么关系。正因为如此，牛津和剑桥在17世纪和18世纪衰败下来，直到19世纪新大学的出现，才逐步改变了英国高等教育的概念。牛津和剑桥也不得不在一片批评声中走上改革之路，同时它们本身也才得以复兴。

1810年创建的柏林大学改变了大学的思想。柏林大学提出了“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办学原则，影响到欧美各国的大学。从此，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

二

由于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因此，大学的理想仍有不同。阿什比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一书中虽然没有对大学的理想做详细的分类，但他分析了其中几种不同的大学理想。我结合自己的理解把大学的理想归纳为下面几种。

第一种是人文主义理想，可以英国的大学为代表。英国大学的保守是世界著名的。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统治了英国大学几个世纪。它们办学的目的是为教会和政府培养高级神职人员和官吏，它们强调培养有教养的人，而不是有学问的人。大学的职责是实施博雅教育而非专业训练，大学毕业生有绅士般的教养比有高深的学识更重要。

这种大学的理想影响到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办学模式。他们认为，办学的力量来自大学体系本身的内部逻辑，不受社会需求和青年求学的压力。他们坚持录取学生的严格标准，坚持严格培养，保证质量。但带来的问题是高等教育严重脱离社会实际需要，同时也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19世纪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了一些新大学和技术学院，形成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双重体系，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双重体系才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改变了人们对教育的看法。经济学家发现，教育不是没有效益的，相反，教育是一种最廉价的投资。经济发展需要依靠人才来创造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人才要靠教育来培养。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科学技术革命，更使各国政治家、企业家感到人才之可贵。这种思想使英国的大学理想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英国开始重视科学技术专门人才的培养，这种变革充分反映在1963年的《罗宾斯报告》中。于是新大学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第二种是功利主义理想，可以美国高等教育为代表。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原是英国的殖民地，它的高等教育一开始就打上了英国殖民主义的烙印。但是为了要生存和发展，美国拓荒者们必须摆脱英国传统大学的模式，寻求有利发展本国经济的大学理想。两种理想经过了激烈的斗争，终于功利主义理想占据了上风。特别是独立战争以后，莫利尔法案的颁布，赠地学院的普遍建立，使高等教育为美国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在20世纪初又出现了初级学院、社区学院，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了较大的发展。

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美国市场经济联系得很紧密。不仅美国的市场经济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美国高等教育也促进了美国市场的发展。1991年笔者访问美国时，曾经和几位美国学者探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他们告诉笔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国会通过退伍军人法，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许多位于小城镇的师范学院变成规模巨大的州立大学，围绕着大学建立起许多超级市场和服务设施。城市有钱的居民感到这些小城镇购物方便，空气也比城市新鲜，于是纷纷迁出城市，到城镇附近盖房居住，这就促进了市镇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了农村城市化乃至美国整个社会的变革。

美国大学的功利主义理想影响到美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课程和办学模式。美国高等学校总是尽量满足入学者的愿望，入学没有严格的录取标准。因此，大学生的水平是很不整齐的，这就影响到美国的教育质量。美国高等学校的质量可以说千差万别，学位标准也是多种多样。为了满足入学者的需要，美国社区学院起了很大的作用。目前，美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1000多万人，其中二年制的社区学院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4，而毕业生相当于毕业生总数的1/2。美国高等学校设置的课程也是五花八门，有学术性课程，也有职业性课程；有很难学的课程，也有很容易学的课程。这就造成了美国高等教育质量悬殊，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在美国，最差的大学也在美国，这种评价不无道理。正如阿什比所说：美国“高等教育的大门是敞开的。上大学好似参加障碍赛跑，凡愿意的都可参加，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由于有多种多样的大学标准，竞赛者如愿参加高难度的，就去进有国际声誉的大学；如愿参加比较容易的竞赛，就可进要求不高的大学”。美国高等学校的优点是既能满足求学者的需要，又能较好地适应市场的需求，其缺点是高等教育的质量不能保证。目前在已入学的大学生中，约有半数不能完成学业，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教育浪费。

第三种是科学研究的理想，可以德国高等教育为代表。1810年，威廉·洪堡创建柏林大学，提出以“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统一”为办学原则。德国大学要求教师和学生致力于学术性的科学研究，培养学生的研究精神。德国人与英国人不同，他们认为，学生参加研究工作，跟随教授们探索新的知识、领悟新颖的思想方法，其本身就是通才教育。德国大学不像美国大学那样开设五花八门的课程，也不像英国大学那样注重博雅教育，而是强调严格的科学训练，实际上进行的是一种专业教育，而非一般讲的通才教育。

柏林大学的理想影响到世界各国。美国依据柏林大学的模式并结合自己的特点建立起了美国的研究生制度，并建设了一批研究型大学，使美国研究生教育闻名世界。学术自由，包括学生的学习自由也在美国高等学校中生了根。科学研究的精神也影响到英国的高等教育，但学术自由始终未能在英国生根，英国大学强调课程、考试都要由学校严格规定。德国大学的理想也影响到苏联的高等教育。苏联高等教育的模式实际上来自德国，即强调专业教育，强调严格的训练，但又不像德国，学生很少有选择课程的自由。由于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种做法就不难理解了。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和经营私有化，这种办学模式也在逐步改变。

第四种是教育机会均等的理想。随着社会民主的进展，这种大学理想的呼声越来越高。主张教育机会均等的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不能够限制青年求学的要求，大学不能只是有钱人或有天赋才能的人上学的地方，应该向所有青年人开放；高等教育已经不是专门教育，而是满足人们求学的需要、提高人们文化修养和生活质量的教育。因此，要为一切愿意求学的人提供上大学的便利条件，包括奖学金和贷款。高等教育不仅要为青年人提供求学的机会，而且要为一切人提供学习的机会，要成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不论为了求职还是为了休闲都可以到高等学校学习。这种大学理想不无道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确实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在当今世界，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已经像100年以前对普及初等教育那么迫切。但是这种理想未免太理想主义。在当今贫富如此悬殊的社会，要想使高等教育普及到每个人是不可能的。即使工业最发达的美国有较充裕的奖学金和贷款，但高等学校入学率也只是同龄人的一半，而能够完成高等教育学业的又不到其中的一半。其他工业发达国家高等学校的入学率大致都在20%左右，而发展中国家则不超过5%。另外，每个人的天赋能力是不同的，再加上文化背景、环境的不同，能完成高等教育学业的只能是同龄青年中的一小部分。

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民主的口号，是很有吸引力的口号。所谓机会均等是不设人为的限制，入学不受阶级、性别、家庭经济状况、宗教信仰的限制，给每个人均等的机会，但能否利用这个机会则是另一回事。正如一个人挑水一样，社会给每个人一副担子，有的人能挑200斤水，有的人能挑100斤水，但有的人只能挑80斤或者50斤水。另外，社会能拿出多少资金来发展高等教育，社会能容纳多少高校毕业生，都会影响到大学的理想。这个问题还需另外讨论。

也许还有第五种、第六种大学理想。例如，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强调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理想，民族独立国家的高等教育强调培养本民族人才的理想等。

总括起来，大学的理想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来的，有的是从高等教育功能的角度，有的是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角度，有的则是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角度。不管从什么角度提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大学的理想是受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所制约的，同时也受各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尽管各国政治经济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而且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大学理想，但现代高等教育办学的模式，包括培养人才的规格、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培养方式却大致相同。这些共同特点是由于时代的共同发展趋势和在国际商贸活动、国际文化学术交流中形成的。特别是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把世界连成一片，商品市场已远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范围之内，世界成为一个共同的大市场。市场竞争、科学技术竞争又需要各国都要培养符合时代科技发展要求的人才。因此，不论你持什么大学的理想，许多专门人才的规格要求是相同的，这是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标准化的要求，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学理想中的不同点是各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同，特别是各国高等教育的传统不同而造成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制约是表面的，是容易捉摸到的。而传统思想，特别是渗透进去的民族文化精神则是不显露的，是深层的、不易捉摸到的，但它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这即是所谓高等教育的“遗传”素质。当然，这种素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而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特别是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往往是十分缓慢的。

三

为什么要研究大学的理想？这是因为大学的理想总是影响着人们对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影响着大学发展的战略思想和实施。研究大学的理想还为了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识别大学的办学方向，摆正航向，使大学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其作用。

无论何种大学理想都离不开经济。经济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发展又必须依靠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要为经济发展服务，这样高等教育也才有活力，才能发展。这是不用证明的事实。高等教育如何为经济发展服务？按照大学办学的规律，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为经济发展服务：一是培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科学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二是提供新的科技信息和新的科技成果，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两个方面与高等教育所具有的教学、科研、服务三种职能是不矛盾的。三种职能是通过培养人才来实现的，同时也是为培养人才服务的。培养人才是高等教育的本质，也是大学理想中最根本的一条。教学固然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但在当今时代，大学不开展科研活动就不可能提高大学的水平，就不可能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服务固然具有功利主义的味道，但是通过为社会服务才能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至于大学的科研可以为社会提供新的科技信息和科研成果，直接为物质生产服务，这是不言而喻的。

高等教育离不开经济，是不是大学就必须参与市场呢？我想未必。高等教育主要是一种社会教育活动，不是社会经济活动。高等学校可以参与市场，如果科技市场发达的话，高等学校所创造的科技成果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交换；但高等学校也不一定非要参与市场，可以与企业联合进行开发研究，这种联合研究是要受市场制约的，但不一定是直接参与市场。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将来要进入人才市场，但高等学校不直接参与人才市场。高等学校为了筹集资金而创办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许多国家的高等学校都是这样做的，但高等学校的企业活动是经济活动，不是教育活动，只是高等学校的一种辅助活动，不是主要活动。学校办企业与学校办教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正如一个国家既要办工农业，又要办文化教育事业一样。学校办企业只能说是校办企业由学校经营管理，而不能说它是学校办教育的一部分。高等学校主要是实施高等教育，实施高等教育就要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也即要有大学的理想。

毫无疑问，高等教育既然离不开经济，就要认真研究经济规律、认识经济规律、尊重经济规律。但是高等教育又有自身的规律。教育的自身规律中也包括教育要受经济制度的制约、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但高等教育的自身规律中更主要的是培养人才，这种人才有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一面，但同时又有另外一面，即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思想品格和情操，这种思想品格和情操也可以被认为有如英国大学理想中的有教养的人（虽然所谓有教养的具体内容不同）。这种思想品格和情操与经济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有间接的联系，它关系到社会的进步，关系到社会的风尚、人们的价值观念等。这种品格的培养无论如何也不能用经济法则来培养和衡量。同时，也正是这种品格的培养才能作为市场经济的消毒剂，抗御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

中国高等教育需要根据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自己的大学理想。这个题目留给大家来研究。但我想提点自己的看法。

中国的大学理想应是科学的、民主的、民族的理想。

所谓科学的理想有几层含义。一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遵循科学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的。高等教育必须与政治经济相联系，把教学、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结合起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行各业的人才。二是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吸收各国大学之长，不固守一种大学传统，但又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不照搬别国的模式。

所谓民主的理想，是指在教育机会上一切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在国家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为有才能的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此，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和方式要多样化。高等教育是分层次的，为具有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不同的教育机会；高等教育是多样化的，有正规的、非正规的，全日制的、部分时间制的，甚至通过自学取得学历的。总之，青年只要愿意学习总有各种机会，但绝不能以资本作为入学的条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学校可以收取一些费用，但必须在学生具备入学的基本条件下，绝不能用金钱买得入学资格或毕业资格。为了实现教育民主的理想，国家要采取措施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提供入学的条件和方便。

所谓民族的理想，是指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具有我国的民族特色。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培养人才的原则；同时我国又是东方文明古国，我们要保持和发扬我国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当然这种传统应该是优良的，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同时也不排斥别的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华民族有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但又不是把外来文化生硬地搬过来，而是吸收、消化，把它融化于我国民族文化之中。现代高等教育本来是舶来品，但100年来，已经形成了我国的传统。今天我们在国际交流中重视国际接轨的同时，还应该保持我国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1］［英］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2］［英］埃德蒙·金：《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王承绪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3］徐辉、郑继伟：《英国教育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4］滕大春：《今日美国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 原载《比较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