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学的任务

资产阶级世界的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任务和方向决定于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当代资产阶级比较教育学的各种学会和中心的实际工作既决定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决定于统治阶级的内外政策。

现代生产、科学、技术、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争取学校民主化的斗争对资产阶级比较教育学提出了任务：扩大人民间的文化合作并尽力改进本国教育制度；研究当代世界的教育现象并阐明其发展趋势，以改善本国国民教育的规划和预测工作。

欧洲比较教育学会主席霍姆斯规定现阶段比较教育学的基本任务是：对政府提出建议，探究为了使选定的教育政策富有适应性和生命力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帮助避免做出不切实际的决定，即帮助用最有利的手段达到预定的目的；尽可能地预见到对所采用的决定能产生影响的条件（价值体系和人民习惯的生活方式，现有的机构，国家资源）；预见到所定政策的结果和为了实施这些政策所选择的途径的正确性。因此，霍姆斯认为，政府极其需要比较教育学方面的专家。所有这些比较教育研究的问题和任务在1977年6月于伦敦召开的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议上都被讨论了。

资产阶级国家的内外政策给比较教育学规定了这样一些任务，如：在文化教育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给以“援助”；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培养青年；歪曲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和教育学。

资产阶级比较教育学专家积极参与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形式的“援助”，帝国主义集团用它来加强他们对发展中民族国家的教育的影响，包括：规划教育的发展和制定教育制度；建立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其教学内容和结构以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为模板；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培训高等学校的辅导员、教师和讲师，他们的工作就是维护原来宗主国的立场；为中等和高等学校、职业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机构选择和编写书籍、教学参考书及提供设备；组织外国学生的交流和学习。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商业公司、宗教团体和私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等）拨出专款用于旨在对发展中国家青年的思想施加影响的“援助”。中央情报局广泛利用这些基金会的活动，为亚洲基金会、青年和大学生基金会、世界青年大会和全美大学生联合会等所从事的破坏活动和思想攻势提供资金。

也应当指出比较教育中心的另一方面的活动：为美国“和平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发展服务处”、丹麦“青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斯堪的纳维亚“和平队”、荷兰“国外服务处”、日本“和平队”等培训成员。

在资产阶级比较教育学的任务中，歪曲报道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和教育情况以及进行反共宣传占第一位。研究“共产主义问题”的中心和“俄罗斯研究所”数量的增长，“苏联学校和教育专家”编制的扩大，在比较教育学领域中诸如“东方教育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样一个研究分支的产生与发展，都证实了这一点。教育领域的思想攻势是帝国主义国家政策的组成部分。西德教授弗·施奈德宣称，比较教育学存在的全部意义“在于它与唯物主义做斗争”。美国教育家弗·格鲁伯附和他说：“在宇宙空间争取统治地位的同时，进行着争取人的思想的斗争。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间的思想斗争当前在教室里、在学校里进行着，因为教育是人发明的一种最强大的武器，可以用来战胜自己的敌人和永远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资产阶级比较教育学反对马列主义教育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教学实践的活动表现为：“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后，在他们的政治教育体系中制定一套建议、指令、教学法指导、直观教具、参考书目和其他材料。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资产阶级的“民主”和从精神上反击国内外共产主义的不断威胁；培养“苏维埃学家”“克里姆林宫学家”及类似这种的“专家”；研究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的学校和教育学，以便歪曲它们的基本原理，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成就在全世界引起的反响。

马列主义比较教育学的任务正与资产阶级比较教育学的任务相反。其任务是：研究当代世界影响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因素，比较分析这些因素作用于同一类政治经济制度国家的学校和教育学的结果；厘清整个世界以及各类国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最迫切和最普遍的问题与趋势；研究和综合外国的积极经验，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对年青一代教育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资产阶级比较教育学的反动立场，对影响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学和学校发展的当代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具体思想和形式，进行有论据的批判。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国外马列主义教育学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新学校的大量实践经验。综合社会主义国家和教育理论发展的经验，对年青一代教育和教学的最重要问题组织共同研究和讨论，以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完善教育和教学的理论与实践，针对帝国主义在教育战线上的思想攻势开展斗争，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信念、思想坚定性、对敌对思想和任何资产阶级影响的不妥协性。

比较教育学运用教育学和其他相近科学所用的研究方法。

在资产阶级比较教育学中，研究方法和解释教育现象的观点没有统一的科学基础，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是在分析中排除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因而也就排除了国民教育制度发展的客观性，教学和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客观性。大多数资产阶级比较教育学家突出某一种方法（历史的、统计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比较的等），或分析所研究的教育对象的一个方面。许多资产阶级比较教育学家把数量分析法提到首位（美国的格·诺亚和姆·埃克斯坦），以要定量地分析材料为借口，资产阶级思想家企图把教学和教育的内容问题、世界观问题排除出研究范围，并用撇开历史和民族特点来对材料进行比较，歪曲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状况。

与资产阶级比较教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和关于教育对象的解释，是和研究一切社会现象的共同观点相一致的，并建立在辩证并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概念的基础上。

马列主义比较教育学使用这样一些研究方法：描述法、统计法、历史法、社会学法、归纳演绎法、比较法本身等。在研究过程中这些方法相互作用并交织在一起，把它们分开只是为了便于分析。

描述法就是描述许多国家各种教育现象的外部特征，为进一步分析、比较和做出结论而积累必要的资料，它要求很高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描述法在分析这样一些现象时使用，如：国民教育的管理和经费，教育机构的类型和结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计划和大纲，师资培训及其物质状况，校外教育系统及儿童和青年组织的活动，等等。

统计法与描述法密切相连。它不仅要求有统计材料，而且还要分析、解释、评价有关教育制度和其他教育现象的数字报表和资料。如文盲的比率，各级学校的数量，学生总数及相应年龄受教育儿童和青年的比率，各学习阶段的淘汰率，每班平均人数，学生的社会成分，国立和私立学校及其人员总额的比例，校外机构容纳学龄儿童的情况，等等。

历史研究法在比较教育学中几乎运用于一切教育现象，如国家教育制度的产生和确立，教育和文化发展中的主要传统，国民教育制度的结构及其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变化，国家教育政策及国内学校和宗教相互关系的评介，教育发展中的传统，最重要的问题和趋势，教育思想、理论和个别教育问题的研究，等等。任何有关教育问题的结论，只有当它们建立在分析其起源及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才能具有完全科学的性质。历史法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所分析的教育现象的现状。

社会学法与其他研究方法有最紧密的联系。它评价国民教育制度的社会性，从社会阶级结构的观点分析教育的目的、任务、内容和方法，评价学校的建立是否适应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等等。

属于分析法的有一些逻辑研究法，如分析、综合、抽象、概括、演绎和归纳。在比较教育学中具有最大意义的是一些逻辑过程，如分析、综合和概括。在研究一切教育现象时，借助并依据历史、描述、统计和社会学法，运用分析和综合，能得到一般的评价并得出进行比较分析所必要的概括，如：对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一类国家的国民教育制度中的主要特点做出政治性和社会政治性的评价，教育理论的社会政治特点以及给这些理论对教育制度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确立决定国民教育制度构成的一般原则，对教学内容及其是否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要求做出一般评价，分析教育和国家教育政策的社会政治方向，揭示某一类国家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等等。

马列主义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帮助研究者正确评价个别国家或某类国家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国民教育制度发展的原则和趋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比较法给予极高的评价，并强调熟悉比较科学的必要性：“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等等科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具有普遍意义。”[9]

对所比较的材料进行对照，运用比较法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教育现象进行对比，可以揭示受社会经济制度制约的国民教育制度构成的基本原则，各国和各类国家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趋势和民族特点。

为了比较和对照有关学校和教育情况的量和质的材料，需要有“公分母”，即比较的指标。同时应当强调，在比较时要考虑社会经济制度，教育方面的历史传统，国家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的水平，教育理论及其在教育实践中的反映。比较法经常代替实验，后者在教育学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研究的方法决定于任务和所分析材料的内容，可以并应当协同使用，而上面对教育现象、问题、方法和标志的分类都是有条件的，远不是完美的，需要进一步研究。