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迎接新的挑战[1]
世界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各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到培养科技人才的高等教育。
一
为了迎接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战，各个国家都在研究高等教育的改革。美国全国教育质量委员会经过18个月的调查，于1983年4月发表了一封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处境危险的国家，迫切需要进行教育改革”。信中写道：“我们国家当前的处境危险，曾一度被我国占据的在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革新方面的毫无异议的领先地位，已被世界各国的竞争对手夺走。”“我们向美国人民报告：我国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削弱，这是因为平庸之才越来越多的缘故，这种现象将对国家和人民的未来构成威胁。”这封公开信引起了美国各界人士的关注。当年年底，里根政府召集一次“全国教育质量讨论会”，与会者2300多人就提高教育质量问题研究对策。接着，联邦教育部和卡内基基金会通过长达数年的全国规模的调查，分别于1984年和1986年公布了提高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报告。报告提出，在全国关于学校教学质量的讨论中，高等教育对改进国民生活的潜力也没有得到确认。报告认为，美国应该成为人民受过良好教育的国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拓宽和加深美国的高等教育，以便为全体公民的智力、文化和个性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高等教育已不仅是文化的保护者和传播者，而且已成为经济发展与民族昌盛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政府于1985年3月向议会提出了“把学校办得更好”的白皮书，同年5月2日向议会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绿皮书，1987年又提出了“迎合挑战的高等教育”的白皮书，可见英国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十分关切。绿皮书中提到：“我们国家的竞争对手，正在培养或计划培养比英国更多的合格科学家、工程师、工艺和技术人才，繁荣经济需要这些专门人才方能发挥企业家的才智和支持他们的成就。”
法国自1981年5月社会党开始执政以来，即着手对教育进行全面的改革，政府组织了一大批学者和专家按教育类别分专题进行调查研究，对改革提出具体建议，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准备，终于在1983年2月20日经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高等教育法》，并于1984年1月26日由共和国总统颁布执行。1984年2月13日，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又亲自写信给法国的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的院长伊夫·拉特尔特，请该院教授研究法国未来的教育应该怎么办。1985年1月，法兰西学院的全体教授终于向总统提交了一份正式报告——《对未来教育的建议》。该报告全文46页，约3万字，对未来的法国教育提出了九大基本原则：①尊重科学的统一性和文化的多样性；②学校的教育形式应多样化；③增加学生成功的机会；④在多样化中求统一；⑤及时调整教学内容；⑥统一学校所传授的知识；⑦提倡连续、交替的教育；⑧利用现代化传播知识和技术；⑨在自治中求开放，并通过自治扩大开放范围。
日本自中曾根康弘担任首相以后，就表示出对教育的关心，并于1984年3月成立了首相府的教育咨询机构——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3年时间，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召开了90次全体会议、670次分组会议和专题会议，以及14次公众听取意见会，并分别于1985年9月、1986年4月和1987年4月提出了3次教育改革的咨询报告，发出了第三次教育改革的信号。1987年8月，文部省又成立了“日本教育改革实施总部”，继续推动改革。临时教育审议会在第一次审议报告中就提出：“产业结构的变化，信息化社会的进展，人们对终生教育的渴望以及各个领域中日益增长的国际化趋势，都要求教育适应社会巨大变革和文化的进展。”
苏联则继1984年通过了《普通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以后，于1986年6月1日又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草案）》（以下简称《基本方针》），经过9个月的全民讨论，于1987年3月21日正式公布，接着从3月25日至29日又连续公布了5个有关决议来贯彻这个《基本方针》。《基本方针》一开头就指出：“为实现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这一纲领性任务，要从根本上改善专门人才的专业训练、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素养。干部的业务水平、专业知识和高度的公民责任感，在很多方面决定着科技进步、国民经济集约化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但是，“高等学校的教学、教育和科研工作水平并未完全与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掌握科学技术新成果的任务相适应。”因此迫切需要改革，保证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要比国民经济技术改造优先得到发展。
从以上介绍的简单情况可以看出，世界各国，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研究改革高等教育，以应付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战。这是一次世界性的竞争，谁在这次竞争中研究的对策及时而有效，它就将在竞争中战胜自己的对手。
二
这次国际性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势是什么？有些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一）加强高等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使它更加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
现代生产是以科学技术为前提的，而发展科学技术以及把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转移到生产上，都需要依靠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则要依靠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专门人才，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人才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各国都把教育作为发展经济的战略问题来研究。而高等教育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加强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问题，使高校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
英国政府1987年向议会提出的高等教育白皮书中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必须有效地为经济服务，必须与工商界保持更紧密的联系，以促进企业的发展。
法国《高等教育法》强调大学既是发明创造的基地，又是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要重视把科研成果转变为生产力。为此，政府鼓励大学面向社会，通过提供科技咨询、签订科研合同、承担职业技术培训等方式，灵活而及时地满足工业界的需要。
1984年2月，日本中曾根首相顾问会议向报界公布了“为21世纪的教育改革的五原则”，强调：①国际化原则；②自由化原则；③多样化原则；④信息化原则；⑤共重人格的原则。这些都是针对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提出来的。怎样使高等学校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呢？各国大致有以下一些做法。
l.强调把教育、生产、科学研究三者结合起来
苏联1987年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把实现教育、生产和科学研究的一体化“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基本的动力”。所谓一体化，包括下面一些内容：①高等学校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合同责任制。规定在国家计划基础上，制订专门人才培养的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高校保证专门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国民经济部门和企业应保证部分支付专业人才学习所需的费用和合理使用毕业生。②建立教学、科研和生产综合体，把一部分教学移到生产单位进行，高校在企业建立分教研室，使学生在学校里接受基础教育、专业理论教育，而在生产部门接受专业训练。③高校和企业之间广泛交流科技人员。企业的设计人员、技术人员参加教科研工作，直接培养本企业所需要的专业人员；高校的教授、教师参加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充实其理论知识的工作。这样就能保证教学过程和实践活动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也为教师提供充实实践经验的进修机会。④高校和企业订立科研合同，共同进行实验、试制，建立联合实验室、联合设计局和试验性生产组织，为解决跨部门的综合性课题组织临时性科研生产集体。
美国的高等学校一向有为社会服务的传统，他们十分注意利用高等学校的知识和新技术、新思想的优势来发展新兴工业。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旁边的硅谷就是典型的例子。近些年来，美国又建立了上百个大学——工业联合体（中心），诸如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多学科研究中心以及各种类型的科学城、科学区。美国已经形成了5个主要的地区性科学—工业研究中心，它们是：在东海岸，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核心，发展形成了波士顿科研中心；在西海岸，围绕着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形成了旧金山—帕洛阿尔托科研中心、纽约—新泽西科研中心、华盛顿—巴尔的摩科研中心、洛杉矶—圣地亚哥科研中心。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建立了筑波大学和筑波技术学园城，把科学研究和新兴工业结合起来。近年来，临时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强调进一步扩大产业界、政府、学界的共同研究制度，简称“产、官、学”协作体制。协作的方式并不要求简单划一，最主要的是在教育和研究这两方面发展三者之间的人员、信息及物资的相互交流，包括：①为了促进人才交流，要采取灵活聘任兼职讲师及客座教授的措施；②采取弹性的措施，在研究生院的硕士课程中对民间企业等的技术人员实行继续教育；③推动学术情报的有效交流，在大学开设社会合作的窗口；④在大学里附设必要的共同研究中心。
英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大学内兴建科学园、区，最近又宣布将建立有大学参加的七个地区的技术中心，以加速技术成果向工业企业的转移。1987年4月，英国的高等教育白皮书中指出：高等学校已开始重视科研的实用价值，并愿意与工业界合作。自1981年以来，工业界给予大学的研究经费增加了一倍，经常出现成功的合作。但白皮书又指出：“工业界与高等学校之间的联系仍然比不上其他许多发达国家。”政府正在考虑如何有助于鼓励工业界增加研究和开发投资，尤其是与高等学校开展合作研究。此外，政府还希望所有大学生能意识到企业的挑战和机会，允许学生假期到企业工作，鼓励他们制订毕业后开发自己的企业计划等。
近年来联邦德国“工学交流中心”大量兴起，加速促进高校与企业在人员、设备、经费、技术等方面的广泛交流，促进知识向工业企业的“迁移”。联邦德国的高等学校与地区的联系很密切。高等学校积极为地区提供技术力量，发展服务范围，开设本地区急需的专业，同时利用本地区所拥有的资源。此外，他们大力鼓励高等学校接受企业界委托的科研任务，放宽对高等学校教师接受企业委托的研究课题的限制。
2.解决高等教育结构问题，实行高等教育结构的多样化
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变化，社会需要各种水平的人才，单一的高等学校的类型不能适应社会的各种需要。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的高等教育都出现了新的学校类型，短期的、职业性的高等学校发展特别迅速。例如，日本的短期大学，1955年有264所，在校学生77885人，到1984年发展到536所，在校学生381873人；专修学校1976年是893所，在校学生131492人，到1984年发展到2936所，在校学生536545人。美国的社区学院自1960年至1970年10年间，在校学生从66万人猛增至250万人，增加了近3倍。到1980年秋，全美有社区学院1231所，在校学生达480万人，占大学生总数的40%。短期大学和社区学院之所以这样受青年人的欢迎，主要是因为学制短、学费便宜、职业性强、适应社会的需要。
近年来高等教育结构发展的趋势是：把长期高等教育和短期高等教育结合起来；把全日制学习和部分时间学习结合起来；把高等教育纳入终身教育的范畴，重视成人的继续教育。也就是说，不仅高等学校有各种类型，而且高等学校内部的结构也实行多样化，使高等学校和社会的需要密切联系起来。
（二）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数量和质量的矛盾，提高教育质量
20世纪60年代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质量有所下降。1984年10月，美国高质量高等教育研究小组在报告中指出：“从1950年以来，入学人数虽然提高了约400%，美国高等学校的数量却只增加了60%……令人遗憾的是，学校的规模越大，学校往往就越复杂，越官僚主义化，每个学生热情投身理智生活的机会就越少，师生之间的个人接触也就越少。”报告还指出：“为攻取学士学位而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学生，实际上只有一半获得了这一学位。”1962—1982年，毕业考试15门主修课测验中，学生有11门课的成绩下降。下降最严重的是那些需要较高的语言表达技巧的学科。美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虽然已经超过了50%，但是，上大学这件事就带有某种社会强制性，不愿意学习而勉强就学的人数增加，他们对大学生活并没有兴趣，往往中途辍学。据美国联邦政府统计中心的统计，美国中途辍学的大学生已经多达200万人，相当于在校学生总数的1/6。
多数国家影响教育质量的主要原因是经费不足。20世纪60年代高等教育大发展以后，教育资源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充，产生了教育发展与办学条件之间的矛盾。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近年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呼声四起的另一个原因。法国在《高等教育法》中强调：“法国政府认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提高教育质量。因此，政府积极支持大学紧跟现代新技术革命的势头，淘汰陈旧的课程，更新专业设置，调整内部的教学与科研结构，促进不同学科的相互渗透。”
苏联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苏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等教育大发展以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激增，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级人才已经基本上得到满足，因此，他们把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从数量转到质量。原高教部部长叶留金甚至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专家已经达到饱和程度。为了解决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于1972年7月18日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全国高等教育的措施的决议》，同月又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高等学校和提高专家培养的质量的决议》。1987年，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又指出，有些方面的专门人才盲目地增长，同时培养质量又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要求克服这种缺点。可见，无论从什么原因出发，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已经成为当前各国教育改革的重点。
那么，有些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从培养目标上，要求培养的人才适应时代的要求，不仅掌握他所学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要有较高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思考能力、表达能力，要有探索精神、创造学问和文化的基本素质，摈弃狭隘的专业意识。
美国高质量高等教育研究小组的报告中提到，要扩大广博的文科教育，以确保课程内容不仅直接着眼于学科的知识，而且着眼于学生的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交流能力和综合能力。它在“致学生”的一封信中强调：“我们非常珍视高等教育的广博性和综合性，因为我们深深关心大学对你们一生的职业——不仅仅是你们的第一个工作——的意义。”
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的第一次审议报告指出：“我们还必须承认如下事实：我国的教育，过多地培养了以死记硬背为中心的、缺乏主见和创造性能力的、没有个性的模式化人才。”同时指出：“在未来的社会中，教育不仅仅是单纯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还必须重视自如地运用各种知识及技能，培养独立思考、创新、活用的能力。”
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调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提出要培养具有广泛专业知识的专家，不仅要求学生掌握较宽的专业面，而且要求有较强的独立工作的能力。
第二，从课程结构、知识结构上加以改革。培养目标的改变必然要求课程的改革予以保证。因此，各国高等教育的改革都强调要调整课程设置和内容，加强基础教育，拓宽知识面。
美国1984年的研究报告突出广博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谁也不能明确地知道，新技术将会怎样影响我们未来劳动力所需求的技能和知识。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为未来的最好准备，不是为某一具体职业而进行面窄的训练，而是给学生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的一种教育。”美国教育部长贝内特在哈佛大学建校350周年纪念会上批评了被许多大学所效仿的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他说，这种核心课程只不过是课程的重新组合罢了，学生们应该从有条理、有目的和连贯性的基础核心课程中受益。贝纳特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联邦政府要求加强文理基础教育，无论哪个专业的本科生都必须修满两年的文理基础课程，然后再学专业。
苏联在1987年的高等教育改革中，强调要修改教学计划，加强基础课的教学，加强文理渗透。文科的学生要学习一些理科的基础知识，如法律系和新闻系设数理逻辑；语文系的理论和应用语言专业设高等数学基础；经济系设数学和控制论方面的课程，包括高等数学、概率论、一般的统计学理论等；工科学生要学习心理学、统计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各类课程的比例大致是：基础课占全部课程的40%左右，专业基础课占25%～40%，专业课占20%～25%，政治理论课占8%。
第三，改进教学组织和方法，强调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美国的研究报告指出，高等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有3个重要条件，它们是：①学生投身学习；②严格要求；③评价和反馈。所谓学生投身学习，是指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投入了多少时间、精力和努力。它说，大量的研究证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投入的时间、做出的努力越多，对他们自己的学习安排得越紧，他们的成长就越快，收获就越大，对他们的学习生活就越满意，他们的合格率就越高。有效学习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严格要求。特别重要的是，学校和教师对所有课程和专业大学水平的学习和发展要求标准应该正式公之于众。当要求和标准都很明确，并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积极主动予以实施时，学生的知识量就增加。提高教育质量的第三个重要条件是正规而定期的评价和反馈。利用评价信息来更正努力的方向，这是有效学习的一种基本因素，也是学生投身学习的有力杠杆。
苏联这次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出要改变过去大批的粗放式的教学为个别施教，以便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才能。通过课堂讨论、实践课、辩论会及生产和实际情境模拟、学生参加科学研究、实际设计等发展学生的分析性和创造性思维。为此，要减轻学生的负担，让学生独立安排学习，教师给予方法上的帮助和指导。为了加强个别施教，需减少教师平均负担的人数，提高学生对学习成果的责任感，更严格和客观地评估学生的学习质量。为了便于个别施教，就要改变过去统一的教学计划的要求，让高等学校有使用教学计划的自主性。改革的新规定中，教学计划将分为3部分：第1部分是基础教育，约占全部教学总量的一半以上，将由苏联高教部统一制订；第2部分是专业教育，约占总量的30%～35%，由建立在重点院校的教学指导中心负责制订，同类院校派代表参加这个中心；第3部分是机动部分，约占总量的15%，由各个高等学校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和参照科技、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而制订。
十分有趣的是，美国和苏联本来是两种不同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美国历来强调通才教育，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采取自由教学的方法；而苏联一向强调专业教育，强调严格要求。可是现在两者都在向对方靠拢，美国强调严格要求，而苏联却在强调个别施教，同时又都十分强调加强学生的基础教育、拓宽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这不能不说明，这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的普遍规律。
第四，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提高整个高等教育的效益。正如美国的研究报告指出的：“高等学校要全力以赴地提高教育质量，不过不能浪费。他们应该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并以合理的成本实施他们的教学计划。不考虑成本只追求质量，就和不考虑可能获得的利润而只注意成本一样地不负责任。”提高高等教育效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使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使用得当。苏联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就批评了苏联存在的这种缺点，指出：“在专业人才使用方面存在的严重缺点，大大降低了高等学校工作结果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基本方针》要求改变培养和使用脱节的现象，他们采取的方式就是定向招生和实行预分配制度。
无须多言，上述各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我国高等教育遇到的问题。各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所指出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恢复了高考制度，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使高等学校从1978年的598所发展到1987年的1063所，在校学生从85.6万人发展到195.9万人。在这样高速度的发展中，遇到的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数量和质量的矛盾，办学条件（教师和设备、教材）都跟不上，因此迫切需要调整。高等教育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阶段，降低质量无疑使它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然，我国一批历史悠久的老学校，特别是一批重点大学，近几年的质量是有提高的。但是，即使是这些学校也必须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采取改革的措施，进一步完善教育、教学过程，才能不断提高教育质量，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需要调整，招生、分配制度需要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需要改进，这一切都是与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紧密相关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国外高等教育改革时，不是可以受到一些启示吗？
[1] 原载《外国教育动态》，198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